论后发国家应对全球化进程的三部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国家论文,论后发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世界各国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时，一方面把全球化作为必须考虑的现实背景，另一方面力求把本国的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
其一，资本扩张本性决定了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从全球化的发源和形式来看，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强调的是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凸显的是资本扩张本性。全球化发端于微观经济领域，其始作俑者是全球的各类跨国公司。资本的无限增值和扩张本性，是各类跨国公司突破国界走向全球的内驱力。人类物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则为跨国公司的资本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世界各国政府在宏观政策上所采取的开放市场、鼓励竞争、放松管制等举措，则为资本扩张提供了外在动力。内驱力、生产力、外在动力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成就了全球化道路。
其二，市场的开放属性决定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竞争是其核心规则。竞争的实质是市场主体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争胜活动，竞争的路径则是市场主体对全球市场的各类资源或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获取较高收益和回报。这必然要求打破各种封锁和割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或要素的优化组合。正如罗伯特·赖克所言：“全球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单一的市场，哪里成本最低，就在哪里生产商品，国籍和国界正在失去意义。”[1]如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一番考察和审视，则会发现市场化不仅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和参与全球化的逻辑起点，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运动图谱，即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作为生产力发展表征的三种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因此，市场经济形态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纵观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人们不禁会发现，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大都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这一改革道路的建构，必然要求各国遵循市场化的开放法则。开放属性是市场固有的特性，只要存在市场社会，就必然要求开放，就必然要求市场化国家撤除封锁的藩篱，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其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性。科技是智能性生产力，更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推进器。科技的飞速发展压缩了商品更新换代的周期，商品更新换代周期的缩短，必然要求内涵科技含量的商品尽快地收回成本并获取较高收益，这必然迫使全球商家将商品投放到更多更大的市场中去，不只局限于本国市场。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无疑为此准备了便利条件。随着全球科技输出的与日俱增，科技拥有者为了及时地收回研发成本并尽可能多地获利，也为了防止自己研发的科技产品被新科技产品所取代，需要更新科技传播的运行方式，压缩科技传播的层级链条，即从原发国到发达国家再到后发国家的运行模式过渡到从原发国直接向全球播散（不仅包含发达国家，而且包括后发国家）。当然现代信息高速公路的铺就，为此准备了传播条件。商品贸易国际化的提速、科技传播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拓宽了商品贸易和科技传播的空间范围，这无疑促进了全球化进程。
其四，国际合作愈发增强的趋势，则从事实层面印证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性。现今，全球化的进程愈发加速，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冷战结束后，各国战略重心发生位移，纷纷转向经济建设，国际经济互动频繁，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第二，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随着国际交往的与日俱增，原先单一的国内问题，日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即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国际合作的呼声愈发强烈。国际合作增强的趋势，进一步拓展了洲际或区域范围内的活动和网络的空间领域。[2](p.214-215)
既然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那么接纳并融入全球化进程就成了后发国家的理性选择。事实上，融入的主要因素还包含：“后发得益”的现实。缘由在于：其一，发端于西方的全球化进程，用强制的方式打破了后发国家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和停滞性；其二，现代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发展，使后发国家的大变革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它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避免走弯路，从而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其三，全球化进程可以借用先进国家的新技术和大量外国资本等有利条件，提升后发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其四，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延拓，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后发国家有可能结成联盟，对发达国家损人利己的政策进行集体抵制。[3](p.218-219)当然，这些也不能排除后发国家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遭致损失的可能性。
二
后发国家之所以选择融入和参与全球化的立场，关键要义在于学习与借鉴。学习的内在动力在于壮大自身力量，赶超发达国家；借鉴的必要性在于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历史覆辙，凸显后发优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演变的理论，为后发国家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奠定了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单个国家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发展趋向，并认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和廉价的商品以及其开拓世界市场的经济扩张行为。[4](p.267)因此，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全球化的轨道当中，这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中国也不例外。[5](p.25-26)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有两个方面的深刻意蕴：其一，各个民族和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他们的社会发展的总导向已经不能摆脱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制约，即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规定。反观现实，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又不能不受“世界历史性”的制约，加之后发国家自身的贫弱、生产力落后以及现今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战略架构等等，都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正如邓小平所言：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6](p.167-168)中国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以及改革开放“奋发图强”的实践历程，则从正反两面验证了后发国家学习的必要性。
