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研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存在不少研究的薄弱环节。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空间，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需要。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出发，就如何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分析
关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展与现状，郭德宏教授、郭建宁教授、何虎生博士等学者已有专文分别进行介绍，[1] 本文不再重复。纵观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专门问题进行探讨的少。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脉络已经清晰。如杨奎松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行了独到的分析；钟家栋主编的《重铸中国魂：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则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行了总结，通过若干专题基本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另有一些著作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邓小平理论发展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史实重建、过程厘清是十分必要的，可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作。并且不少研究成果在回溯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2] 但是，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理论探讨的成果尚不多见。如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如何化、怎样化才是科学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制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因素有哪些？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尺度是什么？怎样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怎样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误解与误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回答和诠释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意识”还不那么明显，研究的进展和问题解决的程度也就相对有限。
2.分别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多，而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少。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成果分别进行论述，这些成果既有“概论”性的，也有专题性的，几乎涉及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各个方面，其研究的价值不容置疑。然而，学术界尽管认识到三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的特点，但对三大理论成果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研究的成果偏少。相对而言，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界有不少成果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尤为集中。但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揭示还不够充分，特别是从整体上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不多。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结构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是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如何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如何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怎样？这些整体研究视域中的问题，似乎探讨得还不够深入和具体。
3.孤立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较多，而将“源”与“流”结合研究的成果偏少。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流”，无“源”则无“流”，要研究“流”必须弄清“源”将“源”与“流”结合起来研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有相当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注意“源”与“流”关系的处理，将“源”与“流”结合进行论述，如孟令伟著的《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曾向农主编的《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蔡仲德著的《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朱文显著的《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戴世平著的《东方社会的思想与历程（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余世铨著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马文奇、李洁明等著的《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当代经济理论的演变》，胡瑾著的《从列宁到邓小平》，彭大成著的《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徐鸿武主编的《从列宁到邓小平：民主理论发展轨迹》，俞良早著的《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等等。尽管如此，学术界仍有不少成果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对“源”的追踪，如此也就难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4.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多，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研究少。如前所述，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学术界已从不同视野、多向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是如何为群众所掌握，在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指导作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社会化的，又是如何“化”中国的？中国是如何马克思主义化的？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是什么，应注意哪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机制是什么？类似的问题，都应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问题。
总之，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基础，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其存在的薄弱环节或不足之处，则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留下了空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域拓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涉及的问题多，研究的领域也就十分广泛。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首先必须针对研究的薄弱环节，开阔视域，拓展空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教训等，已作过不少探讨。如何从学理上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应该怎样“化”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有探讨的必要和可能。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原则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决定了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较大的差异。对于这种“异质”文化，我们要接纳和吸收、运用和发展，必须具备若干前提条件，遵循若干基本原则。对于这些前提条件、基本原则，有的文章虽已提及，但没有明确作为一个问题来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思想基础、认识要求、主体条件是什么，需要具体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系统性原则、选择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如何把握和运用，需要进一步作出说明。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规律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方法，许多学者进行了总结和概括。问题在于，我们不仅要明了这些方法“是什么”，更要说明这些方法“为什么”、“怎么样”。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之一。那么，究竟如何结合才是有机的、合理的，结合的路径是什么？就需要具体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学术界也进行了总结和归纳。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运用这些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有待进一步探讨。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因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诸多因素相关，对其每一因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性作出具体分析，是学术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包括：(1)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特点，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准确把握时代特点、时代要求，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回答时代课题？时代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国情的方法是什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3)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那么，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性表现何在？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实践，又如何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4)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既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又容易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消极影响。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又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那么，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又怎样避免传统文化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整合？(5)政治领袖、知识精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理论是由人总结出来的，也是由人来构建、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离不开人的作用，特别是知识精英、政治领袖的作用。那么，政治领袖、知识精英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作为政治领袖、知识精英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主体条件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去发挥作用？(6)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又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创新、发展的途径、方法是什么？需要我们思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与“源”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长期流行并对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往往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者完全是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由于历史环境、语言障碍、语境差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解。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3](P14) 这是当时的事实，也是正常的现象。由于现实的需要，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毛泽东在自述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4](P378—379) 出于解决国家生存发展和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首先接受的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出现在社会主义时期。澄清这类观点，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因此，“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重新进行解读，真正掌握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哪些内容，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对“本”与“源”进行发展和创新的？需要具体研究。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东方社会理论，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政党建设理论，是怎样传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运用和发展这些理论的？值得深入探讨。事实上，只有弄清“本”与“源”，才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究竟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才能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何在。
