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述评
赵梦雷，刘永虎，董香君，何振海*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2018年我国教育研究者围绕外国教育史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从2018年公开出版的50多种学术期刊和15本外国教育史著作中遴选260篇外教史学术论文和7本著作进行研究总量解析，发现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主题、国别、时代、论文期刊分布以及代表著作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从研究主题上来看，本年度较之以往研究有所继承和创新。在欧美高等教育史研究、教育思想家研究等传统研究主题持续深入研究的同时，更加凸显了“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教育科学化”等研究领域的热度，促使更多的研究领域逐渐受到关注。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欧美高等教育史；教育思想家；教育科学化
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成果斐然，异彩纷呈。我国教育研究者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注重研究史料的丰富与挖掘，促使了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深化。
基于此，本文对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述评，希冀为读者直观且具体地把握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趋向提供参考。
一、研究总量分析
本文从2018年公开出版的50多种学术期刊和15部外国教育史著作中遴选出260篇论文和7部著作进行分析，分别从研究主题、国别、时代、期刊分布及代表著作情况等维度深入剖析，以期较为全面地把握2018年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总体状况。
（一）研究主题情况
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主题范围包括教育制度、人物与思想、学前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等，共计260篇。其中教育史人物和思想家的研究达到100篇，高等教育研究72篇，教育制度与管理42篇，分别占据总量的38.5%、27.7%、16.2%。有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教育制度与管理、课程与教学等研究与过去几年的研究情况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以教育思想史和高等教育史为主题的研究居多，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研究较为薄弱。
(二) 研究国别情况
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国别依然主要分布在欧美发达国家，如研究美国教育史的论文有103篇、英国25篇、法国12篇、德国15篇，分别占总量的39.6%、9.6%、12%、15%。亚洲国家主要有日本14篇、印度8篇、新加坡5篇，分别占5.4%、3.1%、1.8%。这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比例明显较低，反映出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在对国别研究覆盖广度上较为不均衡。
（三）研究时代情况
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时代主要分布在五个时期：古代、中世纪、16-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跨越不同世纪的研究论文单独统计。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时代分布主要集中在19、20世纪，论文数量分别达到50篇、141篇，所占比例为19.3%和54.3%。而研究古代、中世纪、16-18世纪的论文数量仅有10篇、13篇、18篇，所占比例为3.8%、5%、6.9%。跨时代研究成为外国教育史新的研究视角，此类论文有28篇，占总量的10.7%。
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对19世纪之前的教育史料的挖掘及其分析运用还有待深化。
（四）刊载外国教育史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
2018年刊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期刊论文既集中又分散，达到8篇以上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教育学报》《高等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外国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其中，《外国教育研究》载文量居于首位，达到29篇。
（五）外国教育史专著出版情况
根据《全国总书目》杂志的“月度CIP数据”，并结合图书查阅的实际情况进行统计，2018年出版的外国教育史著作共15部，除部分教材性的作品外，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7部。
本文提出从数据和表达两个层面区分人工智能创作结果，对人工智能使用者仅赋予数据层面的商业秘密保护，只有数据挖掘者才能对表达层面享有知识产权。由于商业秘密排他性有限，无法形成对数据的真正垄断，且对于数据中蕴含的表达不享有权利，未经挖掘的数据一旦公开就成为公有领域可供挖掘的数据资源，这一方案可以减弱“数据圈地”的利益驱动，有助于解决利用强力计算技术进行数据圈地的风险；而赋予数据挖掘结果独立于数据本身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则有助于鼓励数据价值发掘行为。
