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晚年与托派论争的几个文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派论文,几个论文,晚年论文,陈独秀论文,文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面公布的中国托派（当时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关于陈独秀的几个档案文件，原载于当时托派出版的内部油印小册子和机关报。1980年（托洛茨基死后40年）开放的美国胡佛大学保存的托洛茨基档案中亦有收藏。它反映了陈独秀晚年（1937——1942年）与托派中央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论战情况，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公布以飨读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选编整理。
一、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
我们对于D.S.同志的意见，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D.S.公开宣称他“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这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点。
（2）“八一三”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对日抗战显然不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过分进攻和民众长年所积累的不满等等压迫之下，为了保持自身的权位，迫不得已起而“应战”的，这种“应战”在客观上虽有它的革命意义，但就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性及过去和现在所施行之一贯的压抑民众的反动政策看来，如果没有民众的强大力量起来干涉和推动，它的“应战”是不能贯彻到底的，将不可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协屈服投降，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即在于预先警告民众不要过分相信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和武装自动地积极地去参加抗战，严厉监视国民党的政府的一切投降企图，并切实准备于它真正投降时以实力去推翻它，使抗战不致半途中止。但D.S.既一方面把国民党政府这次应战的革命意义尽量加以夸大（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以来的不断进攻，正是国民党政府叛卖第二次革命及其以后一切反动政策之后果），同时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3）因为我们根据理论和经验，根本不能相信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所以必须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他领导抗战，而且这是我们多年来所极力主张的根本政纲。可是D.S.在口头上虽还保留这政纲，在实际上却已完全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内所说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于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里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
（4）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张的观点上，也是错误的。因为“民族”是抽象的，在现代的社会里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个最进步的阶级（是现时的无产阶级），而代表最进步的阶级利益的，又必须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所以单纯地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对于这一点，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已经无数次解释过了。
（5）D.S.在答复“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不但不严正地反驳史大林党之对于我们整个组织的无耻的诬蔑，揭破史党之阴谋诬陷的企图，反而公开地宣布他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即公开宣布他已脱离了“托派”，这是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6）D.S.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由他自出狱后妄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史党表示让步，结果也就不得不在迁就环境所许可的借口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们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
（附言）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同史大林主义的根本差异点，即我们完全遵守列宁遗教，欲使党内常常保持活泼的革命精神，欲避免党的堕落，党的官僚主义以及党内无原则的小组织纠纷等，只有尊重党内的民主化，党内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我们发表对D.S.同志这个批判的意见，也就是根据上叙的精神而来，我们希望同志D.S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原编者按：“这个提纲是一九三八年临委提出讨论，经多数赞成并由三个委员负责签名的。”
（原载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时委员会（多数派）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托派油印小册子。）
二、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
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事变所发动的中日战争，至去年十月末广州和汉口先后失陷，已走到了一个决定的阶段。因此我们也得对于这一年余来抗战失败的经验及我们过去的策略，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恰在这时，我们又看到D.S.同志致托同志的一封信，其中主要是攻击我们整个组织在抗战中的策略是“极左派”的，因而他把这次抗战失败的一部分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说我们的政治影响和组织之不能发展，其原因也在这里。他甚至于说：即使我们的组织发展了，也是将来中国革命的障碍。这迫得我们不得不立刻将我们过去的政治路线重新加以检讨，并根据现时抗战的情形和趋势，以确定我们今后的策略和工作方针。
