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转轨过程中的货币与产出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货币论文,关系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和经济活动水平（特别是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历来是争论不体的话题。（注：在马歇尔、维克塞尔和巴杰特（Bagehot）之后100年， 凯恩斯、罗伯逊（Robertson）和希克斯之后50年，以及在托宾、莫迪利安尼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开拓性的著作之后25年，人们仍然对这个领域里许多较为迫切的问题没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经济学的古典时期，萨伊的货币“面纱论”是主流，强调货币的中性，对产出没有影响；维克塞尔打破这一教条，提出著名的累积过程理论，认为货币对产出有实质性影响；凯恩斯革命以来，以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等学派的相继出现（包括所谓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则又开始以新的方式争论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货币是否中性？若非中性，货币与产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如何，影响途径怎样……？
其实这并不是纯粹的理论争论。在政策当局（特别是货币当局）看来，货币与产出关联这样的理论问题，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很少有人拿抽象的“政策无效论”当真，而希望在批判“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设法弄清货币与产出之间的一套关联机制，这将给货币当局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关于这方面西方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这里不拟作文献综述，本文只准备在上述理论背景下考察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与产出的关联。
一、货币与产出关联的基本判断
对于货币与产出关联的实证分析，中国目前还缺乏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1963）那样的宏篇巨制，但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和尝试。尤其是关于近年来（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与产出关系的研究，有了不少成果。尽管这段货币实践的历史并不很长，从中所得的结论也略欠说服力，但因其间中国经济处在急剧变动之中，倒是能反映转轨过程中货币与产出关系的一些新的特点。（注：尽管样本区间涵盖了改革前后的年份，却并未发现应用M0 或 M2的货币需求函数中有任何结构上的突破，于是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与改革相关的因素，比如说经济结构的变迁、市场化、货币化、强制储蓄等，对此没有什么影响？（引自陈百助即将发表的论文《中国的长期货币需求与通货膨胀》）这实际上是否认转轨过程中货币与产出关系有新的特点。陈的文章没有进一步对此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一）不同层次货币间的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M0、M1、M2之间的关系
现代经济中货币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一般来讲有M0，M1，M2（或者还有M3，M4）等，而且随着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发展，货币概念在不断拓宽，甚至很多看来不是货币的金融工具（货币的近似替代品），也可以根据它的所谓货币性，将其纳入广义货币之中。据我国目前的统计口径，这些不同层次货币之间有下面的数量关系：
M0=C，M1=C+D，M2=C+D+TD。
其中C为流通中现金；D为活期存款，包括企业活期存款、机关部队团体及农村存款；TD包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与其他存款，即所谓准货币。
显然，这些货币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随着金融创新（如支票存款与定期存款的互替性增大，短期货币市场工具流动性上升，等等），这种相互替代性在增强。比如，上述的准货币TD虽然不能直接作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媒介使用，但它在被其所有者提取出来之后便可以成为现金或活期存款，即M2可以转化成M1；同样，现金或活期存款若转存为TD性质的存款，M1就转化成M2了。
不同层次货币间的相互转化是对经济现实作出的反映。考察它们的关系及变动趋势对于判断经济形势，明确货币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关系都是很有帮助的。
——M1/M2的变动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M1与M2的变动是很不一致的， 这种不一致缘于决定二者变动的因素有差异。M2的变动由货币供应因素决定，即由整个银行系统的国内信贷总量的变动，国外净资产（外汇储备等）的变动，其它项目净额的变动等因素所决定。而对M1变动的解释，除货币供应原因外，还有引起货币存量结构变动的因素在起作用。这里主要是流动性偏好的变动（王大用，199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展望》、《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刊》。
影响流动性偏好的因素很多，其一是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上升，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们会增加储蓄减少流动性，从而M2的增长高于M1的增长；反之，人们会减少储蓄而增加流动性。不过这也得有个前提述关系就不会十分明显甚至会被扭曲了。这实际上强调了大的金融格局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
流动性（M1/M2）偏好利率的关系可参见图2。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展望》、《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刊》。
我们发现在80年代中期以前，实际利率与流动性之间没有呈现很强的规律性；而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M1/M2与实际利率的变动是反向吻合的，即实际利率上升，流动性下降；实际利率下降，流动性上升。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在1984年以前，我国还没有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也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那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计划只是国家计委投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连“货币政策”这个名词在政府文件中都不存在。这时要求货币对利率作出反应是不可能的。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利率的逐步市场化（尽管还远远不够），加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利率的微调作用在增强，它与流动性的关系也就随之增强。