其中王晨、张斌贤主编的《美国教育的传统与变革》一书，以专题形式对美国近四百年的教育发展进程进行了分析，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总结了美国教育变革的经验和规律。[1]程星的《美国大学小史》一书，以事件为经，年代为纬，通过叙事形式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介绍，揭开了美国何以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秘密。[2]王莉的《俄国工程教育史》一书，系统梳理了俄国工程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了俄国工程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特点。[3]侯怀银的《德国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书，通过对20世纪初德国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背景和起始时间的分析，梳理了德国教育学（包括现象学教育学、文化教育学、布雷岑卡元教育学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德国教育学对我国教育学的影响。[4]唐礼勇的《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一书，以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联系其他学者观点，阐述道德与秩序的关系。[5]薛正斌在《卢梭自然教育思想》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我国教育的深远影响。[6]孙孔懿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说》一书，以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学就是人学”为理论起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特色、历史功绩和国际影响等内容。[7]
从上述出版的著作看，国别分布涉及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苏联）等国家，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研究主题上既有对传统教育史研究的继承，也有新的突破，呈现出一定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二、研究主题分析
（一）高等教育史研究
陈露茜指出，19世纪美国公共学校运动在形塑美国公共学校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科层制管理模式。[86]郭航认为，美国基础教育改革推动了特许学校进一步发展，特许学校的发展也为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带来诸多的启发。[87]
总之，田子坊内挪移了国外多国和国内多地的民俗文化。这里以本地，包括吴越文化圈内的各种民俗(如油纸伞或丝绸，或旧时的化妆品)为底色，增添了一些突兀的外地如苗族和藏族文化元素，以及全国各地已经旅游商品化了的特色小吃。而符合当下中国人心理，能够代表时尚前沿和奇风异俗的外国民俗，也充斥其中。这种文化往往充当一种对异文化的体验而被接受。如前述各国特色风味餐厅和小饰品或玩偶，对于国人，尤其是当下已经广泛接触西方文化而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年轻人来说，会在产生新鲜感和好奇心之后进行消费。
张斌贤、王慧敏在《美国高等教育沿革的阶段特征与历史分期》一文中，基于对美国高等教育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特征的分析，综合考量了高等教育内部史和外部史的情况，将美国高等教育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这既避免了由于单纯的内部史分期造成高等教育演变的阶段特征与外部环境变化不一致的情况，同时也克服了以政治史分期取代内部史分期的弊端。[8]邓磊认为，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受到欧洲高等教育的羁绊，其发展模式大都处于模仿阶段，没有形成与本国国情相吻合的教育模式。洛厄尔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注重大学教育整体性的发展，在课程、考核评价、文化培育人才等方面，开创了哈佛大学教育的新模式。[9]郭宝宇等人认为，1945年到1968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期，各大智囊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倾力支持，为美国高等教育日后的快速发展夯下了坚实的基础。[10]
骨外黏液样软骨肉瘤（extraskeletal myxiod chondrosarcoma，EMC）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具有多向分化的潜能，2013版WHO软组织肿瘤分类将其归为分化不确定的软组织肿瘤[1]。其发病率约占软组织肉瘤的2.3%，发病年龄谱系较广，但以35岁以上成年人为主，发病高峰年龄50～70岁，男女比例2：1[2][3]。多数患者表现为缓慢生长的肿块，多发生于深部软组织，可伴有局部疼痛，近关节处肿物可致活动受限，可发生转移[4]。目前国内外关于EMC的影像学资料较少，大部分为个例报道，其CT表现主要为分叶状黏液丰富肿瘤，常不伴有钙化且不侵犯骨组织[4][5]。
有学者从大学内部环境探索了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问题。
尚红娟认为，大学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受到诸多挑战，促使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逐渐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鼓励学生多方面的创新，进而实现所有学生共同发展。[11]有学者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沿革成功的案例展开研究。如朱剑等人系统介绍了斯坦福大学发展的整体结构、权力配置与制度规范的治理经验，着重探讨了斯坦福大学内部治理的模式问题。[12]李忠、赵宣详细阐述了康奈尔大学的历史发展、办学定位和治理原则。[13]王慧敏从达特茅斯学院与建国初期美国政治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着手，探究了二者由于管理权问题所引发争执的缘由。[14]朱鹏举、王释云探究了美国大学内部治理与社区发展之间的问题，认为美国大学与社区之间所构建起广泛且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大学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15]