国民党政府对于日帝国主义的态度，自“九一八”直至“卢沟桥”事变，甚至到日军进占平津为止，一贯是退让、屈服，企图尽可能地向日谋取妥协，以期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八一三”的实行“应战”，可算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一个转变。但这个转变并没有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他一向对于民族及民众之保守的反动的立场。因为国民党政府这次之起而“应战”，完全不是基于民族解放的利益，而只是在日帝之过分进攻下，尤其在平津失陷后一般民众反日情绪特别高涨，并对它那无止境的退让政策极端怀抱愤懑，同时英、日间又无法取得暂时的妥协等等情况下，它为了缓和民众和取得英国的支持以便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而走上战争的。其意在借“应战”以达到最后妥协的目的。
但不管国民党政府的“应战”目的是怎样，我们认为这在客观上还是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进步的，含有革命意义的。因此，我们至始即决定拥护这个战争，主张参加这个战争，并尽可能地把这一战争推动到底。所以在“八一三”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十五日），我们的宣言便这样说：“保卫上海，使这战争达到胜利，把日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是我们必须担负起来和必须完成的任务，要实现和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全体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和前敌兵士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争，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要求武装，充实民众的抗战力量，……必须自动在各方面消灭日帝的一切势力，没收其一切财产，必须变国民党局部应战为全面的应战。”但同时我们根据过去一切革命经验，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血的经验，以及当前一切活的事实，不能不向民众指出国民党政府“应战”的保守立场及其对民众的反动政策。所以同一宣言中又申说：“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日帝已经极野蛮地在各地进攻了，而国民党不立刻向日断绝一切关系，不立刻宣战，甚至还企图一面抗战，一面谈判，这显然是准备中途妥协和投降了。……不许民众自动成立抗日团体，用极卑鄙的方法消散民众的抗日情绪，总之，它极怕民众真正起来参加抗日战争，这显然是表示在目前上海抗战中，国民党毫不放弃其对日妥协的一贯政策。”因此，我们最后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并解决国事”！
以上所叙，是我们在上海抗战初起时所表现的最基本的态度。但同时也得指出一点错误，就是“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即在上海战争发生后的一个短期内，还在我们的刊物上发现，这对于外面曾发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好的影响。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疏忽，一部分是由当时的负责者中有一人还坚持保留这一口号以为宣传之用。但不久因为多数同志的指责，便把这一口号完全取消了。在上海战争期中，国民党政府虽调动全国现有的大部分的军队以事抵抗，但它对于阻止民众参加抗战的反动政策，丝毫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上海南京杭州以及各地的民众完全没有办法来直接参加这一战争，帮助战争，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就很轻易地被失陷了。自上海失陷后，国民党政府即尽量向日帝谋取妥协（经过德使陶德曼）以期终止战争，但终因日帝所提的条件过苛，不但国民党政府在当时反日空气紧张之际难以接受，即英国也绝不愿承认。因此，国民党政府又只好把战争勉强继续下来，以待将来新的机会到来时，再进行谈判（随后此种谈判曾有好几次，如南京失陷后，徐州失陷后以及武汉失陷后等等。）
我们的组织在上海失陷后，曾召集了一次代表会议，重新审查和决定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和策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这次抗战的意义及我们的态度和参战的全部政纲。在开始指出国民党政府所以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后即说：“这次战争，不管国民党政府的‘应战’如何消极和反动，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民族对日帝压迫之不可忍受的一种强烈的反抗的表现，含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如果我国民众能及时起来支持并扩大这次战争，则其前途很有可能达到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但“就国民党‘应战’的全部军事看来，其实质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的目的的手段。它一方面十分畏惧的压制民众，而专靠一部分雇佣军队去应战。另一方面，则投降英美帝国主义，希望经过他们的干涉而取得有利的妥协条件。”因此，我们向民众指出：“抗战只有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应战转变到全体民众的革命抗战，才有胜利的前途”；“必须把民众从国民党政府的欺骗下解放出来，抗战才有可能不致中途妥协而走到胜利”。
我们对于史大林党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态度是：“史大林党之彻底投降（国民党政府），是苏联官僚外交命令的直接结果。但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卖。……在抗战或革命运动的初期，它可以在群众中起较大的政治作用，正因为如此，又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的天然的工具。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了争取群众的抗战的革命统一，必须无情地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史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我们当时所决定的政纲是：“一、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和宣战，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的租界及一切财产；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三、工农兵普遍组织抗日委员会；四、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债务；五、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及抗日士兵；六、反对借口战争增加工时和减低工资，失业工人由资本家维持；七、八小时工作制；八、反对资本家怠工破坏生产，工人监督生产；九、在战争时期内免收房租（至少必须按一定比例减低房租）；十、没收日帝国主义者、汉奸、奸商的财产救济难民；十一、征收累进税充抗日经费；十二、缔结中苏军事同盟，联合弱小民族共同抗日；十三、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自决；十四、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十五、取消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但我们虽然在抗战中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纲，对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信任态度，对于史大林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我们并没有象某些人所批评的，是一个“教派”，或象D.S.