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之门》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门论文,末日论文,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价一部小说，可选择各种各样的角度，也可以运用不同的参照系，其阐释及判断，或许殊途同归，或许南辕北辙。这大约是很正常的现象。何况，评价就是评价：它不是目的，大不了是一种理解文学的手段，或一种产生见解及丰富创作理论的途径。倘若我们经由可靠的小说评价，终于向读者昭示些许创作的奥秘，那便算是兑现了评价的初衷。我想，评价乔良的长篇小说《末日之门》（昆仑出版社），大概也只能如此。实际上，对于一部小说作出某种中肯的切合文本的析述或阐释，要比下一个简单乏味的结论更烦难一些。特别是，凡独特的小说，挑战性总是双向的。当然，首先是小说家的创造；但当一部小说以新的装束、新的姿态突然出现时，读者的惊讶及接踵而来的阅读适应，也可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新鲜，是我读《末日之门》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象。小说的描写内容是新鲜的，而作品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也是新鲜的。就题材类型而言，《末日之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它不是神话，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但读者不难感受到，这部近50万字的作品，不仅具有现代科幻小说的某些质泽，而且还兼容了中国式的神话预言色彩，但在传达方式上，又习惯性地使用了写实主义描写笔触。出版社把这部作品称之为“近未来预言小说”（或“奇书”），也算是一种斟酌再三的说法。但小说从本世纪最后一天写起，便“近”得难称“未来”了。
乔良写《末日之门》，我想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不管“预言”的说服力如何，但设计的蓝图是开阔广远的。我们经常提倡开拓视野，但视野并不是想开拓便能开拓的。视野与小说家的素质相关，而素质的提高则是天长日久“投入”的结果。因了《末日之门》是“近未来预言小说”的缘故，作者必须拥有一种把握当今世界的能力，因为一切都是从现实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若无“现实”的铺垫，小说的思情就可能失却起码的征服读者的魅力，小说正是在掌握“近来世界”的基础上，才使想象力获得了宽阔的天空，而读者也有幸在想象的“预言”中一睹“近未来世界”的风云变幻。可以肯定，无论是想象还是“预言”，小说所展示的图景具有一定的警世意味，且寄托了作者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忧患，或一种维系人类前途的精神探索——尽管如小说家所言：“但愿这其中描述的一切劫难都不要发生。”
若说《末日之门》的长处，无疑是它的视野与想象力（暂且不说视野与想象力的质量）作品的故事具有全球性的特质，而且，在无序的国际危局中，也包孕了今日世界的诸多因素：无论是高科技战争，还是不断加剧的民族冲突，或者是愈演愈烈的国际恐怖活动，都不可能是下一个世纪突然发生的。于是，我们不难感受到小说所隐含着的现实性。如果我们乐意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军旅小说创作，那《末日之门》所呈示的长处或特质，便显得很可贵。譬如，我们的不少军旅小说，仅仅把现实性理解为军营里的“酸甜苦辣”，或是对某种人际关系的无奈或是对某种不正之风的深痛恶绝，等等，却不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还存在着更浩繁、更激烈、更惊心动魄的“现实”，而其中所潜伏的隐患或危机，已经涉及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可能性。而如今的相当一部分包括战争小说在内的军旅小说——所匮乏的便是这种宽阔的视野及想象力：写战争，就是“彼时彼地”的战争；写冲突，就是“彼时彼地”的冲突……而“再现”或“贴近生活”，也久而久之成了这些小说的流行解释。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倘若“实”到了最终封闭“现实”的状态，或“实”到了因视野狭隘而导致想象力贫困枯竭的地步，那其中的“实”也就失却了文学创作的意义，更谈不上作品所可能拥有的现实性了。所以，当我们在读了相当数量的动听或不动听的“农家军歌”，以及那种弥漫着升迁怨恨与个人烦恼、那种几近照搬周围生活的小说之后，突然进入《末日之门》所展现的世界，便会升腾起一种海阔天空的豁然开朗之感。在我们读到的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当代军旅小说或战争小说中，所贯穿的大都是以“过去”认同现时，或以“现时”展示未来的逻辑，而《末日之门》的价值，则表现为以“未来”审视当今——尽管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其中的假想及传达企图，则是对现存世界的一种感悟与把握。
