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不同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视角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2)06-0068-06
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近几年似乎渐渐沉寂下来了。说其沉寂，并非是指没有人研究中国的过渡经济，而是指人们似乎已不喜欢使用这一名称。不知是为了在经济学话语方式上与国际接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原来的过渡经济学家都以（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原来的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一律冠以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如周业安，2000）。人们似乎步调一致地以新制度经济学全面取代了过渡经济学的说法。据说，对于这样一种处理方法的解释是，制度经济学可以完全涵盖过渡经济学，因此，过渡经济学这一说法已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笔者看来，过渡经济学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它完全有可能拓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如果不加区分地把二者混为一谈，甚至给人以过渡经济学仅仅是制度经济学的派生的印象，仅仅满足于运用其理论与方法来解释中国的过渡过程，那么，不仅可能导致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误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家主动放弃了为现代经济学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一个极好机会。
一、理解过渡经济学
象新制度经济学至今也未能形成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一样，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主要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之所以把它们归入一个阵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具有共同的研究主题，都是研究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即过渡过程的。但在对过渡过程的理解上，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早期所理解的过渡是特指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先后开始的“经济改革”运动，即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它与转型、转轨、经济改革等概念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义。但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丰富多采的现象已远非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即经济改革所能概括，而是越来越多地甚至主要地与经济发展相关，从经济形态上看，很多制度变迁现象都是源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如对中国市场化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城市化问题，等等。因此，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或过渡过程是源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二元过渡（陈宗胜等，1997；卢新波，1998），这一深化不仅使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进程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深化为人们通过对中国市场化进程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进而得出更具一般性的关于过渡过程的结论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2.都属于制度变迁理论。这不仅是指中国过渡经济学早期的主要理论渊源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而且也指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新的制度如何产生即制度创新的问题，相反它假设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基本明确的，因而重要的是如何从旧的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的问题。因此，虽然随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的研究吸收了更多流派的理论成果（如演化经济学、演进博弈论、路径依赖理论、自发秩序理论等），但仍然是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这一点实际上使得过渡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区分，发展经济学虽然也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但它主要不是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相反它往往不关注制度甚至是在假设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发展。
3.具有共同的追求目标。中国过渡经济学的追求目标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成功经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为中国进一步的市场化进程提供理论指导；其次，试图通过对原计划经济国家（包括原苏联、东欧国家及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亚洲的越南等）市场化进程的比较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使得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具有普遍意义，为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提供理论指导；第三，从更高层次上讲，中国过渡经济学试图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藉此融入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因为正经济学学主要研究作为一种“成熟态”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尽管这对我们市场化的目标取向有重要意义，但它并未能提供一整套市场化过程的知识。而对市场化过程的研究便是中国过渡经济学试图有所作为的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将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因为除了少数已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外，世界上不仅原计划经济国家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而且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处于基于不同起点的市场化进程中，正统经济学同样也没有提供后者市场化过程的知识。后文将揭示，虽然制度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一定程度地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演化过程，但其研究视角也与上述国家的市场化过程有重大区别，因而也未能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也许只有在中国的过渡经济理论能够提供上述国家市场化过程一般的知识后，才具有了融入世界经济学研究主流并对主流经济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真正可能性。
二、作为西方经济史的制度变迁
虽然过渡经济学研究的是制度变迁问题，但它与制度经济学解释的制度变迁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
西方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虽然早在凡勃伦那里就已经有了讨论，其理论还得到了康芒斯的继承和光大，但当前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是此后出现的诺思等的理性选择模型、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学、阿瑟等的路径依赖理论等新流派。虽然这些流派各有侧重，甚至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西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还在不断的深化之中，但从本文主题出发，这些理论又具有共同的逻辑起点，并且针对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过程而言又具有共同的局限性：
