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开放创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优势论文,中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始见于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其含义是，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通常而言，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果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模式不能实现有效转变，将会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频出，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停滞不前，难以跃升至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被国际公认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①等少数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大多在十余年等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然而，拉美地区的巴西、墨西哥等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步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难有起色，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可以说这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2009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590美元，正处于即将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此阶段上，制度变革、要素投入、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等提供的长期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加速衰减，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日渐突出。从全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分工模式、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全球科技创新和以低碳、绿色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正在酝酿新突破。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在“十二五”这个发展关键期亟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水平迈进。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如何突破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的困境，以及“以中国及东亚出口、资源国供给支撑美国高消费的经济循环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跃升之路路在何方？如果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等国经验来看，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依靠技术立国、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驱动产业升级，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形成新经济增长基础从而跃升至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的窘境②，开放体系下的自主创新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选择。
二、开放创新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被作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实现经济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的准则。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初始阶段需要以要素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实现资本积累，从低端产业迈上高端产业，从而推动经济逐步从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转变。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这一特定时期得益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然而时至今日，伴随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需求结构的提升需要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升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正加速既有比较利益的衰减。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国，如果还继续沿着以比较优势理论指导的发展路径，将可能使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③引致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主要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日益显露出对发展中国家指导作用上的阶段性、局限性，面临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1.比较优势的理论困境
与斯密基于分工的内生绝对优势不同，李嘉图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外生比较优势。其后，经赫克歇尔和俄林发展，成为居于主流地位的静态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一主流理论开始受到挑战，以赫尔普曼(Helpman)、克鲁格曼(Krug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为代表的学者，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动态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新主流，之后又有一些学者④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不同角度对这一新主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从比较优势理论研究进展可以看出，先天资源禀赋的静态外生比较优势逐步转向专业化、技术差异等后天因素的动态内生比较优势，可以说理论相对得以完善。但是这并不表明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局限性，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比较优势的“完全自由竞争”、“生产资料国际完全不能自由流动和国内自由流动”以及“资源充分利用、充分就业”等基本假设前提不仅不符合经济现实，更与发展中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相差甚远。其二，比较优势理论依然沿用了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成本收益法，这就使得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以成本收益为衡量标准。在此标准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资本不足的国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进行高投入、高风险的自主研发创新。对此，林毅夫等人指出，一个欠发达国家的企业进入的产业应该是拥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采用的生产技术绝大多数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自主研发。并且，由于这些企业不处于其所在行业的世界技术前沿，因而企业产品换代升级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产业转移的方式，或者靠对发达国家模仿技术的方式，甚至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知识来分享国际技术溢出所带来的好处。从这种意义上说，欠发达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相对于单靠自主研发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说，无疑是一种成本更为低廉的技术进步方式。⑤由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创新往往被视为高投入、高成本、高风险且见效慢的耗费徒劳之举。但是长期下去，这种局面一方面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核心技术多为国外发达国家掌控，成为技术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出现木桶效应、整体竞争力难以提升，抑制产业升级换代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三，动态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注重了分工以及技术的内生作用，但是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的分工理论即使对现今产业内贸易、禀赋相近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仍不能深刻揭示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指导作用上的局限性，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而不自知。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分工，无论是垂直分工还是水平分工，都在从产业间向产业内渗透和深化发展，产业内分工日益成为分工形态的主流。在国际产业内分工中，水平分工深化主要是以技术落差为基础，实现在产品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生产工序的纵向分工，更多的体现在以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优势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效应上。而垂直分工深化以水平分工为基础，在产品生产价值链环节，主要依赖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而形成的比较优势。目前发达国家之间以水平分工为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垂直分工为主。⑦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垂直分工，是产品价值链上的纵向分工，技术密集型工序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要求比较高，替代弹性较弱。而劳动密集型工序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要求比较低，替代弹性较强。因此，不同生产工序在产品价值链中的作用、分工地位以及获取的利益是不同的。
