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帅[1]2016年在《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探析》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国际形势与本国国情确立了伙伴关系战略。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是本着独立自主、求同存异的原则,以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为基础,通过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方式,最终实现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的新型外交战略。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第一个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历经酝酿期、开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战略,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在战略空间、战略框架、战略载体上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外交战略的独有特点。每一项外交战略都是通过相应的手段实现其自身的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也不例外。中国伙伴关系战略通过首脑会晤、修睦合作、多边论坛等手段,在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维护国际战略力量的平衡、提升国家形象与影响力、促进双边关系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外交原则的不同对伙伴关系战略产生的负面作用、中国所面临的不利周边环境对伙伴关系战略形成冲击以及义利矛盾对伙伴关系战略造成的消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未来应继续秉持“结伴不结盟”;提升与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层次;伙伴关系战略与其他外交平台的联动;促进伙伴关系的均衡发展;推动伙伴关系的“网状化”发展。
杨东[2]2000年在《试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6年以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基于构筑双边安全、维护大国地位和发展经贸三项现实利益。而双边关系的顺畅进展则有赖于存在多项推动力：包括中俄自80年代以来就开始持续进行的各个领域的制度化建构；近年来双方面对日渐恶化的国际环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非零和竞争性战略互动等。这些基本动力要素还有助于制约和降低双边关系发展中的阻力，从而强化双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因此未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会持续向前发展，但没有可能再度结盟。同时，也要认清双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受到多项阻力因素的冲击和掣时，包括双方不同的复杂历史文化背景、地缘政治、俄对外政策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经贸关系滞后于政治发展的情势等。
张彬[3]2011年在《江泽民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思想的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思想对当今中国如何与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如何维护好亚太地区稳定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影响。而且,国内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较为薄弱。所以,本人选择这一课题作硕士论文。本文首先论述江泽民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思想的成因,如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中俄两国利益的需要,等等。其次探讨江泽民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其主要内容有增强政治互信、扩大经贸互利合作、深化安全合作和加强科技文化军事交流,特点有非意识形态化,既不结盟、不对抗,也不针对第三国,宽领域和多层次地协调合作,等等。接着考察江泽民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思想的作用,如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推动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为中国国内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对新世纪初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制定对俄罗斯政策和发展中俄关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希望本文的这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能有益于学术界对此方面的深入研究。
何中顺[4]2005年在《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内容构成日趋多元,国家在设定本国国家利益目标上随之多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环境等都作为对外政策目标,通过外交去实现,同时这些因素本身也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的手段而加以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扩大。外交功能也都在发生变化,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正在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包括企业外交总体外交方向发展。传统或狭义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等概念继续保持稳定性的同时,经济外交、环境外交、文化外交等概念日益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并已经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实践所证明。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言,随着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积极追求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25年多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苏联成立和苏东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也应该包括1989年后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国经济的外扩将日益导致中国外交资源、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外扩。作为新兴的和转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外交案例具备了相对典型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文本意义。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对这样命题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对丰富中国外交的理论本身,还是对中国外交的实践,都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1978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至今,中国外交以极其丰富的案例和具体实践证明,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实践,已经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理由期待中国经济外交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以经济外交为理论主体,以中国经济外交为分析个案,深入剖析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实践过程,从而取得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综合而全面的前瞻性的认识,在借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外交历史和现实进行学术厘清,并提出相关领域的政策层面的建议,是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实践的需要。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方法、结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层次分析法、案例分析方法、变量分析方法等分析手段,对中国经济外交进行了的规律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系统、主要构成,进行了系统的全景式的扫描。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概述;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与必要性:评估经济外交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国作为经济外交分析个案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经济外交;中国的金融外交;中国的能源外交;中国的外交中的经济制裁;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的国际经济机制外交等。总的思路是首先分析近年来经济外交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外交理论研究和经济外交理论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外交作为一个变量,构建和完善经济外交理论框架的必要性。通过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以丰富经济外交的理论。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政策建议。最后是对经济外交和中国经济外交的结论性认识。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一、经济外交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质量和能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为中国外交的实践所验证。经济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经济外交的过程,为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平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为经济外交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样本。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保障中国的出口产品市场和资源、能源来源的稳定获得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作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有足够的理由和需求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济外交行为,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有更清晰的观察,而且可以为外交学研究的立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一个较大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本。 二、制度变迁、经济转型、文化传统、国内发展目标的调整等内政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内政和外交的联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这种互动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制定国内政策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中国能够经受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考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作了准确的判断。其次,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给中国外交提出新任务,外交工作处于配合中心工作的地位。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出发来考虑外交问题,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最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强调了内外政策的一致性。8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指出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强调“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条件”。一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中国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