当然，《末日之门》所体现的视野及想象力还不仅仅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如何理解生活的启示，一种怎样把现实与假想粘连起来的尝试，而且对小说形态本身，也具有某种视野的或想象力方面的意义：尽管这部小说留下了不少遗憾，甚至是致命的遗憾，但它起码告诉了我们——小说的创造性是无限，即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其间的选择是自由的，而我们的一些小说家的遗憾，就在于没有自觉地去享受这种自由，或即是意识到了这种自由，也少有开阔的视野及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是题外话。
《末日之门》的写法也很特别——在那阅读的新鲜印象中，自然也包含了写法的新鲜。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写法的实现绝不止于某种写法的具体操作，譬如说，《末日之门》的写法之所以特别，其背后便有着特别的视野及想象力的统辖、支撑、冥合。
对于曾写过《大冰河》、《灵旗》的乔良来说，选择与运用《末日之门》这种写法，无疑是一场冒险，一场把阅读接受问题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考虑的冒险。《末日之门》印证了我原先的一种看法，即认为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法上，完全可能在所谓的“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选择一种“第三条道路”。乔良的小说——无论是《大冰河》、还是《灵旗》，大都属于那种比较“新潮”，且又特别注重主观意念的类型，甚至可以说，这种类型的小说在实现自我动机的过程中，一般很少考虑到文学圈外的阅读接受问题，而写法的选择，便是这种创作观念的最直接的体现。但如今读到的《末日之门》，还能寻觅到多少《大冰河》或《灵旗》的渍痕？起码在写法上，一种隐含着创造欲望的适应性，启动了富有背叛色彩的旅行：那便是“第三条道路”的尝试。
实事求是地说，现时的小说界已不象以前那样无视“通俗小说”的存在了——这一点与中国的电影界很相似，即在经历了相当痛苦的摸索之后，制片人或导演特别是“第五代导演”越来越重视电影的可视性，或者说越来越意识到主动接近观众之于创作的重要了。可以相信，对于“通俗小说”的某些长处，如今的小说家已不再以熟视无睹为荣；而“通俗小说”的称谓，也日益趋于无褒无贬的“中性”状态，而不像以前那样或多或少含有某种轻蔑的意味。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一种小说创造的“清醒”（或“初步清醒”）。作为“清醒”的果实，《末日之门》在迈出背叛自己的步子时，似乎也注意到了坚持了自己……
就《末日之门的总体路数来说，它在写法上沿袭或发挥了某些优秀“通俗小说”的长处，如故事的新颖独到、情节的曲折复杂、悬念的引人入胜、场面描写的精彩强烈，等等。即便是小说的题旨内涵或终极寓意，也没有离开诱人的故事情节的笼罩：首先是小说的可读性。在这里，作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共识，“讲故事”的才能已被认为是一种最基础的艺术才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种必须得到强化的小说手段。我想，乔良在《末日之门》中所试图贯穿的，便是这样一种尽可能适应大众阅读的小说创作观念。
《末日之门》选择了一种呈块状结构的故事方式：所谓“块状”，即小说的全部叙事内容，是由一些大小不等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故事（“块”）组合而成的。当然，这些故事（“块”）又各各拥有自己的情节线——每条情节线既有自己的延伸逻辑，又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受制于其他情节线的变化发展；也可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发生于同一时空的故事（“块”），相互之间并无特别密切关联，但因了“意”（如为了“警世”、为了揭示“危局”的无序及尽可能的广阔性等）的粘合、特别是小说作家不无人为色彩地创造了一些可以牵连大小故事（“块”）的人事线索，也就使小说的全部叙事内容基本趋于相对的整一。