就一个较短的时段来看，实际利率对流动性偏好起主要的影响作用。从图2就可以看出：实际利率很低的年份（如1988年和1994年）， 其流动性就相对要高；而实际利率较高的年份（如1990、1991年），其流动性就较低。
就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金融格局要比实际利率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更大。从1978—1996年，实际利率是有升有降的，而M1/M2却一直是下降趋势。这说明实际利率对流动性长期趋势的影响较弱，同时，M1/M2的下降主要是由广义货币M2中居民储蓄所占份额不断上升造成的，这又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展、居民所持金融资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密切相关（易纲，1996a）。可见，M1/M2 的长期趋势还主要受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大的金融格局的影响。
而1996年以来的流动性上升则反映了金融格局与实际利率对流动性偏好的共同影响。一方面，中央银行分别于1996年5月和8月两次下调了利率，实际利率有所下降，促使M1上升；与此同时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M2增长率继续下降，于是M1/M2急剧上升，流动性增强。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的“火爆”也使得居民开始减少长期储蓄存款，增加手持现金及活期存款，准备随时入市。这里流动性的增强是由于投机需求的存在。而投机需求的存在又是基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格局的变化。如果只有利率的下调而没有股票市场的活跃，很难说流动性的上升会有这么显著。
（二）货币与产出的关系
——M2与产出关系密切
讨论哪一层次的货币与产出关联紧密，其实是在寻找合适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在中国，除了上述的M0，M1，M2之外，还有一个贷款规模。从1986年以来，现金计划（M0）和贷款规模实际上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研究发现（谢平，1996）：现金投放极不稳定，与产出关系不紧密；而贷款规模也由于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机构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不再能反映实际经济运行的需求。 计量回归的结果表明（谢平，1996a）， 信贷总量所包含的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信息显著地弱于货币总量所包含的相关信息。W.J.Coleman（1996 ）对战后美国的货币与产出关系进行考察后也指出：广义货币比一般所谓的现金与产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可见，广义货币M2与实际经济活动关系至为紧密。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展望》。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通过图3的年度指标及图4的季度指标，我们也会看到，相对于其它层次的货币，M2与产出（无论是GDP 还是工业总产值）的关系要密切些；但一般认为的货币先于产出的判断在图中并不十分明显。
理论上而言，广义货币M2构成货币总量，货币总量构成总需求的限度，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影响产出，从而货币影响产出。依据这一逻辑，M2与产出的关联最为密切（因为其它层次的货币都不过是M2之一部分）是理所当然。不过实际经济生活远不是这样简单，因为该逻辑的每一步推演都是有条件的。当大的制度格局、金融格局及实际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传导机制的变化，都将使货币与产出的关联进一步复杂化（见第二部分的分析）。
——存款—现金比较（M1/M0）与产出变动基本一致
进一步考察货币与产出的关联，我们还会发现：存款—现金比例（M1/M0）与产出变动也基本一致。图5提供了经验支持。尽管M1/M0 一直维持在3到4之间，而GDP的变动幅度要大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存款—现金比例与产出变动的一致可以从下面这个关联渠道得到理论上的说明。
购买消费品（或投资品）可以用不同的支付方式：现金、支票存款或信贷。一般来说，企业在购买投资品比居民在购买消费品时的存款—现金比例要高（企业的现金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产出的上升又总是与投资而不是消费更有关联，从而产出的增加就会与整个经济中的存款—现金比例的上升相关。
这一理论说明隐含地假定了下面几个变量变动的先后关系：首先是厂家观察到有关生产率变动的先行指标（比如金融资产价格）；其次是存款—现金比例及与此同时的投资的上升；最后才是产出的增加。
依据这一说法， 投资—产出比例应该领先于产出。 但W ·J ·Coleman（1996 ）利用美国战后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却是：投资—产出比例是紧跟产出而不是领先产出的。
同样依据该说法，货币的变动也是先于产出的（易纲，1996b）。 但考察1996年1月至1997年5月的月度指标变化（图6），却发现M1 是跟随工业增加值的变动而不是领先于它的。
这种理论假说与实际数据的不一致可能基于以下的原因：
1 ）作为生产率变动先行指标的金融资产价格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未来的变化。尤其在金融市场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变动与宏观经济的偏离就是明证。
2 ）即使获得了关于未来生产率变动的信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作这样的假定），但由于很多生产决策早已作出，无法改变，也会延缓投资对信息的反应。
二、货币与产出关联的进一步分析
给出货币与产出关联的基本判断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货币好比经济中的血液，货币的流程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及不同的制度结束下，货币的作用能力和作用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货币与产出的关系也会因之而不同。
（一）制度格局的影响
考察中国的问题离不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制度背景：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这一制度格局的变动无疑会重塑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市场化过程中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