宛程[5]2016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且管理机构——即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参与的有关中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唯一一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入,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合作理念,不断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效地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安全研究这一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要求出发,考察上合组织成立前后所面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在“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亚地区和我国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同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保持了稳定的成绩;探讨了上合组织如何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强化其安全功能建设。这对总结中国参与或主导地区性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上合组织同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战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其中,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三股势力”、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严重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下,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应对威胁的共同意愿,并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但同时要指出是,虽然上述共同安全威胁的出现和共同合作意愿的产生在上合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全部动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前提,而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尤其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则对上合组织的成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合组织成立后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在当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和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都对上合组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威胁,上合组织不断强化合作,使其保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反恐机制日趋完善,不断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稳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同其他国际安全机制的互动也不断加深。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发挥保障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冷战后复杂的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促使着应对这一问题的新安全理念——中国新安全观的产生。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冷战后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安全理论。中国新安全观摒弃了旧安全观在安全主体的单一性、安全内涵的贫乏性、安全手段的对抗性以及安全目标的利己性,实现了对安全关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合作性。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手段和安全目的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对旧安全理论的更新和升级,顺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满足了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它的提出和发展也促进了上合组织的形成,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上合组织确立了“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并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等措施实践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同时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境内外两个核心区——中亚和新疆的建设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境内外核心区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例如“三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边界纷争、战争以及国家政权非制度性更迭等。必须说明的是,不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特殊化,在坚持上合组织原则和“上海精神”的前提下,在上合组织安全功能范围内,以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特点对上述安全问题进行分类,不仅是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前提,还可以有效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实施效率。此外,在上合组织实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要重视和强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建设,加强对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上合组织公共安全供给能力,切实制定、完善和落实打击“三股势力”等威胁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去极端化和网络反恐工作,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目前,上合组织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发展;扩员造成的以中亚为中心的地缘中心的变化和争议;乌克兰危机对成员国关系的影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主要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国际安全中的某些领域所造成的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以及成员国关系改善缓慢,中亚地区合作水平不高的状况无明显改善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主要建议如下:在安全目标上,要以“三股势力”为长期坚持打击的对象,在核心区上,要以中亚(包括新疆)为核心区,不宜扩大,要坚持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核心功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考虑安全问题,要处理好核心安全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妥善应对和处理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中“三股势力”扩散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讨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以推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选取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案例,在上合组织十余年来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历程中阐述并验证关于上合组织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结了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尝试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及其他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思考。
刘彦君[6]2016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与政治局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逐渐显现,世界总体需求持续疲软,国际资本异动和汇率波动加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趋于下降,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增长疲弱,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欧债危机尚未根本解决,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主要国家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尤其是俄罗斯等资源型新兴经济体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陷入与西方国家激烈冲突的境地,促使俄罗斯"转向东方",并将中国与俄罗斯不同领域和方向的利益连接起来。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一战略性突破必将加快推进两国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丝绸之路经济带并非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组织联盟,而是旨在构建开放、包容,功能性合作为主的经济协作模式,旨在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密切联系和政策协调发展以开展更加广阔深入的区域经济合作,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中俄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大国,两国加强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实现政治经济利益融合,而且有利于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与发展。