基于已有文献分析发现，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开始侧重关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着眼于分析高等教育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2. 英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王静从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保障体系入手，考察了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学情况。[16]杜海燕在《英国近代早期乡绅阶层重视大学教育的原因分析》一文认为，英国近代绅士阶层之所以重视大学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学教育是获得社会资源与权力的重要途径。[17]彭道林、曹丽梅则以牛津大学为个案，通过梳理牛津大学自由教育的演变历程，从培养目标、学科设置、学生管理、培养模式、学业评价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明晰了牛津大学的办学内涵，概括了牛津大学自由教育的特点。[18]易红郡、李慧迎认为，19世纪英国大学推广运动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开放的教育资源有效的促进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19]崔军等人分析了英国高等教育“教学卓越框架”的形成动因，从史的角度解析了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入学动机、安排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举措。[20]
该实验结果证实了已被污染的水质对水蚤心脏确实产生一定的影响。教学即将结束之时，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在泛滥使用杀虫剂或者洗涤剂的当今社会，水质或者环境的改变对自然界其他的生物带来了怎样的不幸呢，长期使用残留洗涤剂的水果蔬菜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是否有隐患呢……这些开放性问题可鼓励学生积极搜索课外资料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并讨论，从而在提高科学素养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
PSI评分≥130分组与 PSI评分＜130分组的PCT-1、PCT-4及△PC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URB≥3分组PCT-1、PCT-4及△PCT均显著高于CURB＜3分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5.901、26.380 和 10.362，P均＜0.05）。 见表 2。
从上述英国高等教育史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来看，研究者对社会史、生活史备受关注，对社会史、微观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体现的较为突出。
基于上述教育思想家的研究发现，除了对教育史中著名教育思想家研究之外，一些其他学科的思想家所蕴含的教育思想相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体现了学者们对思想家群体研究逐渐扩大化的特点。
3. 日本高等教育史研究
杨九斌指出，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依“国家所需（文明开化）”而设大学，官学关系由此产生。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日本政府通过出台立法、制定规划及经济资助等方式，将大学融入国家创新系统，有效地促进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联系。[21]严平认为，日本私立大学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政府通过调整、引导、规范私立大学办学模式，使其发展成为日本高等教育一面特色的旗帜。[22]田凤在《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国立大学法人化是日本政府强力推动的一项改革，但改革却使国立大学和教师之间的压力骤然增加，各大学之间、学校院系之间差距加大，国立大学产出的论文数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严重后退。[23]
从上述综述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日本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主题和领域上更为侧重日本高等教育制度变革及其历史。
4. 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研究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方面，陈立、刘华在《印度支那大学在法属越南的建立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印度支那大学是法属越南时期建立的一所巴黎大学分校，其建立与发展反映了法国移民、越南民众与殖民者三种力量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研究有利于探索越南现代大学与印度大学体系的变化，窥见东南亚高等教育办学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及其变革趋向。[24]杨洲、刘志民指出，学生和学者的跨国流动是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特征，但德国在推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仍面临着就业政策收紧、语言不便和学士学位不被认可的风险。[25]刘淑华、杨旭基于30年来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探索上仍存在很大的思想局限性。[26]陈斌在《美国高校学生流动：变化中的图景》一文中，对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学生流动状况加以剖析，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经验。[27]
从上述主要研究成果来看，这一主题研究侧重于大学对不同国籍学生管理的策略研究，注重国际化教育改革经验对本土化教育发展的启示。
（二）杜威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
