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一搏——周恩来与1962年广州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广州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K27
1962年2月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 周恩来、陈毅南下广州，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
3月2日，周恩来向参加这两个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发表重要讲话， 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 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未等会议结束而提前返京。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于3月5日、6 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明确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这次会议，是对“左”倾错误的一次勇敢的搏击，使知识分子再一次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思想上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因而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很快便又蒙受了新的更大的磨难。
一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过后不久，有两个重要因素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索。
一个因素是，1956年的6月至11月间，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11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认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对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经济建设上，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不要在干部和群众头上“泼冷水”。一年以后，他继续批评周恩来，说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农民。他建议看《登徒子好色赋》，说反“冒进”是用了宋玉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波匈事件，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搞到自己头上来了。
另一个因素是，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社会改革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有些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如粮食、日用品短缺，一些青年人的升学、就业和安置遇到不少困难，因而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特别是对政治敏感、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有些意见很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全党对这些“突发事件”，事先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与国际事件联系起来，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在1957年1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说好些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出现了“不要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好”等怪议论；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他得出结论说，要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准备“出匈牙利事件”。
对这两个因素，毛泽东没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认为“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改变了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1957年9月至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
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更进一步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广大知识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的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以及他们个人都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二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严重泛滥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从1961年初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有关部门，在广泛征求意见、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条例。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纠正社会活动过多、生产劳动过多、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影响的现象；学校中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九六二年，各级学校都要努力提高教学的质量。全国的高等学校，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应该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中共中央在批准试行中小学工作条例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其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能否把后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因此，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中，针对几年来政治运动严重冲击科学研究业务的情况，明确规定：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即出成果，出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必须保证科学技术人员以主要精力（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不得以政治学习、社会活动或其他活动冲击业务工作时间。条例还批评了1958年以来在知识分子中“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等错误做法。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在对待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必须鼓励各种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不戴帽子，不贴阶级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7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一条例时，周恩来说：“这个文件，财政、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7月19 日中央在批转这一条例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这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961年6月中旬， 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总结几年来在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调整文艺政策。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瞎指挥，乱戴帽子成风。几年来有一种作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为“右倾”。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他认为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想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要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这一讲话精神，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后来修改成为“文艺八条”），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于1962年4 月报中央批转在全国执行。
这些工作条例，总结了建国十几年来的经验，并加以规范化和条理化，对于办好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和文艺事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为后来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艺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些条例的制订和实施，对纠正高教、科研、文艺等领域中“左”的错误，特别是对纠正自1957年以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对当时制定的《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作出了科学的历史评价。
他指出：这些条例，“虽然是针对不同方面的工作制定的，但因为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因而许多内容是一致的，解决的问题是共同的”。他把这些共同的问题归纳为三点：第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特别是如何看待“红”与“专”的关系以及坚持“双百”方针问题；第二，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并规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的秩序，保证根本任务的完成；第三，改善党对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领导。由于上述几个重大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随后，在1962年1月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周恩来于当年3月南下广州， 同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的代表讲话，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申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宣布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动摇。
三
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解决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重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彻底推翻1957年以来“左”的倾向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这是问题的实质，又是问题的难点。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很大的压力，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一步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首先，“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但是就是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背叛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来，为新的阶级说话。所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知识分子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其次，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来看，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为旧社会服务过，受到帝国主义、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极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所以，“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
新中国成立后，12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进步，特别是从1957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依然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第三，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又培养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新老知识分子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
针对几年来党的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简单粗暴、瞎指挥、乱戴帽子成风的现象，周恩来指出，要造成好的风气，首先要从领导者做起，必须改进党的领导。他认为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不要一切事情都要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干涉。一些人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上下级要有区别，党的支部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我们讲的外行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要走群众路线。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认为，党首先要信任他们，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要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领导同志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要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帮助知识分子，现在问题成堆，凡是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
最后，周恩来郑重表示，尽管有1957年右派的进攻，“但这绝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他再一次指出，“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周恩来回京前，要陈毅讲话，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首先向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传达周恩来的话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强调说：“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
陈毅仗义直言，痛快淋漓；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扬眉吐气。
周恩来的报告，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代表们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
周恩来回京后，在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有很大分歧的情况下，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当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广州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等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广州会议过后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这个背景下，党内围绕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重新展开讨论。十中全会前夕，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就知识分子“摘帽”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一些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说陈毅的讲话是“上当”等等。
同年11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周恩来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都是这样提的。
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这一争论作了公正的结论。他说：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
四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人们对周恩来有过许多评论：
说他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良师益友，引路人；
说他是我党尊重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的典范，楷模；
说他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
周恩来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多的称颂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作为政府总理，在领导国家建设中，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他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必需的“国家的宝贝”。把培养人才的教师看作是辛勤的园丁、“灵魂工程师”。这个信念，即使在“左”倾的强大压力下，他也毫不动摇。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有过三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建国初期，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次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他在1956年1 月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次是1962年3 月在广州对参加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代表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
这三次讲话一脉相承，是周恩来重视教育、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也是体现建国后17年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的三篇重要文献。
这三篇历史文献，分别反映了在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变的建国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和“左”倾蔓延的年代里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问题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政策。因此，这三篇文献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乃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就分别具有鲜明的里程碑意义。
周恩来一生重视教育、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业绩，在人民的心中，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心中，早已筑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
纵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过程，在建国前后那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采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了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知识界发生的根本变化，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起成为我国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的主体。这个估计和判断，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正确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党的领导人中，并不是都像周恩来那样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依然沿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60年代、70年代始终不变，好像知识分子永远也改造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尽管毛泽东把“改造”的涵义解释得很宽泛，认为人人都需要改造，也包括他本人在内，这不无道理，但那毕竟不能成为一种政策。
由于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一场更大的浩劫——“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广大知识分子便又蒙受了新的、更大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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