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视域中的政治建构与义理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义理论文,南宋论文,理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时期，社会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构态势，理学也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在南宋中期集为大成。作为理学的传承者，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大力推进理学的政治化、社会化进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南宋后期，理学士人作为多种力量的整合中心，以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建构不断扩展着理学宏大的社会体系，将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囊括其中，理学崇尚的价值观也被固定为政治伦理和行为规范，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社会各阶层的意识行为。 一 伦理纲常与秩序建构 在政治秩序的建构中，南宋理学家以重振三纲为旨归，对“君臣父子”给予了严格的定义：“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①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尊崇乃是实现万世之治的前提，“君臣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亲，夫妇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别，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伦亦莫不正……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②。 在理学家崇尚的政治模式中，“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夷、齐、季札之徒所以轻千乘之国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宁陨其身、亡其国而不敢失区区之节者，亦为此也。”③为臣者即使是如目夷、季札等贤公子也不能取代他们平庸的君主，“是故微子不敢代纣、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诸樊，以数子之贤，苟承祀继统，可以大前人之业，可以启无穷之基，然终逡巡却避者，岂非不忍以一国之私欲利害而启千万世争夺之祸乎”④。为人子者即使是面对顽父嚚母，也不可因其昏乱而弃之，仍需尊之如天，“谏不入，起敬起孝；谏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岂容有他念哉”⑤。舜因此作为帝王典范被理学家推崇备至：“舜以一身处顽父、嚚母、傲弟之间而能谐和以孝，俾其善日进、恶日泯，非至诚之积薰蒸浸灌，何以有此?”⑥与舜相反，唐肃宗则因人欲之私致父病亡而成为帝王之戒：“肃宗之平长安也，上皇自蜀还都……徒以内侍握兵，妄为谗间，而迫迁之谋出焉。其所以然者，肃宗柔懦无断，故张后、辅国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贵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郁无聊，遂以致疾，肃宗之罪于是乎通天矣。”⑦伦理纲常与国家治乱紧密相连，正纲常是政权得以维系的基点，“考观古昔，有当衰微削弱之世，而纲常未至泯绝，犹足以仅存者；亦有治安强盛之世，纲常隳弛，卒至于大坏而不可救者”⑧。纲常在则国势虽衰而国脉犹存，纲常废必然导致政乱国亡。在理学家的大力弘扬下，三纲被视为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石，在南宋政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南宋的君主中，宋孝宗被誉为南渡诸帝之首。他侍奉高宗至孝至谨，并坚持在父丧后衰绖三年。然而其子光宗赵惇却没有继承父亲的孝悌之道，在后宫的唆使下竟然拒绝为崩逝的父皇尽孝子之礼，其悖逆之行无疑是对三纲的严重破坏，朝野上下纷纷奏谏，认为国乱将至，“陛下人天伦理弃灭皆尽，人子之道毫发不存，外议沸腾，恶名太过，已不可掩……自十三日成服之后，传陛下欲以十五日过宫尽行丧礼，今又不然，愈觉人情交愤，祸萌益张，国势之危过于累卵”；“今势如累卵，诚可痛尔。伏望圣明早赐开悟速降指挥，来日过重华宫大敛成服，庶几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国祚，若更失此机会，则陛下之事去矣”。⑨由于群臣屡谏无效，最终赵汝愚等人策动了“绍熙内禅”，拥立皇子赵扩为新君，将光宗尊为太上皇，剥夺了他对国家的统治权。 南宋后期，史弥远大权独揽，在宋宁宗驾崩后，他联手后宫，取得了杨皇后的支持，连夜矫诏二十五道，以皇族疏枝赵贵城取代了皇子赵竑，用篡逆的手段拥立了理宗。在潘壬等人对赵竑的复位行动失败后，史弥远“遣其客秦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命，时王本无疾，天锡谕上意逼王就死，遂缢于州治”⑩，济王被逼自缢，其王爵也被追夺。对于这场政治变动，朝野君子纷纷抗言，视为三纲沦绝，“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李)燔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11)；“谢(琎)、李(彦时)二公不谋而同挂冠矣，归隐林泉”(12)。作为一代正学大宗，真德秀不畏史弥远的权势，力谏理宗改弦易辙、裨补缺失：“济王之于陛下，其属为兄，而霅川之变，迫于群凶，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与讨捕之谋，情状灼然，本末可考。陛下倘能以舜爱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处之，使有富贵之娱而无尺寸之柄，则陛下之所为即舜之所为矣。纲常获全，圣德无玷，书之史册，扬休何穷!臣窃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无所及矣，故臣辄进补过之说，冀陛下力行众善，以揜前非，庶几异时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愿，亦天下之愿也。”(13) 郑寅、徐侨等与真德秀同朝的士大夫皆慷慨进言，希望理宗处天伦之变而能修孝悌之道。霅川之变后，郑寅不顾官小职卑，“召对言济邸冤状，指斥权臣，坐罢。端平初调为左司郎中兼权枢密院副都承旨，又请为济邸立庙”(14)，其维护纲常、力谏君王的奏议为天下所传颂。徐侨在经筵侍讲中反复向理宗“开陈友爱大义，皇子竑得复爵邑”(15)。