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生态乌托邦？——黔东南民族生态文化的价值重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生态论文,东南论文,民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063－06
美国文化生态学家斯图尔德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从他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取生命物质，去满足该民族的生存、繁衍和时代延续的需要[1]。在与自然的长期共存共处中，每一民族都根据自己环境差异而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文化。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自古以来一直以生态环境保持良好著称于世。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之所以没有对自然造成破坏，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共存和谐关系，是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密不可分的。从生态的层面而言，黔东南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原始风貌，生物资源异常丰富，民族风情多彩迷离，是一个美丽富饶的理想家园。然而，由于黔东南地处“两欠”地区，贫困与落后一直成为挥之不去的时代阴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所体现的出来的先进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忽视、甚至怀疑。尽管黔东南被西方人誉为“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但在现实中，人们看重的是物质的丰裕，而非精神的丰裕。甚至怀疑精神的丰裕、原生态文化的保存完好，是以牺牲人类文明进程为代价。
国发2号文件指出，要把“三州”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承接产业转移、旅游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保护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对于黔东南而言，中央要求将之建设成为生态文明示范区，标志着黔东南的民族生态文化的内在价值已逐渐被重视。黔东南不仅属于贵州，更属于中国，乃至属于整个人类。因此，必须从整个人类的角度，重新审视、发掘黔东南优秀的民族生态文化，用文化制约人的行为，使之成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为建设一个具有示范性质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森林·家园：黔东南民族生态文化的核心体系
森林是人类祖先的最初摇篮，也是人类自己的家园[2]75。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类大规模砍伐森林，夺占森林的位置，翻耕土地，种植农作物。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农业起源之前，“地球表面分布着大约62亿公顷的森林，而如今只剩下43亿公顷，森林面积大约减少了1/3”[2]75。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翻番和经济增长，人类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变得异乎寻常的巨大。砍伐树木快过树木的生长，过度放牧造成草原的荒漠化，超量开采水资源使得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涸，耕地土壤的流失速度超过了新土壤的形成速度，使土地渐渐失去固有肥力。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森林锐减，生态的恶化。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同样也是伴随牺牲森林的代价而发展的。考古证明，距今约8000至3000年前，黄河流域是一个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象众多的沃土[3]36－42。然而经过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最终变成今日黄沙莽莽的今日格局。
在人类文明滚滚进程中，黔东南的森林生态似乎是一个奇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载，在湘黔交界的侗族聚居地区一直富有“山林之饶”。①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黔南志略》仍载：“郡内自从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荫，栋梁木角之才，靡不具备。”②即使在今日，黔东南境内仍然森林密布，河流众多，土地肥沃，雨热同季，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清新湿润。全州森林覆盖率达62.87％以上，为全国重点林区。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植物基因库，被誉为“绿色净土，生态王国”[4]。
黔东南保持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与生活在其中的民族生态文化密切相关的。在苗族、侗族等民族的古老记忆中，树木与森林是孕育人类祖先的始祖。苗族古歌《妹榜妹留》载，人类祖先妹榜妹留(蝴蝶妈妈)即为枫树所生。侗族《人类起源歌》中则说：“起初天地混沌，世间还没有人，遍野是树蔸，树蔸生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虾，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③侗族把人类最初的男人“松恩”说成是脱胎于节肢动物和浮游生物，认为这些节肢动物和浮游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和母体。这个本源和母体即是由树蔸、白菌生成的蘑菇以及由蘑菇化成的河水。由此可见，在侗族先民的思想体系中，人的生命是从树蔸开始，经过白菌→蘑菇→河水→虾子→额荣→七节→松恩(人类)。
