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文坡实践*
周 波
[摘 要] 文坡村作为侗锦织造技艺的主要传承区域，通过增权、授业、协同、创新等一系列办法，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的良性道路。在其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技艺的价值重构、对多方力量的协调、对非遗特点的坚守，下一步需要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来保障这些实践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 乡村振兴 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锦 创新
“乡村振兴不能千村一面，要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依据乡村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其他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注] 刘合光:《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在历史的积淀下，我国许多乡村创造了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世代传承的文化精华，也是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价值，为村民提供致富渠道，适应乡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共识。[注] 王 娟：《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人民论坛》2018年第16期；王红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人民论坛》2018年第7期；侯玉霞、赵映雪：《文化自觉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通过非遗项目的价值重构，实现其造血功能？如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避免传承人群的失语现象？如何协调乡村振兴和非遗保护的关系？如何在产业发展之余，推进乡村治理和文化重启？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工作的开展将是大有裨益的。以下仅以通道县文坡村的实践为例，呈现一个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相结合的地方经验。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之地。因为地处偏远、山多地少，产业基础薄弱，该县至今仍为国家级贫困县。不过也正是由于与外界的流通相对较少，大量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得以保存，其中的侗锦织造技艺于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坡村地处通道县牙屯堡镇西北部，是侗锦织造技艺的主要传承区域之一，在2016年的合乡并镇中，由枫香、元现、八毫、树团、绞坪五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目前，全村总面积33159亩，其中林地面积25942亩，耕地面积3802亩，总人口3178人，设28个村民小组，共758户，拥有正式党员110名。从2011年开始，村民在能人的带动下，借助政府政策、资金的支持，大力发展村内产业，同时注重机制创新，努力寻求合作关系，走出了颇具特色的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之路，其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为增权、授业、协同、创新四个要点。
从世俗化的一面而言，伊斯兰凯拉姆体系的形成历史也是一部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史。 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来，历经四大哈里法时期(公元632-661年)、倭马亚王朝时期(公元661-750年)和阿拔斯王朝时期(公元750-1258年)，伊斯兰教走出阿拉伯半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宗教。 从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历史来看，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非常具有同化力的文明。 自凯拉姆体系形成以后，伴随着阿拉伯帝国对北非、中亚以及欧洲、印度次大陆等地的征战，它向世界各地传播，并很快将被传播地区伊斯兰化。
反应过程中苯酚的残余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3(a)所示。由该图可知，反应液中苯酚的浓度在反应开始后急剧下降，5 min后即可达到90%的去除率，30 min后反应达到平衡，说明制备的Fe3O4-C空心微球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以ln(Ct/C0)对t作图，可得一条直线，见图3(b)，说明苯酚的催化氧化降解反应符合伪一级反应动力学[8]。
一、增权：由传承人引领当地乡村振兴
新乡贤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2/01/content_2813034.htm，2015年2月1日。 但是，乡贤功能多聚焦于单一的资金捐助，在激活村庄闲置资源、激发村民自动力、激励集体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甚微，农村缺乏能够凝聚人心、整合人力、聚合智慧的新乡贤力量。[注] 任路、李博阳、方帅:《清远改革:以治理有效引领乡村振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83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往往是村里的能人，不仅身怀长技而且对本土文化有丰富的感情，应当成为乡村振兴中新乡贤培育的重要对象。这样既有利于扩大非遗的影响力，也有利于本土特色文化的重塑和民众文化自觉的形成。