在《末日之门》的多元故事网络中，最重要的或呈大块状的故事，是印巴战争（包括中印战争）与涉及到“末日之门”的国际反恐怖斗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此相关或无关的“故事”，如日俄之间的争斗，又如怀特与太空新闻中心的奇遇及别具一格的国际时局评述，再如主人公李汉、婵、嘉琪（李汉妻）之间的“三角恋爱”，以及穿插于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世事人际信息……就两个呈大块状的故事而言，无论是印、巴、中之间的寓有“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复杂纠葛及最终爆发的战争，还是以巴克、汉斯兄弟为主要人物的所谓“拯救军”所策划的一系列具有二十一世纪色彩的恐怖活动、以及李汉们为拯救人类所展开的同样具有高科技、高智能质泽的反恐怖斗争，都可以独立地成为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在我看来，独立之后的小说，或许更可能做到头绪清晰、脉路明了、情节紧凑、乃至腾出更多的篇幅刻画人物个性，从而使小说更具有可读性，况且，这样处理的结果，也许还能在题旨寓意的贯穿上更富有深度或凝聚性。可如今这种很机智但又多少有点儿勉强的组合，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创作动因呢？我想，绝不是仅仅为了“极大”的“信息量”，而且为了或主要为了“预言”下一世纪“无序的世界危局”中的主要问题：战争与恐怖活动，或许在作者的意念中，倘若一部标示为“近未来预言小说”的长篇大作，不去涉及威胁人类生存前景的高科技战争，以及那种登峰造极的藉人类文明而毁灭人类社会的全球性恐怖活动，那“预言”便失却了应有的质地。但“预言”毕竟是一种富有理性感知色调的判断，而小说又终究是以形象把握世界的文学传达形式，于是，《末日之门》中便有了那两个呈大块状的故事。当然，小说中的日俄战争，也是较大的“块”——对于这场战争，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文学性理解：即它是下一世纪“无序的世界危局”中的战争事态的一部分，而在小说的结构安排及题旨实现上，它则是印、巴、中战争的继续与补充：都是战争！它在战争描写历史感及战争内在动因的展现上，与印、巴、中战争的某些方面具有异曲同工的特色；论差别，只不过是换了一副面孔，或者说是换了对象、换了地点时间，并使战争的策动者获得了胜利。在这里，我不想涉及“预言”的可信或荒诞。
如前所述，战争与跨国恐怖活动，虽是“近未来”世界危局中最可能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两个重大问题，但小说所描写的两大块状故事，确无实质性的关联，更谈不上有机的契合或意蕴上的内在因果性。那么，《末日之门》是怎样把体现“两个重大问题”的故事粘合扭结在一起的呢？作者精心刻画了李汉这个人物、并特别设计了李汉与婵的神秘奇异的婚外恋情节——李汉是一个电脑专家（即所谓“海客”），他可进入全球网络而知晓各式各样的机密及阴谋，而婵又是一个具有特异预知功能的女人，她竟能预知世界上任何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这样，经由李汉的那台电脑与婵的预知功能，以及这两方面的结合与恋爱中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卷入了世纪之初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可怕漩涡之中，并把小说中的战争故事与恐怖活动（或反恐怖斗争）故事粘合扭结到了一起。当然，这种组接方式多少有点儿简捷幼稚，甚至让人感觉到这是一种“不是好方法”的“好方法”，特别是婵在神志失控时所显现的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使小说的“预言”（“预言小说”）泛显出一种本该属于《西游记》或《封神演义》的神话色彩，而这种过份的纯属幻想的描写，也许会损害小说的逼真感，或可能与小说所传达的世纪之初的“高科技”景观（或现代精神）产生某种抵牾。不难想象，倘若小说中失却了李汉与婵，那战争的故事与恐怖活动（或反恐怖活动）的故事，如何能连接组合在一起？如何能象眼下这样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成为一部长篇小说）？不管李汉的或婵的刻画是精彩还是留有缺憾，这两个人物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适应故事的结构（布局谋篇），《末日之门》在写法上选择了“人事并重、情理兼容”的描写路数——作为基本的叙事方式，这样的描写路数既为小说造就了“利”，也给小说带来了“弊”，其中的长长短短很难说清。
一般说来，长篇小说必定要塑造人物，也必定要构筑故事：事要写、人也要刻画；或者说，人物性格只能通过事件或情节的描写来实现，而事件或情节则势必是人物性格获得发展的基本依托。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便难而又难了。若论好的或比较好的“通俗小说”的写法，那是相当看重小说的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扑朔迷离、总是很紧张、很曲折、很能逮住读者的期待心理；其目的无非是诱惑你读下去，并让你越来越关注故事中的“事”的发展与“人”的命运——人物的结局最终如何？那确实是读者最关心的。可见，“通俗小说”的写法也是肯定人物刻画的，只不过是类型化（个性）的气息相对浓重一些——譬如，对于英雄好汉的描写、对于见义勇为的描写、对于一见钟情的描写、对于老谋深算的描写、对于莽汉武夫的描写，等等。实际上，“人事并重”的写法，是“通俗小说”年年月月重复采用着的、颠扑不破的基本写法，而《末日之门》的创作也着实悟到了其中的奥妙。不过，这种写法若要达到炉火纯青或运用自如的地步，那得苦苦修炼才行：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还想在“通俗”中融入某种启迪情智的意味，某种不是故作高雅的“高雅”其难度便得“更上一层楼”了。