1.领先型的制度变迁。从本质上讲，与主流经济学一样，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与针对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其制度变迁是在无参照系的背景下自发展开的。所谓无参照系是指其制度变迁的目标和路径是不确定的，是一种领先型的制度变迁，而不是在已有了类似演进经验后才展开的。无论是从认识论（知识论）角度，还是从交易费用角度，制度变迁都是源于经济社会系统内部利益关系的改变，出于人们对合作或竞争的效率从而资源配置效率的追求。它是内生的因而是没有预设的目标的，并且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影响甚至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其次，制度变迁表现为制度的边际改进或增量式的改进，而不是基本制度环境的整体演进，甚至相反往往是以现有制度存量为演进起点，是对已有制度环境的修正或完善。因此，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并不关注整体制度环境的状况，相反是在假定基本制度环境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注重制度变迁的微观分析，或者说以制度变迁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整体制度环境的演变，以表明制度变迁的渐进性。
2.经济史的考察——长期分析。与第一点相关联，西方制度变迁理论注重单项制度安排演进的考察即侧重于制度的微观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整体制度观，无论哪一种制度变迁理论都认为整体制度环境是长期演变的结果，同时整体制度环境的进一步演变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其重要结论往往是基于对经济史的长期考察而得出的，它可以较好地解释经济史的演进特点和规律。而当考察在某一时点或时段内的制度变迁时，则如前所述侧重于微观分析，而不是整体制度环境。
3.自由主义倾向。由于制度是自发演进的结果，是有关各经济利益主体自身趋利避害的选择，同时也由于个人拥有的知识包括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个人对于外界的激励会自动开启或闭锁部分知识特别是默示知识，因此，不存在第三方的力量能够清楚地了解每一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观，从而能够取代个人之间的交易而满足个人利益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要求。在人类历史上，政府往往被作为超然于利益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来取代个人之间的交易，因此，制度变迁理论普遍反对政府的干预，主张制度的内生演进，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在诺思的理性选择模型中，虽然国家理论是其模型的三大理论基石之一，但在其国家理论中，政府并非作为一种超人的力量存在；恰恰相反，它把政府还原为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观来作出决策的行为主体之一，既具有与其他利益主体同样的理性的局限，同时也并非要取代个人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甚至可以说，政府并不关注其他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而是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来作出决策。只是由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具有特殊性，因此，“诺思悖论”提醒人们在接受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参与利益交易从而影响制度变迁这一事实的同时，不要对政府的作用有过高的期望。
总之，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从本质上讲是基于对其所处社会的长期观察，主要用于解释或重新解释欧美经济史。借鉴其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经济史，如为什么中国没有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演进、为什么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会长期锁定、为什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会发生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也正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即用中国经济演进的事实来验证、发展和完善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方制度变迁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史，同时，对中国经济史的观察研究也可能推进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但以此来解释并指导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即回答如何过渡的问题（某一时点或时段的制度变迁），则存在重大的误区。因为，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过程与西方经济演进史中的制度变迁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三、作为过渡过程的制度变迁
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市场化过程的制度变迁至少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史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即不存在任何参照系的自发演进过程，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这也正是西方制度变迁理论试图回答的问题；另一类则是后发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就属于后者，这也正是中国过渡经济学可能有所作为的地方。
这一类市场化过程表现出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
1.参照系。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实际上也包括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自发演进的市场化不同的外部环境或知识结构，或者说中国是在拥有了更多的关于市场化的知识供给后开始市场化的。这些知识主要包括：(1)对旧制度的负外部性的充分认识。传统体制对政府的超人格的天真假定，对产权和个人利益的漠视，导致了信息传递的阻滞，个人知识的自动闭锁，带来的是普遍而长期的贫困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使得人们极易发现通过对原有制度规则的调整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获利机会。因此，消除旧制度严重的负外部性，实现外在利益内部化的激励十分强烈；(2)已拥有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现代经济学。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现代经济学的进展与西方现实市场经济演进往往是同步进行甚至滞后于现实，因为理论是实践发生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展开后的抽象概括。现在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很多理论结论在其形成期往往是经受了怀疑和争论的，是在对现实的反复检验中逐步完善的，因而是具有生命的力。现代经济学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其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对企业和个人行为的总结、对制度与效率关系的解释，等等，对我国的市场化都是重要的知识支持；(3)拥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先期市场化的经验。虽然已有的经验都有特殊的国情或时代背景，但无论这些国家市场化的约束条件多么不同于我国，也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些不同的约束条件，我们已经注定无法避免已有经验的影响。如果能在我国的特定约束条件下有效汲取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就可能构成所谓的后发优势。
