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增长视角下土地财政转型研究
——基于地级市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徐鹏杰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 基于中国26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财政的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土地财政在各个地区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在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中，土地财政有其存在的意义，其对地方经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地方政府应该从土地财政收入、支出以及地方政府职能转型三个方面对土地财政进行转型，以缓解目前土地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土地财政；动态面板；系统GMM；经济增长
一、引言
2003年之后，当土地出让金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政府便开始更加关注和依赖土地财政。根据我国统计局计算，2011年国家土地出让效益3.15万亿元，2014年4.26万亿元，2017年则达超5万亿元的历史最高点。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比重在60%以上。在一些地区，土地财政收入高于预算内财政收入，其开始变成各级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尤其是在当前“扩大民间投资领域、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土地财政暴露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土地财政持续攀升，对国内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效应，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土地财政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是也造成了负面问题。根据以往研究发现，社会对土地财政的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了其负面影响上。专家将房价增长、地区债务风险、宏观经济变化、土地违法以及贪污等问题归结于土地财政，而这些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导致土地财政的消失。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社会对于土地财政应当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认识与分析，或许是某种必然的原因导致了土地财政的出现和存在。土地财政对国内经济带来一定的消极作用，然而其对国内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真正进入全新发展时期，经济发展趋稳，打造“三新”成为新趋势。同时根据对产业优化转型的认识，国内目前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此后一段时期内依旧要彰显土地财政的积极影响，加快城市化建设。土地愈加成为宝贵的资源，因此政府依靠土地出让收入补充财政收入的方式无法长久使用和存在。然而在当前制度的影响下，“土地财政”仍无法被取代，且对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不能因为土地财政的负面问题就全面彻底给予否定，关键是要加快创新转型。
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党中央和领导核心，中国不可能富起来。由此可见，领导核心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曲折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发展过程。所以，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时期，领导核心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强起来”的历史发展机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把握国内国际格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锐意进取的勇气已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因此，深化核心意识，无论是对于国家的战略发展还是政党的执政建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需要我们领悟其丰富涵义，思想上做到内化于心，行动上做到令行禁止，从而保证党中央的权威。
二、文献综述与影响机理
在财政分权体制、土地二元体制与地方政府政绩以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为主的考核体制下，它们通过协同作用，形成了土地财政( 吕炜、许宏伟，2012)。土地财政的出现，及时改善了地方政府在进行分税制改革后，亟需改变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现状，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土地财政的出现，不仅与我国当前的财政体制有关，其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还要归因于我国极具特色的土地制度（孙秀林、周飞舟，2013）① 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40-59页。 。目前，纵观研究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其中大多数的关注点都在于对土地财政双重职能的分析，一是公共财政的职能，即通过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出让、以土地得到银行抵押贷款的形式得到融资，以此来提升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二是生产财政职能，即通过对工业地价实施减免、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和大力建设工业基础设施，继而提高地区吸纳资源的水平，加快税收增长，增加经济总量。
近年来,学术界涌现了大量研究关于土地财政的文献。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源于“财政压力”，即分税制改革在1994年实施后导致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权上移，而财政支出权下放，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无法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刚性需求，于是纷纷把目标瞄准了自己能够掌控的土地市场，从而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来弥补财政赤字（李郇、洪国志、黄亮雄，2013）② 李郇、洪国志、黄亮雄：《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增长的策略性》，《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4期，第1141-1160页。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源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我国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纷纷大量出让土地以获取巨额土地财政收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地方政府这种过度的投资行为导致了当地GDP的飙升，而GDP的增加又极易对政府官员形成激励，从而进一步剌激了地方投资的增加，这种棘轮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曹广忠、袁飞、陶然，2007)③ 曹广忠、袁飞、陶然：《土地财政、产业结构演变与税收超常规增长—中国“税收增长之谜”的一个分析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12期，第13-21页。 。
