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商品理论与资本主义多元化研究概述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劳动力商品理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样性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劳动力论文,理论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经济多样性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国际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英文主题为“Varieties of Capitalism”(简称VOC)。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兴起对资本主义经济多样性研究，与冷战结束、苏东解体的国际背景有关。原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些转型国家需要寻找“榜样国”，因此研究资本主义模式多样性有现实意义。同时，原来比较制度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比较，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这种研究也转向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出现了一些对不同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介绍文章。但总体上说，这些介绍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谈不上方法论和研究框架的探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人们开始逐渐从方法论和分析框架层面研究这一问题，笔者属于比较早从方法论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学者之一，曾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专门发表过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论文，指出关于多样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经济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①应该说，在我国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既可以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发展新特征、发展道路的变化，又可以为我国实行全面社会改革，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中国道路，避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提供重要参考。

      一、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不同方法论的评价

      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角度看，针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种：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演化—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新古典经济学方法

      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也曾产生了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在比较经济学中有一种方法，就是试图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代表人物是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1976年，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在《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一书，从决策学的角度提出了一套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制的方法，简称为决策的“DIM”方法。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其方法论是新古典主义的，“总的来说，我们的著作把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用于经济体制的研究。‘新古典学派方法的精髓在于把决策当作分析的单元来强调’。”②作者认识到最近这些年，资本主义出现了多样化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已被细分为‘竞争的’、‘财政的’、‘调节的’和福利的‘资本主义’”。③他们试图把经济体制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决策(D)结构、信息(Ⅰ)结构和动力(M)结构，进而研究不同体制下的经济模式问题。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者对美国、苏联、中国、法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瑞典和日本各国的经济体制特征进行了分析。

      应该说，埃冈·纽伯格等人的研究方法的确有很大的创新性，他们采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结构划分，试图通过揭示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体制或同一经济体制下不同模式之间差异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适合研究不同体制的差异性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研究方法在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很多学者都采用这一分析框架。

      然而，这一方法论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突出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者虽然采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他们解剖的主体仍然局限在市场机制本身，而对市场机制之外的经济环境等深层的“制度”性内容，并没有纳入分析框架。而现实中，运用“制度”的多样性来解释资本主义多样性恰恰是十分重要的工具。二是作者否定了财产制度对不同经济体制产生的重要影响，忽略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中，没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这样不同层次的结构和关系的划分，他们脱离开了经济制度研究体制问题，虽然他们承认在分析过程中试图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方法，但由于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整个分析是以经济阶级之间的斗争为基础的，他的阶级定义又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④他们认为以阶级分析为方法不是以一个理性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因此没有微观基础。显然，这种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排斥和错误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无法在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中研究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因此，其方法论的本质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只能停留在市场机制层面，不可能深入到生产关系层面。应该说，这一研究方法基本上没有发展前途。

      (二)演化—比较制度研究方法

      严格说来演化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是两种研究范式，但是从研究多样性角度看，它们可以被归结为一个范式，本文称之为“演化—比较制度研究方法”，代表性人物有霍奇逊、青木昌彦、阿夫纳·格雷夫等。⑤其中，青木昌彦等人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较为系统。1996年，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以日本国家为例，编写了《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本书的开篇作者指出：“‘比较制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它是通过将经济体制看作各种制度的集合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的。本书是这一领域里第一部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⑥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适性模型，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不存在制度分析的余地。当然，他们承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开始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研究制度问题，但显然科斯等人关注的制度主要是企业组织问题，其内容属于市场经济体制范畴，其方法是属于新古典主义的。而青木昌彦等人所关注的“制度”已不仅仅是企业组织这种正规制度，还包括文化、价值观等制度内容。格雷夫也是如此，他在《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一书中，通过制度比较分析，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多样性问题。他认为制度存在多样性和互补性，同时制度又约束人的行为。如何理解制度与人的关系，他和青木昌彦都采取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格雷夫认为，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博弈论研究方法，构成了制度多样性研究的微观基础。

      但青木昌彦同意格雷夫的认识，博弈论在研究制度多样性上是存在局限性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善。……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⑦格雷夫也指出其分析方法“是用博弈论的均衡分析来研究制度，他有时被称为‘作为均衡的制度’分析方法，相关的制度被称为自我实施的制度。……制度不是博弈均衡，博弈不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而且博弈论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制度理论。”⑧可见，格雷夫也认识到用博弈论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和多样性存在问题。