同志所攻击的是走到了“极左派”。我们在决议案中说：“为了统一民众的抗日行动起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与史大林党及其他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根据当前最实际迫切的任务订立共同行动的纲领，共同组织抗日委员会，共同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向群众暴露他们领袖的妥协与欺骗，使群众离开他们而走向坚决的民族革命斗争。就是对于国民党的左派，只要他们还没有公开放弃“应战”的行动时，在抗日战争的一点上，尤其是军事行动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应与之订立临时事务性质的协定，以便集中力量抵抗当前的死敌——日帝国主义。但在共同行动中，必须不断地揭破国民党各派的种种妥协投降的企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如果它实行妥协投降时”。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八一三”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对日战争，在客观上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必须尽可能鼓动，尤其是工农大众自动地积极地起来参加，使战争进行到底。但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始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公开告诉民众，如果他们不自动起来冲破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制和束缚，国民党政府将不可免地要把战争领导至不断的失败，最后将以妥协投降来结束它的“应战”。但要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便必须首先让民众有完全的民主自由权，在抗战中消除民众的一切痛苦，提高民众的地位，改善民众的生活，特别是要改善工人的生活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对任何小资产阶级政派，尤其是史大林党的一切欺骗，都采取不可调和的斗争，但同时并不排除在实际行动上的共同阵线——这便是我们“八一三”后，特别是去年十一月上海会议后，对于抗战所采取的基本路线。我们一年余来，无论在宣传鼓动上，在实际的活动上，都是依照这一路线而工作的。
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至少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这不但是根据过去俄国及中国的革命教训，根据列宁和托同志过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基本文件，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写给里维纳同志的信的意见相符，并且中日战争一年余来的事实，也从反面证实了我们采取的路线之正确。国民党政府一年余来，虽一面支持应战，但一面还是对民众加紧压迫和剥削，并不断向日帝谋取妥协。史大林党不但是愈来愈替国民党，特别是替蒋介石散布欺骗，并实在各方面抑压左倾的民众以“托匪”、“汉奸”的名义诬蔑和迫害真正的革命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政府的“应战”一天一天地走向失败主义的道路，而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也就一天一天地对抗战发生冷淡、失望，甚至抱起怨来了。
固然，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抗战以多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根据我们政治路线鼓动民众，组织民众起来干涉这次抗战，转移这次抗战，以至抗战不断失败。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D.S.同志归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所形成起来的。（如第二次革命[①a]的悲惨失败和失败后史党盲动政策以及随后向国民党的彻底投降；苏联官僚政策对中国抗战的怠工，世界整个局势的反动，……）。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的民众……。但同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独立了。在“八一三”开始时，我们有正式组织的地方仅仅是上海和香港。其他如广州、武汉、湖南、广西等地完全没有组织，不过有少数个人存在而已。即沪港的组织亦异常微小，总共不过几人，并且与群众是隔离的。直到战争开始后，才有十余个比较有能力的同志自京或其他地方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但这些同志又大半因生活或其它关系星散于各地，无法集中于某些重要城市工作。此外，再加国民党对我们之压迫及史党对我之疯狂排斥和诬蔑迫害。这一切情形便决定了我们在这次抗战中不能发生决定的影响，只能在狭小范围内进行一些宣传工作而已。虽然如此，我们在较进步的青年和少数工人及知识分子中还是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上海、广东、广西、浙江等地的组织的相当的发展，以及近年来对我们同情者增加，就是事实。
自广州和武汉失陷后，抗战显然已临到了一个决定的阶段。主要的事实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都失去了，全国的重要海口和铁路交通线被堵塞和截断了，在我们抗战方面再没有足以联系各地的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了，……所有这一切，都足以指出今后之抗战形势，再也不能有大规模的集中抵抗。何况加以国民党政府对于民众压迫和束缚之有加无已，史大林党对于民众的欺骗与对于革命分子的迫害之雷厉风行。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恐怕是不可免的了。因为民众既已不能立刻起来干涉战争，转变战争，而国民党政府又已精疲力竭，本身已发生深刻动摇（最近汪精卫之公开主张妥协就是其动摇的事实表现），英美又是素来主张用调停方式停止战争的（最近英美致日照会已一再提出远东幕尼黑会议以解决中日纠纷）——在这种情形底下，抗战还有什么前途呢？！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是时间问题，只要英美给日帝以相当压力，在日帝感到再继续战争于它不利时，真正的妥协谈判就会到来。那是蒋介石不是屈服，就得离开他的地位（也许是暂时的），让汪精卫回到国民党的指挥部去“结束”战争。如果在较长时间国际上不发生重大的新事变（如世界战争或法、比的革命等）来干涉，据我们看别的前途恐怕是很小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后，日帝就从此统治了整个中国，反日战争，反日战争就完全结束了。我们认为日本的军事统治，只能及于华北、华中的某些重要城市及交通线。而局部或零碎的游击反抗战争，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由战争所破坏的工商业将逐渐恢复起来（现在海南的交通与较小的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工人阶级将会重新团聚，在经济重新活跃之下，工人阶级将重新走上斗争的道路，成为将来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力。