张斌贤等人认为，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相继出现的各类学校，其办学模式是受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促进了以儿童成长为宗旨的新学校的形成。[28]卢俊勇等人运用杜威的教育思想探讨了19世纪末美国小学分科与全科教师的问题，认为应把杜威反对二元论的思想贯穿到小学教师的培养模式中，以打破了教师“教”与学生“学”之间的隔离。[29]邹红军和柳海民认为，杜威的“探究认识论”的形成过程具有多面的维度，这些维度有机的把“探究”与学习统一起来，推进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发展。[30]涂诗万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杜威关于追求真理、自由探究、通识教育和“实验室范式”教育的四个主张，总结了杜威高等教育思想在“进步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容及其特征。[31]郭法奇等人认为，杜威在批判传统教育学说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为儿童发展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对现代学校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32]王利平集中探讨了杜威教育心理学的问题，指出教育心理学是理解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杜威的教育心理学基础揭示的并不是心理构造的情况，而是个体行动的结果。[33]齐方萍等人创造性地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解读发展概念这一词频的出现率，验证了发展概念在杜威教育思想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34]张淑妹等人通过回溯杜威关于“教育无目的”的相关文本，厘清了“教育无目的”的具体内涵，指出“教育无目的”并非一个伪命题，而是杜威真实的教育主张。[35]丁道勇认为，民国时期杜威来华讲学，传播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改良式的社会改造、教育无目的思想也受到了许多学者严重的批判。[36]
朱旭东以美国20世纪下半叶教育哲学思想为例，通过反思我国现代教师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匮乏原因，提出我国不仅要在教育政策上侧重教师教育的相关改革，而且也要在具体实践上与教师哲学思想相结合，构建我国教师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53]姚荣等人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公立高校教师的程序性权利虽开始获得救济与保障，但却对公立高校教师的自由利益或财产利益构成了侵害。[54]
上述研究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课堂教学、教育实践、思想传播等途径探明杜威教育思想与进步主义教育，对教育史料的深入挖掘与加工展现了学者们对研究问题的意识较强。
周老相公一边听一边用拐杖敲了敲地，当然，他没敲出声音，雪太厚了。于是他就说，你们呀，没一句好听的，别把来我们岭北镇的外乡人带坏了。
（三）职业教育史研究
贺国庆在《边缘化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研究——教育史的视角》一文中，以教育史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育被长期边缘化的成因，并提出了职业教育该怎样摆脱这一困境的策略。[40]徐金河等人指出，我国在高职院校办学过程中，仍然存在企业“不想”“不能”“不常”深度参与高职教育的现实困境，解决这一难题仍需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沿革的经验。[41]王升、潘新民等人认为，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沿革及其成功经验对我国高职院校实施开放式教学有着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价值。[42]余晖考察了OECD国家近20年来的普通职业教育结构的调整趋势，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尚未实现普及，暂不宜进一步压缩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比重，而应通过综合高中和成人继续教育形式增加职业教育的机会。[43]祁占勇等人回顾了近代以来日本职业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认为其成功经验可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构建提供启示。[44]杨思帆等人梳理了印度应用型人才培养政策的演化进程，归纳出印度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具有继承性、实践性和国际性等特点，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需依托政策支持、重视现代教育技术、变革教育体制、关注国际人才需求等发展举措提供启发。[45]刘晓和陈志新通过纵向与横向分析了英、法、德三国职业培养体系演进的影响因素，从史的视角探究三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模式，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借鉴。[46]
基于上述已有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史研究关注于教育策略、教育制度、教育培养模式等演变历程，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使用比较研究法。
（四）教师教育史研究
曹能秀和马妮萝通过解读英国幼儿教师教育的发展轨迹，认为英国幼儿教师职前教育是由“早期教育专业教师资格”和“早期教育教师”两项幼儿教师职前教育政策所组成。[47]李兰芳认为，舒尔曼教师教育思想对乡村教师专业的培训有着促进的价值，能较好地解决我国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促进幼儿教师教育的可持续发展。[48]范颐、王远指出，美国中小学教师培养的专业认证经历了认证的一体化转向，形成了以州政府教育部门、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组织、各类专业协会联合共治的认证体系。[49]杨明刚等人考察了欧盟中小学教育的演变历程，论述了教师教育的内涵和理论框架，并以此从完善教师终身学习系统、教师管理、公共舆论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我国发展乡村教师教育的若干建议。[50]潘涌、赵丹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代表人物中选择近年来三位典型教师进行解读和评价，着力聚焦“教育不是为了已完成的世界而是为了未来”“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教育融入我的血液之中”的观点，概括出卓越教师应具有深远博大的教育哲思、坚定明确的教育目标和高尚纯洁的教育情感的特点。[51]徐瑞讨论了尼采的权利意志对良好师生关系的建构问题，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相互关爱又相互敌对的关系，它是师生双方权利意志判断的唯一标准。[52]