      应该说，在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上，演化经济学的方法显然优于新古典主义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把制度作为研究核心，强调制度结构的多样性，这本身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正如霍奇逊指出的：“经济分析再也不能对现代资本主义巨大多样性的持久存在漠然视之了。”⑨尽管在分析框架上还没有形成统一，但他们建立的一套概念和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多样化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比如他们把经济看作一个系统和结构而不是一架机器；他们反对把人看作“经济人”，而是试图运用“制度人”概念，但是当他们使用博弈论方法时，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经济人”行为又成为研究的出发点。

      “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制度多样性出发点，最大问题在于“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范畴，经济人背后的利益关系究竟是什么？只能用“利益最大化”这个抽象的说法，对多样性解释缺乏说服力。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没有直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多样性问题，但他们的一些研究方法提供启发，比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⑩资本主义经济在遵循共同发展规律的同时，“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有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异，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及其运动规律，但他明确指出，他所阐述的规律，是以英国为典型模式。英国模式预示着德国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走相同的道路。马克思在评价美国资本主义时曾指出：“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2)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过程中，非常注意资本主义多样性差别。

      恩格斯也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3)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时，将其典型形式概括为“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中，结合不同国家的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金融资本的发展规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程度，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概括为不同模式：美国是“托拉斯”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企业的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最高，国民经济主要控制在少数托拉斯组织中。德国是“卡特尔”资本主义，因为卡特尔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德国，在德国最为发达。法国是“高利贷”资本主义，普法战争后，法国工业走向衰落，垄断资本家把大量资本投向信贷，进行资本输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英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与美国、德国相比有些衰落，垄断组织也不发达，但依靠庞大的殖民体系，仍然属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因此，其制度特征带有明显的“殖民”国家色彩。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分析和不同国家不同模式的分析，列宁认识到俄国由于工业生产落后，在经济关系中仍然存在大量封建残余，贵族地主在上层建筑中有重要地位。列宁提出了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中，以塞缪尔·鲍尔斯、大卫·科茨等人为代表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的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多样的重要分析框架。鲍尔斯在《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一书中，以美国为例提出了分析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变化的分析框架，即资本与资本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劳动与劳动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14)之后，大卫·科茨等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分析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分析框架，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包括劳动与劳动的矛盾，资本与资本的矛盾，而一个新的制度结构的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稳定，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为新的制度结构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而实现劳资矛盾稳定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劳动相较资本比较强大，另一种是资本相较劳动更强大。在实现劳资关系稳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从而导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结构——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LIS)与调节的制度结构(RIS)。这两种制度结构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二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三是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四是意识形态。该理论宣称可以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方法。SSA理论被用于对多个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研究，包括美国、墨西哥、南非、阿拉伯国家中的埃及、苏丹等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模式。(15)李钟槿和齐昊受到SSA理论与劳动过程理论的启发，重点分析了中国SSA中的劳动制度，构建了一个超时工作、劳动过程与工资差距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中国工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与低工资间的矛盾，介绍了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从属地位与工资差距间的双向决定关系，并得出维持当前劳动制度稳定与资本积累需要满足的条件，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来说，要有充足的农村支持与持续的资本积累；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说，需要工人对开发自身劳动能力的宽容；从国家干预的角度而言，需要政府保持亲资本的状态。(16)

      意大利锡耶纳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埃内斯托·斯克勒潘蒂(Ernesto Screpanti)，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制度多样性原则假设，提出将财产权分配剩余价值的功能与治理结构调节投资活动的功能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理论。斯克勒潘蒂提出财产权制度(property rights regimes)和积累治理结构(accumul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s)两个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可以按照三个维度来定义：(1)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制度；(2)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积累治理结构；(3)二者的结合方式。据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形式可析分为三种财产权制度：集中的私人财产权、分散的私人财产权和国家财产权；以及四种积累治理结构：商品市场、公司市场、外部科层和内部科层。资本主义不同的历史形式实际上是各种财产权制度与积累治理结构不同组合的结果。其理想模型有：古典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和银行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三者可视为资本主义演进的不同阶段，并呈现向自治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17)斯克勒潘蒂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但作者的研究过程仍然是以制度差异性作为研究的起点，制度差异的微观基础是什么，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

      