粟田梅是土生土长的文坡村人，从小就在母亲和村寨老人的指导下学习纺纱织锦，熟练掌握了侗锦织造技艺。2008年她入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1年她当选枫香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枫香村人均纯收入仅500余元，是典型的贫困村。担任村支书以后，她一方面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呼吁加大对侗锦织造技艺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召开村党支部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劝说村民重拾侗锦制作技艺。在她的带领下，2016年枫香村村民人均收入增长到3500元。枫香村及周边的四个村合并成为文坡村之后，粟田梅又被推选为文坡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她带领村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继续传承和发展侗锦织造技艺，二是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三是推进脱贫攻坚。2017年文坡村作为全县“村企合一”的试点，组建了通道锦绣文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村支书粟田梅兼任董事长。
粟田梅的成长轨迹伴随着权利的不断提升。在社会工作专业中，将这种赋予、充实个人或群体权利的过程称之为增权(Empowerment)[注] 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里，增权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增权是农村扶贫的切实需要。贫困不仅指经济的贫困，更是能力、权利上的贫困。[注] 郭熙保:《关于贫困概念的演进与思考》,《皖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权利的缺乏，不仅导致自身难以获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而且在收入分配和制度建设上也处于被动地位。其二、增权是发挥乡贤作用的必要条件。乡贤作用的发挥必须有可行的进入机制，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难以充分调动乡贤的积极性和作用力。其三、增权是促进基层非遗保护工作的有效举措。一些基层的地方官员对非遗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上，对非遗保护工作也缺少全面的认识，难以很好地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通过增权，充分调动代表性传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挖掘非遗的价值。
根据表3和图3可知，ddPCR在转基因含量为100%、10%、1%、0.1%、0.05%的样品检测中，CaMV35s和NOS基因均得到确切的阳性结果，RSD＜25%；当含量降低到 0.05%以下，阳性微滴信号时有时无，RSD＞25%，数据不予置信，即ddPCR对转基因大豆筛选的含量检测低限为0.05%。
通过不断增权，粟田梅的角色经历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村支书、董事长的一系列变化，不仅使她拥有了荣誉，在村民中产生了声望，而且使她能在更大的平台上推进非遗保护工作，改善了文坡村非遗发展的条件，带动了乡村振兴的实践。2017年她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今年年初她获得2018“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提名奖，是湖南省此次唯一的获奖者。
二、授业：将非遗孵化为乡村重要产业
实现生活富裕，小农户必须兼业，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要在不离土不离乡的第一就业空间和离土又离乡的第二就业空间之外，着力开辟扩大农民第三就业空间。[注] 刘奇:《发展农民的发展权》(下),《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3期。 文坡村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人均耕地不足1.2亩。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下，当地居民增收困难，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一些田地也被撂荒。
农业经济时期，侗锦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使用价值和情感价值。在男耕女织的家庭自然分工之下，侗族妇女通过“种棉、纺纱、织布”等一系列劳作，制成服装、被套、枕巾、头帕等家庭用品，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除了自用之外，在老人过世、女孩出嫁、村寨修建萨坛、风雨桥等特殊日子，侗族妇女也会亲手制作织锦，或体现孝心、或表达祝福、或祈求庇佑。经纬之间，流淌的是对文化的记忆和对族群的祝福。侗锦中的精巧纹样反映的是侗民族的观念形态、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以及避凶趋吉、消灾纳福、追求天、地、人和谐共存的文化心理。
目前，侗锦传承基地有固定织娘24人，家庭织娘256人，织娘月收入可达2000-5000元。基地内制定了《织娘工作守则》《管理人员基本职责》《人情化管理规定》等制度，实行计件工资，固定休假，设全勤奖，奖金200元。24名织娘按公司制的管理要求，每天按时上下班，由3名织娘同时兼任管理人员，1主2副，负责日常管理和考勤。90后织娘龙利菊作为主要管理者，每个月不仅能获得平均3000元的劳动所得，而且还有1000元的管理人员固定工资。对家庭织娘则实行弹性工作制，按件计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农村经济中生产过于单一的问题，而且帮助村民实现了就业本地化。
从2008年的“通道雄关侗锦坊”、到2015年的“通道粟田梅侗锦专业合作社”、2016年的“中国侗锦传承基地”、再到2017年的“通道锦绣文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坡的侗锦生产实现了由个人作坊、到村民合作社，再到公司的跨越。
根据Launder和Spalding推荐值以及后来的实验验证，模型经验常数确定如下Cμ=0.09,C1ε=1.44，C2ε=1.92，σk=1.0，σε=1.3。
三、协同：打造非遗研、产、销供应链
