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流派论文,流程论文,世纪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潮如江河，因时代不同，分出诸多“流程”，且在奔流过程中分出诸多流派。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为观察对象，检索其流程与流派。认为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这五阶段史学又总汇为三个重要史学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辩证的视角检察，中国现代史潮，绝非从天而降，凭空而生，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而社会思潮来自社会变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史学流程的回顾
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经历过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几个历史“流程”。
1.国粹史学
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在西学冲击下发生。学术界有将东亚现代化视为西学影响下的“受动”型的现代化。由此，东亚（如中国与日本）国门洞开以后，出现过全盘欧化（西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积极输入西方学说；其二是对东亚文化传统的批判。然而在全盘欧化的口号下，西方文化长驱直入，渐有取代东亚固有文化之势。而西学派则将东亚现代化绝对化地理解为“西方化”，中国国粹主义即是对这一思潮的反思。
1902年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说：“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注：《黄节年表简编》，见刘斯备：《黄节诗选》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1904年于《政艺通报》刊《国粹学社发起辞》又说：“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章太炎也说；“上天以国粹付余”，当发扬中国“闳硕壮美之学”（注：章太炎：《癸卯日中漫笔》，《国粹学报》1905年第8期。）。他在给刘师培的信中说，“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注：《章太炎与刘申叔书》，《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1905年年初，邓实与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其宗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2月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这是国粹学派正式诞生的标志。他们的旗号上明确地写着：“保种、爱国、存学”。由国粹主义引发的国粹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潮的第一流程。
2.实证史学
顾颉刚曾把民国时期的史学分成前期和后期。他认为“前期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对历代正史的表记，更用心的加以补充或修订，同时那时的史学界，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一、金石学的考察，二、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三、今经文学的复兴。”（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虽然我们对顾颉刚有关“前期”的时间定义有所保留，但是他的话提示我们，紧接着“国粹史学”之后，中国史界进入了实证时代。以我们的理解，这里说的“过去的大路”很大意义上即为国粹史学之路，所说的前此学者既指全体的中学派学者，也指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学者。如果说国粹史学发生于20世纪初至1911年，那么实证史学起始于1911年，其余波达至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与陈寅恪。
1911年是王国维学术的重要分界线。此年他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滞日5年之久，学术历程转向新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注：参见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王国维学术简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8、524页。）。1914年，王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乃为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年他为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作校、序与后序。1917年王国维于古史考证方面所获最丰。2月，王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还酝酿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9月8日，致罗振玉信云：“《殷周制度论》至今日始脱稿，约得二十纸。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唯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注：引袁英光：《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1923年溥仪召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五品）。1925年吴宓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聘王为导师。此后他的研究转以西北地理及元史为主。是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注：参见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王国维学术简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8、524页。）。
陈寅恪为实证史学的另一领军。余英时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一文中说：系统地分析陈寅恪的史学，可以发现其史学经历过三个变化：第一变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从1923年到1932年这十年之间，陈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佛典译本及其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变是唐朝以来，中亚、西北外族与汉族交涉史研究，着手开辟魏晋至隋唐研究领域。这第二变对陈寅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余英时称其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研究的开始。这时，陈的研究从东方学的立场回到史学的立场。余英时分析促其学术变迁的因素有二：其一是陈与王国维的关系；其二是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中国史学思潮。“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显然中国史学于现代的落后，也是刺激陈专注史学的一大原因（注：参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余英时认为陈寅恪的第三变时间是在1949年。陈生命最后阶段的重要论著是《论再生缘》与《柳如是传别》，这两部作品都以女子为题材，后者是作者的10年心血的结晶。其写作目的是：以妇女的“志节”反衬民族变化时代男子的变节；同时也为的是强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余英时论道：他不是为史学而史学，而是通过史学来坚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坚定文化价值”（注：余英时：《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转引《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1月1日。）。
3.“五四”史学