      (四)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综上，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脱离开制度和历史，仅仅运用经济人假设展开研究，基本无法研究多样性问题。演化—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有一定进步性，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试图把制度、历史和文化等纳入分析框架，这种对多样性研究的思路是对的，但分析工具是有问题的。如果运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就必然有对人的选择行为有严格假设，或者要通过多重博弈和复杂模型来分析。这不仅需要博弈论的发展，还需要实验经济学对人的心理研究的理论支撑，目前还很难成为一个成熟的方法。而SSA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分析框架，有一定的科学性。笔者在200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来的，与SSA理论提出的分析框架有些地方不谋而合，从制度结构的角度研究多样性问题。本人研究多样性问题，构建的框架基本上是“生产力—所有制—劳资关系—政府作用—政党与意识形态”研究路径。(18)这种研究路径与西方制度主义者和SSA学派有相似之处，最后把资本主义多样性还是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劳资关系、企业产权和治理模式几个主要方面。这种研究似乎是公认的分析框架，但是，从笔者的研究经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仍然过于宏观，以制度为分析单位，缺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此，缺乏揭示资本主义多样性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卢荻教授曾经启发我，可以考虑从“资本积累模式”角度研究多样性，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看，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资本积累模式不同。但是接下来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研究的起点在哪里？现在，本文提出最新研究思路，即从劳动力商品入手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尝试建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多样性的微观基础。

      二、关于劳动力商品理论的争论

      劳动力商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独特地位。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理论的桥梁就是劳动力商品理论。正是由于马克思科学地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并揭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社会条件，才揭示了货币转化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然而，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理论还存在很多争论。这里仅举两例。比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与梅本之间，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的理解上发生了争论，二者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对劳动力商品特殊性认识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宇野认为，对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认识，是认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键，所以宇野指出：劳动力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仅仅是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可以说它在确立纯粹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可能转化为否定这种纯粹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梅本则强调，对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的认识，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这种争论看上去很抽象，但其背后隐藏关于对劳动力商品特殊性认识的深刻哲理。(19)

      再比如卡尔·波兰尼在其著名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根据商品的经典定义，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不是商品，三者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就劳动力而言，“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所以，“‘劳动力(labour power)’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20)所以，波兰尼认为劳动力、土地等不是真正的商品，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和相应的生产组织形式，把劳动力等作为虚构的商品来买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根源。应该说波兰尼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当然，像波兰尼一样认为劳动力不是真正意义商品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Stein Evjw在他的2012年一篇名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一个再评价》的工作论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劳动力是商品，即“Labour is a commodity”，而马克思也基本遵循了劳动力是商品的研究思路，尽管马克思强调劳动力和劳动者不能分离，但马克思没有明确说“劳动力不是商品”。(21)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认识劳动力商品的呢？笔者认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动力以特殊商品的形式存在，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区别于以前社会的重要特征。关于劳动力商品，在英文版《资本论》表述为“On this assumption,labour-power can appear upon the market as a commodity only if,and so far as,its possessor,the individual whose labour-power it is,offers it for sale,or sells it,as a commodity.”显然，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力商品的表述：“labour-power can appear upon the market as a commodity”，与“labour is a commodity”这种表述，有明显区别。从英文字面上理解，马克思用“AS”这个单词，其表达的含义更为丰富：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动力以商品形式存在，但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与其他种类商品相同，是纯粹意义上的商品。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篇，用大量篇幅论证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比如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劳动力商品在使用价值上具有“两权分离”的特点；劳动力商品在形式上是商品，但总是与劳动者身体状况密不可分；劳动力的使用就是价值创造，其自身具有弹性，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具有特殊性等等。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就是通过对人的管理、监督、协调、指挥和激励的过程，如何让劳动者通过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内在要求。可见，马克思把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三、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与资本主义多样性

      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角度考察，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表现为它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2)这表明，劳动力具有与人类本身不可分离的特殊属性。这样，就引出来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劳动能力蕴含在劳动者身上，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以商品的形式被买卖，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必然是分离的，这就必然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把以上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企业制度多样性的微观基础。

