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毛泽东关于政治、军事和文化乃至经济各方面的思想理论都趋于成熟。并且，由于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内抗战的同时，也得到了极其宝贵的与反法西斯国家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这种难得的机会，使毛泽东的外交才能得以施展，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也通过这个过程开始形成。本文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探索，不仅是试图对这一阶段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作一个完整的注脚，而且对当前我国的外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点——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始终坚持的基本方针，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早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各种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使他颇受启发。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更是强烈地刺激了他。半殖民地历史的惨痛教训，使青年毛泽东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中国在中法战争时的“不败而败”特别是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更使他刻骨铭心地记下了“弱国无外交”的名言。因此，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就自然成了毛泽东矢志不渝的目标。
毛泽东对中日战争性质的分析，决定了其战时外交的基本脉络。他在战争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作为世界两大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因此，“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1〕在这里，毛泽东以其伟大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将中日战争一开始就定格于世界大局之中，从而为抗日的外交定下了基调。卢沟桥事变以后，毛泽东立即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抗日的外交：“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2〕
和蒋介石依赖外援的思想不同，毛泽东的争取外援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
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当时唯一的外交联系就是共产国际。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不是唯共产国际的意见是从，而是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英国战地记者斯坦因在抗战末期通过对延安的采访，对这一点感触颇深。他说：“他们喜欢得到外来援助，但不依靠它。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3〕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谋求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同时，更着重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抗日力量。他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靠外援”。〔4〕毛泽东深知，如果中国在抗战中不是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主要地依靠外援去战胜日寇，那么中国人民就难于挣脱半殖民地的枷锁，胜利之后也就不会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都一再强调指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5〕
纵观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不断壮大抗日的力量。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军队由抗战前的3万余人发展到127万多人，解放区则由原来西北的一隅之地发展到拥有一亿以上人口，包括华北、东北、西北和华中等地十几个抗日根据地的强大解放区。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既是抗战最后胜利的根本保障，也使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外交不仅为利益所驱使，也是实力的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实力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外交。抗战末期，随着蒋介石集团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崩溃，各同盟国在对其失去信心、不屑一顾之时，却不得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根据地刮目相看。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了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以此为契机，毛泽东的外交开始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各同盟国在考虑其战后的对华政策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也成为他们决策时举足轻重的一个因素。
显而易见，没有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就没有抗日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正是在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才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外交历史。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中心——平等互利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从洋务派的“自强求富”到戊戌维新的“保国保种”，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虽然囿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的动机和手段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要求改变中国受制于人的地位，让中华民族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个经数代人奋斗而未能实现、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国际上极不平等的地位而产生的强烈要求平等的愿望，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和充分的发挥。
平等和互利互为条件，有平等才有互利，没有平等，就只可能是一方得利，一方受害。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是在把握平等和互利不可分割的基础上来确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是一致的，中国和各反法西斯国家在制止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他说：“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6〕基于此，毛泽东在抗战刚一爆发时，就在坚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始促成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建立。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7〕
和罗斯福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极力扶植中国成为“大国”以充当美国在亚洲的秩序的维持者以及蒋介石追求充当大国领袖以达到支配亚洲其他小国的欲望不同，毛泽东始终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相互的关系。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平等互利的外交思想从一开始就摈弃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主张国家不分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平等相待。
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在抗战末期不但成了欧洲的“救世主”，在亚洲也俨然以支配者自居。而毛泽东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却和蒋介石乞求美援的态度相反，始终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和不卑不亢的态度。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考察期间，毛泽东同观察组的谢伟思多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关系。他说：“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当然，美国是否同中共合作，这个问题只能由美国决定。但是，中共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是有利无害的，它能促使战争尽快打赢，能帮助中国的统一和民主的事业，能在解决土地问题基础上，通过实行工业化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博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农民和自由派人士的友谊。”〔8〕尽管美国后来采取“扶蒋反共”的错误政策而结束了双方的外交来往，但毛泽东在国际关系中以平等为原则、不畏强权的坦诚的外交态度在世界各国留下的深刻印象却远胜过一纸平等宣言。
随着抗日战争的接近胜利和革命力量的日益强大，毛泽东也愈益重视中共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关于中共外交政策的论述，不但为当时，也为其后中共的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9〕