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也可以从上述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财政压力”引致的公共职能促进经济增长。渐进式的税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财政收人的比值，然而并未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所占比值。地方政府“无奈”增加预算外收费项目和非预算管理资源，寻找全新的发展渠道（邹薇、刘红艺，2015）④ 邹薇、刘红艺：《土地财政“饮鸩止渴”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的时空动态空间面板分析》，《经济学家》2015年第9期，第21-32页。 。同时，《宪法》修正案与《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要求，造成政府在城市土地一级领域具有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获得垄断权益的政府可以将土地财政当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土地财政便逐渐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张莉、高元骅、徐现祥，2013）⑤ 张莉、高元骅、徐现祥：《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第43-51页。 。另一方面是“投资冲动”引致的生产性职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即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后，地方政府用于生产性直接投资的比重降低，用于效益显著的招商引资比重上升，并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邹秀清，2013）⑥ 邹秀清：《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土地财政库兹涅兹曲线假说的提出与面板数据检验》，《中国土地科学》2013年第5期，第14-19页。 。企业作为生产要素集聚的渠道和载体，新企业的建立或现有企业规模扩大都会进一步促进各种要素的增长（雷潇雨、龚六堂，2015）⑦ 雷潇雨、龚六堂：《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管理世界》2014年第9期，第29-41页。 ，相关政府使用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协议低价的方法来吸引外来投资，带动当地工业的发展；而选择“招拍挂”的方式，以较高的价格，限量转让商业、住房用地，让该种方法所获得的利益来对由于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所造成的利润空缺进行交叉补贴，从而增强地方招商引资能力，带动地方经济增长（陶然、袁飞、曹广忠，2007；王贤彬、张莉、徐现祥，2014）① 陶然、袁飞、曹广忠：《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1999-2003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7年第10期，第15-27页；王贤彬、张莉、徐现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7期，第31-43页。 。土地财政的公共职能和生产职能共同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现有文献大都认为土地财政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其研究也大都局限于定性分析，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两者关系的文献十分匮乏，而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能客观衡量土地财政的“功与过”，才能在土地财政的取舍问题上做出合理分析和抉择。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行为，其已有的发展战略及主观倾向具有重要决定作用，对其研究应该从地方政府入手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准确的结论，同时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动态连续性，静态分析两者的关系难免会产生内生性，导致结果不准确。基于此，本文把2003-2017年国内265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动态面板数据信息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式（SYS-GMM）开展深入研究，分析土地财政和经济发展两者的具体联系，同时在此基础上阐述土地财政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土地财政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
上面已经详细地分析了已结束项目任务数据中任务经纬度数据在完成与未完成情况下的密度分布状况。但是未将经纬度数据与定价数据结合到一起来研究，不能直观、形象地看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所以利用Matlab中[4]的CFTOOL曲线拟合工具箱绘制出经纬度数据与定价数据的三维曲线拟合图。x1代表任务的维度，y1代表任务的经度，z1代表任务的定价。现在即可从三维曲线拟合图中立体直观地得出以下结论。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
从分地区回归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土地财政指标对地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其系数值低于全国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远远高于东部地区，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第一，2003年中央针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土地相对贫瘠的现状，开始实行有利于中西部发展的土地供应政策，由此相对应的是缩减了东部的土地供应量，造成了东部地区土地的价格上涨，中西部地区土地供应增加，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地方政府拥有招商引资优势。第二，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进程较慢，且人均GDP数额较小，与东部地区相比，土地出让金对促进其经济增长的效果更明显；再加上一直以来，由于以投资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没有取得实际效果，所以，在此背景下，土地能在投资中发挥更好的能效，其边际效率更高，由此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更大。第三，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人均GDP数额在东部某些地区已达到较发达水平，所以相对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土地财政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空间较小，并导致数额不断增加的土地财政开始用于医疗、卫生等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国内东部土地财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弱。
从一收入院开始，我们就给她进行化疗。一开始疗效挺好，肿瘤有所缩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不管治疗效果如何，她都非常信任我，把医嘱执行得很好，和我们沟通起来也很愉快。恶心、呕吐、腹泻……这种严重的化疗毒性反应并没有让她和其他患者一样，对医师和治疗失去信心。她对她老公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充满了感激。
在该模型中，土地财政（LFREXP）是核心解释变量，广义的土地财政包含了20多种租、税、费，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性及其他税费所占比值不高，本文主要使用2013-2017年不同地区的土地出让金作为相关财政收入。因为不同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和自身发展形式受本地财政支出的作用和影响不同，选择土地出让金占当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之比作为土地财政的度量指标。根据已有文献，本文控制了下述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工业化水平（GDPP_SI）。工业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本文将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工业化水平，分析工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AI_GROWTH）。在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地方政府会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本文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加入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