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发展的现实落差，迫使后发国家必须向发达国家不断地学习与借鉴。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五次递进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即从动物到原始社会，由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由信息社会到知识经济社会。后发国家发展的现状，大多停留在第三次转变的层面，即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阶段。与之相比，发达国家却已经完成了第四次转变，即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并正向第五次转变迈进。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发展差距可窥一斑。后发国家为了避免落伍，实现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就必须谦逊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否则，后发国家永远摘不下“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发达国家甩得越来越远。因此，后发国家应以“世界历史的眼光”以及“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勇气与情怀，投身于全球化的学习浪潮之中。
后发国家有着向发达国家学习与借鉴的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其一，如何借鉴与学习？其二，如何确定学习与借鉴的领域？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三种观点。第一为坚守本土化的观点；第二为完全西化的观点；第三为折衷的观点。坚守本土化的观点是人们立足于“主权独立”的思考，基于本土文明可能被西方文明侵蚀乃至颠覆的担忧所持有的观点，其实质是排斥西方文明；完全西化的观点是人们立足于本土“发展与富裕”的思考，基于对本土文明怀疑甚至诋毁的心态所主张的观点，其实质是照搬照抄；折衷的观点是人们立足于对本土文明承继和弘扬的思考，基于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交融的立场所强调的观点，其实质是谋求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荣。坚守本土化的观点从民族国家本位出发，更多地着眼于对本土文明承继性的关照。毕竟本土文明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藏着本民族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何况它还是本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凭借和依赖。但问题是：坚守本土化是用一种封闭的心态，用一种静态思维的方法，来对待本土文明，忽视了本土文明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成长的有机体的基本事实。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交流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象化学习的过程，更是本土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上希腊学埃及，罗马学希腊，阿拉伯学罗马帝国无不如此。主张西化的观点是从对西方文明的钦羡出发，继而对本土文明进行彻底否定，进而企图用西方文明来替代本土文明的简单逻辑思维的产物。固然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优于本土文明，但他们却忽视了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稳定性和排拒性的品格。因而，简单移植和替代的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妄想。不同文明具有不同的特质，是不同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各种文明无论是在其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其价值层面上都存有较大的异质性，强调用西方文明取代本土文明的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即使可以，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取代，而非本质上的或精神上的取代。由于世界多样性的存在，各民族均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创造了各自的民族文明和文化传统，在这种文明和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各民族形成了其固有的心理定势、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由此可知，用一种迥然有异的文明来取代传统的本土文明显然不会得到本民族的认同。看看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民主宗教”改造运动，答案则异常清晰。因此，在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两者的关系上，正确的理念应是：既从本土文明中汲取养分，又从西方文明中提取合理成分，即折衷观念。翻开日本成长的历史，“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问”的发展轨迹，无疑为我们开启了学习与借鉴的理性之门。因此，真正的学习与借鉴过程，应是一个“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交融的过程，更应是一个弘扬自身特色与借鉴国际作法相并列的过程，任何褒扬西方文明、贬抑本土文明的理念都是不足取的。
关于学习与借鉴的界域，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所波及的领域。认为全球化只涉及经济领域，则主张学习与借鉴应集中于经济领域；认为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则主张学习与借鉴也应是全方位的。不可否认，全球化发端于经济领域，但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必然延伸出其他上层建筑领域的全球化。正如前联邦德国总统施密特所说，全球化是一个实践政治命题、社会经济命题和思想文化命题的过程。因此，在此意义上说：后发国家学习与借鉴的客体遍及全方位全领域。事实上，西方的文明成果也并非单一地存在于某一领域，只要是对后发国家有利的，只要内涵着文明的因素，都应是后发国家学习与借鉴的对象。所以，后发国家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而且要在政治领域批判地借鉴发达国家的某些含有合理性内核的民主形式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方法，还要在文化领域充分吸收利用发达国家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
三