      (一)从劳动者技能水平维度考察

      既然劳动力蕴藏于劳动者本身，对劳动者来说，劳动“力”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在《资本论》第二篇关于货币转化资本的研究中，英文版对资本家找到特殊的“劳动力”商品表述为：“The possessor of money does find on the market such a special commodity in capacity for labour or labour-power.”这里关于“劳动力”的内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为“labour power”或者“force of labour”，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提供的是“力量”、“能量”。另一层含义，就是指“capacity for labour”，即劳动者的能力、技能，近似于指“ability of labour”。劳动力包含这两层含义的使用价值，在现实中既可以是重合的，也可以分离的，其发展方向往往是由资本增殖所需要的技术关系所塑造。接下来，马克思指出：“By labour-power or capacity for labour is to be understood the aggregate of these mental and physical capabilities existing in a human being,which he exercises whenever he produces a use-value of any description.”在这里，指出了生产使用价值时，就人自身来说，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提供的既包括体力(power)，也包括智力(capacity)。对劳动力的这种区分不是单纯概念上的较真，而是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比如，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者通常是有手艺的人，所以劳动力自身既提供“power”，也提供“ability”，资本家在使用劳动力过程中，监督和管理相对比较困难。而且，劳动力多为男性，因为他们自身要提供力量(power)，作为动力；同时又要有手艺和技能(capacity或ability)。这个阶段，劳动者是工场手工业的器官，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是形式从属关系。这种技术条件下，分包和家庭的分散生产更适合资本增殖的目标，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更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导致机器出现，这时劳动的动力(power)不再是人，而是机器提供，工厂对劳动力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技能上的等级制度：一方面机器的技术要求劳动者只需要提供简单的力量，也就是只提供简单的“power”，他们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所以这种“力量”除了男性劳动力之外，妇女、儿童都可以提供，这就造成妇女、儿童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机器本身也要求高技能的劳动者，也就是他们不需要提供体力上的“power”，但需要提供智力和技能上的“ability”。这些人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掌握更多的技能，他们逐渐演变为复杂劳动者。生产力的客观发展，导致新技术出现，在劳动者身上体现为技能要求的提高。但究竟是提高劳动者技能，还是去除劳动者的技能；抑或部分劳动者技能提高，另一部分劳动者技能被去除。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存在争论，之所以存在争论，是因为在实践上，并不存在线性的劳动力去技能化还是提高技能的趋势，因为这取决于资本应用何种积累模式更有利于增加剩余价值。比如，战后的美国实行福特制，自动化流水线导致美国出现去技能化趋势，布雷弗曼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德国和北欧国家，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非常发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的技能分化还表现为“苹果—富士康模式”特点，即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能，发展中国家提供劳动力。(23)所以，一个国家的企业，究竟如何塑造自己的劳动力技能，现实中存在不同模式。我们可以以美国“福特制”模式和日本“丰田制”模式作比较：

      从企业层面看，劳动者技能与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如果劳动者是通用型劳动技能，可替代性强，劳动力是完全商品化，在企业中表现为企业福利少，劳动者难以拥有企业的产权和参与管理的条件。而如果劳动者拥有专用型技能，可替代性差，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低，雇员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包括管理技能)拥有更多企业福利，包括股权或管理权。这一特点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特点有关。

      

      (二)从劳动力两权分离的维度考察

      既然劳动力是蕴藏在劳动者身体之中的，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对劳动力使用的效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劳动过程中“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24)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动的意志要符合资本的意志，劳动的内容、方式、方法都与工人享受劳动相对立，“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25)

      由此可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力分离的关系中，让劳动者的劳动服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意志，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来实施强制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资本购买劳动力的交换过程和使用过程是分开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力这种独特商品的特性，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经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它的使用价值只是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26)所以，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工人劳动力的监督和管理，就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资本家认为工人总是有偷懒的心态，所以在管理不当的条件下，工人会“盗窃”资本家的劳动。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西方经济学家才把现代企业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归结为“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何让人不偷懒”。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把工人假设为天生就是好逸恶劳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

      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看，资本主义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管理具有“乐队指挥”的功能，是社会化生产中分工协作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资本增殖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治理模式。企业治理的目的是通过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最大化的利润。其中，减弱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程度，让劳动者感觉到为资本家劳动就像为自己劳动一样，是现代企业治理试图达到的目标。劳动者的技能特征和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往往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管理模式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我们结合以上劳动力技能特点，可以把资本主义管理概括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企业内部的雇佣劳动者在技能方面，属于通用型技能或者无技能的劳动者，在不考虑社会因素作用下(后面讲提到社会因素作用引起新的变化)，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最高，(27)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导致企业内部劳动力有“威胁感”，所以资本所有者监督、管理劳动者往往采取“大棒”政策，模式比较简单，本文称之为“古典企业治理模式”。

      第二种是企业内部的雇佣劳动者属于通用型技能，但资本所有者雇佣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对企业进行治理，也就是出现了职业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由于管理技能的专用性特点，在企业中有特殊地位，或者拥有高薪，或者是拥有股权。这样，通用型劳动力商品化程度高，而企业家阶层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减弱，因为他们拥有企业所有权。本文称之为“企业家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描述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提出经营者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资本主义从个人拥有企业的古典形态发展到能人治理的“集体资本主义”形态。