（1）财政自给率（FSR）。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导致我国土地财政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的体制性诱因，因此本文选取财政自给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以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自给率用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度量。
（4）对外开放水平（FDI_GDP）。我国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选取以人民币计量的地方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地方当年实际GDP比重表示。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
为随机扰动项。
4.3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C]//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选取2014年1月—2018年8月我院收治的子宫肌瘤患者116例，所有患者均为已婚女性，年龄25～58岁，平均（41.13±3.41）岁，其中单纯子宫肌壁间21例、单纯黏膜下肌瘤11例、单纯浆膜下肌瘤15例、壁间肌瘤合并浆膜下肌瘤34例、壁间肌瘤合并黏膜下肌瘤16例、阔韧带肌瘤19例；所有患者一般资料比较，P＞0.05。
相关性分析显示，两侧椎旁肌miR-516相对表达量差值与患者发病年龄呈负相关（r=-0.452），miR-517相对表达量差值与侧凸Cobb角呈负相关（r=-0.378）。
（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03-2017年我国26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资料（其中江西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藏及其他省份少量地级市由于数据缺失不包含在内），分析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2003-2017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为本文提供了关于土地出让金的数据支持，其他时间的有关数据信息主要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均是当年价数据，本文根据2003-2017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将其换算成2003年的不变价数据。相应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统计性描述
四、实证结果
地区实际GDP涨幅滞后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条件下表现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体现自相关性，受到以往涨幅影响较为明显，表示架构动态面板模型的重要性。AR（1）否定原本的假定，目前AR（2）按照原本的假定，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条件下不显著表明没有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定成立，也就是可以使用设定。此外，Sargan检验的统计结果不显著，拒绝存在过度辨识的原本假定，选择的变量具有良好的效果。
系统GMM的基本思路是将水平式作为补充加入估计方程，而最后进行估算的是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时，水平方程因变量滞后项
采用其差分滞后项
作为工具变量。对于系统 GMM 估计而言，综合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还添加了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总的来说具有更优质的有限样本性质，更能掌控内生性。
按照BOPPPS模式组织课堂教学，需要以多样的方式引入教学内容，明确学习目标，改进互动环节，设计合理的课前、课后测试，课后总结根据知识点有的放矢，这些手段自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大有帮助。
（一）全国层面数据
由表2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土地财政（LFREXP）对地方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显著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发展仍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Bond(2002)发现，当模型解释变量为因变量的滞后项时，混合估计会对导致因变量滞后项的估计量上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时，则会使因变量滞后项的估计量下偏。根据上述现象，合理的滞后项估计量需要维持在上述两个界限内。根据此次研究可知，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一阶滞后项（L.GDP_GROWTH）估计参数为0.146，混合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为0.396，因此其真实系数应该介于0.146-0.396之间。从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来看，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估计的经济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L.GDP_GROWTH）估计结果为0.375，处于区间范围内。
库存管理子系统可以多维度管理库存物料，主要有货位管理、批次管理、序列号管理和出入库管理、预警管理、盘点管理。可以从类别、库别、货位、批次、项目等不同的角度来管理库存物品的数量、库存成本和资金占用情况。可以按不同的需要反映库存的分布情况，同时，库存管理还能满足传统的收发存汇总表，能够定义分部门统计等功能。
控制变量方面，政府财政自给率与地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央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压力，从而会寻求预算外收入进行投资冲动。对外开放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商入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工业化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
表2 土地财政和地区经济发展：国内26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回归结论
表3土地财政与地方经济增长：分地区面板数据信息GMM回归结论
（二）分地区数据
考虑本文在进行数据收集时剔除了一些数据缺失的地区，其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剔除数量较多，从而导致西部地区整体样本量偏少，同时西部样本的地级市主要是四川、陕西、重庆等与中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地区，因此，本文把中西部地区样本合并起来进行分析。
1.基本模型。根据现有文献基础和本文研究的需要，建立如下面板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实际GDP涨幅（GDP_GROWTH），使用2003-2017年国内不同地区实际GDP涨幅表示（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所得）。
经济增长率的滞后项出现在方程右边，可能与模型随机扰动项有关。此外，从已有文献来看，经济增长与土地财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因果关系，从而导致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采用广义矩估计或工具变量法对方程进行估算是现有研究常用的手段。后者可以妥善处理内生性问题，然而也许会忽视模型中相关变量，从而导致虚假回归。对此，本文采用Windmeijer(2005)建议的两步稳健性估计，考虑到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系统GMM估计量，本文主要使用AR检验和Sargen检验开展辨识。其中，原本假设是原工具变量联合具有效果，残差项只允许一阶序列相关。
2.动态模型。为了加强对影响经济增速的遗漏变量以及反向因果关系的管控，目前主要把因变量的滞后共同纳入模型，确定研究使用的模型：