2.侧重于基本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微观制度变迁的协调即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结合。由于以上关于制度知识的供给，使得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具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尤其是在加入WTO后，对于政府、市场的作用边界，对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对市场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法律制度环境都有了基本清晰的认识。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目标框架可能也会有所调整，但与作为过渡过程的制度变迁相比，假定这一目标模式具有稳定性是必要的。因此，对中国市场化过程的研究，主要是回答如何向目标模式过渡，如何尽可能缩短过渡过程的问题，即重在制度变迁而非制度创新，这也正是中国过渡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明智做法。而制度变迁往往又是先从局部展开的，又是一种边际式的推进，因而对中国市场化的研究又必须关注制度的微观分析。正是这种具有宏观目标框架的微观制度变迁展现出了与已有结论相左甚至背道而驰的新特点，如在产权尚未规范化之前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政府既要逐步从资源配置领域退出又在市场化过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等等。换言之，中国的过渡过程同样充满了创新，它是一种过程创新，而非目标创新。如何实现过渡过程与过渡目标的有机结合，实现各种过渡制度形态与相对稳定的目标形态的顺利连接，正是中国过渡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过渡经济学既对中国现实过渡过程，又对现代经济学可能作出特殊贡献的难得机会。
3.短期分析。中国的过渡过程有时间性，尽可能缩短过渡过程本身就是过渡的目标之一。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与西方制度变迁理论注重整体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下的微观制度变迁，因而往往从经济史角度来研究不同，中国的制度变迁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整体制度环境的变化。如果根据是整体式推进还是边际式推进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激进式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话，笔者更倾向于把中国的制度变迁归入后者，因为从制度变迁是否是整体推进的角度看，与西方市场经济的自发演进相比，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更接近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变迁。总之，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是一个具有总体目标框架的有时间性的过程。这些重要特点显然不是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关注的地方。
四、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生命力
通过以上对制度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不同研究视角的比较表明：制度经济学在解释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如果因为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也是一种以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制度变迁过程，而简单地用已有的理论结论来解释，并主张制度的自发型演进或自然演化（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制度经济学界极为流行的一种思想倾向），那么它虽然可以大大简化对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其实这也许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但同时也可能既贻误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又失去了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作出自己贡献的极好机会。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特殊性（其实这种特殊性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自发演进过程而言的，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过程又极为相似）为中国过渡经济学提供了新的拓展空间，并且这种拓展成果还可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如同发展经济学拓展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从而既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又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一样，展现在中国过渡经济学面前的也是非常诱人的前景。在笔者看来，近来发展经济学似乎在走向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在于发展经济学未能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因而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如果忽视了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紧密联系，不注重通过制度环境的调整来促进分工和交易的深化，激励人们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发挥其创新潜能，而只注重资金、技术、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其经济发展的空间从而经济理论拓展的空间也受到了致命的约束。中国过渡经济学关注的，恰恰既是制度经济学所忽略的，也是发展经济学未能注意的，因而具有特殊的生命力。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所关注的主要并不是把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成果称为过渡经济学还是制度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方式同样服从成本收益法则，如果选择一种话语方式，有利于其研究成果在国际经济学界的交流，有利于与主流经济学的接轨，这样的话语方式就是有效率的；相反，在未能认识到研究视角的不同从而理论可能的创新之处的情况下，仅仅是形式的改变，则可能是一种误导。真正令人担忧的也在于此。
循着本文的思路，至少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1.如何利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或者如何理解后发优势。在这些经验中，有的具有特定的初试条件和固有的路径依赖，也有的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包含了人类的天才和智慧，可以减少后来者的探索成本，直接为我所用，如公司制度、证券交易制度、信用制度乃至排污许可证的交易制度等等；即使是前者，也可以通过对不同初试条件的比较，甚至运用已有经验作出的深层次的抽象概括得出对我国市场化进程有价值的结论。后发优势显然也不仅仅表现在资金、技术、管理、政策等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如何利用已有的制度知识上。
2.如何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表明，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转而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时还是制度规则的主要制定者，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行为动机和方式上又有不同表现。这些新特点都需要通过理论的创新给予解释。
3.如何实现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则与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的有效结合。按照简单的二分法，整个制度系统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构成，并且在正式规则的背后隐含的是远较正式规则丰富得多的诸如文化、习俗等非正式规则。根据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以正式规则存在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内生于既有制度存量，是人们受新的获利机会的诱惑而自动调整其制度知识（首先是非正式规则）并最终外化表现为某些正式规则的改变。但如果回到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在很多方面表现为先在正式规则上作出调整然后驱使人们在文化传统和习俗等非正式规则上作出适应性的变化，这既包括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多方面是以强制型制度变迁的形式展开因而人们被动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包括人们根据预期的正式规则的变化主动的适应（如人们对WTO规则的积极应对）。这种“逆向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提出了一国的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先进的市场规则的问题，显然这是西方的制度变迁理论所未曾关注的。
（收稿日期：200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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