从日本、韩国的保护经验看来，商品化和海外推广是促进无形文化财保护和推动民间传统艺术发展的有效举措。[注] 林青:《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随着《非遗法》的颁布及各项非遗保护政策、措施的推进，我国的非遗也开始以各种形式走出原有社区、族群和行业，进入到国家和地方的公共文化供给和文化产业供给体系之中。但是新的平台和实践对非遗发展也提出了挑战，在新需求、新实践面前，非遗的供给侧改革成为非遗保护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注] 宋俊华:《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非遗保护机制创新》,《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 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非遗的创新工作，提高传承群体的自身能力和水平。国家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是这个方向上的有益行动。但是在现阶段，大量的传承人群在市场观念、国际视野、现代化创新、产品运营等方面仍然存在能力上的不足，这决定了我国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他助”的过程，必须充分调动政府、高校、研究所、企业以及包括代表性传承人等地方精英和社区居民在内的多方力量开展广泛的协作。
拥有物的价值化同时导致主体的价值化[注] 徐赣丽:《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这是自我认同的开始，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因为侗锦，文坡村这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山间村落，每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学者、游客前去参观、学习、体验；因为侗锦，代表性传承人不仅获得了吉尼斯认证书、参加了深圳文博会、成都国际非遗节，而且走进了湖南大学的课堂、坐进了人民大会堂；因为侗锦，不仅带来了政府对村寨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投入和村容村貌的改变，而且使得村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情况下，文坡人对侗锦、对民族文化、对自我生活和发展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非遗成为激发村民发展信心、激活当地产业的触发器。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职业生涯的引领者。因此，教师应在教学中进行有针对性的能力训练，积极探索有个性化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应对教学中的各种信息进行合适的调整，及时解决学生在用药咨询中关于药品应用和人际沟通的困惑。授课中要充分考虑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和鼓励为主，尤其是在实训环节，对学生的情景设计和“问病卖药”角色扮演尽量给予否定性的判断。当然，教师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层面、交流能力和实践经验，要利用寒暑假走进医院药房或社会药店，多学习，多实践，才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量。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界入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了由“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团队负责研发和设计、由湖南侗脉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参与销售、由文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的完整供应链。
图 1文坡村侗锦产品供应链
正是因为这样的组织背景，“新通道”项目团队在帮助非遗创新的过程中能兼顾效益和公益的平衡，产品的设计方案是通过与织娘的对话和协商而实现的。这种尊重的态度使之区别于OEM代工模式中的强势，有利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确保了非遗的本质特点。
显然，庾冰等对佛学的渗入虽忧心忡忡，但主要着眼于维护晋室的王权权威，对佛学的驳斥苍白无力，未能如北宋五子如张载等人，出入佛老，从佛学的内在理路上抽其釜薪以救儒家之纲常伦理，因而这两次排佛行动并未获成功。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如庾冰一般东晋某些清醒政治家的诸如上述行动，才促成了佛学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屈服而彻底中国化。如儒学的“忠”“孝”等道德伦理观念，慧远等高僧也不得不认为：“佛教主张在家信佛的人要遵循名教礼法，敬君奉亲，服从教化，这是和王制一致的，而且也是有助于名教和王化的。”[12](P86)佛徒出家立身行道也是为了使父母扬名于世，是世上最大的“孝”。
“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旨在参与式地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主意识和产业创新。[注] 季铁:《社区研究与社会创新设计》,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项目通过设计与社会创新夏令营活动的方式开展，先后已有15个国家的300多名师生参与到项目中，构成了国际化多学科的设计与社会创新网络。项目依托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政府纵向项目为资金来源，并在2016和2017年两次获得“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扶贫十大典型项目”第一名。[注] 王宝升:《地域文化与乡村振兴设计》,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8-90页。
四、创新：村企合一，重塑文化新业态
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分为主的形式，这不仅导致资源细碎、产品质量参差，而且造成集体观念、公共意识淡化。文坡村是由五个村合并而成的新集体，村民之间关系更加疏远，信任感也更难建立，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组际矛盾、干群矛盾。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推动着文坡村的改革和创新。