      第三种是企业内部雇佣劳动者在技能上具有分层特征，部分是通用型技能劳动者，部分是具有专用型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这种类型的企业无论是资本所有者亲自管理，还是雇佣企业家来管理企业，往往都采用资本所有者、企业家和专用技能雇员共同参与治理。这是因为劳动技能蕴含在劳动者本身，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程度越严重，劳动者的监督和管理难度加大，尤其对拥有专有技能的人在管理上更是如此。企业在对技术专用性强的劳动力，往往治理上采取给“胡萝卜”的思路，通过设计高薪、股权等激励机制，而不是简单设计监督、约束机制来治理，本文称之为“企业共同治理模式”。共同治理模式强调公司内部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也被称为“福利资本主义”形态。

      

      从纵向上看，这三种抽象模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不同演变阶段，在横向上看，三种模式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因此，一个国家往往同时存在这三种治理模式。不过由于受文化、价值观、阶级斗争的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会有自己代表性的治理模式。如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其企业治理模式的特点强调企业内部的自由主义，信奉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企业股东忠诚度比较差，购并现象比较频繁，美国市场经济被形象地称之为“股票资本主义”模式。而德国、日本则不同，它们资本市场相对没有那么发达，强调企业内部共同治理和工会地位及作用。其中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和企业内部工会制度，而德国企业强调工人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实行“共决制”。它们被形象地称为“福利资本主义”模式。(28)这些差别，从本质上看，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劳动力使用价值上特殊性认识的差别，也是从调动劳动者主观能动性角度采取的不同管理方法。

      四、劳动力价值特殊性与资本主义多样性

      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而劳动力价值理论，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起点，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也就没有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价值，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静态地看，剩余价值量与劳动力价值量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动态地看，剩余价值量既与劳动力价值量有关，也与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能力有关。但本文不涉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与价值创造的关系，而是从劳动力价值构成特点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性质两个维度，分析劳动力价值的特殊性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关系。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时候，假设剩余价值获得的前提是资本家按劳动力价值支付工人工资。这种假设是科学的，因为马克思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没有必要考虑资本家支付工资各种具体情况。相对于劳动力价值来说，工资是一个更为具体的范畴，虽然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但工资的运动规律与劳动力价值的运动规律不完全相同，比如工资除了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还受货币价值的影响等等。马克思提出劳动力商品价值理论，是建立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大逻辑基础上的，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内在规律，因此抽象掉不必要的关系是科学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设计中，没有把工资问题和劳动力价值问题放到同一章节，在第二篇提出劳动力商品理论之后，进入第三篇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直到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都分析清楚后，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后，才在第六篇补充性地研究工资问题。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构成内容的理论，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多样性提供方法论指导。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价值组成部分包括劳动者的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维持家属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其次，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受道德、历史因素的影响，他指出“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29)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表明劳动力价值在现实中有很大弹性，而且劳动力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究竟如何提供，也会形成不同的模式。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与工资理论之间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商品可以类似于一般商品，那么，劳动力商品价值也一定可以用货币来表示，即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决定能购买必要生活资料的量，即实际工资。这样劳动力价值与工资和必要生活资料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劳动力价值→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必要生活资料量或实际工资。这样马克思就陷入了循环论证：一方面认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劳动力价值决定必要生活资料价值。(30)

      本文认为这种认识存在对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的误读。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与工资的逻辑关系应该是：

      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数量(价值)→劳动力价值→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必要生活资料具体数量或实际工资

      在这个因果关系中，第一个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数量”，是就一定时期社会上劳动力再生产的平均水平而言，生产这个“一般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代表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用货币形式来表示，则是劳动力的价格，在现实中购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是一个“具体数量”，即表现为实际工资。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一般数量”，反映的是价值运动的内在规律，这个“一般数量”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货币工资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具体数量”，这个“具体数量”则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规律在市场运行层面的具体反映，其影响因素包括货币价值、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劳资力量对比等。(31)形象地描述，二者关系为：

      

      图1 劳动力价值的构成

      静态地看，马克思假定劳动力价值是预知的，这是作为分析剩余价值必要的假设，也是分析的起点。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不是静态的，而是静态和动态有机结合的方法。因此，从再生产的角度看，劳动力价值以及实际生活资料的范围都是有弹性的。劳动力价值构成随着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的实际生活资料，也随着物价水平、阶级力量对比等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恰恰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多样性变化提供了空间。

