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综述：陷入腐败泥潭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班牙论文,泥潭论文,腐败论文,工人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意大利和法国之后，越来越多的政治丑闻在西班牙陆续曝光。虽然法官们尚未大张旗鼓地开展“肃贪行动”，但大众传媒却不断发表旨在“抓住脏手”的爆炸性文章。执政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理所当然地成了众矢之的。
人们记得，在经历了长达40年之久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后，西班牙于1975年恢复了“民主政体”，1982年举行的普选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胜利成果。欣喜若狂的左翼选民对冈萨雷斯领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寄予厚望。后者在竞选获胜、执掌政权之初，恰逢国家经济形势大好。特别在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始终保持强劲势头，“光荣的十年”（1982-1992）使西班牙达到繁荣的顶点：1992年举办的巴塞罗那夏委奥运会和塞维利亚国际博览会正是西班牙国运昌盛的重要标志。
可是，就在1992年席卷西方的经济衰退的影响下，飞速发展中的西班牙象是来了个急刹车。捕鱼业、畜牧业、造船业、钢铁和煤炭生产等经济部门蒙受的损失极其惨重。四分之一的积极人口（即有劳动力的居民）陷于失业。许多跨国公司因无利可图，慌忙从西班牙撤回投资，准备把工厂迁往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其他国家。
政治丑闻的揭露犹如雪上加霜，使无力摆脱经济不景气的西班牙社会蒙上不祥的阴影。西班牙人，特别是左翼选民，开始对执政的工人社会党表示失望，认为这个曾许诺实行“百年廉洁政治”的党派已经腐化变质。德高望重的西班牙哲学家、马德里大学伦理学教授路易·阿朗古伦为此“深感沮丧”，他说：“谁会想到民众的希望最后竟化为泡影？尤其糟糕的是，目前又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政治出路”。冈萨雷斯1994年5月6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腐败现象有使他的政府和个人政治前途毁于一旦的危险：“我们在1982年上台时，缺乏将与损公肥私的人打交道的思想准备，我们党内确实也有一些人，把追逐私利置于关心大众利益之上。我为自己轻信他们而深感痛心和羞愧。”
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的丑闻于1991年开始见诸报端，从此，就象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再也不能重新关上一样：不断揭露出新的贪官污吏，其犯罪的严重程度竟一次比一次更加令人震惊。
首先是胡安·盖拉的“不明巨额财产案”。此人在1982年还是穷极潦倒的失业者，但到1991年却摇身一变，成了招摇过市的亿万富翁。人们不能不怀疑他是仰仗他的哥哥、工人社会党左翼领袖阿尔丰索·盖拉的权势，发了不义之财。冈萨雷斯的挚友阿尔丰索·盖拉为此被控以权谋私，辞去了政府副总理的要职。
接着是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案。该公司董事长加西亚·瓦尔韦德被控与工人社会党其他领导人合谋，用公款进行地产投机，借以攫取暴利。此案揭发时，瓦尔韦德已出任卫生部长，不得不引咎辞职。
1992年2月发生的“伊贝科尔事件”更象一颗炸弹爆炸，在西班牙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伊贝科尔是马德里交易所原所长曼努埃尔·德·拉孔查主持的一家皮包公司，据说该公司利用西班牙银行行长马里亚诺·鲁比奥提供的经济情报，操纵金融市场，制造股市风波，终于导致巴内斯托银行的破产，使普通百姓的小笔储蓄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转入财界巨头和政界要人的腰包。
1994年5月，“罗尔丹贪污挪用公款案”更使群众的愤怒达到新的顶点。路易·罗尔丹系拥有75000名宪兵、专门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的“公民警卫局”局长。这位文职官员利用职权，在修建兵营的各项工程中，索取高达8.5%的佣金。他还以反恐怖主义特种行动的名义中饱私囊，甚至不惜侵吞国家发给受害者遗孤的救济款。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积聚的个人资产约值2亿法郎。人们还发现，这位“模范公务员”在国外开有40来个银行帐户，他的豪华公寓公布马德里、萨拉戈萨、潘普洛纳等城市以及瑞士、委内瑞拉和智利等国，位于加勒比海圣巴泰勒米岛上的别墅还不算在内。
罗尔丹东窗事发后，居然逃脱了法网，并且于1994年5月3日公然接见西班牙《世界报》记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我象其他企业家一样做了几笔交易，做生意就是要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他还声称将公布牵涉部分政界要人的秘密文书，以此要挟冈萨雷斯政府。
发生这些寡廉鲜耻的行为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工人社会党议会党团发言人、前经济部长卡洛斯·索尔查加早已说过，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容易发横财的国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该党的许多政客无视任何道德原则，不择手段地利用公职贪污受贿。西班牙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卡洛斯·埃斯皮诺萨·德·洛斯蒙泰罗斯指出：“企业家们真是左右为难：若不向官员行贿，就会丧夫一大半定单，因为50%的经济受国家的控制。”
道德沦丧不仅使工人社会党威信扫地，而且在部分群众中激起对佛朗哥时代的怀念，这一思潮的抬头对现有的议会民主制已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继承佛朗哥主义的右翼组织人民党在1993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差一点把工人社会党击败，后者只是依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和加泰罗尼亚“团结与统一”运动的支持，得以勉强维持统治。1994年6月的一次民意抽样调查表明，如果应人民党的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工人社会党必将败北。
面对政府的摇摇欲坠，新闻界和出版界有恃无恐地抓住工人社会党的“黑色记录”大做文章。《世界报》、《国家报》和《改革16》杂志连篇累牍地刊载道德文章，对腐化堕落行为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而其主要矛头则对准冈萨雷斯，称他同意大利前总理克拉西一样“臭不可闻”。出版界1994年秋季推出的四部新书（马里奥·孙代：《论制度：我的执政经验》，马德里爱斯帕萨·卡尔帕出版社；赫苏斯·卡欲：《闯进特权者迷官的马里奥·孔代》，马德里今日重大事件出版社；何塞·爱雷拉、伊萨贝尔·杜朗：《政权的奥秘》，马德里今日重大事件出版社；埃尔奈斯托·艾凯塞尔：《贪婪的银行家们》，巴塞罗那亚内斯广场出版社）尤其引人注目。这四部新书采用连载小说的通俗文体，对知识程度不高的平民百姓颇具吸引力。作者们在集中攻击工人社会党的同时，似乎故意放过在金融投机、贪赃枉法等罪行中同样负有责任的大地产主、高级军官和跨国公司。为此，法国《世界报》驻西班牙记者马格里塔·里维埃尔指出，这场由新闻出版界掀起的反腐败运动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在幕后煽风点火，其目的是要为“极端保守派的新共和主义”执掌国柄扫清道路。陷入腐败泥潭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冈萨雷斯政府目前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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