对发达国家来说，由于控制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具有不可替代性或替代弹性小的特点，自然会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方式保持技术的竞争优势，防止技术扩散外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瓦解技术研发动力。发达国家一方面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垂直分工体系中，增加劳动密集型工序的选择替代弹性；另一方面为劳动密集型工序适度保留稳定微薄的比较利益空间，增加后发国家的竞争压力，挤压和瓦解后发国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研发动力。第二，消解技术研发能力。通过压缩后发国家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比较优势的利润空间，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批购买的买方力量，诱导消解后发国家的技术研发基础。第三，运用专利、技术标准与控制产品技术生命周期的方式，控制和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研发活动，转移技术含量低、能够进行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和附加值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第四，通过收购后发国家的研发机构或优势企业，或在后发国家成立或合作成立技术研发机构，控制、引导和吸纳后发国家的研发体系和人才。由此，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资本、技术和国际分工中所占据的有利地位获取更多的全球化利益，在水平方向上梯度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至发展中国家，在垂直方向上将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将附加值高、替代弹性小的技术密集型工序保留。比如，日本向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雁式转移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工序，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带来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但也造成它们对日本的技术依赖，导致产业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无持续后劲驶出“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按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布局整个产业，尽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初期，按照比较优势来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维持经济增长，具有选择的必然性。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发达国家对技术密集型工序和产业的垄断，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受阻，长期处于低水平。如果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工序过度发展，则会导致产业发展失衡。首先，从发展动力来看，劳动密集型工序在产业发展初期具有见效快的特征，会诱发政府和企业将产业发展动力放在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发展上，忽视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的发展，一旦被路径依赖锁定在低端发展上，实施技术转型升级的风险等因素导致发展动力不足、阻力巨大。其次，从发展能力来看，劳动密集型工序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制约了对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发展的投入能力。高替代弹性的劳动密集型工序仅产生微薄的生存利润，难以支撑技术升级的投入。再次，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就业、税收、资金投入、经济增长等考虑也难以割舍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来支持转型升级，从而难以形成技术升级的凝聚力。最后，从转型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发达国家必然会通过技术垄断、知识产权等方面干扰、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和分工地位的提升。
一般情况下，当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过度发展导致投资报酬率出现下降时，资本应该自然流向边际报酬更高的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吸纳更多优秀的人才资源推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延伸。但是前面分析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垂直分工将会阻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转向流入房地产、基础设施、资本市场等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泡沫。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高素质人才由于产业发展失衡而会出现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比较优势理论将技术等决定竞争力的因素同等于竞争力本身，尤其是对潜在竞争力重视不够，忽视比较优势在长期发展中易变化、消失的客观事实，也会误导发展中国家盲从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
2.比较优势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单纯依据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低廉优势”是把“双刃剑”，同样会造成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不足，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投入边际报酬持续下降，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正在加速衰减。可以说，目前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低成本优势正逐步转变为劣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居高不下，引致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如果继续以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国际分工与资源配置，将可能使中国陷入由“比较优势陷阱”引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垂直分工制约了技术结构的升级。贸易结构的变动反映着一国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如果仅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贸易结构来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产业间的分工，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上升，似乎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产品上的分工地位和发达国家已经很接近。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已经不能仅仅通过其生产的最终产品来衡量，而要看其产品所处的价值链及在垂直分工中所处的地位。由于高技术产品具有高研发投入、高附加值的特点，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中就可以考察出中国高技术产业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
2009年，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仍达6867.8亿美元，其中出口3769.3亿美元，进口3098.5亿美元。相比于2002年，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仅为1507亿元、贸易逆差15亿元有了大幅上升。从贸易竞争指数(贸易差额/贸易总额)来看，由2002年的-0.1变为2009年的0.1，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4.3％上升到31.1％。但是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贸易方式考察来看，进料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始终超过70％。从出口企业类型分布来看，外商独资企业在高技术产业中占据半壁以上江山，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相一致，外商独资企业基本通过进料加工作为高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形式。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为28.7％，高于美国的27.1％，低于马来西亚的39.6％和菲律宾的66.3％。⑧中国高技术产业R&D强度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与美、日、韩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在中国生产制造的高技术产品中，中国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份额很低，实际上只是发挥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中国依然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低端和核心竞争力的弱势。(见表1、图1)
表1 部分国家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事实上，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垂直分工的渗透深化，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中更多地是将许多高技术产业中替代弹性高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而将替代弹性低的技术密集型工序留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通过保持技术的垄断和对产业的控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保持一定差距，从而获取较多的分工利益。纵然发展中国家会成为高技术产品的贸易大国，但贸易大国不等于贸易强国，贸易顺差也不等于国际产业分工地位高。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200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仅为24.5％，比美国、日本分别低18.5和12.3个百分点。⑨和日本相比，虽然中国制造业与日本制造业一样都存在“两端在外”的情况，但却有着本质性区别。日本制造业是在掌握核心技术且拥有自主品牌的情况下，更多地将低端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转移出去而形成的两端在外，这样就保证了分工利益较多的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留在国内。外资企业正是利用转移至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工序，来吸附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自然就形成中国出口越多，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越发展的问题。