我想，我是在大张旗鼓地肯定“通俗小说”的这种“人事并重”的写法。同时，也表达了我对《末日之门》写法的基本看法。
《末日之门》的“雅俗共赏”——作为整体特质之一，决定了作品对于“人事并重”写法的选择。小说封底的《内容简介》称：“全书场景宏阔，人物众多，情节紧张曲折……”这“宏阔”、这“众多”、这“紧张曲折”，很准确地概括了这部小说在“人事并重”写法上的具体特点。但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言，在所谓的“情节紧张曲折”之中，还携带着散漫驳杂的嫌疑，或者说，“曲折”是“曲折”了，但过多的情节头绪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叙事的顾此失彼，其“缺憾”在于：不得不费大量笔墨交待大小情节线的发展变化，既影响了“事”的描写的深入及可能的思情份量，也使“人”的描写——各种富有意味的个性刻画，因缺乏充分的余地而受到相应的折损。当然，小说为了应付曲折驳杂的情节设计，也想方设法地试图使叙事趋于灵活与生动，首先是那种幅度不等的“跳跃”，即在“跳跃”过程中推进“事”的发展及“人”的精神面貌的展现；其次是运用不同的文体或不同的小说修辞方式，如日志方式（慕尼黑2000年1月13日）、新闻方式（美联社2月7日电、 《红星报》2月7日报道）、太空视角方式（詹姆士·怀特2000一个太空人对地球的最后鸟瞰）等。实际上，“新闻方式”与“太空视角方式”的作用，仅仅在于故事情节的宏观推进，甚至仅仅在于“事”的分析或小说题旨的“讲解”，而真正的情节描写（“事”）与个性刻画（“人”），主要是由“日志方式”来实现的——这样的小说修辞方式（作为叙事形态），是新鲜灵活的，也比较顺应与适合《末日之门》的整体结构，但也得承认，无论“事”还是“人”，在描写上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匆促感，或某种不够饱满、不够湿润的缺憾。
可以肯定，十全十美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虽对《末日之门》的“缺憾”时有提及，但这绝不会掩盖这部小说的光彩——无论是说光彩还是道“缺憾”，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今天或明天的创作。
就小说的人物刻画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人物是李汉与婵（这两个人物在小说结构中的重大作用已在前面谈到），先说李汉——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且在个性内函上富有“近未来”的鲜明色泽；他是那种经常可以在“通俗小说”及好莱坞动作片中见到的“英雄”：无所不能，百战不殆，但他又是那种以智慧铺垫勇敢的角色。特别是，李汉的智慧与勇敢，又不是那种流于凡俗的智慧与勇敢（这也是我们在“通俗小说”或大多数好莱坞动作片中经常可以见到的个性）；李汉的智慧与勇敢，是一种牵连着人类生存前景的个性体现，其中，既传达着东方民族的精神特点、又包孕着东西方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全球性意味，因而显得细腻而大气，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完整——如果再加上这个人物的结构作用，那他的个性刻画所具有的支撑性特质便更加引人注目。但遗憾的是，小说虽对李汉作出了创造性的、具有世纪初特色的刻画，可在感情生活的展现方面却显得很拘谨，起码是有点儿浅尝辄止的味道，或者说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爱情”（或“情爱”）描写之于审美、之于小说思情寓意的揭示所包含的不可小视的艺术意义。说到这里，便可说一说与此相关的婵了——我觉得，与李汉相比，婵这个女性形象显得有些逊色，或者说是欠丰满一些。以致给人这样的感觉，即她的存在一是为了李汉的恋情描写，二是为了“预言”，可这两方面又都留下了简单化的痕迹，特别是她那神秘的“预言”功能，常常让人感觉到她在小说中仅仅是一具符号：不是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需要她，而是小说的结构需要她，是“预言”的点缀需要她；即便她勉强进入了小说的情节或细节，依然缺乏一种戏剧性的底蕴，即一种离了她小说建筑就会轰塌的作用。