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目标的确定从属于中央计划（实物计划）中产出目标的执行情况，向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的基础是“真实票据原则”，因而是“货币跟着计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货币是单纯的记帐符号，货币对产出的影响是消极的和适应性的。货币基本上是一个内生变量。这时候货币与产出是亦步亦趋。
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是否由内生变量成为外生变量是值得深讨的问题（见下文）。但可以肯定的是，货币当局的自主权增强了，货币也不再是一种记帐符号，它对产出有影响，看起来更象是外生货币。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换言之，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货币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参与进来，引起了所谓货币化进程：即在市场化过程中实际货币需求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数量相当大的“无通货膨胀压力的超量货币供给”。1979—1984年间，流通中现金的超额供给平均为13.5%，而通货膨胀率却很低，这表明超额货币供给的绝大部分都被新货币化的经济所吸收了（易纲，1996b）。 此后的货币化进程仍在继续（见表1）。
表1 铸币税与通货膨胀税
年份
19861987 198819891990
铸币税 440.2
287.1699.3
606.6
1240.4
通货膨胀税28.122.6158.7
13.14 26.6
年份
19911992 1993
铸币税 539204.3
2429.9
通货膨胀税 46 68.7363.1
资料来源：转引自谢平1996b。
未引起通胀的超量货币供给部分形成铸币税（或者叫货币发行收入）。征收铸币税是中央政府很古老的一项“特权”，但似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得最为得心应手，因为伴随着市场化、货币化的过程，增发货币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却有货币化收入的急剧上升，这就为货币当局的政策操作提供了一个保险的活动空间。
但货币当局从来就有越出这一空间的冲动（尽管有时是被动的），于是出现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通货膨胀率都是很低的，甚至为负值。市场化改革以后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率。不管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多少种解释，但显然制度格局的变动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通货膨胀率的不规则波动扭曲了资源配置，也改变了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开放经济中货币“积极性”的限度
以上从中央政府征收铸币税、通货膨胀税的角度突出了货币的“积极主动”。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这种积极性是有限度的，即所谓基础货币的内生性（谢平，1996a）。 这除了体制性因素外（如中央银行贷款的被动性，“倒逼机制”等），开放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起影响作用的主要是外汇占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过程中，FDI的大量引进、 外贸顺差及因此而急剧上升的外汇储备，导致外汇占款攀升很快。从而外汇占款增加成为近年来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因素。根据惯例，人民银行可以通过中和操作来减少外汇占款对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人民银行中和操作的主要形式是收回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但由于再贷款本身的计划性及国际收支变动的随机性，使得这两个政策变量很难协调。当这种不协调出现时，就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偏离货币供给目标的要求。也就是说，外汇占款的急剧增长使得货币投放被迫上升。
（二）金融格局的影响
——金融创新会弱化货币与产出的关联
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使得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中M2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消失了，下图可以给出说明。假定LM1 代表了金融创新前的货币投放，Y1是对应的产出；LM2是金融创新后的货币投放， 预计对应的产出是Y2。但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实际的货币投放呈现为图中的LM1'。其中的原因是：金融创新使得经济行为者可以有多种渠道获得资金，原来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现在减弱了，货币的扩张和收缩对产出的影响都比以前小了。
在中国，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能够替代货币的金融工具还不多，规模也不大，还未曾出现M2与经济活动关联消失的情况，这也是目前实行货币总量控制基本以M2为主的原因。
——利率渠道未能成为主要的货币传导机制
在标准的教科书中，利率渠道是主要的货币传导机制。首先是货币量的增减影响利率，然后是利率变化影响各类资产的收益率，于是有新的资产组合，从而对实际的资产调整产生作用，最后影响到实际的生产继而产出。
这一渠道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是较为明显的，但在中国却作用甚微，这也是当前中国的金融格局使然。原因之一，中国的利率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利率，不能有效反映资金（货币）的价格及作为其它资产收益率的参照；原因之二，中国的资金分配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的特点，利率的作用反而是第二位的，数量限制比价格限制更重要；原因之三，作为资金主要发放对象的国有企业对利率的反应很不敏感。国有企业在借款时很少考虑利率的高低，因为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是无所谓借款成本（即利率并不构成借款成本）。在资金稀缺的情况下能借到钱是最重要的，还款可以无限期拖延。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利率渠道未能成为主要的货币传导机制，而信贷配给倒是更起作用。
——中国股市还未成为联系金融与实际经济的有机环节
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近年有所发展，尽管还难以改变大的金融格局（如可供居民选择的金融资产不多，大量的财富主要以银行储蓄的形式存在等），但它对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与产出的影响不容忽视。