依赖比较优势和外部需求建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能，往往存在资源消耗比重大、附加值低的特点，并且其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中国要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与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分工收益，亟须建立以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国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从而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⑩
其次，自主创新能力与动力不足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土地、劳动力、资源以及能源等要素成本不可避免地上升，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增加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的替代弹性，依靠技术垄断的优势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收益。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依赖于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必然趋向于减少，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势在必行。逐步摆脱对比较优势的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结底需要以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为发展的支撑点。但是，中国当前研发投入和创新人才不足已经成为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主要制约。
科技投入强度(R&D/GDP)是目前公认的衡量创新型国家最主要的核心指标。提高R&D经费的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是一个国家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在日韩等国的发展历程中已得到鲜明体现。相比之下，中国科技投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一是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R&D/GDP增长缓慢，虽然在1999年以后科技投入保持较快增长，科技投入强度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09年，中国科技投入强度为1.5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仅处于中下等水平，与发达国家以及日韩等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来说，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强度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见图2)。二是政府投入比重偏低。政府财政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从1995年的50％下降到2003年的29.92％，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相应发展阶段政府投入占50％左右的水平，更低于巴西60％—70％的水平。(11)三是科技投入结构不合理。在全部研究开发投入中，2007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4.7％、13.3％和82％，到2008年比重分别为4.8％、12.5％和82.8％。(12)基础研究投入绝对数额与投入比重偏低，无疑将影响原始创新能力的提高，忽视基础研究的长远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是不明智的。
资料来源：中国及日本韩国部分数据来自科技部网站(www.sts.org.cn)，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和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4-2010)；马来西亚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巴西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
图2 各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R&D/GDP，％)
自主创新，人才为先。从研发活动的人力资源来看，中国与日韩等国家之间存有相当大的差别。近些年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08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600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约为2000万。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8》，2006年美国具有大学学位的科学工程劳动力总量为1700万人。中国本科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赶上并超过美国。然而，从每百万人中拥有研发人员数量来看，中国都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巴西、马来西亚接近(见图3)。但中国研发人员中科学家工程师的比重近些年来有所下降，从2005年的82.0％降到2008年的81.0％。(13)
对外技术引进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的技术存量，但却不能有效缩小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如果不能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动力而有效改变中国在产业内垂直分工下的分工地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将会演变成高技术产业下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大规模发展，使中国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而成功跨越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充分证实了产业分工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动力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见图4)。从支撑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看，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一国产业结构的初期状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通过不断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与创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逐步提高，社会产业结构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在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多种原因中，有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就是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推动生产要素结构逐步提升、促使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实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成功跨越的关键。
资料来源：中国及日本韩国部分数据来自科技部网站(www.sts.org.cn)，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和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4-2010)；马来西亚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巴西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
图3 各国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
图4 赶超工业化的阶段
日本是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实施“技术立国”战略，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建立了基于新应用、新技术的竞争优势，有效实现了从注重比较优势向注重竞争优势的转化，实现了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赶超发展。如1957-1990年间，技术进步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6％。(14)日本从经济发展初期的“贸易立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立国”、21世纪的“知识产权立国”，使其成为东亚地区工业化的先行国和经济发展强劲的大国。此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开始将比较优势利益快速递减和逐步丧失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逐步向外转移，对东亚地区、东南亚及中国沿海地区展开垂直梯度的直接投资，不断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
韩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起飞初期，根据产品周期理论、比较优势原则和竞争力状况，确立以“科技立国”来规划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力促进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再向电子工业和高技术工业的转型，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存度。韩国将基础研究视为整个国家技术源泉，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升高附加值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功实现了经济赶超和发展跨越。与此同时，韩国在向重化工业转型的同时，又将纺织和轻工业转移到东盟国家。