或者有人说（如D.S.）中日战争可以形成不和不战的局面，而无限期的僵持下去，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和不战的局面，只能在一个短时期。长期的不和不战，在日本固不愿意，在英美看来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认为不战不和的局面，正是走向妥协的过渡阶段。至于D.S.说日帝能进而占领四川与昆明，那更是过分地夸大了日帝的力量，是一种过分悲观的思想。
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形，觉得走到事实上的妥协，恐怕还将经过较长的时间（或者三五个月），因为各方面（主要是英日间）的矛盾太尖锐太复杂了，不可免地还得继续。首先就是日帝还想进占长沙、西安和广西等地。不用说，在英美支持下的蒋介石政府对于日帝的此种新进攻，是会给予相当抵抗的。因此，在蒋介石政府尚未公开表示放弃应战妥协之时，我们对于抗战的基本路线，还没有根本改变之必要。就是说，我们还得根据我们一向坚持的抗战纲领在一般民众中积极从事鼓动和宣传，尽可能使民众觉醒起来参加抗战工作。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于产业中心的工作，利用经济行情的变动，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与一般的抗战联系起来。这虽然不能改变当前整个的局势，但至少可以给国民党政府向妥协谈判的道路上安置一些障碍，为将来的斗争建立新的基础。如果国民党政府公开地正式的实行投降了，不用说，那时我们全部的抗战路线必得加以改变，但这还是将来的事，要根据将来的具体情形而定。
我们现时的工作，除在政治上还积极鼓动继续抗战外，主要的是：尽可能地经常维持我们的刊物出版，并拟出版一批基本的书籍（如《被背叛的革命》、《世界革命史》、易的《中国革命史》、T的《俄国革命》以及其他小册子等）。整理我们各地新发生的组织（如广西、浙江温州）及发展旧有的组织，尽可能使组织接近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建立新的群众组织，领导他们去抗日的及日常的斗争等等。最后是关于新党的成立，我们准备在各方面开始进行积极的宣传和联系。不过新党的正式成立，恐怕还将经过若干时期。
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九日
（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
附录一：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
亲爱的同志：
我读了你一月十九日从上海写来的信以及四川方面写来的意见[①b]，心里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终于获得过去所缺乏的那种信息了。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岐见，但现在我能以必需的精确度来判断这些可能的岐见。
当然，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的极左主义底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的。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地合作。
我始终以为他最好是到美国来住一个时期。你想为这事可以做到吗？倘若没有最高当局之许可。
我不同意于他的乐观见解，即他认为现在没有什么危险对于他。[②b]不错，在一个时期中，我们的中国同志，在一个小的限度内说，是受他们自身之无力所保护着的。然而我们在国际上要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我们的党[③b]已经开始在美国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了。对于史大林派，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他们要努力阻止其他国家发生类此的危险。他们要向我们的运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下手。
最热烈的敬礼和祝福！
托洛茨基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
[原载《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即“国际主义派”机关刊物，第3期（油印）1947年9月出版]
三、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
D.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过去临委及各地组织的同志虽曾努力要求D.S.同志共同讨论，但他不是回避答复便是以谩骂来答复。现在经过国际同志的敦促，经过C同志[①c]的长途跋涉，得以与他勉强交换一下意见，但他给我们的回答除了满纸的不负责任随便牵扯的“批评”以凑合他久已加在我们头上的“极左派”罪名以外，除了他对抗战前途及整个民族解放的悲观论调以外，他还是避免把他的积极意见，把他对抗战的一贯政策明白告诉中国同志及国际同志。这种不诚实的态度其目的无非想夸大、甚至捏造整个中国组织的“错误”，以便在国际组织中混淆黑白，惹起混乱来掩饰他个人的无法解脱的错误而已。临委为了使国际同志彻底明白D.S.同志一年来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并中国整个组织一年来与D.S.同志这种严重错误斗争的意义，除将我们整个组织在抗战中策略及今后的工作路线摘要报告外，并特行提出这个报告书，希望国际同志予以严正的判断。
一
我们已经在前一报告中，说到中国这次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反帝斗争，因此，每一个马克斯主义者都应该拥护这次战争，并唤起民众来积极支持这次战争。这一点我们与D.S.同志间没有多少分歧。但这次战争是资产阶级一手经理的纯军事“应战”，我们一方面固然是在实际行动上，尤其军事行动上与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站在独立的革命政策上，以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向民众指出国民党政府的不彻底，欺骗、动摇和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民众转变这种消极的军事抗战为积极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点上，D.S.同志与我们是相距甚远的；他一方面把战争的意义极度夸大，一方面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采取批评和极其有害的机会主义态度，他一开始便以“政府也有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当作发生抗日战争的原因（今天他把“准备不够”作为军事失败的在理由，并非偶然），于是号召人民“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并称此为“……我们胜利之最大保障”。于去年十一月九日在国民党政府妥协倾向最浓厚的时节，他又对不满的民众解释说：“前几天外报盛传中日言和停战，全国人心大为不安，因而外[交]部发出辟谣的消息，并且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社记者，谓‘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再怀疑政府了”。