从总体上说，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拓展了人类社会的交往空间，拉近了地球村居民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拓宽了市场主体的交易范围，整合了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无疑，这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局部范围来看或对具体国家而言，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后发国家的发展，提高了全球居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造成了南北差距拉大的事实后果，形成了南北两极分化的状况。这也是全球化为后发国家诟病之所在。事实上，我们不应求全责备，因为人类社会在未进入大同之前，都将处于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之中，或者说不平衡发展规律相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要说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即使是一国之内也是如此（如我国的东西部差异）。而现今，资本的去中心化趋势，新中心区的形成以及边陲地区的崛起，无疑为后发国家带来了希望和福音。当然，这也是梯次发展规律所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动态的经济和国家体系中的现代国家，适应性是其实质。”[7](p.93)适应性不仅要求后发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更应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自身的自主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谋求，要求其坚持自主发展的原则。全球化肇始于经济领域，其本质是迎合资本扩张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种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组合，突破了国家利益分配的边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利益分配结构的变动与调整。在全球利益竞争的框架内，发达国家谋求的是更多更大的利益，后发国家谋求的是从中受惠，从而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壮大自身的力量。只要各国谋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动机存在，各国自主发展的特质或精神就不会磨灭。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谋求是以其对利益的觉醒为前提的，其利益意识的觉醒以自我存在为前提，一旦丧失自我，自身利益则无从论起。事实上，在人类尚未具备高度自觉意识的当下，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以牺牲自我存在为代价，以消失自我的无畏精神和勇气去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当然，在利益分析的框架内，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全球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市场化道路的选择要求其坚持自主发展的原则。其一，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分权化的社会，分权化表现为市场主体对资源配置权力的拥有和处分，资源配置权力的拥有和处分，往往带有极强的自我本位色彩，而自我本位色彩的显现，无疑增强了世界的丰富性。自我本位色彩的显现预示着一种多样化、复杂化的社会存在。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则为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谋求自主发展提供了理论注解；其二，市场化道路的通式在于市场主体通过成本和收益之比来决策自我的发展战略，进而从事自身的生产经营。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各类市场主体往往采取和运用“人无我有、人有我高”的经营决策。此种经营决策的背后则隐含了各国在竞争中发挥自我特色的运思理念。自我特色的运思理念在发展战略上则是各国谋求自主发展的体现。因此，后发国家要想在全球竞争中获胜，必然要扬长避短发挥其自身优势，进而打造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路径。
全球化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的客观实在，要求后发国家坚持自主发展的原则。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过程，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5](p.22-23)这种作为复杂矛盾统一体客观存在的全球化进程，本身则含有各民族国家和各不同的文明体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存有某种趋同的意蕴。如各国经济的开放化与市场化，世界经济的自由化以及市场法则的通约化等等。当然，这也是为人类族群进化轨迹所实证的，即人类族群由隔离而接触，由孤立而群合，由独行而合作，由排斥而共存。然而，全球化的另一面，则意味着各民族国家和各不同的文明体之间存有差异，并使全球化表现出多维度、多元性的特征。如就市场经济的形态而言，德国采用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英美采用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日韩采用的则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各国在某些领域会存有差异和分歧，原因在于各国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发展程度的不同导致在全球范围内不可能形成高度同质化运动的事实结果。
文化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对于异域文化和本土新生文化而言又具有很大的排拒性。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不会出现一个普世的文化，而是将有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8](p.2)集体本位的中国型文化共同体，个体本位的英美型文化共同体，介于两者之间的德日型文化共同体就是文化并存的现实范例；既然我们承认世界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各种文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以各种不同地区的文化理念为根据的各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就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谋求政治领域的同质化运动是不可能的。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并存、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并存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并存等等即为明证；发展程度的不一，制约着不同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同一的战略决策。后发国家建构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建构的是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两种战略目标的差异就决定了战略决策的不同。可见，在全球化进程中，同质化运动与异质化运动并存。既然全球化进程是一种同质化将与异质化并存的运动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那么，作为后发国家，就应当把握住全球化的机遇，审时度势，慎重地、有选择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并根据自身国情和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去选择相应的战略对策，从而谋求自身的自主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