正是黔东南的苗侗人民存在朦胧而遥远的“母树”情结，则森林在其最深层的生态文化体系中，成为其最核心的部分。他们爱护森林，保护森林，将森林看成自己栖居的家园。正如雷山毛坪苗族古歌所唱：“人依赖稻谷生存，稻谷出自梯田，秧苗靠水灌溉，水离不开森林。”④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森林，毛坪人除了将森林分类并用村规民约保护外，对森林神性信仰的敬畏也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毛坪人认为，荒山和次生山林没有山神，只有森林茂盛的地方才有，而且森林越茂盛越灵。为避免山神发怒，造成人员伤亡，毛坪人在采伐前，要临时设一山神菩萨，杀鸡涂血于石上，并点燃香纸，以饭、肉、酒进行祭拜，请求山神大发慈悲，准予采伐，并保佑采伐人员不出伤亡。采伐过程中，不准高声喧哗，不准唱歌、吹口哨等，以免激怒山神。在毛坪，人们越是害怕山神，越是森林茂密的地方，人们越不敢去破坏，而越繁茂的原始森林涵养水源功能越强，流出溪水越大，越有利于梯田的灌溉。岜沙苗族热爱自然，亲近树林，崇敬树神，认为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灵魂，是祖先的化身，依然故我地维护祖先千百年来珍爱树木、保护森林、维护生态的传统，使人与自然环境一直处在良性协调中。值得一提的，秃杉是我国受法律保护的濒于灭绝的珍稀物种，科技部门为它们的繁殖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不大。而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格头苗族村寨，却连片生长着大量的秃杉。格头人将秃杉视为自己的保护神。老树自然死亡要为它送葬，从而确保秃杉大量生存[4]。
人类的祖先在森林中生活，并以森林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对于林中人来说。森林是家园，也是生命和权力的源泉。这就是森林中人追求和崇尚的文化[2]91。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这些曾经的林中人迁移到森林之外后，完全忘记了森林的存在，因而萌生针对森林开发的概念。为了彰显作为人类的业绩的文明，林外的文明人将曾经是美好的家园的森林，视为具有剥削价值的资源实体。正如斯科特指出：“实用主义者的话语中用‘自然资源’代替了自然就反映了他们只关注自然可为有用的那些方面。当此类逻辑应用到自然界中时，一些植物或动物就被认为是有实用价值的，而与他们竞争，猎捕它们或者减少这些有实用价值物品产出的被划入另一类。有价值的植物是‘庄稼’，与它们竞争的则被贬为‘杂草’，吃它们的被贬为‘害虫’。树有价值因为出产‘木材’，与它们竞争的则是‘杂’树，或者‘矮树丛’。”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涉及人类与森林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几乎全被遗忘了，他们只“关注偷猎，因为这会影响到木材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以及皇家猎狩，但是有关森林其他众多的、复杂的、可协商的社会用途，如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贵重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被忽视了”。⑥
然而，苗侗人民所关注的远要比这些“文明人”的视野要广阔得多。他们爱护森林，崇拜森林，但并不是不加利用，而是着眼于森林界更加广阔的生态系统。这从台江九摆村苗族150年前的“议榔”榔词可见一斑：“我们的地方大得很，乘凉的风景树、山上的朗科(即草木)不能乱砍乱割；河中、田中的鱼虾可以捞，但不要将鱼虾捞尽，野猪和山羊可以打，但不要将他们打尽；山上的草药，可以采来治病，但不要将它们拔尽。茅草长在山上，茅草是用来喂牛的，喂牛做什么，犁田和打架。青菜除了人吃就是喂猪，到年我们才得杀，喊亲戚们来抬。哪个有违反，像雷公果树吃苦头，人矮得像马桑树，爬岭也爬不过去；哪个有违反，谷也不发，种秧也不长，放鱼不繁衍，有米无人吃，有衣无人穿。”[5]130榔词中不仅有适度的采伐利用观念，同时对大自然进行立体的循环利用。
正是少数民族将森林视为养育自己的家园，将树木视为自己庇护神，才使得在开发中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恩敬畏，而不是贪婪地向森林进行无尽的索取。人们采伐木材的同时，同时也酷爱造林。如苗、侗、水等民族，每年春季，都要过“买树秧”节；乡场集市上，总是摆着大捆大捆健壮的杉秧果苗；中老年人买苗为子孙造林，未婚青年男女则互换树苗作为恋爱信物。有人家生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长辈亲人都要为其种上100株小杉树，18年后孩子长大，杉树成材，即以成年杉树为其操办婚事，当地称此习俗为“种十八年杉”。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流传着的一首民谣唱道：“十八杉，十八杉，妹仔生下就栽它，姑娘长到十八岁，跟随姑娘到婆家。”[8]22苗族、侗族居住的山区，杉林遍野，与此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生态文化的实践：生态经济的重建可能
生态经济是指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前景的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现将“生态学凌驾于经济学之上”[9]。生态学家深知，地球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提供产品，也为人类提供服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后者的价值往往高于前者。
生态经济概念的提出，尽管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现实中很难真正彻底地推行生态经济的理念。究其深层的原因，不是人们对传统经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没有深刻的认识，也不是人们不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是在现实中缺乏生态经济运行的文化生境。
从传统经济学的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已经为经济活动的运行定义了一系列的法则。即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10]理性人“对最大利润的计算激励着他的行为，他的渴求漫无止境”[11]。正是人们对“利润之神”的追求，导致了一切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蕾切尔·卡逊于1963年就指出：“当今世界崇拜速度和数量，崇拜快捷地赚取利润，这种盲目崇拜滋生了滔天罪恶。”[12]她指出，导致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取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