在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方面，村里通过创建锦绣文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行村企融合，推动“三变”改革。一是要素集约。资金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规划、产业统一发展、产品统一销售、改革红利统一分享，集约使用政策扶持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公司按自愿原则跟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收归统一管理，目前已经流转耕地3000余亩，山地1265亩。二是村企业一体。村支书粟田梅担任董事长，其他村干部分任相关职务。设立侗锦、种植、旅游等产业部，对接相应的合作社，分区建成了中国侗锦传承基地、油菜基地、丹参基地、黄桃基地、红薯基地、茶油基地。三是利益共享。公司的利润分配按照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协商的结果，执行六股分红的方式，即人头股20%，土地股20%，公益股10%，扶贫股10%，管理股10%，发展股30%。通过这些措施，推动集体经营、抱团发展、共同富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改革推动、产业支撑的脱贫攻坚新路子，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转变。
在人文方面，村里成立了锦绣文坡艺术团，带动村民参加了通道大戊梁歌会、六月六歌会等活动，深受群众欢迎，促进了村内的有效融合。从2017年开始，村里定期在大年初四举办水神节，内容包括水神祭祀、千人多耶、文艺节目表演等。节目均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每年带动近千名群众参加，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全村的精神风貌，逐渐成为当地的品牌节庆，在获得政府资助的同时，也吸引了远近游客前来参与。
在文化教育方面，村里成立了文化教育基金会，广泛动员乡贤及社会各界捐款。在募集资金的使用方面，村里作出了如下规定，凡村内小孩考上大学者每人奖励500元，所有学生不分年级，凡期末成绩名列前茅者，都由基金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在这种方式的引导下，近几年村里连续出了7名大学生，也进一步提高了乡民捐款的积极性，2019年仅水神节表演当天就收到现场捐款2万余元。
但，驮子和常爱兰真的受伤了。他们尽管一直让人说笑话，但那仅仅是笑话，不影响太大的面子。而且他们也感受到岭北人最多也就是说说笑笑了，不会真的看不起他们。而自己的孩子因为画了这些有伤风俗的画让老师找上门来了，这就是莫大的耻辱了。
以上可见，文坡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机制创新、产业创新、方法创新，以地缘、文化、利益为纽带，横向整合农民资源，打造村民有机共同体，通过乡贤文化、孝道文化、民俗文化、新的乡规民约文化，有力地重启了村中的人情和伦序纲常[注] 陈华文:《文化重启：传统村落保护可持续的灵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有效推进了新业态的生成，是中国乡村“社区营造”的有益尝试。
商家回应：主人，终于等到您!众里寻您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西贝用餐处。与西贝一见如故啊，好味道岂可一人独享，快快回家叫着家人朋友一起吃起来吧!
五、文坡实践的几点启示
(一)价值化是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
“价值”的含义主要有两种：一是商品交易中，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二是哲学上，不同的思想视域和思想方式对价值的不同理解，体现为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意愿、兴趣或目的对他生活相关的对象赋予的判断。[注]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876页。 价值化是一个价值理解和认同的过程，其对象不仅包括持有物(有形物资和无形文化)，也包括主体本身。
文坡村的侗锦织造技艺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工业经济时代的衰落，再到当今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语境下重现生机的转变过程，侗锦价值的判定、衡量标准也发生着变化。
侗锦织造是当地的传统手工技艺，只是时过境迁，自给自足的传统功能已经被严重弱化。但是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侗锦却受到了一批手工艺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侗锦制品也可以作为本地特色文化商品进行出售。在这一新的需求和市场面前，代表性传承人通过转变思路，主动开展了生产性保护实践。2008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粟田梅在牙屯堡镇创办了“通道雄关侗锦坊”，并积极开展侗锦文化的宣传和织造技艺的培训。2015年她组织成立了“通道粟田梅侗锦专业合作社”，将更多的村民聚拢，共同从事侗锦的制作。2016年在原枫香村内建成了“中国侗锦传承基地”，基地高达四层，不仅成为侗锦展示、传承、研究的文化空间，而且成为侗锦创新、制作、销售的生产空间。2017年文坡村组建了通道锦绣文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文坡村村民委员会为股东，出资金额600万元，出资比例100%，构建了以侗锦产业为核心，农业产业和乡村民俗旅游产业为两翼的“一核两翼”发展体系，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格局。
商品经济时代，工业化生产的纺织用品以其低廉的成本、新颖的式样、艳丽的色彩、多样的面料，迎合了年轻人追求个性的时尚需求，侗锦产品的使用价值被迅速替代。而城乡差距、经济困难等现实也严重打击了村民的自信，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侗锦传承遭遇危机。对于被卷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弱势村民而言，这种做法是当时的“理性”之选，其中的道理正如方李莉所言，“当生存权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抛弃所面临的贫穷落后的生活，如何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并义无反顾地融入到一个更强大的文化潮流之中。”[注] 方李莉:《全球化背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考察所引发的思考》,《民族艺术》2006年第3期。 要让他们摆脱生存理性的单一思维，进而回归社会理性[注] 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而首要的是帮助村民实现其持有物的价值化。