但是，马来西亚等国虽然通过市场力量和政府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建设中受益。(15)但由于其产业基础和技术升级过于依赖外资使得马来西亚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饱受冲击。巴西等拉美国家以进口替代为发展战略开启工业化进程，但是这是在国内储蓄率较低的情况下，过于依赖负债推动本国工业化发展的，同时贸易壁垒保护又导致本国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致使巴西等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1980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巴西采取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外资投入的增加，导致经济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在向高端产业升级过程中缺乏内在动力和物质技术基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受到严重制约，只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新兴市场”。
再次，产业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变化遏制了产业链延伸和服务业发展。对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亟须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国来说，收入的增加必然带来社会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下降，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上升。如果发展中国家为加强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水平而继续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民经济结构就会缺乏具有产业控制力和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业的滞后发展将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丧失发展机遇，产业发展过于集中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和低端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阻碍竞争优势的提升。
从统计数字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偏低，甚至低于马来西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00-2008年，服务业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关。(16)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资本技术替代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逐步衰减，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分工地位的低下造成资本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短缺，高端产业和服务业“泄露”至国外，产业关联效应带动的是国外产业的发展，相应造成工业成为带动GDP增长的主导动力，从而影响服务业比重的提升。
与此同时，需求结构的提升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尽管需求结构提升，由于资本品工业与消费产业供给结构的不匹配，使得国内有效需求的很大一部分被进口产品占领，产业升级过程中所需的装备制造、关键零部件、高档原材料等“泄露”至国外，这样产生的对外贸易没有形成产业关联效应而带动本国产业就业的发展，从而使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受到削弱。结果是一方面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只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另一方面，技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和资本品严重短缺而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产业发展的结构失衡问题突出。有数据表明，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70％的轿车制造设备都要依赖进口。(17)这样，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升级，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部门的扩大没有带动国内高端产业部门生产能力的扩张，投资乘数效应必然大大减弱，产业没有竞争力就成为根本性的问题。这种局面反而固化了后发国家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以需求结构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就必须加快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设计、研发、标准、物流、营销、品牌等专门化分工环节，以制造业产业链的延伸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突破目标，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因此，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考虑，依赖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只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性目标，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这是因为，比较优势虽能获得国际分工利益，但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国际竞争新格局必然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地位，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对于中国而言，提升中国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水平，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的延伸和转换，必须以开放体系下的自主创新为手段，建设创新型国家势在必行。
科学的发展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比较优势理论相比，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理论前提，从全球角度出发通过国家取得或保持的竞争优势获得国际分工中的现实及潜在的双重利益，一国如果具有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即使是后发国家也能够超越并成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与以完全竞争市场为理论前提，取决于一个国家初始资源禀赋条件，以企业、产业为研究层面并注重现实利益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比，竞争优势理论显然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超越。
基于竞争优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洪银兴、程恩富等(18)提出用竞争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开放创新。但是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及官员仍然固化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传统认识，僵化认识中国面临发生巨变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过创新培育竞争优势提升内生动力实现跨越的国际经验。发展实践的国内外经验都表明用竞争优势理论指导中国开放体系下的自主创新更具有紧迫性及重要性，需要逐步改变经济发展对传统比较优势的过度依赖，以竞争优势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将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不再只是反映本国产业按一般过程依次升级的需要，而且要反映本国产业在国际领域取得竞争优势的需要，这就要求产业发展以自主创新铸就核心竞争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中国基于竞争优势的开放创新，就“必须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19)不以资源禀赋而是以“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20)为发展原则，通过开放经济获取培育创新能力的要素，推进技术与产业的创新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产业，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升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实现跨越发展。
三、中国开放创新的战略选择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面临比以往日韩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时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改变经济增长对外生条件比较优势的过于依赖，以开放创新为基础，分别以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加大创新投入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为基础，着力提升长期竞争优势、国际分工位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求新的持续发展空间。
1.以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着力培育长期竞争优势
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立国已被部分发达国家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提高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以自主创新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提供根本驱动力，培育长期竞争优势，成为中国顺应时代要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中国的自主创新，首先要改变长期以来“重引进、轻吸收”的技术引进格局，转向优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大对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技术团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间技术合作、技术转移和扩散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自主创新，要注重实现基础研究的创新。基础研究创新的薄弱会导致原始创新的不足，进而影响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长此以往必将制约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针对中国目前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过低的现状，必须加快、加大投入，尽快将比重从目前的不到5％提高到国际水平的10％左右。