      从劳动力价值角度，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分解为以下几个主要项目：劳动者本人和家属所需的“生存资料”中的衣、食、住、行(生活资料和住房)；劳动者本人和家属所需的“发展资料”中的教育、培训、医疗、社会保障。劳动力价值这些不同组成部分，是由企业提供(即劳动者通过获得工资来购买)，还是由社会、政府来支付，有不同模式。比如住房是劳动力生活资料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在生活资料的消费中占有权重比较大，这样，住房本身是作为一般商品，由劳动力在市场上购买，还是作为公共产品或者半公共产品进行供给，对劳动者来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把住房作为一般商品在市场经营，由于房地产本身可以作为投资品或者投机品，很可能造成房价偏高，普通劳动者或者购买不起，或者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在发达国家，对住房这种商品的配置模式是不同的。在美国模式中，房地产是一种产业，购买商品房可以作为居住使用，也可以作为投资品或者投机品。因此，美国住房市场提供的商品是满足市场需求(demand)，而“市场需求”概念则意味着只要有货币购买力就可以构成市场需求，至于这种购买是为了居住，还是为了投机，在市场是无法区分的，有钱人可以囤积100套房，没钱的人一套房也买不起，市场需求和真实需要(need)之间形成巨大鸿沟。而在德国模式中，严禁把住房作为投资品和投机品在市场上买卖。因此，德国模式中的住房市场提供的商品是以满足消费需要(need)为主，市场需求和真实需要之间比较接近。因此，2008年美国由于房地产市场泡沫引起的次贷危机，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而德国虽然在危机中也未能幸免，但其房地产市场价格却很平稳。

      再比如说教育，也有同样的问题。毫无疑问，教育是一个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育究竟是由政府提供，还是劳动者自己来购买，同样存在不同模式。比如，在美国模式中，强调教育是私人产品，因此，教育费用主要由劳动者本人和家庭负担，尽管美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也是免费，但美国私立教育发达，尤其是私立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因此，目前美国教育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教育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是美国家庭和大学生本人高等教育负担越来越沉重。美国大学毕业生沉重的债务负担使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遇到困难，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教育对受教育者本人来说不再是“资产”，而是“负债”。皮凯蒂指出：“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家长收入属于美国收入后1/2的美国高校毕业生始终只占总数的10%～20%，而家长收入是属于前1/4的高校毕业生比例却在同期从40%上升到了80%。换言之，能不能上大学几乎就成了‘拼爹游戏’。”“在欧洲，大部分人都认为大学教育应和中小学教育一样免费或接近免费。”(32)

      劳动力价值补偿的不同模式客观上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性质有关。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既具有私人性质，也具有社会性质。劳动力再生产的个人性质，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从劳动者劳动力的形成角度看，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为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这个过程是以家庭为主的培养过程，劳动力的成长具有私人性质。一个劳动者，消耗了自己的劳动力，对劳动力进行补偿的过程，是通过工资收入购买相应的生活资料，这个过程也表现为私人消费过程，即W(劳动力商品)—G(工资)—W(个人消费品)。资本的本性是把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尽可能作为劳动者的私人消费性质的过程，最大程度把劳动力彻底商品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33)从资本的本性出发，个别企业总是把劳动力再生产压缩到最低程度，甚至是提供劳动力萎缩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正是上文分析指出的：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条件下，通用技能的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最高。

      然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又具有社会性质。从单个资本的生产过程看，马克思指出，工人消费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消费，另一种是个人消费，“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消费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消费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所以，“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34)从单个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看，产业资本运动公式中，劳动力的工资以可变资本的身份出现，可变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是单个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资本的运动来看，工人阶级的消费直接决定第二部类商品能否顺利实现。工人阶级消费的萎缩不仅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受到影响，而且直接影响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由此可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本剥削劳动的边界，这种决定不是资本家主观做出的，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迫使”资本家关心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力量包括道德的、历史因素，也包括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包括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由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不同，对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形成不同模式。

      笔者以美国和瑞典为例进行比较，这两种模式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模式中的两个极端模式，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代表，所以美国模式被称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而瑞典则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代表，所以瑞典模式中社会成分最多。德国和日本介于两者之间，日本更接近美国模式，而德国更接近瑞典模式。

      

      

