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演进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4)07-0773-07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和土地等物质要素，而缺乏对于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关注[1]。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继农业与工业经济之后，诞生了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即知识经济[2]。在此背景下，有关创新的研究得以复兴，学术界相继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等概念体系，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至城市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与创新型城市有关的理论成果。 1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性追溯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至奥地利裔经济学家Schumpeter对于创新所做的思考[3]。Schumpeter过后，有关创新的研究逐渐分化成为以Solow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和以North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2个基本分支[3]。前者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后者则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单纯的技术革新与进步。然而，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创新赖以进行的历史及空间环境与条件的特殊性[4]。事实上，创新从最本质上说是一个系统现象，或被称作一个集体成就，它是在不同参与主体和组织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下而产生的[1]。创新系统的参与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等总是客观地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系统的创新效率往往取决于所在地域经济、社会、政治及制度因素的影响[5]。基于上述原因，一些学者采用了关注空间范畴的研究方法，分别使用国家与区域等不同的地理边界来区分不同的创新系统。 1.1 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英国经济学家Freeman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6]，将之定义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互相激发、引进、扩散新技术”，并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二战后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与制度创新，迅速实现技术赶超与跨越，成长为工业化大国的过程。Freeman将日本的经济崛起归结为四大要素，分别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政府的政策引导，教育与培训以及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性[6]，说明了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提升实质上是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7]。 Nelson和Lundwall以影响创新过程的决定因素来定义国家创新系统[8～10]。其中，Nelson偏重于个案研究：一方面聚焦于国家的研发系统及相应的支持性机构，将那些促进知识创造与扩散的组织视为创新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又强调制度的设定与功能是决定国家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所在[8,9]。相较而言，Lundwall的研究更注重理论建构，着重从微观层面将用户与生产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互学习置于创新形成过程分析的中心，随后再将其纳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系统中，认为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政策的影响将有助于确定所有创新活动的规模、方向和成功的可能性[10]。 总体来看，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综合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2种学派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注重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宏观视角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差异，强调国家这一特定因素对于技术变迁过程的重大影响[11]。虽然国家创新系统也关注技术创新，重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策工具，重视国家系统的制度安排以及系统内部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网络机制研究[12]，因为大多数影响创新过程的公共政策都是在国家层面设计和实施的，并且对于领土较小的国家尤为适用[1]。 1.2 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受惠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正日益突破国家边界的限制，表现出不断向地方区域集聚的强劲态势[13]，区域正逐步取代国家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中最为重要的空间载体与经济单元[14]。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区域化的出现，国家创新系统逐步让位于区域创新系统[3]。 1992年，英国的Cooke[15]率先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并从系统构成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做了界定。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并通过这种体系支持产生创新[16]。随后，Wigg在Cooke的基础上，将区域创新的参与主体进一步扩展至对创新活动进行政策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构以及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17]。中国学者胡志坚和苏靖[18]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下的子系统，强调了区域创新系统的网络特性，指出面向市场经济的科技资源、不断衍生和壮大的经营机制灵活的新型企业、新的经济政策与政府管理办法是构成区域创新系统的三大实体要素。 相较于国家创新系统而言，区域创新系统更强调创新过程的地方根植性特征[19]。由于具有黏滞性和难以实现远距离交换的隐性知识存在，使得创新日益基于企业(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研究组织(大学、其他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和公共机构(技术转移中心、开发机构)等经济体间网络化的交互学习和知识流动[1]。因而，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对于创新的形成依然十分重要。创新活动并非均衡或随机分布在全球各地，事实上，越是知识密集型经济，越是表现出集群的趋势，并且这种地理集中化倾向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发明显[20]。 此外，Asheim[21]还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区域生产结构中支撑创新的制度基础设施，这种制度基础设施与区域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整套态度、价值观、规范、惯例一起构成了特有的区域文化，成为其他区域最难以复制和模仿的竞争优势。而这与Saxenian[22]有关硅谷创新环境研究中创新氛围在区域创新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观点如出一辙。 2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着创新理论与实践的日益深化，作为创新组织的空间载体，城市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凸显。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日益成为信息、技术、品牌、知识、人才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其经济功能呈现出由传统产业转向高新产业、由制造转向研发、由生产转向服务并迈向创新中心的趋势[23]，近年来有关创新型城市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炙手可热。 2.1 创新型城市的提出与内涵特征 西方对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最初是源于对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如交通管理，产业发展，城市生态，种族融合等而提出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城市的复兴[24]，后来逐渐转向研究以创新作为驱动力的一种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并融合社会发展的理念与思想[25]。 Peter Hal[26,27]撰文分析了处于不同黄金时期众多城市作为创新环境的历史嬗变过程，他认为那些拥有高度创新性的城市往往具备一些特质，如多处在新旧秩序的交替变迁之中，是社会和意识形态剧烈动荡的中心；多为大的贸易城市，是吸引世界各方天才的磁石等。