在理学诸士的不断进谏下，理宗顺应时势，诏复济王官爵，再次凝聚了人心，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南宋后期的政局。 在南宋理学家的政治建构中，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乃是万世不易的政治纲领与社会准则，只有将伦理纲常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以理学的价值体系引导政治行为，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才能有效维护统治，确保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固。 二 师儒之道与君臣大义 经历了孟子升格运动后，孟子“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的君臣观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大力推扬，“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16)。臣子之职正在于格君心之非，使君主道充德茂。继北宋理学诸儒之后，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对孟子“正君而国定”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17)。在南宋理学家的君臣理想中，师儒之臣乃是能感格君心、使君王砺乾纯之德的辅弼重臣，对君主空谈性理或挟智数取悦君王，二者皆与君臣大义相悖。 朱熹以王安石与张载、程颢为对比，论述了自己对师儒之道的理解：“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18)作为千载一时的贤君名臣，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际会曾为无数士人歆慕，“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的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19)，无师儒指引的神宗在激烈的党争中逐渐退沮，国家危机日趋严重。宋孝宗堪称是南宋历史上最有恢复之志的贤君，“寿皇合下若有一人夹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但在其受挫靡钝消铄之时，其宰辅并无一人可以承担起正君定国的师儒重任，“寿皇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于上前说何事”，缺乏真儒辅弼的孝宗最终无法自振，“寿皇本英锐，于此等皆照见。只是向前为人所误，后来欲安静，厌人唤起事端，且如此打过”，从而结束了南宋的中兴时代。(20) 南宋后期，面对权臣政治造成的恶性后果，真德秀在前贤的基础上对辅相之责进行了明确的论述：“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21)君主能否获得师儒辅弼，对国家治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汉文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贤君，真德秀为文帝问及鬼神而儒臣贾谊未能援义理引导而深感遗憾：“盖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义则知阴阳，能尽性则能至命。谊之对亦尝及此否邪?厥后新垣平以诡诈进，帝为之惑，是未尝知鬼神之情状也。帝有穷理之心而谊无造理之学，故君德成就终有愧于古。可惜哉!”(22)汉武帝有幸得遇董仲舒这一旷世真儒却未能置其于辅弼之位，真德秀对其欲闻大道而不尊师儒的态度叹息不已：“使帝置仲舒于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陈于前，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安得有极意奢淫之失、穷兵黩武之祸!”(23)唐玄宗晚年君道缺失，真德秀认为辅弼重臣中无一师儒乃是导致明皇悖乱的根源所在，“明皇初政，好学右文，其盛如此，可谓美矣。使当时得一真儒在辅导弼谐之地，日以尧舜三王之道、六经孔孟之言陈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则于是非邪正之辨了然不惑，而张九龄、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诚意以正其心，则于声色货利之诱确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蛊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敛不得进矣”(24)。正因为没有师儒感格君心，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人欲之私，晚年的玄宗君道不彰，致使奸邪乘机乱国，大唐帝国自此由盛而衰。 正君之心是师儒的重要职责，但致知力行与正心诚意对彰显君道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25)。君主必须对天下之理、天下之事了然于心，才可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因此，当理宗通读《大学》后自认有所得：“《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乃用处，须至诚意正心修身方得”，大儒真德秀当即予以纠正：“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须是都讲究令透彻方能诚意正心。”(26)南宋后期，朝政长期由权臣把持，左右皆为权臣腹心，使君主陷于彀中听其摆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更需要培养君主通义理、明事务的治国才能，尽快走出权臣政治的阴霾。在对《大学》之道的阐释中，真德秀将义理实之以事，把致知的范围扩大到了“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等多重层面，要求师儒重臣承担起培养君主致知能力的重要职责：“至于辅臣奏对，尤当从容访逮。政事因革，俾陈其利病之原；人材进退，必叩以贤否之实。如有未谕，反复审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厌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论弹劾、群臣之进见对敡，率霁天威，俯加酬诘，俾摅底蕴，尽究物情，如此则于国家之事日益明习，而举措用舍之间无不适当矣。凡此皆所谓格物也，惟陛下曲留圣心，孜孜不倦。”(27)在君主具备了格物致知的能力后，还须践履力行，“王人所以求多闻者，是惟立事而已。学必施于事，然后为有用之学，不然，则所闻虽多，果何为哉?”(28)致知与力行不可偏废，只有引导君主力行所知，将义理之学施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务中，才是师儒之道的最终旨归。