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经济过渡东欧面临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周敏译
正当东欧诸国竭力克服向市场经济所过渡面临的困难时，其他国家的许多经验教训很值得它们注意和借鉴。近年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会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项目出台，其中一些还获得了成功。因此，一个自然的分析起点，便是详尽地考察一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今日东欧诸国的过渡。
当我访问布拉格时（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一个处于过渡进程中的东欧国家），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东欧国家过渡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政策改革上的困难很不一样。一般认为，在前共产党国家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结构，而且几乎没有人具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经验，因此，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点就不同于发展中国家。
当人们都对上述观点持大致一致的看法时，我对那里的访问却让我对它产生怀疑。因为在那些试图改革其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里，往往有相当规模的国营部门与私人部门并存，并且其经营效率十分低下。虽然那些推行改革的政府均以削减国营部门的规模为目标，可他们的努力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不过，国营部门的规模也还算不上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而它也远非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相反，改革之前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们对政府人为的激励所做出的反应。
企业家在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总是非常机警，并且总会机敏地“逐渐改革体制”。市场制度之所以会显而易见地演化出来，原因仅仅在于私人企业家总是要通过政府保护来寻求获利机会。换言之，影响政府的管制或特许分配通常是私人企业家获利之前提。
无数的政府政策都为私人企业家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一些最强有力的激励经常起源于那些旨在鼓励本国工业发展的政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旦本国能够生产某种产品，那么对该种产品的进口便会受到限制。同时，政府还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如给予（配给）低于实际利率的贷款、税收减免以及在用外汇购买进口商品时享受特殊待遇等方法来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类似的鼓励措施是由政府官员们刻意制订的。结果，生产者也就逐渐地习惯于对国家资本活动（而非世界市场上的供求信号）的变化来做出相应的反应。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政策改革时是有制度存在的。不过，如果想要使改革获得成功，这些现存的制度就必须与已经改变了的环境相适应，适应现行制度要比创造新制度来得更加容易吗？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很明显，法律结构、私人财产权是存在的，契约在相当程度上亦受到了保护，但是这些制度的逐渐形成，一方面是对错误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是对来自错误地点（政府）的刺激所做出的反映。
在智利、土耳其、早期的韩国以及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其改革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降低了国家在刺激个人决策方面的影响。政府在提供激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直接参与转变为间接支持，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政府可以发挥许多功能，如提供基础设施，确立竞争规则及保障其执行、改善和扩大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数量。凡是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是将其注意力转移到这些问题上来的。此外，当政府下决心要鼓励某一活动时，如韩国鼓励出口，这种激励就已不再是随意性的政策了。此时，在既定激励之下，出口商的活动会受到优惠，在这种环境中，政策者注重的是市场信号，并且从中得到引导。由此，私营部门便可以真正地以私营方式，而且以从社会的角度看是十分有效的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与东欧国家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一般来说，制度的设立必须以带来新的收入源泉为目标。当这些新的收入源泉的出现归因于新的社会激励机制时，实际收入的增长将会十分迅速。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又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指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新生经济活动，而不是对旧有经济活动的适应。在土耳其，尽管政府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实行私有化，但是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都以远远低于私营企业的效率水平而继续存在于公共部门之中。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随着激励变化而大量出现的新生经济活动。与此同时，国营企业在整个产出中的份额大幅度下降了。在私人部门，当许多大企业停滞不前时，一些小企业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一些厂商仍旧沿用原来的投入组合，但是，由于产出结构的调整和深加工的发展，拓宽了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所以，新生经济活动在增长中占的份额变得更为庞大了。
让我们以韩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实施改革之后的10多年中，其总投资按1970年的价格计算为53，870亿韩元。这一数字与同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61年期间的累计投资额5860亿韩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制造业的附加值在70年代初期就达到年均9240亿韩元，而60年代初这个数字仅为1030亿韩元。传统加工工业（食品、饮料、卷烟、纺织品、木制品和印刷品等）所占的比重在同期内竞以63.3%下降到了36.8%。甚至在最为传统的加工工业中，在20世纪整个60年代发展最快的，也还是那些新兴企业。