      五、劳资关系与资本主义多样性

      劳动力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一个个“经济人”原子，还是在具体制度中有组织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曾经指出，从劳动力个体上看，从交换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似乎都是追求理性最大化的抽象“经济人”，但从真实的生产领域和生产关系上看，劳动力是处于一定阶级中的、有具体利益的现实人。所以，马克思指出，代表劳动力价值的工作日是有弹性的，“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35)在劳动力的具体使用上，资本家要求他们购买的权利，工人坚持他们作为卖者的权利，“于是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就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36)可见，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劳动力再生产的工作日界限是有弹性的，但这个弹性的界限是受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决定的。由于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在劳资之间的谈判中，单个工人无法取得想要的成果。工人之间联合进而以阶级的身份出现，就成为必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工会组织。当工人们把头攒在一起，以阶级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从企业的微观领域问题延伸到市场、政府和社会领域。

      从劳动者的角度看，劳动者联合的组织形式是工会，工会组织形式可能是企业内部工会，也可能是行业工会。与工会对立的则是雇主联合会。工会与雇主联合会之间有谈判机制，而其中的谈判制度、规则等，要有政府参与制定，并上升到法律层面，这样，政府在其中起到规则制定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各个国家由于具体的国情不同，劳资关系的模式也不一样。下面以美国和瑞典这两个发达国家中差别明显的模式为例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美国工人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相反，瑞典工人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相对来说，组织化程度低的资本主义模式，劳资关系不稳定；相反，组织化程度高的资本主义模式，劳资关系比较稳定。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劳资关系不稳定，目前，美国就业中一半是临时工，临时工一般不参加工会。美国沃尔玛公司，全部适用临时工(除少数管理者之外)，而且不允许工人参加工会，所以，美国沃尔玛成了美国“血汗工厂”的代名词。沃尔玛的口号是“永远的低价”，美国人认为沃尔玛还要加上一句“永远的低工资。”

      六、国家竞争的制度优势与资本主义多样性

      以上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角度，揭示了不同国家在企业层面和劳资关系层面形成不同的模式。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国家会采用不同的制度模式？有人认为是文化、历史因素决定的。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马克思在研究地租不同形式时也曾经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37)马克思这段话在方法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规律在不同现实条件下，可以表现出多样性特征。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背后的规律是什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表现为不同的制度模式，这些制度模式背后的规律是什么？本文认为，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要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国家职能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过程中导致不同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形成比较制度优势，力争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习惯、传统和经验逐渐内化成制度性内容，在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中，国家将把这些制度内容逐渐强化，形成竞争的制度优势。因此，国际竞争和国家的介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多样化的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没有完整的国家理论，马克思的“六册计划”中有“国家”的内容，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写这部分内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存在。除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一些论述之外，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论更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家认识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生国家理论”，这与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政府是“守夜人”是不同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内生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内生国家理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社会有机体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作用的产物，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与经济基础是内生关系；其二，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看，国家并非简单的“守夜人”角色，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作为经济运行主体的身份出现，尤其是在国有经济中，更是如此。但由于国家既是经济领域的“裁判”，又是经济领域的“运动员”，这样，如何确立国家双重属性的关系，就成为世界性难题。但西方经济学为了简便，干脆把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回避掉，把国家仅仅定义为“守夜人”，这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

      从企业角度看，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目标，因此保证资本持续而有竞争力的积累条件是廉价的资源价格、廉价的劳动力和高技术垄断，本文称之为“两低一高”。(38)但实际上，从短期来看，企业面对的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条件，恰恰是给定的价格或者既定的约束条件。企业不可能改变市场上的资源价格，企业也无法单独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企业更不能短时间内改变技术条件。在主流经济学中，如果我们问资源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它的回答一定是供求关系决定的，那么供求关系又是如何决定的？它的回答一定是价格，因为价格是提供供给和形成需求的基本信号，这样研究就陷入了循环论证。从企业要求利润最大化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仅仅有市场价格是远远不够的，它们要求必须是遵循“两低一高”的原则进行投资，才能具有竞争力。国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资本的祖国不是在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进而，马克思指出：“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39)马克思这段话表明，自然条件只是产生剩余的可能性，一个国家的制度才是根本性条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诺斯的“专利产权保护说”，都是试图对企业如何形成竞争力作出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即没有认识到，无论是要素禀赋、还是人力资本的形成，抑或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企业来说，都是外生变量。只有引入国家的职能和作用，才能分析清楚。