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物资的富足，市场竞争加剧，消费需求提升，商品经济逐渐向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发展。当侗锦作为非遗产品被外销时，其价值更多体现为文化价值和工艺价值。侗锦成为侗族织娘专注敬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展示。这样的文化内涵在工业化时代是稀缺的。“中国手工艺有着丰富的传统资源，甚至也不缺乏创意人才，缺的是对工匠精神的坚守”。[注] 邱春林:《手工艺承载的文化传统》,《艺术评论》2017年第10期。 “在文化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产人群和有情怀的年轻人会热衷于手作集市，传统工艺作为一种世代相承的活态文化资源，对文化消费的提质和文化产业的升级，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注] 陈岸瑛:《传统从未来向我们走来——振兴传统工艺的时代语境与创新路径》,《新美术》2017年第4期。 事实上，市场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些判断，通道县内也曾经有人购置过自动生产设备，可以实现侗锦的机器化生产，但是购买者并不认可，市场订单仍以手工产品为主。
从文坡村的实践来看，目前的侗锦生产相较于原来的传统，其生产的目的、要求、类型、功能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目的来看，产品由生活自用品转变为市场上的商品；从要求来看，从自用的随意性转变为他用的精细化；从类型来看，由间歇性自由生产转变为集中性专业生产；从功能来看，由注重实用性转变为注重装饰性。
(二)多方协作是当前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
粟田梅发展侗锦的信心也来源于她背后的帮扶团队。2008年由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发起的“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团队来到通道县，被具有浓厚民族风情的侗锦所吸引，双方迅速达成合作。改良后的侗锦不仅在首届湖南省文创设计大赛上获得金奖，而且使得侗锦走出侗乡，远销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
政府是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主导者，直接掌控人、财、物等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文坡村，政府推选了侗锦织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出资修建了中国侗锦传承基地、扩建了入村的水泥道路、主导了村寨的美丽乡村建设、批准了文坡“村企合一”的试点工作等。但是也需要看到，政府作为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执行者和监管者，尽管牵头完成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其工作的目标却是多元的。为了尽快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通道县委县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在2018年底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注] 杨秀芳:《通道侗族自治县政府工作报告》,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tongdao.gov.cn/zwgk/ghjh/gzbg/content_40946，2019年1月8日。 ，侗锦与黑老虎等农副产品并列，被视为当地特色产品，是创收的重要工具。
高校的进入有利于当地居民的文化反思，创新设计进一步激活了非遗的现代性需求。“‘新通道’项目组希望保护传统文化，根据社区自身的文化资产来发展可持续的产业，为社区建构公共环境来重构社会凝聚力，促进跨文化的对话”。[注] 何人可:《基于社区的文化创新:”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公共艺术》2016年第5期。 这样的定位和动机，保证了代表性传承人和织娘在产品设计与改造过程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帮助她们建立起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
企业的引入是一把双刃剑，既要善于发挥企业在产品营销、市场拓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要警惕企业逐利的本性。如果企业不顾文化传承规律和当地居民的合理诉求，片面强调自身的短期经济效益，就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将非遗简单地视为一种经济资本，将传承者视作劳动力，剥夺传承群体的话语权，将非遗传承简化为“生产作业”，这样就会误导人们传承非遗的目的和动机，不利于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传承人和社区居民是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主体，他们参与的动机和行为直接影响文化的走向。“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完全性外部管理的无效性，管理的目标只有依靠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才能得以实现”。[注] 王玉莲:《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谈管理中的激励》,《经济师》2003年第5期。 因此，管理者必须加强对人的了解和激励。马斯洛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成5大类，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一方面，低层次需要是高层次需要的基础，需要越基础，人们的反应越强烈；另一方面，人们通常认为高层次需要比低层次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愿意为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层次需要满足的丧失。[注]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76页。 就非遗来看，其文化价值主要满足高层次需要，产业价值主要满足低层次需要。在文坡村，由于不断的增权，代表性传承人越来越趋向高层次需要，这是她坚守非遗保护底线的内在动力。而对于收入并不宽裕的社区人群而言，非遗的产业价值是必要的，不过在与高校精英等人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也激发了她们的高层次需要，有力地推进了本土文化的传承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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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文坡村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路径图