但小说中的有些人物，如何达将军、拉奥中校，又如巴克集团中的那个“戴博士帽的撒旦”鲁道夫·汉克斯……虽落墨不多（有的还不是贯穿情节的人物），却棱角分明而栩栩如生，至少要比婵这样的人物更能让人记住一些。细细品嚼，原因便在于这些人物大都置身于激烈的生死存亡的冲突中——何达将军与李达坐同一架直升机所经历的那场惊险，便使将军的精神形象屹立到了我们的面前；而我们看到的印军拉奥中校，则是一个地道的职业军人形象，他之所以令人难忘，那是与印、巴、中战争的精彩描写分不开的——若论呈块状结构中的“块”，印、巴、中战争是写得最出色的一块——正是这些有声有色“块”，不仅使拉奥中校这样的人物鲜明地凸现于小说之中，而且比较有机地撑持了这部长篇作品的可读性与整一性。若要说到鲁道夫·汉克斯，他则是“前赴后继”中的“英雄”：他的哥哥赫尔曼·汉克斯身亡之后，他接了班，而且在智能方面更胜于他的哥哥，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一个智慧超群的“撒旦”；作品对于他的刻画，成功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置身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巴克意志的体现者，同时也在于他的可以与巴克们区别开来的人情味，以及他那典型的“受骗者”的性格内容（实际上是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母……）。说到这儿，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传统的话题上，即怎样塑造人物、怎样刻画性格？我们常说，性格是情节的历史，我想这是对的；即使你如何改革或变换叙事方式，可万变总不离其宗；作为小说创作，假如离开了精彩的情节、离开了生动的场面、离开了剧烈而富有意味的矛盾或冲突，人物的性格及发展将从何而来？因此，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高雅小说”，或者是从“第三条道路”上诞生的小说，还抛弃不了“性格是情节的历史”的“创作教导”。
当然，人物刻画的脸谱化或简单化，也将影响或波及到小说的艺术质量——或难以造就鲜明逼真的形象，或直接折损人物性格应该包含的寓意或思情深度。对于小说中的巴克这个人物的评价，我觉得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话题。就我个人的感受力而言，任何绝对判断都会使我犹豫。我在文章的开头已经说了，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参照系，都可能引伸出不同的评价。若从当代小说史的角度审察，巴克的形象是全新的，其“全新”还不止于他是一个世纪末或世纪初的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的头目——从巴克那里，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一种从现代社会中滋生起来的威胁，一种人类生存景况中的腐恶面，因而这个人物所可能提供的意味是丰富的。特别是，巴克精神世界中的那种狂妄——“与一切现存秩序为敌”；“要么毁灭，要么新生。为此，不惜同整个世界一起走向末日”，在小说中获得了富有启示性的传达，小说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顿悟、即那种产生于现实与未来幻想的交汇中的“预言”，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警世价值。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巴克的刻画存留着脸谱化或简单化的渍痕。首先是在巴克的刻画过程中，泛显出理性大于感性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常常是作为一种“恶的概念”出现在小说情节中的，尤其是在展现巴克性格中的社会文化内容及心理渊源时，落墨的不力与刻画的简捷，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一处“硬伤”，因为就小说整体来看，巴克这个人物实在是太重要了！这里还可一提的是，小说在刻画巴克的整个过程中，还充斥了一定数量的“性描写”——我并不认为“性描写”一定属于过失；我强调的是“性描写”的意义或审美价值，即这一类描写在小说的思情寓意构造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价值可能。还是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末日之门》中的“性描写”，仅仅是给巴克轻轻添涂了几笔“恶”的黑彩，并没有起到深化人物的性格内容（或社会人性内容）的审美作用——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作为巴克描写的“缺憾”，实在是令人感到可惜；在巴克的描写及描写的深度与广度上，原本是充满了丰厚的开掘余地的，但终于失却了不少可能的机会。
对于《末日之门》，我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想说的话，不一定是可靠的话——究竟怎样？只能慢慢再去说；在这里过程是至高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