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为深化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支撑。目前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总体上滞后于国际经济发展大趋势,更未充分发挥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两国首先必须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当然,"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性,决定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已不再局限于中俄两国之间,而是涉及到中俄与沿线相关国家开展更大范围的有效协作。从目前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差异性及经济协调的复杂性来看,中俄与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大范围的多边合作,而应该首选周边国家,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实施中俄共同推进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显得更具现实意义。事实上,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已经上升到中俄两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高度并且积极开展深入的互动对接合作。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有哪些新趋势?探索何种创新性的合作模式推进中俄区域经济合作?采取何种机制实现互动合作?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扩大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以及推动中俄与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本文共分八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现状及述评,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进行简明概括。第二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并对区域相互依赖及竞合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相关理论、区域空间组织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为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是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与评价。主要从贸易合作、投资合作角度分析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然后构建中俄区域经济融合定量评价模型,研判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融合发展程度。为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现实基础。第四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趋势和目标。第一,从发展趋势看,"一带一路"开放发展战略必将开启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本文从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力量、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是一体化建设方向、中国东北与西北地区是实践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城市间联系加强是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趋势、构建跨境交通经济带以拓展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空间等方面加以研究。第二,制定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近中期目标。本文认为,必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创造的合作平台来加快中俄合作,以推进双边、多边跨国次区域发展,重点加强沿线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拓展沿线区域经济合作广度和深度,推进跨国次区域合作机制化安排,率先在条件成熟的次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逐步推广并最终使整个沿线区域形成跨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网络。第五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本章首先总结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实践,揭示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征,再从不同视角归纳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模式。然后,结合新时期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重点探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主要从合作空间布局、合作具体领域、合作主导力量、合作基础载体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翼轴带式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主辅式复合型国际产业合作模式、政府与市场联合促进经济合作模式,明晰不同合作模式的基本特点、发展路径及具体实施对策。第六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主要回顾和分析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基于此重点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主要从纵向发展和横向拓展两个方向展开研究,既重点研究区域对话、协调仲裁、利益共享和信息咨询服务等机制,又研究某些领域性合作机制的制度性建设。第七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东北与俄远东跨国次区域城市经济联系的实证研究。本章以中国东北与俄远东跨国次区域为例,研究如何具体开展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并以该跨国次区域的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引力模型测算该跨国次区域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利用社会网络理论深入分析该跨国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状况。在此基础上,从城市定位、空间布局、机制保障等方面提出促进该跨国次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具体对策。第八章为主要结论。通过对全文的总结和归纳,提炼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与机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一是研究方法新。国内已有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限制,仅提出宏观的合作理念或回答某些局部问题,难以深入揭示问题的本质。本文通过跨学科和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尝试对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从以定性研究为主转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如运用经济地理学中的引力模型来测算中俄跨国次区域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法来研究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状况;运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中的经济融合度指数来构建中俄区域经济融合测度模型。二是研究视角新。以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为视角研究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本文以中国东北与俄远东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和经济空间结构演进,这为有针对性地拓展对俄经济合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观点新。本文将中俄相邻区域看作一个具有内在经济依存关系的跨国经济区进行产业布局;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应重点构建"梯型"国际化产业集群布局理念;积极发挥中俄两地区内空间联系强度高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优势,同时充分发掘空间联系强度较弱的次区域的合作潜力,还提出了互补性合作向战略性合作转变等观点。
拉木苏仁[7]2017年在《中蒙俄经济走廊视阈下中蒙贸易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9月11日参加中俄蒙三国国家元首会晤,此次会晤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需要三国的共同努力,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和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铁路以及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是连接的,通过三国的共同发展定会将经济走廊打造出来。这一提议得到了俄罗斯和蒙古的高度赞同。"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实现跨区域合作的重大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中国提出了发展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因为经济走廊和经济带的实施会给中蒙俄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优势,同时会给实施"一带一路"的相关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前景,比如会加强实施国家的周边外交的强化作用。同时也推动"一带一路"这一经济战略目标逐步成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当然,在推动和落实经济走廊的建设等方面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中蒙边界东起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西北的646.7高地,西至新疆阿勒泰北面的奎屯山,全长4677公里,从地理位置上看,蒙古国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合作中心。加强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监督和跨区域合作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中之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根据中国与蒙古国在2002年至2011年的对外贸易数据加上分析中蒙两国的外贸现状,运用贸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等分析方法,找出了中蒙两国贸易商品的不同性,最后通过分析得出了两国在贸易过程中较大互补性的商品门类找出未来适合两国贸易发展的商品门类。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和热情的内蒙古人民,正以热情、开放的新风貌,打造北疆亮丽的风景线,争取早日将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同时将其打造成中国向北开放的一个重要城市。论文从中-蒙-俄经济走廊视阈下来整体分析中蒙经贸合作发展必要性及可行性,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悠久,目前两国的经贸合作发展还受到中蒙两国各种政策的支持。同时两国间的互通有无为两国今后更加密切的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础。中蒙两国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障碍,如贸易结构单一、受到历史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两国的贸易发展不顺畅。针对以上存在的贸易过程中的障碍得出了两国应加强贸易结构的转换,从长远角度出发制定更加适合两国贸易发展的战略规划。论文研究的重点在于运用引力模型加入新变量来分析两国贸易过程中必要性及可行性,针对中蒙两国各自的贸易优势和特点来加强两国间的贸易合作,为两国建立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本论文还在规范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蒙两国贸易往来的互补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两国间的贸易合作可以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共赢。