在一个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生态经济对未来的关心，无疑会淹没在当下的利益狂潮之中。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支配人们行为更多的是当地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在这些没有受“经济人”文化影响的“偏远”地区，民族经济的主要动机尽管是要满足当前的物质需要，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目的。正如弗思指出的：“经济组织是一种社会化反应，而不是个人反应。他们赋予食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能充饥，还在于用来表达他们对亲戚、酋长、祖先应尽的义务，用来表示他们殷勤好客，用来显示财富，用来为他们的儿子找配偶。”[13]67人的经济行为总要受文化的制约。弗朗索瓦·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地位，对于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14]人是经济的真正载体，经济是由人的行为和表现来推动的，而人的行为又是由其所属的文化体系支配的。
沉浸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民族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没有任何市场。正是对“利润”追求的弱化，才使人们对自然万物深沉的爱得到完全的实现。在贵州从江岜沙，盛产柴禾，但是这里的居民每次出卖时仅售1担，从来没有人整车出售。虽然柴禾出售越多，获利越大，但是这里居民对此并不认同，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保住这里的山林。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一般在糯稻收割完毕之后，每块田都要留下若干稻谷不予收割，有的老人还要将谷芒用火烧掉，以利于飞鸟取食，让飞鸟在饥饿的时候不至于饿死[15]174。这种观念在不惜竭泽而渔的现代经济社会，不啻一种不可理喻的“愚蠢”行为。
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曾经自从明代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然而，数百年的木材持续输出，并没有造成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引发洪灾，而是依然青山绿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该地域的苗侗民族文化对于市场经济中“利润最大化”的制衡。苗侗居民利用树木的观念与其他的木材商不同。木材商只要卖出好价钱，绝对不会吝啬杀鸡取卵，但苗侗居民利用森林里的木材，却讲究节制。每年仅仅砍伐那些按规矩应该砍伐的树木，可以少砍伐，但不许多砍伐。因而，在苗侗地区很少对林地“剃光头”。这是因为在苗侗居民追求的是自然环境生态安全，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一旦“主伐”导致山体滑坡，即使木材卖了好价钱，倒下的山体有再多的钱也无法恢复[15]。
人类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人类长久地生存繁衍，然而随着时代的剧烈变迁，物质发展已经导致了人们对知识终极目标的淡忘[16]。在现代社会，以满足人类欲望为前提的市场经济目前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它要维持并发展就必须不断鼓励人们更多更快地消费商品，而过量地消费又将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严重后果，这就不单会遏制市场经济本身，还将危及人类的生存。正是由于近代人长期注重个人欲望的满足所导致的对其自身终极目标的遗忘，忘记了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人类长期生存、繁衍这一伟大目标，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态经济的发展是悲观的。英国经济学家佛朗西斯·凯恩克罗斯悲观地指出：“许多人希望经济的增长可以实现环境的改良。从真正意义上讲，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实现。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是将资源和原材料用光；反过来，又产生了地球必须吸收的废料。所以，绿色增长只是痴人说梦。”[17]现代经济体制下，由于人类对利益的极度追求，人类活动注定了生态危机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而在远离现代经济的黔东南，为生态经济的重建提供了可能。生活在黔东南的侗族传统的农耕经济，就是一套高度循环生态经济体系。每一个侗族社区，不仅经营农田、鱼塘，还要经营森林和大型牲畜的饲养，还要喂养各类家禽。侗族的传统稻田，事实上是一个天然泽生生态系统的缩版。他们种植的是以高杆糯稻为主的水稻。同时，稻田中，还养着鱼，放着鸭，以及螺、蚌、泥鳅、黄鳝等等。野生的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也在此生息。据调查，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100多种。值得一提的是，稻田中，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寨中的所有侗族乡民都有权获取和分享。由于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作食物，另一半可以用作饲料。因而这些生物，不会像在汉族的稻田中那样，作为杂草除去，或是作为害虫清除，而是精心地维护下来，并加以利用。人在其间的角色，仅止于均衡地获取，适度的利用，以便确保这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并长期延续，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的长期利用[18]。
据罗康隆教授对侗族地区种植糯稻的传统稻、鱼、鸭复合农业实地调查统计，1亩稻田，仅从稻谷的产量来看，种植杂交水稻产出1200斤，传统糯稻600斤，杂交水稻单位面积稻谷产量的确高于传统的稻、鱼、鸭复合模式的产量。但从总的效益来看，杂交水稻的种植除去化肥农药等收益610元，而侗族传统稻、鱼、鸭复合模式1456元，是杂交水稻的2倍多，而这还没有计算杂交水稻所用农药、化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19]。上述计算是一个理想的计算，如果按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计算，农民种1亩杂交水稻仅赚7.5元，效益更为低下[20]。