中国历史进入风起云涌的“五四”时代，史学之潮为之急遽变向。回应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社会运动，以批判传统为思想目标的文化批判主义史学演为史学主潮。正如顾颉刚所云：“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才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一期间的代表是顾颉刚，他提出“古史神话论”与“禹为社神论”，石破天惊，在中国现代批判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方面，落下厚重的基石。他断言：三皇传说出于“太一生两仪”哲理的神话化，同时泰皇的传说又出于黄帝（即上帝）等神话的演化，也已成定论。五帝的传说虽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可是五帝的前身都是神话中的上帝，也已可断定，昔年认为五帝传说起于五色天帝的神话，到现在还坚持着这个主张。夏史传说也很多出于神话的演化（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5页。）。他宣称：“昔年颉刚认禹为社神的见解，现在已有童书业、杨宽诸先生提供了不少坚强的证据。关于古史中的朝代传说，童书业先生的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因此“禹为社神论”应该确凿无疑（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5页。）。
傅斯年是“五四”史学的又一代表。他以“史学便是史料学”为口号，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揭示中国古史记载的错谬。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书中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注：《史学方法导论》，载刘梦泉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2页。）尤如岳玉玺所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概况，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傅斯年以为史学生命与宗旨的根本所系是史料。傅斯年还强调，光了解史料的重要性还不够，要以正确的方法对待史料、整理史料，这种方法便是比较。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刊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注：《史学方法导论》，载刘梦泉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2页。）。
傅斯年在其《文学革新申义》中对文化进化史观作进一步阐述。他说：进行文学革命所要做的不外是三件事：“一、为理论上之研究。就文学性质上以立论，而证其本为不佳者。二、为历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国文学升降之历史，而知变古者恒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为时势之研究。今日时势，异乎往昔。文学一道，也应有新陈代谢作用为时势所促，生于兹时也。此外偶有所涉，皆为附属之义”（注：原刊于民国七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他在“五四”时期的发表的史论有《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等，无一不是投向封建文化传统的投枪锋镝。
4.抗战史学
抗战运动的启幕，使中国史学思潮重新向民族史学的方向转向。从20世纪30年代起始，宣传民族自主、确立民族自尊、坚定民族自信、树立抗战信心成为这时期许多历史学家的精神指导。研究国史，探讨国学演为显学。这时期的代表首推钱穆与陈垣。
1930年钱穆由顾颉刚推荐，赴北平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1931年应北大聘，任史学系副教授。此期间撰写《刘向刘歆父子年谱》（1930年）、《先秦诸子述年》（1935年）。钱穆一生力作首推《国史大纲》，其实它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9·18”以后，南京政府定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傅斯年遵命召集北京大学教授讨论，决定由钱穆主持国史的教学与写作工作。从1933年秋起，钱穆开讲国史，战火绵延，讲学不辍，从北京大学一直讲到西南联大。后本其讲义，历时13月成《国史大纲》，又完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
陈垣为抗战史学的又一代表。陈垣曾是一个笃实的考实史家，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景教被消灭以后，元代有也里可温教，是当时基督教总称。也里可温教与元代有很大关系，随着元兴而兴，元亡也亡。因此研究元代史，对也里可温教的研究是不可少的。陈垣专用中国史料考证也里可温教，对元代年史学研究是一项重要补完工作，是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此后他又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说的是明代以后犹太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火祆教入中国考》，论火祆教自南北朝从波斯传入中国至宋，由兴至衰的过程；《摩尼教入中国考》，叙摩尼教自唐传入中国以后情况。以上统称“古教四考”。
抗战以后陈垣的宗教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反映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时他的著作有《明季滇黔佛教考》（1939年）、《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与前面说到的“古教四考”相映照，此为陈垣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始写于1939年，记西南遗民逃避清治，躲于禅佛，始终不降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所记故事是清代事，而书名依用“明季”。明桂王曾在滇黔设政权，滇黔实为当时抗清后方。陈垣当时人在北平，写此书当是寄托心归南方，志节不坠的心情（注：参见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1957年此书重印时他说，是书“不徒佛教史迹而已”，而是为了彰扬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注：参见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是书的材料运用很有独到之处。他在1939年初，在故宫内发现一部奇书，即《嘉兴藏》，此书的资料没有人使用过。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此书通读一过，从中搜集了许多清初僧人的语录。他以后在《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中说，以语录入史，还是自己的首次尝试，“为前次所未有”。他说自己实在是发现了一座“三百年沉霾之宝窟”。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由于用了这些语录，使其著作多了实证的基础。
《清初僧诤记》记清初佛门之争，叙东南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的论争，实喻指投降派与抗战派之间的斗争。所记虽是古事，说史者心中另有块垒。乃是借史论今，表达自己的忧国之心（注：参见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他这时又写《南宋初河北新道教》。根据历史记载，金人入据中原后，北方部分群众创立全真、大道、太一三教，自觉组合，团结一致，决不称臣于金。此三教的发起人生于北宋，建教于金。陈垣为“从其志”，反映他们的节操志向，写书题头不说“金”而言“南宋”。于“重印后记”中他说：“芦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之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道而怠之也。”又说：“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仕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注：转引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参见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第484页。）。