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具有复杂的因果链和交互关系，参与的各方也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以政府为主导、以地方民众为主体、以高校和企业为助力的实践过程中，既要兼顾各方的利益，也要倾听一线的需求，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多规合一、多力协同。要努力避免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导致“精英俘获”[注] 刑成举:《精英俘获：扶贫资源分配的乡村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也要避免被短期经济目标过度绑架，违背发展规律。要始终坚持伦理原则，让社区、群体或个人在非遗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首要作用。[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201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http://www.ihchina.cn/Article/Index/detail?id=15769，2016年12月16日。 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要通过赋能于非遗的广大传承人群，帮助其提高传承和创新的能力，使其尽快实现由被帮扶向自主创新的跨越。
(三) 对非遗特点的坚守是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原则
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乡村振兴将产业、文化、治理、生态统筹起来协调发展，是对非遗保护所需环境的全面复苏，有利于吸引人员、资金、物资的回流，为解决非遗保护问题提供了整体性思路；而非遗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基础，有利于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要实现产业兴旺，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农民足不出乡即可充分就业的产业振兴，才是真正的产业兴旺。”[注] 刘奇:《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小农户的振兴》,《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Z2期。
在挖掘非遗产业价值的过程中，要坚守非遗保护的底线，而守住底线的前提是要明确什么是该坚守的，什么是可以创新的。换言之，对于某一项非遗项目而言，就应该明白其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就既不会像保守的本本主义者那样，时刻将非遗的原生态挂在嘴边，对一点点的改变和创新都担忧和反对；也不会如文化资源的掠夺者那般，过份强调非遗的物化表现，对非遗进行急功近利的浅层利用和开发，只重其“器”，而忽视其“道”[注] 宋俊华:《警惕非遗保护中重“器”轻“道”的倾向》,《中国文化报》2013 年3 月11 日第8版。 ，人为割裂非遗背后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各个非遗项目的本质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既需要考察历史，也需要比对当今环境。首先，要以历史解释文化的方法，从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多个层面，[注] 从广义上说，文化分为四个层次。详见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4-5页。 分别考察非遗项目发挥的历史功能、体现的制度准则、蕴含的民风民俗、凝结的价值观念。非遗所强调的不仅是物质成果，更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注] 王福州:《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4日第24版。 其次，也要结合传承人群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分析。文化-历史取向也是一种相对论，过分强调历史，容易陷入一种“文化源自文化”的贫乏假设之中。事实上，文化更具有生态性，而生态的主要意义是“对环境的适应”。[注] [美]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37-43页。 对非遗项目本质特点的判断要结合当下的具体环境，既要尊重传承人群的意见，也要参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轮胎市场下滑。前三季度，国内轮胎市场表现疲软，主要品种价格普遍下跌。目前，国内轮胎市场总体维持弱势调整局面。由于出口增长放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轮胎行业效益持续低位徘徊。预计后市国内轮胎市场总体将保持基本平稳的格局，价格低位运行。
在文坡村，侗锦织造技艺承载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是侗族人民勤劳持家的体现、敬天爱人的表达、心灵手巧的见证。侗锦的纹样和织法存于心中，传于手间，是侗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表征。在上千年的活态流变之中，侗锦织造技艺展现出了传统文化的韧性，满足了不同时代消费群体的需求。在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这项文化遗产，就会发现其本质特点在于手工的匠作之美，在于浓缩了民族文化基因并代代相传的纹样符号。如代表性传承人所言，“侗锦图案不是乱来的，像哆耶纹、勾藤花、八角花都是根据山上的植物动物来做的，有两千多年历史了，现在画一个别的花，也可以织出来，但那就不是侗锦了”。[注]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粟田梅，访谈时间：2019年2月8日，访谈地点：文坡村中国侗锦传承基地。 可见，作为代表性传承人，在推动侗锦专业化生产的同时，仍坚守着非遗保护的底线。也正因为如此，复兴的传统技艺才唤起了侗族人民的民族情感，带来了自豪感的提升、凝聚力的增强、以及妇女地位的改变。在发展的过程中，只要这些本质特点得以坚守和传承，那么其他方面的创新和改变都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四)持续的公共服务投入是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保障