不可否认，中国长期不平等的历史，使毛泽东特别重视对外关系中的平等问题。但另一方面显然是出于他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关心。从中国近代的切身体验中，毛泽东深知，哪里有压迫和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可以这么说，压迫和不平等乃是世界动荡的根源。因此，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毛泽东极力强调外交关系中的平等互利原则。当然，平等是相互的，毛泽东并不否认在世界事务中还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关系。对于这一现象，毛泽东仍是坚持他一贯的主张：用斗争去求得平等。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围绕着建交问题，针对美国的外交封锁，毛泽东再一次重申了中共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0〕
平等互利原则，作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中心内容，不仅为中共今后的外交定下了基调，也对世界外交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策略——平衡制约
灵活地运用策略致胜，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平衡制约的外交策略，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哲学的观点看，毛泽东认为，由于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不同，世界各国的发展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世界上各种民族压迫和民族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和动荡是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二战爆发前法西斯国家和各民主国家之间军事势力极度失衡而导致世界大战的事实，再一次验证了这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战前英国外交的最大失误就在于，面对德国法西斯军事势力的疯狂膨胀，张伯伦不但不采取平衡和遏制的策略去制止法西斯扩张的野心，反而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牺牲捷克而将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这种姑息和纵容政策的后果，使面对优势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的英法联军在战争刚一开始就溃不成军。在经历了法国沦丧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极其被动地陷入了“孤岛防御战”的挨打地位。意味深长的是，除了美国的物质援助，正是被张伯伦出卖的苏联人民对法西斯德国的顽强抵抗，才使英国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打击后喘过一口气来。
和张伯伦不同，毛泽东对这种不平衡现象采取的对策是建立在他对世界格局清醒的认识基础上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和日本在军事上的势力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此，毛泽东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前提下，提出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共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主张。对此，毛泽东解释道，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1〕他认为，通过这种大联合，可以使中、日之间不平衡的势力逐渐趋于平衡。通过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这种势力的平衡将促使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这对于加速抗战的进程，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1942年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使毛泽东的平衡制约理论变为现实，从而也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在致力于战时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同时，也相当重视战后世界力量的平衡和制约。
战后长达40年之久的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格局，实际上在雅尔塔协定后已初具雏形。为了增强战后与苏联抗衡的力量，罗斯福在制订其全球战略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将中国作为美国在远东与苏联抗衡的前哨阵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索恩对大战年代美国在远东政策的评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和感恩的中国作为它在远东的代理人。”〔12〕美国的这一政策是蒋介石所期盼的，但却为毛泽东所不赞同。
对于战后美、苏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毛泽东早有觉察。从战后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他反对中国直接介入而赞成中国在战后处理与美、苏两个大国关系时能够采取一种较为平衡的政策。对于蒋介石在抗战末期公开依赖美国、反对苏联的政策，中共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憎恶给了中国对外政策一种强烈的反苏偏见，也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原因，这种恶化只能有害于中国和世界和平”。〔13〕斯坦因在论述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时说：“延安的领导者们对于密切的中美关系和密切的中英关系的看法十分现实，也十分敏锐，所以他们不要求中国采取单一外交政策或者是特别依赖苏联”。〔14〕
显然，毛泽东希望通过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各种势力的平衡和制约中发挥作用，达到实现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的，他指出：“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的关系”，而应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他说，无论是依赖苏联而冷漠英美，或是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恨、怀疑都是同样的错误。“要想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之间冲突的恶化而从中取利，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同等地违反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并且，毛泽东认为，“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二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能以磨擦地之一的地位来赢取国外的支持。”
很明显，毛泽东关于中国平衡于大国之间的策略，无疑切中了已现端倪的新的世界格局的要害。但后来由于美国推行公开的“扶蒋反共”的政策，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毛泽东再一次出于平衡制约的策略考虑，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中国革命胜利前夕，面对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恐惧和封锁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毛泽东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当时与苏联结盟在外交上能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在战略上也确实对美国起到了威慑的作用。
结束语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就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54年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外交来往的基本准则。在美、苏推行霸权主义的冷战年代，中国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主权，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但是，无论国际局势怎样千变万化，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外交准则却始终不变。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和“一国两制”的理论，既和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又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加以发展的典范。
在新的国际格局形成过程中，不管一些大国怎样推行强权政治，在诸如主权、人权和发展等问题上如何施加压力，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奉行自己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重温毛泽东抗战时期的外交思想理论，我们会发现，尽管世界历尽沧桑，风云变幻，我们的外交宗旨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在坚持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96页。
〔2〕〔5〕〔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7页，第375页。
〔3〕〔13〕〔14〕《红色中国的挑战》，第8页，第303页，第303页。
〔4〕〔1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23页，第233页，第985-987页。
〔7〕《毛泽东自述》第133页。
〔8〕《毛泽东的胜利和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美）伊·卡恩著，第147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4～108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12〕《徒有其名的同盟者：美国、英国与对日作战》，（英）克里斯托弗·索恩著，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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