张斌贤在《超越“克雷明定义”：重新理解进步主义教育的出发点》一文中，分析了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对进步主义教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指出克雷明的进步主义教育研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37]陈露茜认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处于不断演进的，对美国当今教育的改革仍发挥着重要影响。[38]杨帆、张斌贤在《从昆西实验到库克实验——帕克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一文中指出，以往关于昆西实验与库克实验的研究大多是孤立化的，相关研究虽强调二者联系，但却忽视了其中的差别。昆西实验和库克实验是帕克最为重要的两次教育革新实践，代表了其教育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两个阶段。[39]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人物思想、教师培养、教育制度等研究视角的切入备受教师教育史研究的关注，其中人物哲学思想史对教师教育史研究的影响较深。
（五）课程与教学史研究
李倩雯解析了美国课程史学者克里巴德的《美国课程斗争（1893—1958）》的作品，该著作把原先抽象的课程规整为熟悉的、具体的课程认知，探索了美国课程发展与演变的规律。[55]李倩雯又在《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史观问题》一文中，分析美国课程史有三种课程史研究观，这三种美国课程史观对扩大课程史认识视野、丰富课程史学内涵、理解及解决当今课程发展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56]朱治军认为，西方课程史学者克里伯德和古德森所提倡的社会史研究的范式，对实现西方课程史从传统史的研究领域到社会史的研究创新以及促进学术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57]
方英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生了一次“空间转向”，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新的人文研究范式、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问题的探究与追求。[58]蒋连飞等人通过对美国地理教育改革近30年来的演进过程进行研究，总结地理教学具有演替性制定课程标准、多维度提升地理课程地位、全方位发挥地理学术组织力量的特点。[59]赵晶与陈玉华则论述了哲学在法国高中的地位，认为法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在追随历史的发展轨迹与创新哲学教育模式中，保持了传统与超越之间的平衡，为法国高中继续塑造良好民族性格和培养优秀的公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0]
从上述研究分析来看，课程与教学史的研究着重于解析人物思想、教育模式、不同学科教学等发展演进历程的规律；在研究领域上，课程史观研究成为这一主题研究的一大亮点；在研究方法上较为凸显史学的研究方法。
（六）教育思想家研究
1. 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研究
张小丽认为，赫尔巴特教育学对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是建设中国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61]彭韬、林凌通过阐释赫尔巴特教育机智的内在机理，得出赫尔巴特教育机智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者统一的联络点，为后续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门径。[62]刘利平则通过分析杜威与赫尔巴特二者的共同点——兴趣的内在机制，认为长期以来，教育学者把传统教育代表人物赫尔巴特与现代教育代表人物杜威二人相互割裂开来是不妥的，容易造成对二人教育思想理解的偏颇。[63]张卉认为，赫尔巴特受康德的影响较深，虽然赫尔巴特对具体的经验论与实践论的认识上与康德存在差异，但康德的哲学思想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64]彭韬等人则认为，赫尔巴特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提倡将教育行动与道德判断作为论述其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学说。[65]
其次，当前电子商务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更加侧重于运营管理，匮乏懂技术又懂运营管理的复合型电子商务人才。其对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云媒体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相对陌生或不了解，尤其现在的大数据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风向标作用，缺乏对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导致不能紧跟互联网发展的大潮流，使得电子商务的发展出现一定的滞后性，人才因素已经成为阻碍宿迁市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2. 教育社会学家与公民德育思想研究
高血压脑出血的治疗主要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药物保守治疗往往无法取得理想效果，且可遗留严重后遗症，而传统大骨瓣开颅手术存在创伤大、入颅时间长、出血量大、血肿清除不彻底等缺点，随着小骨窗血肿清除术的开展与推广，其较好的弥补了大骨瓣开颅手术的缺点，缩短了入颅时间，血肿清除更为彻底，创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不过仍存在术后有效率低、患者生存质量不佳等问题[7-9]。
张新亮等人认为，麦克·扬以社会实在论着力解决了“新教育社会学”带来的知识的社会建构与其客观性之间的矛盾。[66]黄庆丽认为，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视野之下含有公民教育思想，主张赋予人独立思考、自主行动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培育具有独立、平等、自尊、理性和正义的公民品格，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67]苗曼从卢梭自然主义德育教育阐明卢梭自然主义的教育是以思想性的研究作为地标性的意义展现的，这种“思想形态”并不是“实践形态”所呈现的研究形式。[68]李西顺则论述了迈克尔·斯洛特的“自我——他人对称性”的道德思想，为促使德育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衔接的桥梁。[69]