我们批阅他过去一年来发表的一切演辞、小册子，他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阶级立场不能调和。
二
D.S.同志在抗战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满脑机会主义的幻想，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之成熟，自属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成熟……”他这里所谓力量显然是指数量而言，因此，他自然做出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经济上，即在政治上亦不能成熟的结论。他虽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可以靠“外部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但这一条件“目前还在等待时期”。所以他认为目前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经济建设”（在资产阶级政府‘计划’之下），是“提高生产力”，是建立所谓“近代国家”，一句话，即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建设资本主义”。“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的余地。”他叫“老诚谋国者”放手做回去，同时叫社会主义的青年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但是他并不指出：社会主义者促进“资本主义”的唯一方法，在于实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争取关税自主）和土地革命（这两个任务是不可分离的）。使农业中国变成工业中国的唯一道路也只有经过关税独立与土地革命。至于关税独立与土地革命之彻底实行，则必然要不断地走上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了。在这一点上，D.S.同志已无形中陷入于孟什维克的死公式中，把中国革命的过程隐然划分为“建设资本主义”的阶段与遥远的社会主义阶段了。正因为如此，所以D.S.同志说：“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不是偶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他的所谓“经济复兴”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行情变动与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的观察，没有丝毫共通之点。
三
D.S.同志对两个基本的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既已根本动摇，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则他把我们原有的政纲加以修正是必然的，如他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抛在一旁，主张“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并因此而主张“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我们的政纲是一回事，在抗日过程中容忍国民党军事专政又是一回事。他又在他独自提出的政纲中把“八小时工作制”降为“减少工作时间”，把“没收土地归贫农”降为“解决贫农耕地问题”。在《抗战一年》一文中主张“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补助我们了解D.S.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
四
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满怀悲观而寄托幻想于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往往就是无产阶级党的取消主义者（请看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的情形呵），D.S.同志也不能逃出这个规律。自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D.S.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
五
只有根据上面的说明，我们才能够了解D.S.同志这次意见书的全般意见，才能够了解他所谓“中国工人在数量上，物质上，精神上都倒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等悲观的论调（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估计，他显然没有了解这次战争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打击虽然很大，但战争对于一般工业的影响却应该辩证地来看。一方面固然是极度的摧毁，但同时[不必等到战后]也在创造着，西南交通事业以及各种军用品工业之相当发展，沦陷区中日本资本统治下各种工业之逐渐恢复等。所以无产阶级力量的团聚并不是极渺茫的事。）关于他的意见书，除了对抗战前途估计的一部分我们已在另一文中答复，又除有一些劝告我们努力接近工人等的话，我们完全接受外，我们现在必须对他批评我们的部分郑重声明：
他批评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例子，大半是过去数年前的争论（从前的争论多份限于少数上层同志，包括D.S.同志），这种争论久已结束，而他所列举的那些幼稚的见解久已在过去争论中淘汰掉了。现在组织内部没有任何同志轻视民主民族斗争的意义，没有任何人怀有D.S.所列举的那些陈旧不堪的意见。虽然他所举的后面几个事例（如“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等）纯然是他道听途说或凭空臆造的。凡是在组织内部积极工作的同志谁也没有这种幼稚甚至自杀的意见。总而言之，临委一再最后负责声明：D.S.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毫无缺点或错误，相反的，我们并不用超历史的眼光来夸大自己。我们十余年来囿于一个宣传的小团体，在大事变中我们自然要暴露许多弱点出来。这些弱点中最大的一个便是创立这个组织的老同志差不多一大半消极、腐化、堕落，而留在组织内积极工作的干部大半都是后起的青年分子，因此，往往因为政治斗争及工作的经验较浅，不能拿原则活用到事变中去。其次，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受迫害，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但我们认为这些缺点都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更不是“极左派”的表现，而这些缺点只有靠时间才能克服。
六