5.马克思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源头在李大钊。李大钊最早向中国史学界介绍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并开启中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最初实践。他的《史学要论》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也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注：苏双碧：《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光明日报》2003年2月26日。）。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又一大成果。
20世纪40年代以后，范文澜、吕振羽等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通史及中国哲学与文化史方面所作的努力，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蓬勃之势，并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胜利，取得中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范文澜早期曾出版《群经概论》，1940年9月在延安新哲学年会发表长篇演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毛泽东评价说，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发表出来“必有大益”。1940—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写出《中国通史简编》，是为中国重要的以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写成的通史著作。
吕振羽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序言”中说打算系统地写一部中国社会通史，共分4册。至1940年开始撰写《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时间略早于范文澜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上编；下册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廓清道路。
二、史学的三大流派
以上说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五个“流程”，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五波”。通过对这“五波”的鸟瞰纵览，我们发觉这时期史学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思想与方法各异的史学流派，这就是民族史学、批判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1.民族史学
全称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又称中学派或重构派史学。民族史学家是一群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对传统历史与文化批判地继承，在现代性基础上实现文化更新。他们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愿意为传统文化接续新生命；他们是薪火相传者，是文化接续主义者。他们力主中国文化有其合理内核，有其精神价值，可以更新再造；他们毕生为此努力，其本身乃至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与符号。“东方文化派”、“人生观派”、“本位文化派”等是其主要流派，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梁漱溟、张君劢、钱穆等是其代表人物。民族史学为中华文化的生命延续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但缺点也是显著的，其无意将辩证、唯物与历史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指针与治史方法，而时常出现唯意志、唯心灵、唯精神是崇的偏差。民族主义史学派有其三个历史发展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粹史学，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与刘师培等人；第二阶段是实证史学，代表人物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第三阶段是抗战史学，代表人物是钱穆、陈垣等人。
2.批判史学
任何一个文化建设派别都有它的史学流派追随其后。我们既确认在中国文化建设中有一个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也认定这个学派中还包含着以胡适思想为指导的史学流派。这就是批判史学，全称文化批判主义史学，又称西学派或解体派史学。他们以自由主义为思想主导，解体传统、批判旧孔与三纲五常，他们提出西方化、市民化的新史学观念，运用史学武器，解构旧历史，创造新历史，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多彩的印痕。“五四”史学是批判史学的典型代表。我们通常所说的批判史学主要指的就是“五四”史学。
如前所云，这个流派有傅斯年的史料学派与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傅斯年提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明显是对胡适“实证”主义的史学注解；而胡适的“存疑主义”精神，则在“古史辨”学派处得到了最好的发挥。顾颉刚的一系列史学实践表明他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推演到极致。更重要的是无论傅斯年还是顾颉刚，他们的论著都包含着一个中心史观，即对传统的否定，对孔子的批判，对崇古理念的摧折。如此史观都与“五四”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想一脉相承，成为“五四”精神的史学诠释。
其历史局限为：往往重视批判、忽略理解；强调西方化，淡忘民族化，主张断裂，不事接续；热衷解体，无意重构。“抹杀”上古历史，怀疑三皇五尧舜禹，也给人以失之偏颇之感。
3.马克思主义史学
批判史学与民族史学，分别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学派中的中学派与西学派。这两派，前者只讲“心灵”，淡漠理性，后者单说“制度”，忽略“精神”；前者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变成一味崇古的“玄学鬼”，后者落入“科学”主义的窠臼，成为照搬西方的“搬运工”。两者观点对立，各不相让，忙乎了一个世纪，苦劳多多。历史期待着新的史学引领，一个崭新的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登坛为帅，引导中国历史大船驶向新的前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成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把中国史学提升到现代意义的最高平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走过三期成长道路：“五四”时代是它的诞生期；20世纪30年代前后社会史大论战，标志它进入自己的发育期；延安时代是它的成熟期与发展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看到了民族史学家的内在缺陷——唯心主义，也看到了批判史学“科学主义”的机械性，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为中国历史学打造科学精良的思想武器；它融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于一体，涵致用与求真为一脉；它追求历史的真实，既寻求历史本来之“实”，又探求历史本质之“真”，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实事求是的内在境界。它总结既往之经验，瞻望未来之前途。它既是解体家，又是重构家；既是病相报告家，又是预言家；它主导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向实属必然。历经艰难曲折，峰回路转，现代中国史学终于找到了其光明前途。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片面求用的影射史学、比附史学。抗战时期以来有此苗头，建国以后，史家们对此作了认真的反省与批判。然而在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从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史风的萌生，到“文革”时期“影射史学”的流行，其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史潮与思潮的互动连接
以上，我们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三个主要流派的观点，接着要分析这三个流派何由产生。
