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理论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三大论文,思潮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本国政治文化的影响，美国则尤其。在美国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四种相互矛盾的政治文化：美国例外主义、道德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作用下，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冲突之中。冷战以后，美国人对自身的认识、对与它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及对本国国际地位的认识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于是又产生了影响着美国目前和今后外交政策的三种新的理论思潮。本文试图就其基本的理论形态和它们的不同作用做一分析评估。
一、新孤立主义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新孤立主义思潮既有其传统的历史根源，又有深刻的现实社会经济根源。冷战期间，出于反共的需要，孤立主义暂时让位于国际主义。在最大的战略敌人消失以后的90年代初，美国外交的理想和目标混乱，国内凝聚力下降，社会问题成堆，国内外经济竞争激烈，高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就业困难，雇员收入和福利待遇下降，公众对政治领导人丧失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再度抬头。《外交》杂志主编威廉·海德兰率先撰文呼吁：“今天美国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但是国内繁荣受到的威胁却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他认为，“冷战的胜利，使美国能在今后10年将自己的思想、注意力和资金从国外转向国内。”（注：（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1年7月10日。）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以共和党人布坎南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更是大力煽动，使得新孤立主义成了在政界和学术界均有强大基础的社会思潮。
1、严格依据国家利益来确定外交政策目标。新孤立主义代表人物托内森尔在1991的《大西洋》杂志7月号上发表文章《什么是国家利益》，提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与国际社会和其它国家的利益区别开来，不应将外交政策看作首先是扩张美国价值观念的工具”。同年9月布坎南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美国国家主义》一文，主张重新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要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所谓“推进公正”、“为民主而战”等抽象的权利和义务之上，以超国家的理想代替国家利益。另一位代表人物派因斯也于同年4-5月间在传统基金会出版物《论点》上撰文《美国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十条原则》，强调“对外政策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创造美国可以从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自由和机会的全球环境，才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凡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政策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2、应把政策中心置于国内问题上。新孤立主义声称，在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决定下个世纪国家命运和全求影响力的要素，但美国在冷战后经济和社会问题十分突出，如解决不好，势必会削弱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对美国国家利益最紧迫的威胁在于国内”，“华盛顿不必作为一名全球警察到世界各地去平息动乱”，而应将国内需要转移到政策的中心地位，奉行“美国第一”的原则。1992年大选中，在外交上颇多建树的布什总统就遭到了布坎南的讥笑，“布什是国际主义者，而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他崇尚世界大同，我们只相信我们古老的共和国。他会用我们的财富和力量去实践他所谓的‘世界新秩序’，而我们则坚持美国第一的原则。”（见：《时代周刊》，1991年11月3日，第32页。）后来，布什终于败在以“将象激光束一样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为竞选口号的克林顿手下，这与新孤立主义的兴起不无关系。
3、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新孤立主义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应收缩海外义务，“回归美国”。既然已经没有了苏联的威胁，美国也就不再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外交政策，不再需要关心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和所有国家。即使卷入海外的地区冲突，也必须与它所受到的威胁程度相对称。据此，布坎南提出了调整和收缩美国海外义务的7项具体主张，包括美国应废除里约热内卢公约，修改门罗主义；废除与日本的双边条约，大规模从东亚撤军；撤回驻欧美军，把北约组织交给欧洲人；反对北约东扩，反对将核保护伞向东延伸；停止一切外援，撤销国际发展机构，撤出亚、非、拉的发展银行；国会应该阻止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等。
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好转或不断发展，新孤立主义的势力和影响明显减弱，不是当今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主流。
二、新干涉主义
美国一直推行干涉主义。它将自身的利益等同于全球利益，奉行一种扩充实力、扩张影响型的外交，认为全球各处发生的不测都会影响美国国家利益。在此同时，美国又极力在全球推广其价值观念，最典型的莫过于威尔逊的“让世界的民主更安全”。冷战后的世界形势更是助长着美国的干涉情绪：美国在大国力量格局中占据明显优势；美国提倡的主权有限并趋于陈旧的观念愈益流行；主要在美国影响下的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增多，并且往往获得多数国家的认可；美国拥有选择余地较大的干预手段；冷战和海湾战争的胜利刺激了美国的干涉主义传统。在这种内外环境下，一股被称为新干涉主义的思潮随之兴起，其目的是突出美国的霸主地位，强调美国对世界的主导作用。新干涉主义在美国的政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主要代表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等。它所主张的理论如下：
1、“内战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认为：一国的内战不再属于内政，当今的内战已严重威胁着国际安全，因此积极的干预有助于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华盛顿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刊登了华盛顿国防学院国家战略学教授特里·戴贝尔写的文章《冷战后世界的内政和国际关系》，声称在冷战后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戴贝尔认为，同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问题联系密切的领域有三个：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后果，建立集体安全。如果美国将这三个内容作为其对外政策目标的话，势必采取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方针。人权高于主权，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而这两方面都需要美国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克林顿甚至用赞美诗一样的语言宣称：“世界之所以期待美国的领导，并不仅因为美国的规模和实力，还因为我们所支持和勇敢反对的东西。我们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是世界上自由能给人类带来的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证。”（注：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2、建立国际干预机制。新干涉主义主张由美国牵头、拉拢其它西方大国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其它国际组织、多边组织、国际条约等为网络，以武力干预、经济制裁、人权干涉、核检查等为手段的国际干预机制，以便增加干预的隐蔽性，减轻美国负担。强调当集体安全行动不能奏效时或者在处理某一突发性国际危机时，美国应采取单边行动，必要时诉诸武力。克林顿声称，“美国拥有世界上训练最佳、装备最佳、准备最充分的战斗力量，而这，比其它任何单一因素都更应被视为我们获得持久安全的关键因素。相对武力而言，我们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也总是愿意使用武力”。（注：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3、用“扩展战略”取代过去的“遏制战略”。新干涉主义认为，民主国家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它们之间很少打仗。“民主制”全球化之日，也就是世界和平到来之时。1993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完整地阐述了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战略”。莱克强调，这一战略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加强由主要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大家庭；(2)在可能的地方帮助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和市场经济；(3)必须反抗敌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侵略，并支持其自由化；(4)不仅以提供援助的方式，而且以帮助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存在严重人道主义问题的地区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人道主义议程。