D.S.同志个人的斗争历史与斗争经验（可惜他不能正确理解他的经验）我们都是尊重的。他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一贯对他个人问题的解决采取审慎的步骤。去年上海十一月代表大会，我们通过的决议案只要求他恢复组织生活，和我们进行彻底的讨论，以期达到最后的结论。直到今天，虽然我们认为他的错误已非常严重，且一年来对外发表的言论已发生很坏的影响，虽然上海、香港、浙江、广西各地的同志要求我们公开向外声明D.S.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但我们还是极力抑制，使其仅以内部批评为限。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总之，我们一贯便想尽最后一分努力去挽救他。但这只是技术的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自然是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范围内）。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仿佛一个领袖可以在情感的温室中永远得救似的！这些同志中又有人拿D.S.同志发表的文件中某一句话，某一段文章来辩护他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只证明他们不了解D.S.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立场的特质。机会主义者往往在口头上，在某一场合尚部分的保留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在总的方面，他是以双关语，诡辩来掩饰他的机会主义面目。他过去一年中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公开的态度，我们在上面已加以揭发，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意见书中偷偷摸摸的宣布“国民党政府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仿佛自言自语时可说些真话，对群众则非说假话不可似的。这真是机会主义者的伎俩呵！我们现在特别请求同志注意：假如我们这次不从D.S.同志的错误中得出真正的教训，我们就无法保障D.S.同志不在事变的下一阶段或将来的事变中不走得更远，做出更大的错误。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D.S.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原件无日期，当为1939年下半年。）
四、临委对D.S.函的决议
我们前后读了D.S.同志关于大战问题的三封信[①d]之后，觉得在政治责任上不容许再事缄默，特作如下的表示：
（一）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现的根本思想是：这次世界大战决非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而是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的战争。因此，他公开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革命的“失败主义”，反对“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见第二信）——这明显地完全承袭了过去史大林“以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之荒谬立场，这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格德和享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这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对第二次大战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二）第四国际对第二次大战的立场和策略（详见《第四国际与战争》）纲领（此纲领为托同志所起草，后由第四国际书记部通过，至今仍被视为第四国际对战争的基本文件）之中，我们这里无需引证（因D.S.同志曾经阅过这个文件）。现在且将托同志自大战开始后对于战争所发表的意见略引一二于下：
“把下次战争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一企图已给事变的实际进程粉碎了。目前的战争（它的参加者在他们鉴定凡尔赛和约前后就已发动它了）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生长起来……
外交的各种阴谋诡计拿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公式，拿关于责任的诡辩来欺骗人，但他们却不能使人忘记：这次战争是为着重新分割世界而在不同阵营的帝国主义奴隶间进行的。照他的目的和方法看来，目前这次战争是过去第一次大战直接延长，只不过资本主义经济较前变得更腐朽，破坏和毁灭的方法变得更可怕吧了。
因此，我们找不出半点理由，把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七年在列宁领导底下工人运动的最优良的代表所苦心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加以改变。目前战争双方都有一种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的。
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真正代表的任务不是帮助某一帝国主义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而是教育各国的劳苦群众去了解目前这次战争的反动意义，高举他们自己的政纲——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和自行准备用普遍的合作制度来代替掠夺的制度。
这就是第四国际的政纲。……”（上文写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见《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二七——二八页）
上面所引证的托同志的几段，我们认为是再明显也没有了。这也正是我们自大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最近半年余来对大战所发表的意见（连《动向》的意见在内）亦不外于此，当然这是与D.S.同志的意见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应郑重声明：D.S.同志对于这次大战所持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是赤裸裸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思想，是根本违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违反英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D.S.同志如果不立刻放弃此种错误的危险思想，势必完全离开第四国际而重蹈享德曼、格德和普列汉诺夫等之可悲的覆辙。我们最后希望D.S.同志对此加以慎重的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D.S.同志讨论这一当前的根本问题。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D.S.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一九四○年六月×日
（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
五、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和决议
关于D.S.对战争问题的意见，我们已于去年六月×日的决议案中表示过我们的态度。今阅到D.S.最近致西流的信[①e]，我们觉得有更进一步严肃地表示我们的态度之必要。并且我们决定将D.S.前后关于战争问题及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信件及我们的决议全行公布，让同志们自行讨论。