文坡村以代表性传承人为领导者，采用村企合一的机制，以侗锦产业为核心，以农业、旅游业为两翼，走“一核两翼”的发展之路。其中的难点在于“两个才(财)，一个人才，一个钱财。首先就是人才的问题，只有有了人才，才有钱财。”[注] 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 作为侗锦织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粟田梅坦言自己对农业知识的掌握有限，难以通晓各类农作物的种植要求，村里只能通过高薪雇人、与其他企业合作等方式开展业务。即便是侗锦产业，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升学愿望的广泛存在，也面临着本村青少年学习者有限的问题。在农村，因为长期落后，公共服务配套不足，跳出农门不仅成为年轻人的心愿，甚至成为长辈们的期盼。但一边是人才的短缺，一边是人才的外流，这便形成了一种现实存在的矛盾。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以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来看，要强化带来积极态度的“激励因素”，改善造成不满意的“保健因素”[注] [美]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张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7-123页。 。在广大农村地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界定。非遗的价值前景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仅仅构成激励因素之一，而教育条件、医疗条件、生活环境、文化娱乐设施等保健因素还远远不够。破解的办法只有持续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可以考虑“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创新教师、医生、科技人员轮岗、定点帮扶等机制，让农民足不离乡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群的非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研培计划的受益人群比例，拓宽其对外交流、展示的渠道和机会，用这些办法满足传承人群的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帮助其强化对本土文化和自我的认同。在建国以来的几十年中，农村为支援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城市应该反哺农村。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需要加大落实各项措施的力度，确保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定义学生的预期学习产出是OBE教育模式的关键环节。为了得到更合理、更适切的产出成果，我们把专业认证和行业能力需求两个方面作为主要参考而确定产出目标。[1]
六、结语
乡村是我国非遗的主要孕育之地，在乡村不振的情况下，一些非遗保护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唯有通过乡村振兴“五位一体”的强力推进，才能从整体上解决制约非遗发展的众多问题，乡村振兴可以帮助建立非遗保护的长效机制。
乡村发展需要能人推动，农民致富需要多业融合，非遗应该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其一、非遗传承人外有一技之长，内熟乡土文化，应该成为新乡贤的重要培育对象，发挥其文化传承、产业带动方面的作用。其二、对于适合开展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可以将其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先导产业，解决村民就业本地化难题、发挥其凝聚人心、重塑文化的作用。其三、以非遗创新吸引社会力量，以本土特色激发国际魅力，带动村内文化生态的重启，要搭建平台，引导多方力量协同非遗的发展，尤其注重非遗产品的对外推广。
文坡实践通过机制创新，打破以家庭单户劳动为核心的传统小农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一定规模优势下的精细化、集体化、专业化生产，这对于进一步解放劳动力、促进农户兼业和提升非遗产品的市场化有积极作用，有利于改善农民收入和实现就业本地化，减缓和改善农村空巢现象。乡村要主动加强外部沟通、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补，平衡利益，搭建城乡、校地、村企合作平台，将借智与扶智相结合、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将传承和创新相结合、将市场机制和帮扶机制相结合。既注重短期实效，也兼顾长远发展；既发挥经济价值，也考虑文化影响。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应以“用”字引领，加大对非遗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加强营销平台接入和建设，加大面向县外、省外、国外的宣传，让广大民众看到产业的前景，明确非遗的价值，树立发展的信心。
[作者简介] 周波(1981-) ，男，湖南怀化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51027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湘黔桂三省坡侗族连片特困区失地农民就业状况与创业扶持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CMZ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90(2019)04-026-09
[责任编辑] 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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