再者，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不同的路径，从日本、苏联、法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经过了不同“文化场”的过滤，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从不同地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需要作出说明。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尽管有不少成果进行探讨，但仍有深化和拓展的必要。
1.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思潮的交锋与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不少思想、思潮有过交锋与较量。如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这些交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说：“民粹主义在中国对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3](P100) 说明民粹主义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不小。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有着复杂的联系，如毛泽东思想就继承了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需要学术界重新研究。
2.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与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党派的态度如何？尚未展开系统研究。对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宗教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和反映，则研之甚少。如能分别从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和反映，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毛泽东曾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5](P111) 这是为什么？林伯渠曾说：1921—1926年，“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3](P108) 如何评价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如何？毛泽东曾说：“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3](P5) 那么，国民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如孙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既有批评，也有肯定，如何评价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五四时期，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等人都部分地接受或宣传了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学说，国民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如何？需要重新评价。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溢美之辞，也有质疑之声，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对于宗教界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3.相关报刊、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五四时期，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立了各种社团，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天津的觉悟社，这些社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有待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晨报》、《国民》、《湘江评论》及后来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解放日报》等共产党人创办的报刊，发表了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需要进一步厘清。同时，《民国日报》、《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报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其作为也需要探讨。
4.留日学生、留苏学生、留法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是通过留学生具体来推动的，当时留日、留苏、留法几大留学生群体，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对这三大留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分别进行研究或比较研究，是学术界论述较少的问题，有探讨的必要。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他问题的研究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如前所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价值定位、国际影响等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衡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理论才称得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待统一和升华。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核心范畴是什么？需要重新探讨。
2.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又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结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解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关键问题，也有助于开拓研究的视野。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境遇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境遇和使命，与20世纪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什么？这些情况、问题如何面对和解决？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何结合新的实践、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造，也是学术界应当思考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何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理解马克思”、“改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等研究态度和研究路径，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何启示和借鉴？这些问题亦有研究的必要。
总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少已经论及的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或解读，诸多尚未涉及的问题需要开拓领域、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更新
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要开拓研究领域，也要更新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纵向展开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其横向联系又错综复杂，由此决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域。
1.学科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有过程也有结果，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来分析和把握。(1)历史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研究，需要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不查阅历史档案，不阅读历史文献，就无法理清各种社团、各种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就无法说明各个阶层、不同党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与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重建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有不少史实有待澄清。学术界应借助历史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澄清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2)文化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文化融合、文化建构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借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文化传播、文化接受、文化冲突、文化选择、文化融合等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当可用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3)社会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又包含思想社会化的过程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调适的理论，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启发意义。(4)政治学的方法。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前者主要是形成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后者则要考虑学科的体系、结构、内容、概念和范畴。[6]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如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借鉴政治学的方法和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等，就是政治学视域之下提出的问题。因此，借鉴、融合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将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2.视界多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不同的学科视野，也需要不同研究视界的综合。(1)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对马克思主义应从整体来把握，从宏观来审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重建，还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都需要宏观的把握和审视。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时，更需要宏观的视野。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需要微观的具体分析和论证，如对每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情况的梳理，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集体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的阐明，对每一社团、报刊、党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用的探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的诠释，都需要微观的分析和论证。缺乏微观的分析和论证，宏观的审视也就失去了支撑。(2)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首先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的背景来分析，融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河来说明，以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民族内容、民族风格。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诸多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相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如此，才能凸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3)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我们既可遵循以历史研究、文本解读为基础再延伸其当代价值的路径，也可遵循以现实问题为坐标去观照和定位其理论体系、历史地位的路径。不论选择何种研究路径，都应当把历史研究与现实观照结合起来，这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所在。
3.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抱持与时俱进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加深或修正原有的认识。比如，从现实的眼光来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论述，邓小平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实际上包含协调发展的理念；毛泽东倡导的“勤俭节约”方针，邓小平强调的艰苦奋斗传统，对于当今建立“节约型社会”具有启发作用。应当说，依据时代发展的特点和时代提出的课题，不断拓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的方法和态度。
4.在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无疑具有意识形态性，否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也将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正确轨道。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毕竟是一种学术研究，不能把它意识形态化或等同于意识形态宣传。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逐渐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含量。为此，要依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理路来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才能与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