（一）D.S.在这次信中所表示的最根本的意见，是根本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史大林的罪恶”即史大林的官僚专政，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是“十月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所造成的。这种思想正是近年来美国的（也有欧洲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如伊斯特曼、路易士等）之特别“发明品”。这帮人把史大林官僚专制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特别归咎于十月革命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本身，因而以便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我们D.S.亦完全是如此。
（二）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制度，乃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之必经的桥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更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前途。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正因为如此，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第二国际和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列宁曾将无产阶级专政列为加入第三国际的主要条件之一（见“廿一条”）；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的纲领中特别重申此点。D.S.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表示他在思想上已根本离开了第四国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完全堕落成为极端庸俗之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了。
（三）D.S.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因，是他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只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因而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之下都是存在的，发展的，甚至进步的。这种对于超历史超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观点，正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切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点，列宁在《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及《国家与革命》等小册子中已详尽地指示过了。
（四）D.S.由于把史大林的官僚专政的罪恶归咎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把史大林专政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等量齐观。因此根本否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否认它的伟大的进步，以至最后把仍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当然是病态的）和法西斯的资本主义的德国放在同一层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并站在拥护英美的“民主制度”之下反对它，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
（五）D.S.根本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的可能。这种见解也彻头彻尾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如康诺夫、考茨基等）在第一次大战初期所坚持的老调，他们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反对“以国内战争去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便不得不根本否认在战争中有发生任何革命之可能，便不得不抛弃巴塞尔宣言（该宣言曾指出战争会发生革命，并以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和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为证）的指示。但列宁当时所反对的也正是此种取消主义的见解。列宁完全遵照巴塞尔宣言的指示，坚持战争最能造成革命形势。列宁对于战争的全部革命政策（如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失败主义，前线双方兵士联欢等）即基于此。第一次大战的后果，完全证实了机会主义者的欺骗和列宁的正确。我们的D.S.现在又抄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老调，企图以此来阻止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但我们相信这次大战的后果一定要证实他的错误与欺骗的。
（六）最后，D.S.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D.S.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中央临委会通过
（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附录二：
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节录）
（这是1947年10月中国托派中以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少数派”即“国际主义派”写的一封信的第一部分，提供了陈独秀晚年与托派论战的一些情况，供参考。——唐宝林）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接到七、八二月合刊的《第四国际》杂志，读到了一篇由中国“斗争派”[①f]同志写给你们的报告。这报告是关于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运动，尤其是关于最近十年来中国托派内部的思想分旅。
这报告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甚大的愤慨。因为它乃是诬蔑、歪曲、谎骗与胡吹的混合品。这样的报告竟会由中国二派托洛斯基主义者之一的领导机关写出来，又竟会发表在你们的刊物——目前第四国际中最有权威的一个刊物上，这使我们既惊异而又愤怒的。
为使国际同志能够明了中国托洛斯基运动真相起见，也为了中国的，其实是全世界的托洛斯基主义运动的利益起见，我们一方面要向“斗争派”的领导机关提出抗议，为了他们写出如此虚伪的报告；另方面，我们要写这一封信，指出那篇报告中主要的虚伪与诬陷之处。
从“与陈独秀的斗争”讲起