控制变量方面，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与经济增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存在很强的投资冲动，即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越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外商投资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非常显著，说明在我国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拥有引资优势，通过招商引资极大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处于劣势，外商投资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并不显著。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工业化水平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正向积极影响，此外在1%的显著性条件下格外显著，表示国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依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使用2003-2017年国内265个地级市作为样本，使用动态面板数据信息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式（SYS-GMM）开展深入研究，分析土地财政和经济发展的具体联系。分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土地财政问题并不在于土地财政本身，而在于中国在制度和政策方面存在相对明显的问题及不足。当前土地财政有其存在的坚实客观基础，但必须推动其转型升级。
（一）土地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
1.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进行日常社会经济活动，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这是一种合理的市场经济行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全新发展时期，经济涨幅趋稳。此外，基于对我国产业优化和转型升级的全面认识，加快城市化进程仍然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仍需土地财政作用的推动。
2.我国拥有价值巨大的国土资源，尤其是在中西部区域，仍拥有较大的发掘空间，而丰裕的国土资源需要被政府牢牢掌控。中西部区域的城市化以及工业化水平较低，只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工业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无法取得良好效果，面对愈演愈烈的产业转移，中西部区域需抓住机遇，不断加快土地出让以获得较高土地财政收入，并以此加快地区工业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3.我国目前正处在结构性减税和稳定宏观税负的大环境下，要增设一个新税种，使其和土地出让金体制相适应是不现实的。所以，从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财政收入健康的角度来看，土地财政在短时间内不应被中断。尽管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甚至在某些官员持有拓宽自我政治前途的不良目的下，有贱卖土地的冲动，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地方政府为当地百姓提供社会福利的经济来源，土地财政不可或缺。
（二）土地财政的转型路径
1.收入转型。目前在土地财政收入中出让金所占比值较高，导致国内土地财政发展不均衡。根据美国发展经验可知，各级政府财力的主力是税收，财产税要占到地方政府税收收入50%以上，同时，房产税已成为地方政府一个税收收入相当可观且稳定的税种，并敦促当地领导班子把建设重点和工作精力放到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吸引投资能力上。鉴于此，地方政府应当努力完善相关制度，向纳税人合理增收与土地有关的税费，减少土地转让效益以及把土地当做抵押物的信贷收入比值。国家税务部门应对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的具体要求进行丰富扩充，摸索房产税等新税种的实施，努力提升地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从而达到减小地方政府对土地转让收入依赖性的目的，否则极易引发“逆向选择”问题。
2.支出转型。土地财政的生产职能和公共职能在省市级政府所提倡的GDP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模式下，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其远离公共财政职能，把土地财政收入用于促进区域经济繁荣的配套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和土地融资等领域，存在明显的生产支出偏向，上述现象造成公共民生项目与社会福利支出明显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收入差异变大。所以，我国要持续提升土地财政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比例。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土地财政收入实行基金式管理，并纳入中央政府专项收入体系，让国家负担一些原本由地方政府支出的社会保障、农业科技和教育事业费用。
3.政府职能转型。当前国内经济进入全新发展时期，政府需要彰显宏观调控以及监管职能，还要完善和推动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改变以GDP为中心的政治晋升激励制度，在干部考核指标系统内新增事关民生的指标。经济总量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状况、区域就业形势、环境保护状况与资源利用率、产业结构合理性等是新常态下地方政府的最主要政绩衡量标准。合理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界限，通过PPP或其他方式调控那些可以自负盈亏的公共基础工程和服务设施，从而减轻政府的投资负担以及具体费用，进而从全能型政府发展成服务型政府，从源头上改变土地财政的融资功能。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System GMM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Panel Data of Prefectural Cities
XU Peng-jie
(School of Business，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system (GMM)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land finance.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local economic growth is largely influenced by land fin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regions， the impact of land finance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having mor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the eastern regions.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d finance has its own significance， and its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transform the land financ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and fiscal revenue， expendi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current adverse impact of land finance on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nd finance； dynamic panel； system GMM； 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19)03-0122-07
收稿日期： 2019-03-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Y180）：房产税出台后的效应模拟、效率测算与风险防范研究。
作者简介： 徐鹏杰（1975-），男，山东兰陵人，聊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