在南宋后期岌岌可危的时局下，对君主知行能力的培养更成为辅弼之臣践行君臣大义的第一要务。 三 政教结合的王道理想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明确表述了理学家的治学主张：“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29)士人为学，不可视之为“成己之事”，而应推己及人、明德新民，则体用兼备，圣人之道可成。因此，化民成俗、导迪民心成为朱熹始终坚守的为政原则：“圣天子所以搜扬幽隐、付畀民社之意，固将使之宣明教化，宽恤民力……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30)真德秀亦在对大学之道的阐释中向君主力陈政教结合的王道理想：“汉文帝、唐太宗之时，天下可谓治矣，然先儒谓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则未之及也。故圣人于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于天下。见得须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谓之天下平”(31)。 从谕俗文到官箴，南宋理学士人以多种方式向社会各阶层传播着理学家的政治主张，《政经》便是南宋理学家政教结合思想最集中的体现。《政经》为理学名儒真德秀晚年所作，真德秀遵循先经后史、经史互证的编纂原则，“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而以行政之迹列于后，题曰‘传’以别之”(32)。在《政经》中，真德秀广泛引用先贤论政之言并附以前代循吏的治邑成就，向世人展示政教结合在地方行政中的重要意义：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第一条出自《论语·为政》，第二条出自《论语·阳货》，第三条出自《孟子·尽心上》，皆为先秦儒家“政教结合”思想的体现。孔子认为，政令、刑法仅仅能使百姓免于犯罪，而道德与礼法却可以使百姓产生向善之心，所以治理天下应注重化民成俗，以礼教安定天下。孟子指出，完善的政令能使君主获得财富，而推行教化则能让百姓乐业，从而赢得民心，天下大治，因此再完善的政令也无法替代教化的推行。孔子对子游的称赞正在于他能用礼乐教化百姓，尽己之力实现政教结合的王道理想。 建立“无讼”社会，是自先秦以来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地方官员能否做到政平讼理，也是官员考课的重要标准。在《政经》中，真德秀大量征引了古代圣贤关于理讼、息讼、无讼的观点：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第一条出自《周易》中的贲卦，第二条出自《周易》中的旅卦，第三条、第四条出自《论语·颜渊》。作为地方官员，子路忠信明察，人皆敬服，孔子对子路之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即使具有片言可以折狱的司法能力，也并未达到孔子所言的最高境界，即通过教化，以使治邑无讼的王道理想。 在《政经》中，真德秀列举了众多循吏的事迹，其中汉代的文翁与隋朝的辛公义最具典型意义。文翁在景帝末年为蜀郡太守，他大兴文教，用儒家道德化育民众，使蜀地渐为礼义之邦。在《政经》中，真德秀对文翁事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十余人亲自节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繇是大化。”(33)值得注意的是，《政经》所引文翁的材料来自于《汉书》，但在“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十余人亲自节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一句后，真德秀有意缺少了《汉书·文翁传》中“或学律令”一句，从对文本的删节取舍中，可以看出真德秀对“德本刑末”政教思想的着意强化。作为隋朝杰出的循吏，辛公义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吏治才能，上任伊始，“先至狱，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决断咸尽”(34)，罪人皆自款服。然而辛公义并不以此为满足，以德导民，使狱无罪人才是辛公义追求的吏治目标。在辛公义的治理下，牟州风俗为之一新，讼者皆两让而止，父老相谕为使君息讼，牟州一地自此无讼。从理讼、息讼到无讼，辛公义达到了孔子所称赏的最高境界。真德秀以辛公义的行政事迹作为《政经·传》的结尾，不仅蕴含了他对政法与教化辩证关系的时代诠释，也寄予了真德秀对实现王道理想的殷切期望。 “为政之本，风化是先”(35)。朱熹守漳州，向僚属明确表述了自己以教化为本的行政思想：“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不以簿书财计狱讼为事……欲使邦人士子识些向背，稍知为善之方，与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体朝廷教养作成之意”(36)。随着理学社会化进程的加速，大批理学士人以古循吏为楷模，加大了在治邑中的政教力度，努力建构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刘清之通判鄂州，以化俗为先务，“州有民妻张以节死，嘉祐中，诏封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无知其墓者，清之与郡守罗愿访而祠之”(37)。知衡州后，刘清之鉴于当地民风悍戾，乃作《谕民书》一编以化之，“农工商贾莫不有劝，教以事亲睦族，教子祀先，谨身节用，利物济人，婚姻以时，丧葬以礼。词意质直，简而易从。邦人家有其书，非理之讼日为衰息”(38)。张洽为袁州司理参军，“会狱有兄弟争财者，洽谕之曰：‘讼于官，祗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胜，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辞气恳切，讼者感悟”(39)。傅伯成知漳州府，“尝劝人户粜，有林仁寿者，告其兄尧寿户钱之高，令先粜谷，伯成判曰：‘官司宁可无二百谷，而兄弟告讦之风不可长。’”(40)漳州健讼告讦的习俗为之一变。真德秀为政更是一意推行教化，“公历一节四麾，治以教化为先，辟贡闱，增学畬。江东祠范忠宣公；长沙新贾傅庙、晋谯王祠；温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攒、苏公缄于学，而绌其不当祠者；三山迎聘耆儒，月临讲席”(41)。理学士人通过对政教主张的长期践行，不仅有效维护了地方的稳定，也使理学在基层社会深入人心，为理学的社会化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要言之，随着理学的发展，南宋理学士人的数量迅猛增加。