在人类学家看来，经济选择的合理性受到文化条件的深刻制约。“建立他们经济生活的种种欲望有很多是非物质性的。……如美洲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在盛大的宴会上为了当众损伤对手的面子，不惜毁坏他自己最珍贵的财物。这完全是经济行为，其中包含个人对如何使用他的财富做出选择。但是这一行为并不是在以得到最大的物质满足为经济目标的观念指导下作出的”[13]68。人是文化的动物。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干指出，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与我们的个体之外，而又对人施加强大的强制力量。文化价值系统，影响了人们在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观念，集中反映了对象与人之间的利害、祸福等关系，也反映了人们对事项大小、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判断。从而决定了经济行为中人们对利益的选择，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使人的利益目标确定下来，并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对利益目标及其实现方式进行调整[21]。正是如此，索晓霞称贵州高原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制约的传承运行的良好机制为“无人驾驶的机车”[22]。来自黔东南的事例表明，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强大制约之下，人们放弃对物质欲望的极度渴求而迈向未来的生态经济，并非没有可能。
三、并非生态乌托邦：黔东南存在的人类学意义
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保作家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出版《生态乌托邦》，小说描绘了一个生态精密、技术可行、制度创新、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被誉为未来社会的“生态乌托邦”。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一直在追问：这样理想蓝图真的是一幅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吗？
当西方人在西方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陷入困境之时，被西方人誉为“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的黔东南的发现，无疑为生态乌托邦的寻找，投下了一丝曙光。
生态乌托邦倡导既尊重自然又发展不排除高技术的稳态经济，也不想替代私有制，而是在未根本动摇既有体制的条件下关注可持续性问题。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我们正处在一种推进工业循环之中。但是这一循环正遭到这一极限的反对：全球气候变暖，给我们合成氧气提供鱼类资源的海水酸化，耕地林地退化，城市污染，水体污染。如果地球和我们人类想要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的现代文明必须采取新的生活模式。”[23]1
这种在四十多年前卡伦巴赫呼唤的“新的文明”正向人类降临，那就是“生态文明”。黔东南作为“生态文明实验区”，尽管是近几年的事件。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苗族、侗族等人民其实一直在远离主流社会，过着一种真正的绿色生活。
《生态乌托邦》中所描绘的蓝图，其实就是黔东南的少数民族生活的最真切的记录。在这理想的乌托邦内，“人们不以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宰地球上的生物伙伴为乐，而是以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它们平衡生活为乐。”[23]57“生态乌托邦人把树木看成一种几乎具有人类感知能力的活的生命。”[36]74这种与自然平等相处，把森林看成有鲜活生命的实体的理念，正如前文指出，在苗族侗族等民族中已经早已存在。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外，《生态乌托邦》还描绘了人与人的关系：“生态乌托邦人复杂的、高度个人化的邻里和扩展家庭生活方式，及其带来的安全感和信赖感，是他们付出了匿名和自由的巨大代价才换来的。一位医生告诉我，生态乌托邦人有种感觉，即‘永不孤独’。”[23]187－188这种人与人的和谐，族与族的和谐，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在黔东南的各民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上千年。
不可否认，黔东南苗侗地区现代化水平较低、物资财富的积累远远不如其他地区，但是物资的“贫困”并不代表精神的“贫困”，反之，现代文明发达的物质的“丰裕”往往却是以精神的“贫困”为代价。更何况，这些“贫困”只是相对于现代文明对财富的没有止境的追求而言的，并非绝对的贫困。在一个不以积累资财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社会，“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27]10。黔东南的生态存在的意义，即在于其民族生态文化留给我们的千年召唤：只要人类不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那么依靠自身生态文化的调适与制衡，生态经济的乌托邦之路，并不遥远。
收稿日期：2012－08－23
注释：
①爱密达．黔南志略，南京大学馆藏清光绪刻本，卷二十八。
②(汉)班固．前汉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民间文学资料集·第一集[G].1981年内部版，第28页。
④爱密达．黔南志略，南京大学馆藏清光绪刻本，卷二十八。
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民间文学资料集·第一集[G].1981年内部版，第7页。
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民间文学资料集·第一集[G].1981年内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