由于股市的活跃，大量货币不是去追逐商品而是追逐虚拟的股指。图8支持了这一说法。但M1的增加是滞后于股票指数的， 这说明人们急于追涨杀跌，但与现实往往还有“一月之遥”（M1滞后股指一个月）。大量货币进入股市，或将储蓄存款变成现金或活期存款跃跃欲试，使得M0、M1大增，尽管这时M2一直是下降的（参见图1）；另外， 货币涌进金融领域而不是实际部门，则有金融资产价格（股价）上升替代实物价格上升（通货膨胀率很低）的现象出现。这种货币变动及股市的波动对产出有多大影响呢？这要取决于我们的股票市场能否将货币与实际经济有机联系起来。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股票市场一直被认为是联系货币、金融与实际经济的重要环节，托宾（1982）的Q理论给出了经典的解释。这里Q代表企业的市场估值与其重置成本价值的比例。企业根据Q值的大小来决定投资的增减。当Q大于1时扩大投资，当Q小于1时缩减投资。 这一简化的理论模型说明：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货币投放量影响企业的市场估值，从而影响Q的大小， 最终影响实际投资和产出。
Q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起作用的。仅就前一段时间来说， 银根放松，股市火爆，企业市值上升，当然是企业扩大投资的好机会。不过，一者中国股市投机很严重，股票价格往往并不是企业经营业绩好坏的反映，能够扩容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好企业，因而它的扩大投资也并一定能带来产出的提高；二者中国能上市的企业毕竟是少数，没有很大的代表性，Q理论即使有影响也不会很大。
因而，可以认为，在中国的金融领域与实际领域还没有建立起有机关联之前，股市的活跃对实际部门的积极影响是十分微弱的，有时甚至还成为实际经济活跃的障碍。
（三）实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实际经济格局的最大变动体现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到1996年底，非国有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已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56%。但非国有部门却不能获得相应的金融资源，这与中国当前的信贷配给制度有关。虽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信贷配给仍然存在（如美国就有1/4的小企业要靠信贷配给），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尤甚。
中国信贷款金配给的对象是一大批业绩不佳的国有企业。据统计，尽管国有企业的产出在下降，但其吸纳的投资却仍是不成比例地多。如1985—1994年，产出下降了40%，但1994年的投资却是 80年代中期的2/3。但令人欣慰的是，其间中国的产出不但没有随之大幅度下降， 反而一直在上升。其中的原因也正是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中国的实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产出结构的变化。目前的总产出构成中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已过半，而与此同时，非国有部门在获得信贷配给方面的能力和机会都是很小的，只能通过其它方式或更高的成本去获得发展资金。这样，国家的宏观调控、货币投放量的增减对非国有部门的影响相对国有部门就较小，从而，货币与产出关系也有了新的特点：即货币量增减对产出的影响可能并没有理想的那样有力。图9显示，GDP增长率比国有工业增长率的波动要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此间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有部门的低增长，使得整个经济增长平稳。这一情况在1982—1985年及1993—1995年体现得最为明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三、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近年来我国货币与产出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货币不是中性的，它对产出有实质性影响，其中，广义货币与产出的关系最为密切，存款—现金比例也与产出基本保持一致。尽管由于经济发展的特点（如转型加开放）、经济结构的特征（国有企业的亏损和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金融发展的状况（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不足）及金融结构的变动（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居民）等方面的影响，货币与产出的关联会呈现出诸多的复杂性，但在当前的经济格局下，货币总量控制仍是较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
不过，货币能否有效地影响产出，货币总量控制能否达到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还要取决于：（1）金融与实际经济能否有机地关联； （2）金融与实际经济方面的政策能否协调；（3）是否认识到货币与产出的关联不过是金融与实际经济关联的一部分。
就象迂回的生产过程一样，货币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才影响到产出的。如果金融与实际经济未能有机关联，货币的作用力就无法达到“遥远”的产出。因而目前有必要大力发展直接金融、推进利率市场化，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逐步取消信贷歧视，促进金融与实际经济的有机关联。
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政策的协调也很关键。当两个部门各执一端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金融与实际经济的偏离。这恰恰说明货币不能有效地影响产出。比如最近，在实际部门投资控制很严的情况下，货币再松也无济于事。可见，运用货币进行宏观调控，不能看作单纯是金融领域的事，它还需要实际部门的政策协调。另外，政策当局在实施宏观调控时，只有把货币与产出放在金融与实际经济这一大框架中去考察，才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只有把金融与实际经济看作整个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才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标签：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货币流动性论文; 货币m2论文; 货币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金融论文; 流动性资产论文; 银行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实际利率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投资论文; 流动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