Landry[24]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指出创新型城市拥有开放的思想、多元化与宽容性、独立的个性、可达性、弹性及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间、高质量的人居环境以及基于本地性的全球化导向等内涵特征。杨小迪和华颖[28]则认为创新型城市是一种拥有能够激发和应用创造力环境的新型城市。 与西方强调创新文化以及人的创造性发挥不同，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将创新定位为城市竞争力的源泉[29]，并判断在新经济下，创新将发展成为城市最为主要的职能或功能[30,31]。 杨冬梅等[32]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以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是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融合的一种城市演变形态，并指出完善的创新系统是创新型城市的核心特征，是一个由多种创新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知识与技术集聚扩散的网络系统。杨贵庆和韩倩倩[33]强调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创新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内涵，以原创性实践为特征，并以知识创新及转化为动力，这与胡钰[34]提出的自主创新是创新型城市核心内涵的观点形成呼应。还有学者从要素集聚的角度来定义创新型城市，认为创新型城市是一种依靠人才、知识、技术、资本、环境、文化等创新要素的有效聚集，进而能够激活创新意识，发挥创新作用，创造创新成果，并对其所在城市群或更大范围内的其他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的城市发展类型[35,36]。尹继佐的观点则较为贴近西方学者，更加关注人的重要性，他认为创新型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创新意识已经成为市民思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推动城市将创新想法付诸实施[37]。 2.2 创新型城市的构成要素与条件 Landry[24]认为创新型城市的实现需要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结合。软件主要指高技能和高弹性的劳动力；活跃的思想者、创造者及执行者；大量的正式、非正式智力设施和老牌大学；释放个性的空间；城市内外的密切交流以及全面应用于社会或经济目标的企业文化。硬件则指承载上述软件的设施与空间。创新氛围由硬件和软件集合而成，使得城市成为创造思想和发明的容纳空间。同时，他还指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加入，更需要不同阶层的共同参与。 2005年，世界银行以新加坡为研究范本，发布了《东亚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报告，同样从软硬件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先决条件，硬件方面包括优良的基础设施，功能完善的城市中心区，充足的文化及学术活动场所设施等，软件方面则主要有研究开发能力，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以及基于社会多元的多文化融合等[38]。 除软硬件视角之外，国外学者还倾向于从经济集聚、文化多样性等角度来探讨城市创新产生的机制。Simmie等[39]认为本地经济集聚将促进同一产业门类公司的空间集结，带来城市化经济规模进程的加速，并能够在全球化驱动下深化城市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进而构成城市创新的主要来源，在创新型城市的构建过程中，高质量的知识劳动力和便利的基础设施及通讯是2项最为核心的城市资产。稳定而充足的资金支持是支撑城市创新体系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40]。Florida[41]强调了创意阶层人才(Talent)，技术水平(Technology)以及宽容的态度(Tolerance)的重要性，而宽容的态度实际上就意味着城市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在文化多样性之外，人口集中性，城市处于非稳定状态以及积极的城市声誉亦是激发城市创新形成的重要因素[42]。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将创新型城市的构成要素与形成条件纳入到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之下，强调其综合性。杨冬梅等[32]指出创新型城市的形成必须具备主体，资源，制度与文化4个基本要素，由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组成的创新主体是最为重要的能动要素，其余皆为创新型城市的环境支撑要素。相类似的观点还包括，城市创新系统的运行离不开政府调控、研究开发、企业创新和创新服务四大体系的有效支撑[43]；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城市构建的三大要素等[44]。在产业发展层面，毛荐其和俞国方[45]强调了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3个层面构成的协同创新网络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础性推动作用。在空间视角层面，有学者指出城市的创新空间是知识经济或创新产业在空间上的集群，该集群以创新、研发、学习、交流等知识经济主导的产业活动为核心内容，是各种硬件物质要素(研究开发园区等)和软件机制文化要素的综合体[46]。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学术界也逐步将研究的视野从城市内部转向城市外部，开始关注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外生力量源泉。例如，王德禄等[47,48]认为城市能否实现创新取决于城市与全球创新尖峰链接的程度，实现成功链接的关键桥梁在于人脉网络。人脉网络中凝结的技术、资本、产业链3个核心链接机制能够达成对全球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倪鹏飞等[49]同样指出城市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是决定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因素，对于城市科技与创新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2.3 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类型与模式 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Schumpeter将创新归纳为5种不同的类型：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供应源、开辟新市场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创新不仅包含技术层面的创新，同时也包含非技术层面创新，如管理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和营销创新等[17]。创新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创新型城市发展类型的多元化。 依据不同的标准，创新型城市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模式类型。其中，城市技术与文化的组织与作用方式是最为主要的区分标准。例如，韩瑾[50]将创新型城市划分为文化型和科技型2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创新活动的产业侧重各有不同，文化型创新城市通常实施文化导向的创新策略，创新活动集中于文化艺术产业，而科技型创新城市大多实施技术导向创新策略，主要通过在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在以上分类基础上，可进一步将创新型城市细分为文化创新型、工业创新型、服务创新型和科技创新型4种类型[51]。国外学者Hospers也提出了技术创新型，文化智力型，文化技术性和技术组织型4种相类似的创新型城市类型总结[42]。其他的划分方案还包括：根据创新驱动要素在城市创新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将创新型城市划分为知识创新型、技术创新型、产业创新型和制度创新型4种发展模式[40]，还有学者将其扩展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驱动、开放创新驱动、“两型”示范驱动①、体制创新驱动以及综合创新驱动6种类型[52]；根据政府和市场驱动力组合的不同，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模式可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同时吸收政府和市场2种力量的混合型3种类型，在中国，上海属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深圳则属于“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混合型发展模式[32,53]；而根据技术创新与扩散的速度，创新型城市又可分为领先创新型，同步创新型和跟随创新型3种类型[54]。 尽管存在多种划分方案，但是大致上可以将创新型城市区分为2种类型。一是基于技术的创新型城市，以专利作为主要产出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其主要的分支类型有高科技型城市[55]、科技创新城市、研发城市等；二是基于文化的创新型城市，以版权和制度作为主要产出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其主要的分支类型有创意城市，制度创新城市等。无论何种类型，都反映出创新型城市是一种涵盖了科技、文化、产业、组织、制度、管理等全方位创新的城市治理模式。 3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脉络与反思 3.1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脉络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56]，城市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可以将创新型城市的研究视为国家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在城市空间层面的进一步承继与发展，呈现出如下理论演进脉络(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