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争取政治资源、扩大社会影响，理学士人以群体合力推动着理学由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的转型，并在稳固政权、改善民生、普及礼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宋后期，理学地位不断提升，理学士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为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理学框架下的政治模式也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向社会各阶层辐射，从而对元明清及近代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朱熹：《垂拱奏札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3页。以下凡引此书者均不再注明出处。 ②真德秀：《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朱熹：《甲寅行宫便殿奏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6页。 ④吕祖谦：《左氏博议》卷三《晋穆侯命二子名及晋封曲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六。明崇祯刻本。 ⑥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七。明崇祯刻本。 ⑦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七。明崇祯刻本。 ⑧真德秀：《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⑨杨士奇、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宋季三朝政要》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脱脱：《宋史》卷四三○《李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84页。 (12)方岳：《三彦友会记》，见(宋)谢琎：《竹山遗略·附录》，咸丰蛾术斋刻本。 (13)真德秀：《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14)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宋元学案》卷六九《沧洲诸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2页。 (1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伊川先生语一》，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5页。 (17)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6页。 (1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34页。 (1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朱子全书》第18册，第3972页。 (2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朱子全书》第18册，3988页。 (21)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十，明崇祯刻本。 (22)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三，明崇祯刻本。 (23)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三，明崇祯刻本。 (24)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四，明崇祯刻本。 (25)朱熹《答张敬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五，《朱子全书》第21册，第1112页。 (26)真德秀《得圣语申省状》，《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27)真德秀《讲筵卷子〈大学〉“格物致知章”》，《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28)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三。明崇祯刻本。 (2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第16页。 (30)朱熹：《知南康榜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79-4580页。 (31)真德秀：《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32)真德秀：《政经》卷首四库馆臣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真德秀：《政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真德秀：《政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真德秀：《潭州谕同官咨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3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朱子三》，《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70页。 (37)脱脱：《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54页。 (38)脱脱：《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55页。 (39)脱脱：《宋史》卷四三○《张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86页。 (40)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三十八《秩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95页。 (41)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四部丛刊本。标签：宋朝论文; 理学论文; 南宋论文; 朱熹论文; 读书论文; 朱子全书论文; 大学衍义论文; 国学论文; 宋史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君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