杨艳丽[8]2016年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审视》文中研究指明2014年9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中蒙俄元首会晤中提出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方的跨欧亚大铁路、蒙方的草原之路对接,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该倡议得到了俄方和蒙方的积极回应。目前,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面临极佳的战略机遇: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央层面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纳入周边外交设计的重要考量,作为新阶段外交工作重要抓手的“一带一路”战略成为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催化剂;从国际环境来看,中蒙俄三国首脑的精准外交为经济走廊的建设营造了积极的政治氛围,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成立将为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中蒙俄山水相连,经济高度互补,发展战略契合,均对构建涵盖三方的经济走廊有强烈意愿。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首要考量,通过该走廊的建设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一个成本更为低廉的通道,连接海陆两个丝绸之路,扩大“一带一路”的作用范围。以联通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带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并通过促进中蒙俄三方的经济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保证中国北疆地缘安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前景美好,但道路曲折。近年来,蒙俄两国经济民族主义及“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使两国对与中国的合作心存顾虑,陷入既想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又担心沦为中国经济附庸的矛盾心理。此外,蒙俄两国的投资环境极其恶劣,交通、基建落后,政策、法律建设不健全,这些都将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设置巨大障碍。针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要面临的障碍,在构建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治上应以首脑外交为牵引,建立涵盖各个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对话磋商机制,积极推进三国在战略层面的沟通;其次,在经济合作上应发挥各方优势,相互借力,以构建中蒙俄自贸区为努力方向实现三国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应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公共外交手段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三国文化认同建设、民生项目合作,使沿线人民共享发展红利。
王雪景[9]2011年在《冷战后中俄文化交流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际关系范畴内有关文化的问题一直吸引着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开端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尽管文化交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属于边缘课题,但是,自60年代以来,随着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化生产成为世界性的产业。经济全球化不仅加深了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推进着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在众多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中,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凸显。研究文化及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然而细化到文化交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必要。作者研究的主题是冷战后中俄文化交流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从时间上讲,主要研究的是冷战后,因为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上各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国家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从经济上来考量,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所以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变得十分必要。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文化交流的缘起和中俄文化交流的研究现状。希望读者可以对中俄文化交流有个初步的了解；第二部分主要讲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文化交流,希望读者在思考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时候可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同时,也对国家间文化交流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阐述；第三部分主要讲中俄文化交流对中俄关系的影响。首先描述了影响中俄关系的不利因素,然后描述中俄文化交流对中俄关系的积极意义,其中描述的方面存在一定的对应性,除此之外,在影响部分提到了中苏文化交流带给我们的启示并简单阐述了冷战后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希望读者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文化交流带来的积极意义,体会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部分主要讲影响中俄文化交流的内外因素。对中俄文化交流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阿木日[10]2016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蒙中俄经济走廊互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化背景化,区域性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基于地缘上的联系和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蒙中俄之间的经贸往来已呈现出稳定的区域经济特征。但是,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蒙中俄仍需要在形成系统、稳定的区域经济体过程中采取一定的措施。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蒙中俄经济走廊”的构想,将与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倡议的“草原之路”进行对接。“蒙中俄经济走廊”建设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一个整体,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起点,对于推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动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具有重大的作用。蒙中俄经济集团的建立将提升蒙中俄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增进了蒙中俄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蒙中俄经济的共同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和共识,建立蒙中俄经济集团势在必行。本文以蒙中俄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上三国的经济交流和蒙古国自身的地缘特点,以地缘经济理论的视角来探究三国的战略经济合作,分析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本文使用地缘经济理论对蒙中俄的经济合作进行全面深入考察,并结合数据分析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分析解决上述问题。基于蒙中俄三国在地缘上的特殊关系,如何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蒙中俄经济走廊互构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蒙中俄三国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上面临一定的困境,深刻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之道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地缘经济理论概念、内涵以及该理论的发展的阐述,说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地缘经济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蒙古国与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历史回顾和发展现状的梳理,剖析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蒙中俄经济走廊产生背景和主要内容的界定,肯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对蒙中俄经济走廊的催生作用,通过对蒙中俄经济走廊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预测蒙中俄经济走廊的实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助推作用；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蒙中俄经济走廊互构关系的分析,提出蒙中俄经济走廊面临的挑战及需要采取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探析[D]. 韩德帅. 吉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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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刘彦君.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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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审视[D]. 杨艳丽. 吉林大学. 2016
[9]. 冷战后中俄文化交流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D]. 王雪景. 郑州大学. 2011
[10].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蒙中俄经济走廊互构关系研究[D]. 阿木日. 辽宁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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