4、推行预防性外交。强调成功的预防性外交可使我们解脱出来，从而把更多财力、物力用于迫切的国内重建。在所有的预防性外交中，“促进民主”是最好的手段。
三、实用国际主义
实用国际主义是介于新孤立主义与新干涉主义之间的一种近似折衷的理论。它既反对新孤立主义的“回归美国”的主张，又反对新干涉主义“全面出击”的观点。持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在政界主要有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在学术界主要是一些新现实主义学者，如米尔斯海默、亨廷顿等人。他们坚持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坐标。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他们虽已日益处于守势，但鉴于他们在学术界的正统地位和与政界的密切联系，这一派学说实际上占居了主流位置。其主要主张是：
1、冷战后的美国面临着更不稳定的国际形势，美国必须奉行积极的参与政策。冷战刚一结束，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米尔海斯默即在1990年8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为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指出由于两极结构的崩溃和伴之而来的多极化趋势，使世界重新陷入了混乱之中，多极体系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力量结构。这是因为：(1)两极结构中只有一对可能导致战争的对立体，而多极结构则有许多这样的对立体；(2)多极体系中实力的不平衡更为普遍，威慑更难保持；(3)各大国对对方的意志以及对方联盟的实力范围都难以估算，增加了因误解和猜忌而引起冲突的可能性。尼克松则在1992年3月撰写的《我们忽略了我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新孤立主义“没有看到美国的领导地位与我国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目标——在国外实现和平，在国内实现繁荣——之间钢铁般的联系”。他警告说：目前美国“正处于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究竟发挥什么作用的关键时期”，“如果我国的领导人把对外政策置之脑后，那么，在世界出现危险时，我们的机会就会丧失殆尽”。
2、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只是众多强国中的最强者(First Among Equals)，因而必须实行审慎的外交政策。实用国际主义对前一个时期盛行的“美国衰落”论不屑一顾，认为美国现在和在下个世纪的前半叶仍将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约瑟夫·奈在1990年3月号的《大西洋》上发表的《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一文和其后出版的《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美国不光具有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硬力量”，还具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软力量”。布热津斯基则更为乐观，他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指出，美国是人类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绝对优势的霸权国。但这种地位不会是永久的，随着其它力量中心的崛起，美国也会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在此之前，美国必须实现双重的战略目标：一是要把美国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基辛格则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中阐述道，美国既不能主宰世界也不能脱离世界，美国必须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采取俾斯麦均势外交方式，在五大力量中心之间纵横捭阖，使得与它们中任何一大中心的关系，都比它们之间的任何一对双边关系更为密切。
3、重振道德文化传统，以期使美国的霸权具有政治哲学上的合法性。实用国际主义者们认为，缺乏道义的影响力，大国就无法长期保持其主导地位。构成世界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一是经济、军事等实力，一是道义力量。冷战以后，美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目前其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排在3-7位的五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然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却相对下降了，造成这一矛盾的症结在于美国以享乐主义为特征的价值观的危机。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推出的著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对美国的这种趋势提出了“紧迫的预警”。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陷入了“自由放纵的丰饶角”之中，人们在道德混乱中享受着自由放纵，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的生存内容和目标，道德上不受限制的个人欲望使自由民主的内涵里浸淫着放任无度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全球力量——如果缺少必要的合法性和从而无力确保积极的控制——可能会被美国自己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亨廷顿则在其1996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警告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种挑战来自非西方的其它文明，尤其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它们无论是在人口，还是在经济潜力上都有超过西方的趋势；另一种挑战来自国内，那就是外来移民的膨胀，使得美国的主流人种——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WASP)人有成为少数民族的危险。因而美国必须认识到西方文明是独特的，但不是普世的，应大力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以应付来自其它文明的挑战。
4、中国问题受到了实用国际主义者们的普遍关注。实用国际主义多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国际社会的根本属性是无政府状态，各国间权力大小的不同是国际社会的常态。而体系内权力分配的重大变化势必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实用国际主义者越来越从新兴大国出现的角度讨论中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全球力量平衡，威胁美国的现有优势。但他们反对对中国进行“遏制”，而主张美国应以实力为基础，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以图将中国逐步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来。
就目前而言，这三种理论思潮在交互矛盾的作用中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并且因具体情况的不同，其作用程度也不一样，还难以对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与重要性做一精确的评估。但它们的作用程度，都会受到美国基本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制约。冷战后美国基本的国际国内形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全球化的浪潮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已席卷了世界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二是美国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影响力却在相对下降的事实。基于这两点基本形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和遇到的全球化挑战，对外的孤立主义与对内的极端保守主义一样，不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而新干涉主义尽管从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似乎颇为得势，但它要受到美国国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制约，前景不会乐观；倒是着眼于美国的国内问题，并有选择地奉行对外干涉的政策，比较符合美国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自身国力和影响力都相对下降的内外形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用国际主义将成为美国决策者们的主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