思潮与流派的出现都有特定的社会思潮为其背景，既不异军突起，也不空穴来风。社会矛盾、社会思潮、史学思潮，相互联系，呈现密切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由下到上，基础连接的立体架构。架构的基础形态是社会与意识的互动：社会是思潮的底层，思潮是社会的反映；社会矛盾决定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决定思潮的波动与分流。认识社会思潮的基本架构可以找到观察思潮演化的最佳视点。架构的存在，影响与决定学术思潮的形成发展，学术流派的分合集散。
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简言之是“上与下”、“新与旧”、“里与外”的矛盾。矛盾冲突，致使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也使社会思潮交叉激进，波涛汹涌。上下矛盾，是阶级矛盾；新旧矛盾，是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冲突；里外矛盾，是反抗列强压迫的民族矛盾。可以说中国20世纪上半叶史学分流就是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与“新旧矛盾”三大矛盾的互动激荡所规定。
三大矛盾中，民族矛盾关系到民族的独立与危亡，阶级矛盾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变动，新旧矛盾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时人们习惯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重点分析，原因在于这两个矛盾在近现代中国表现分外突出，然而我们毕竟不可忽视新旧矛盾的客观存在。一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即为新旧矛盾所激。的确，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的任务没有完成，现代化问题将被耽搁与延宕。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居排序之首，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然而中国近现代的根本目标是“现代化”，而新与旧的矛盾与现代化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同时，中国文化思潮的演化更多的是由新旧矛盾激起，中国史学脉动也与新旧矛盾息息相关，故当对新与旧的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三大矛盾与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察，发觉社会矛盾运动，乃是史学潮流发动的基本动因。不过要说明的是，社会矛盾不会直接与史学思潮挂钩，而需经过若干中介环节，由社会矛盾而发生社会运动，由社会运动而出现社会思潮，最后由社会思潮引动史学思潮。因此当我们分析史学思潮时，就必须探讨中国社会思潮演化的状况。
事实是三大矛盾引发三大社会思潮，即西学民主思潮（批判主义的与启蒙主义的）、中学民族思潮（反抗侵略的、民族本位的、国粹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社会思潮引发三大史学流派。
西学民主思潮是一个重要思潮，卷入其中的既有20世纪初喧闹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学派，更主要的是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此思潮以西学之“新”攻中学之“旧”，以西学之“先进”破中学之“落后”，以西学之“灵智”补中学之“愚锢”，崇尚西学，排斥中学，故又称西学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它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与迷信，具有鲜明的批判主义与启蒙主义色彩。该思潮专注于对中国旧传统的质疑、解体和批判，故也称解体主义思潮、批判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中的西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抱着极其严峻的态度，反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反对祖先崇拜，反对宗法制度，反对文化复古，反对孔学的生存地位，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旧传统的解体与批判花费了他们最可贵的时间与精力。他们疾呼“民主”与“科学”，主张以西方现代社会全面置换中国传统社会，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将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思想输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派。
然而，他们只讲西方思想中的科学与制度，避而不谈其有机内核——“心灵”，即西方人的精神家园，更不触及西方现代经济伦理。他们的思想源于西方市民阶层，却得不到中国广大农民阶层的呼应。他们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空洞而贫乏，既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也缺乏可操作性。西学民主思潮的领军人物胡适的知识结构中，经典意义的“民主”资源并不丰厚就是例证。中国西学民主思潮孕育了中国批判主义史学，其一切优劣特点，直接形成中国批判主义史学的基本特质。
中学民族思潮内发于民族矛盾，主要指文化层面的拯救民族文化的浪潮，即民族传统更新、民族文化复兴思潮。进入这思潮中心的主要派别有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人生观派，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本位文化派，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派，以梁漱溟、钱穆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派，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考实派，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杨文会、太虚、欧阳渐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佛学流派等。无论哪一派别，都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但他们不排外，而是力主以“中学”为本位的“中西会通”。他们关注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在中西思想宝库中搜觅心灵的寄托与安顿之所，这是他们的主要历史功绩。中学民族思潮以民族文化再生和复兴为旗帜，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打倒传统文化，力主接续传统文化，呼吁由“文化更新”的道路，回归传统文化，即回归“新传统”。这个思潮以经过西学浸润和淘洗后的“新中学”去反对原汁原味的西学，坚守中华文化的本土岗位，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故又称中学主义思潮、本土或本位主义思潮。该思潮致力于对中国旧传统的现代性接续、重构和复兴，故也称重构思潮或文化复兴思潮。这思潮的缺点在于对中国最为稀缺的西方民主资源引介太少，其生命关怀又往往转入神秘主义，为此不能不留下遗憾。中学民族思潮直接成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流派的精神源头。
社会主义思潮源于解决上下矛盾，即阶级矛盾的需要。近代中国，遭逢“千年变局”，外有西方列强虎视鹰瞵，内有传统与现代水火难容，而政府却腐败无能，唯知敲骨吸髓，加重人民负担。里外矛盾、新旧矛盾羼入阶级矛盾，使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有识之士为求解决之道，信仰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旧传统，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中国社会找到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尽管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错综纷陈，但历经半个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终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继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中国现代史潮主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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