本世纪70年代初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80-90%是由不同于1960年时的生产要素创造的。应该说，这一估计是合理的，因为它考虑到了60年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人口、新的投资以及调换工作的人们。也许仅有10-2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仍在耕种同一土地的农民和仍在生产60年代初期产品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创造出来的。
如果这一估计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意味着，对现存企业而言，成功的适应（尽管有些企业确实做到了）是困难的，同时，这种适应提供的某种更健康的环境，则能够促进并加速这一转换过程。但另一方面，它暗示了政策重心应被置于为拓展新的收入源泉而创造适宜的环境上。
然而，这一结论多少预示着东欧国家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它们关注的焦点似乎总是在使现有资产私有化上，而这显然又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论并且很难解决的问题。考虑到现有资产目前是属于国家的，考虑到人民认为这些资产应以某种“公平”的方式归还给人民，因此，从政治的层面上看，这一问题的确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困难在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公平”，不仅如此，寻求公平最大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并且还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为重要的寻求新的收入源泉上转移开去。
正如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都蜂拥到其首都，以求搞到那些值钱的许可证一样，东欧国家潜在的企业家则可能将其注意力集中到多得到一份被私有化的资产上（尽管当务之急是创造新资产）。因此，东欧诸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缺陷可能正来自将注意力错置于原有资产上。如果本世纪80年代土耳其的改革仅注重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那么它必定会失败。
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值得保留的原有资产及保留多长时间、值得引起政治家、金融部门和所有权部门足够注意和值得继续投入的稀缺资源。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迅速地改变商业法规、建立有保障的法律程序和其他保护中小企业的制度安排上。这一看法是不得要领的。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确定前东德的国有资产（其工厂和机器设备的价值在今天已远远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那么多了）在某一时点上应该值多少。考虑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东欧国家的现存物质设备能价值那么多呢？
这种差异立刻就引出了过渡期的长短问题。鉴于新的收入源泉大都是由居住在不同地区或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创造的，所以，让这些人得到充分的回报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人们所面对的激励相当稳定并相当确定时，这些回报才能发生，而对确定性的需求，反过来又暗示了建立某种新结构的速度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里存在着出现恶性循环的可能性。人们对激励拿不准的时间越长，对改革将带来的后果疑虑越久，对所发生的一切所做出的反应就越弱。这种反应越弱，也就会使政治上反对改革的人越多。而那些改革反对者又会进一步加剧不确定性和就改革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不过，在此也可能出现一个良性循环：一旦新的激励被十分确定地建立起来，各种反应（由于这些反应很可能来自个人和小企业，因而它们经常不为人们感觉到）通常会相当迅速地创造出新的收入源泉。随后，这些新的收入源泉又会激发起人们对经济政策的支持，而这些政策又会加强现行激励结构的可信度，结果，这一切又将鼓励人们去对它们作出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部长克劳斯曾经说过，由于过渡是一个过程，所以你无法确定它的时间和程式。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说它是一个过程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关键决策者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在某一时期内只能关注少量的几件事情。从这一点看，取消现存的那些约束人们行为的控制与法律，要远比创造新制度（如税收制度）容易得多。可见，消除障碍的速度是十分关键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对来自新收入源泉的资产给予保护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显而易见能够比处理旧有资产更快地完成。中小企业是可以相当迅速地被私有化的。迅速地完成这些事情，而且让新增的收入源泉不断扩大，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处理旧有资产而产生的理论（如果它们确实是资产而非债务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加速过渡的理由。过渡的时间持续得越长，改革反对者组成利益集团的时间也就越多。那么潜在的政策反对派总是强烈地反对上述各项措施，并提出一系列诸如“暂时的”抵制进口品的保护措施，要求给那些自称是“需要”补贴或其他形式资助的企业家以特殊待遇，以及主张种种对工业部门的其他武断性的援助。
当再退后一步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东欧国家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同这张世界经济地图相吻合时，显而易见的是其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对人力资本的恰当利用。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及其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均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结论。在以往数十年中，过份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扭曲了这种比较优势，结果，东欧经济始终是自给自足式的。把它们纳入世界经济之中，势必要求将资源注入到人力资本密集的新领域中去；而大型国营企业能否按照某种可行的途径实现私有化，却还是一件难说的事情。
建立一种开放的外贸体制，这种体制本身将创造出国营工业最缺乏的竞争、将有助于寻求国外市场的中小企业、将避免国内外贸易品生产者之间的垄断活动，并将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建设，乃是东欧诸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译自斯托费·克莱格和格登·劳瑟编《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出现》第12章，英国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