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核心的“德治”思想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三代论文,领导核心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2)02-0016-04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其自身的科学内容和革命性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们的实践哲学层面表现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思想，对党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崇高道德品质进行了科学概括和总结，从而提出并形成了他们的德治思想。
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道德的地位和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毛泽东认为：道德是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崇高的道德是革命事业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延安整风期间，他号召全党同志摒弃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做老老实实办事、顾全大局的“老实人”。他所说的“老实”，就是具有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修养，就是顾全大局、大公无私的革命品德。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目标、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意义，确立了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为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思路。首先，他提出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它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67页。）其次，他将道德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并充分肯定了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江泽民从当前中国社会所处的宏观背景出发，把道德建设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从道德因素与其他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中发现并阐发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首先，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道德建设）的相互关系，并指出由此决定的道德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其次，他从社会主义文明的系统构成着眼，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必须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第三，他在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回顾、把握和展望中，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概括提出“长征精神”，指出它是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典型表现；提出要大力倡导和发扬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的创业精神；（注：见《人民日报》1993年3月2日。）提出高尚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精神，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不断夺以新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充分肯定了抗洪精神（注：见《人民日报》1998年9月29日。）是我国人民极其宝贵精神财富，指出它显示了崇高的社会主义道德强大的实践威力，为全世界所瞩目和羡慕。
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
毛泽东对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述。首先，他提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其次，他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的政治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他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其先进分子提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思想境界。第三，他把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联系在一起作为人民政府的规定性。他说：“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最后，他把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作为考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这是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互相贯通的。
邓小平全面继承和进一步系统地阐发了道德核心问题。首先，他提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1994年第2版，第257页。）不仅重申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实际上也是对共产党员的人格修养提出了本质的基本的要求。其次，他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道德核心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四有”目标，从而使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他指出：“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认为：四个“有”之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有理想”是社会主义道德在奋斗目标上的表现；“有道德”是对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要求；“有文化”是社会主义理想道德人格的理性要求；“有纪律”是社会主义理想道德在社会行为上的规范化、合道德化要求，它是统一全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意志，从而是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的组织保证。“四有”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
社会主义道德学说最精华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江泽民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首先，江泽民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及国家性质、社会主义的本质、现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工作重心等角度，充分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突出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这是第三代领导集体道德思想的突出表现。其次，他指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变的思想。尽管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具体任务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容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相应的变化，但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越是改革开放，越要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三，针对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及其反映到党风上的腐败问题日渐突出的现状，他反复强调：“要在党内真正造成一种浩然正气，党的干部和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道德原则是调整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各种行为规范的出发点和价值准则，它集中反映道德的社会本质和阶级属性。综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道德思想，其内涵的基本道德原则就是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道德价值观的必然表现。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既是道德学说的立足点，又是必须加以关注和解答的基本课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既决定着各种不同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也决定着各种道德活动的标准、方向和方法。毛泽东认为：一方面，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另一方面，在保证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把社会整体利益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逐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强调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26页。）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毛泽东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指明了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根本经济基础。他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性质。其次，进一步透彻地阐明了集体主义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强调了二者的统一性。他说：革命精神和物质利益是统一的，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是唯心论。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必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任何离开物质利益的道德都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提倡的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第三，进一步阐明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当兼顾。“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175-176页。）要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这样，就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基础上，把集体主义原则发挥的更加全面、更加彻底。
江泽民在坚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者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道德比较完善的原则系统。首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道德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江泽民道德思想最基本的原则必然是集体主义原则。其次，他系统、深刻的论述了爱国主义，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学说。他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它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和宝贵的民族性格，其道德原则的制度体现必然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号召人们：“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的强大力量”最后，他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集中体现了我国道德建设的根本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总之，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者内在地、有机地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它们相互影响和整合，构成了江泽民道德思想完整的原则系统。
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容是其道德核心和原则的具体表现。毛泽东1949年10月为《新华月报》创刊号的题词中首先提出了“五爱”的道德规范。其后，《共同纲领》、宪法都把毛泽东倡导的“五爱”规定为全体国民应该遵守的社会公德。邓小平继承和作了进一步的发展。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把“五爱”中的“爱护公共财产”改为“爱社会主义”，从而赋予“五爱”道德规范以新的内容。“五爱”作为一个固定的提法和特殊的道德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五爱”中的“爱祖国”，是人们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表现得最为挚烈，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人民”即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人民谋幸福。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规范上的必然表现。在毛泽东看来，“爱人民”是共产党人和一切先进群众的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邓小平认为：“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1994年第2版，第30页。）“爱劳动”是在对劳动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对劳动的一种深厚感情。毛泽东、邓小平不但是“爱劳动”这一传统美德的倡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典范。“爱科学”就是尊重知识、热爱学习，掌握正确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国争光，为民造福。它既是道德内在的理性诉求，本身也是一种美德。毛泽东提出要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解、改造社会和自然。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爱护公共财产”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要求人们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同一切破坏和浪费公共财物的行为作斗争。邓小平则把“爱护公共财产”发展为“爱社会主义”，并且阐述了“爱社会主义”与“爱祖国”的关系，认为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他通过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回顾，有力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分析、横向比较，得出了不可动摇的历史新结论：“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江泽民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其主要贡献在于：把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规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决议》强调指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34页。）这实际上概括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美德的建设是整体的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基本单元；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主干，职业道德建设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劳动和职业关系网络的总体道德水平，而社会公德则是前二者的基础上对社会总体道德风貌的综合反映。三者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体内容。这也是江泽民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完善化的一个标志。
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举措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复杂性决定了作为其表现和反映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因此，道德建设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和形式。三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的方法、手段问题。
1.通过道德教育以确立正确的道德观
三代领导人的道德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邓小平均强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均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看成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号召人民积极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强调道德教育要注意方法，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并与实际紧密结合。江泽民的德育思想的精髓是：一方面，他强调德育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他在道德教育的方法和目标上超越了前人，强调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手段，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他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上解决问题，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2.通过提高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
毛泽东、邓小平一贯重视道德修养，要求人们摆正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位置，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严于律己。江泽民不仅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的道德修养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三讲”新思想。江泽民突出“讲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的是为了通过学习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道德知识的修养，从而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自我修养。“讲政治”是人们道德修养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然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江泽民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讲正气”作了深刻的理论注解，并把它规定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社会主义道德修养有机联系的三个方面，“三讲”构成了江泽民道德修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江泽民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学说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3.通过“德治”与“法制”的结合优化道德建设成果
毛泽东、邓小平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要依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这反映了当时对把法制和道德教育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蕴涵着既要抓法制，又要抓道德教育的思想。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并要求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的新贡献，开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境界。首先，江泽民把法治和德治作为治国方略的两个重要方面，强调二者是相辅相承，不应有任何片面性。其次，确定了“以德治国”方略的任务和框架。他提出：以德治国方略，最根本的任务是必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其基本框架简而言之，有以下内容：一是“共同理想”；二是“三观”；三是“三义”；四是“三德”；五是“四信”：六是“五种精神”。第三，提出了依法治国必须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及其重要性。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因强调道德建设而忽视依法治国；也不能因为强调法治而忽视思想道德的作用，二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
总之，三代领导核心的“德治”思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创新，充分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思想道德建设、对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他们高瞻远瞩、把握大局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战略眼光，这对我们在新世纪迎接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0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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