那报告开始叙述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和陈独秀的斗争，同时又叙述了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中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革命者的关系。对陈独秀，那报告只说：“他差不多一出监狱便立即背弃了同盟[②f]，……”“他在一封致上海一位老同志的信上说，他决心要反对那该死的布尔雪维克主义至最后一次呼吸。”
这样的描写是过分简单，因之是不正确的。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从开始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为止的总书记，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革命失败后转入托派，成为中国托派主要的奠基人与领袖，曾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以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资格渡过了四个年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思想上确实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决裂了。但这决裂不是“立即的”，也不是最后的。在抗战既兴，第二次大战不曾起来的时候，他对抗战采取着绝对拥护的立场。他认为：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在当时，除了无条件拥护抗战之外，不能奢谈别的，根本谈不上在抗战中引起革命，或将抗战转变为革命的前途。这立场自然是错的，但陈独秀这次和他往常一样，并非原则地提出这立场，而只是经验地或策略地提出它。他表示这立场时含有这样的意思：在现在必须拥护抗战，至于革命则将来再说，过些时再看。因之，陈独秀这个立场虽是错的，却不是固定的与系统的。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发生后一年余，托洛斯基为要认清这位中国“老人”的意见，曾托李福仁同志转询他，结果陈独秀写下了他的意见，由李福仁转去，托洛斯基读了他的书面说明后，写道：
“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岐见，但现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确程度来判断他这些可能的岐见……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见托洛斯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致李福仁信）
待到德苏协定签成，欧洲大战发生之后，陈独秀的政治立场离开托派更远了，他主张拥护民主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的与俄国的“帝国主义”，他认为为要促成民主帝国主义的胜利，连印度的民族运动都是反动的。
这个立场毋须我们介绍，它乃是上次战争中普列哈诺夫、格德等人的立场，第二次大战中整个第二国际以及德苏战争后整个第三国际的立场，这自然是彻底背叛了托洛斯基主义。
不过我们说过，正如托洛斯基正确地评估过，陈独秀不是一个普列哈诺夫型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拉萨尔型的革命家。他的理论修养不大深，他的行动时常受印象的指使，因之他的意见能够转变，他易犯错误，但也容易勇敢地改正错误。在他一生三十余年的革命进化史上，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和错误。一个人的弱点往往就是优点。陈独秀之所以能在七八年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由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复由一般的共产主义者变成托洛斯基主义者，部分也由于他这“弱点”。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临死之前不久，陈独秀写下了一个关于世界局势的提纲，他在本质上虽然仍是错的，但他对人类的得救，已不再寄希望于民主帝国主义的胜利了，而重新寄希望于世界革命了。
如果不死，陈独秀是否还能以其余年为第四国际斗争？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给一个不肯定的答复，因此我们说，他之与托洛斯基主义相决裂不曾是“最后的”。
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意见，我们，这些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同志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请你们查阅一下一九四二年八月份“第四国际”上李福仁同志的证言吧。他在关于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说道：
“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
又说：
“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见那期《第四国际》二四一页）
李同志是中国托派长期的朋友，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为止，最大部分的时间住在中国，他参加组织，并且担任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熟习于托派内部的思想分派，他的证言是可以相信的。
可是那个《报告》上说了恰好相反的话：“差不多所有处于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同志，都围绕在他周围，受他的决定影响”。多么赤裸裸的谎言！
我们，被报告所称为“老辈”的人，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和我们绝交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1947年10月20日 上海
（载《建立》第5期（油印），1948年3月8日出版）
注释：
①a 托派称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
①b 即1939年1月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b 1935——1937年陈独秀出狱前，国民党政府推行“联苏制日”政策而与苏联政府谈判时，托洛茨基以为国民党政府会因讨好斯大林而杀害“中国托派首领”陈独秀，曾指示李福仁发起“护陈运动”，并设法把陈弄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陈出狱后拒绝去美，他认为为了抗日救国，他不能离开中国。
③b 即第四国际。当时美国的托派力量较强，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领导机构均在美国。第四国际总部原在巴黎，由于战争的形势，才迁到美国。
①c 即陈其昌。1932年10月陈独秀入狱后，曾任托派中央书记。
①d 即《给西流的信》，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46——549页。西流即濮德志、濮清泉，曾为托派中央常委，当时在云南工作，陈独秀的信托其代转上海托派中央。
①e 即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52页。
①f 即彭进之、刘家良为首的托派中的“多数派”。
②f 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