培育竞争优势，必须加快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政府扶持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的集聚。以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产学研主体结成创新联盟并适当倾斜，特别支持关键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加快创新人才的体系建设，注重创新人才的支撑作用，这是中国经济获取长期快速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基点。
培育竞争优势，必须完善以创新需求主体方面的创新政策，降低自主创新风险，促进创新绩效的实现，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培育自主品牌。其关键是，贯彻落实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和首购政策，培育自主创新产品的初期市场，推动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通过标准制定、环保规制等方式淘汰落后产品和过剩产能，推进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2.以产业转型为跨越途径，着力提升国际分工位势
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分工形态沿着产业和产品价值链加速向产品内分工和生产工序分工深化，产业发展转型被赋予新的内涵。一国产业发展的方向与结构已经不局限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产业的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主导国内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中国作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在开放体系下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促进产业发展转型，改变经济发展对传统比较优势过度依赖的被动格局。这就要求立足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位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内外发展，将“引进来”、“本地化”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逐步降低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比重，将出口导向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平衡协调型对外发展战略。从而避免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和“比较优势陷阱”，突破发达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挤压空间，推动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的升级延伸。(21)
以产业转型为跨越途径，着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位势，就必须在开放创新体系中提升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核心技术控制能力，抢占产业发展核心技术的制高点。要以打造自主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以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产业控制力，以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比例关系的协调，以产业集聚和延伸产业链来加快本土企业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充分发挥大国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效应，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3.以加大创新投入为契机，着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提升国家竞争力、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科技创新将深刻影响或改变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竞争格局。(22)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中国新经济的增长点，也是优化经济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抢占全球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战略支撑点。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关键在于核心技术的突破，并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和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提高中国产业结构水平。为此，需要加大对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增加资金与人才要素的投入方式，如发展创业投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保障，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根据日韩的历史经验，政府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促进本国科技创新和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拉美化现象”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则启示，如果任由外资的长驱直入，势必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要想实现自主创新和竞争优势的培育，必须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选择性引资策略和适度贸易保护策略是不二选择，对外资进入进行适当限制并逐步提高技术含量的门槛，鼓励高技术产业的转移和研发中心的建设，从而为中国资本提供更多的产业发展空间和技术研发空间。
与此同时，推进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融合，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促进本国企业的竞争和产业发展，将那些具有潜在竞争优势、有较大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利益的产业确立为目标产业，并从战略高度予以保护和支持。这种保护要在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下灵活运用，提高目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中国竞争优势的确立和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注释：
①世界银行的数据指标显示，自1987年以来除韩国外还有15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分别是巴巴多斯、塞浦路斯、赤道几内亚、直布罗陀、希腊、匈牙利、澳门、马耳他、荷属安的列斯、新喀里多尼亚、阿曼、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都是小规模经济体。
②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黄志强、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③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④D.Dollar and E.Wolff,"Competitiveness,Convergence,and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93.X.Yang and J.Borlall,"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60-482.
⑤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载《经济学》2005年第5卷第1期。
⑥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⑦张建平、关秀丽等：《国际经济结构变动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⑧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2010》，www.sts.org.cn/，2010年11月29日。
⑨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2010》，www.sts.org.cn/，2010年11月29日。
⑩王一鸣：《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体战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0年。
(11)徐冠华：《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几个重要问题》，载《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10期。
(12)科技部网站：《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9》，http://www.sts.org.cn/zlhb/zlhb2009.htm/，2010年11月29日。
(13)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9》，http://www.sts.org.cn/zlhb/zlhb2009.htm/，2010年11月29日。
(14)世界银行：《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WP/1996，转引自王春法：《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15)如马来西亚1973-1996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达4％，人均GDP从1960年的300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4314美元，转引自斯蒂格利茨等编：《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16)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在线数据库数据整理，http://databank.worldbank.org/，2010年12月1日。
(17)《没有那么一股子气，不行》，《人民日报》2006年4月5日。
(18)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载《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19)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6年，第30页。
(20)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6年，第37页。
(21)马晓河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演变》，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2)万钢：《把握全球产业调整机遇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载《求是》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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