      众所周知，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第一个霸权国家，是因为英国国家为企业竞争能力创造了“两低一高”的条件。英国的原始积累的“羊吃人运动”，既解决了纺织业的原材料问题，也获得了廉价劳动力。英国通过鼓励技术发明，实现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解决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垄断问题。尤其是英国通过建立强大的殖民体系，为本国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创造了制度性条件，殖民体系保证了低廉的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19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美国逐渐超越英国，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和德国在为本国企业形成竞争力上，创造了优于英国的条件。美国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南方奴隶制度，解放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同时欧洲的廉价资源源源不断运往美国，美国创造了“两低”条件。同时，美国这一时期率先完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科学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头羊”地位，创造了“一高”的条件。德国这一时期完成了国内统一，形成了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德国不同地区的廉价能源可以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德国也完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科学技术上同美国一样，居于领先地位。总之，德国和美国在这一期是“两低一高”条件比较好的国家。当然美国更为优越，这也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成为霸权国家。此时的英国虽有衰落，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被超越，但仍然是霸权国家之一，因为英国拥有强大的殖民体系，为其提供廉价原材料、廉价商品，成为英国企业资本积累的源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廉价资源市场、廉价劳动力市场和科学技术霸主地位而展开的战争。结果，美国成为战争的最大赢家。虽然旧的殖民体系被打破，但美国建立起的新的“中心—外围”关系，仍然是美国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保障。美国通过跨国公司形式，直接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获得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同时美国借助战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之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今天，世界金融危机对美国竞争优势形成挑战，但就目前而言，美国在“两低一高”方面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短期内任何国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都是困难的。

      可见，世界霸权国家形成既遵循一般规律，但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制度的竞争优势也不一样。如果我们把问题回归到劳动力商品中来，英国、美国、德国从国家层面上解决劳动力和科学技术问题，在制度安排上是不同的。比如德国、英国通过国家解决雇员的福利问题，实际上一方面为企业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提高了“人力资本”。而美国则通过临时工制度，降低劳动力价值，等等。

      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起点，也是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微观基础。资本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上，但他的研究方法，同样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提供了钥匙。对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深化认识，是我们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中研究立体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方向。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并非单纯是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它也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从以上我们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不同模式中，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看，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是不同的。

      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增长，如何按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问题。他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40)马克思这一思想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是关乎民生重要公共领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这些问题的性质认识不清，导致政策定位不准确。在改革过程中曾经提出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市场化等改革思路，这些思路的背后都有“榜样国”的支撑，确切地说都是以“美国模式”作为模仿的对象，而结果是迄今这几方面的改革都不算成功。中国未来在这几方面关乎民生的问题上，究竟该采取何种政策取向，是走私有化之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解决，还是作为公共产品或者半公共产品去生产，非常值得我们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结合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特点，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质、运动规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在未来，中国“共享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将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①刘凤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

      ②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页。

      ③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页。

      ④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页。

      ⑤据笔者所知，青木昌彦并没有声称自己是演化经济学家，但他的制度分析方法的确借鉴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青木昌彦和阿夫纳·格雷夫是公认的从事比较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

      ⑥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修订版)，魏加宁等译，林家彬校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⑦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⑧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⑨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14)塞缪尔·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

      (15)Terrence Mcdonough,Michael Reich,David Kotz,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6)Zhongjin Li,Hao Qi,"Labor Proces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China",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is,(March,2015).

      (17)埃内斯托·斯克勒潘蒂：《资本主义形式与资本主义的本质》，谢富胜译，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18)刘凤义、沈文玮：《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19)佐藤金三郎、冈崎荣松、降旗节雄、山口重克：《〈资本论〉百题论争》(一)，刘炎、赵洪、陈家英译，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306页。

      (20)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21)Stein Evjw,"Labour Is Not a Commodity:A Reappraisal",working paper,Oslo/Kongsberg Institutt for privatrett,March,2012.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

      (23)刘凤义、王媛媛：《苹果—富士康模式中的劳资关系》，《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8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27)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也有类似于中国现在“农民工”身份的劳动力，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只是季节性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商品化，至多是“半无产阶级化”，他们一般拥有通用型技能或者仅仅提供无需任何技能的体力劳动，工资比较低。理论上说，如果他们的劳动力完全商品化，工资水平会相应提高。劳动力完全商品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不意味着劳动力的完全商品化代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反，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恰恰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当然劳动力去商品化不是回归自然经济，而是在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需要的发展资料越来越多地由社会、国家来提供，而不是由劳动力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从市场上购买。

      (28)对这种称谓的论证，可以参见罗纳德·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30)孟捷：《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理论的重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4期。

      (31)“一般数量”和“具体数量”的提法，是受张俊山教授启发得出的。

      (32)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99-500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9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8页。

      (3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1-272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4页。

      (38)廉价的资源价格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统称为“廉价的生产要素”，但由于劳动力是特殊的生产要素，所以要把它独立出来进行分析。

      (3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7-588，589页。

      (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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