3. 学习与批判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
乔桂娟等人认为，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涵盖了所有人应该掌握的学习能力，为我国提倡正确的教学观，着眼于全体学生的长远发展，深化素质教育的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70]钟启泉则把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中儿童发展与教学之间的关系，作为现代课堂转型发展的脉络，以促进课堂教学由知识本位到素养本位的转变。[71]
姜勇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教义，批判了我国教育现象学发展的迷误，发现我国对教育现象学的理解存在误读、误解和误用的现象。[72]祁东方等人探究了批判教育的重要代表人物吉鲁和弗莱雷的思想，为审视当代教育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73]赵梦雷、李文英则从批判教育家迈克尔·阿普尔教育思想中，阐述美国当局怎样泯灭教师的个性发展，为深化我国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74]
4. 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陈红燕通过分析洪堡早期两部作品，发现洪堡教育思想不仅注重抽象概念的辨析，而且也强调对生活经验世界的关注，这为我们全面系统的理解洪堡时期的高等教育思想提供了较好的指向。[75]韩含等人指出，20世纪初美国教育学家贾德建构了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增强了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科的办学实力，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教育学科的发展。[76]陈瑶认为，密歇根大学教授威廉姆·哈罗德·佩恩作为教育史研究的开拓者，在积极推动教育研究大学化，提升教师培养专业化，研究整理教育知识，以及促进教育研究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巨大的价值。[77]曹春平认为，19世纪德国教育哲学的思想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心智与社会理性的能力方面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价值，使美国高中与高等教育之间在办学模式上达到了良好的衔接。[78]柳亮论述了塔尔科特·帕森斯作为社会学功能主义分析流派的代表人物，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对大学的组织结构与运行过程产生深刻影响。[79]
5. 其他教育思想家研究
贺国庆在《洛克对美国教育的影响》一文中，深入阐述了洛克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绅士教育”功利主义教育等学说对美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影响。[80]蔡心心认为，美国教育学家亨利·巴纳德通过创办早期杂志，撰写教育工作报告，发展历史学会、翻译各种教育文献等工作，对美国19世纪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影响。[81]稂建中则分析了利文斯通的古典文学教育思想，认为这一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教育培养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具有借鉴的价值。[82]李应赋则认为，日本近代教育家福泽谕吉通过唤醒民众、设校受教、著述编刊等形式传播其近代化理念，为日本近代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作者也指出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扮演了负面角色。[83]
1.建立班级作文网。将班级的优秀作文、教师和学生推荐的名文佳句（文章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打），上传到班级作文网里，鼓励学生上网阅读并留言评价。这是很好的交流方式。
（七）基础教育研究
祝贺认为美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虽面临着严峻的儿童问题，但部分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认识到儿童游戏与道德运动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开创儿童教育运动，促进了美国基础教育教学的改革。[84]高敬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儿童教育评价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美国早期教育评价与评价课程统筹项目、游戏活动、教师的专门培训活动密切相关，这为此后基础教育的变革提供了参考价值。[85]
1. 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吴婵等人通过梳理20世纪美国公立中学的改革历程，高度肯定了综合中学运动在美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价值，但同时也认为，由于公立中学过于注重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忽视了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造成了实施效果与综合中学运动计划的偏离。[88]高原认为，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K-12阶段的公共教育改革的发展混杂着与公共教育宗旨不相符的思想和内容。[89]陈瑶详细分析了美国高级中学兴起的历史、机构特征，认为从19世纪前期开始，美国高级中学发展速度之快，推动了美国教育的整体发展。[90]高玲从密歇根州法院宣判的“卡拉马祖案”的史料中，肯定了美国公立中学合法性地位，为公立中学解决长期以来有关中学资助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91]刘丽群等人指出，美国乡村学校的改革历程走过了一条从乡村出发，向城市迈进，然后再回到乡村的曲折道路。[92]傅王倩等人则通过梳理与考察美国融合教育40年的发展历程，概括了融合教育发展演变的特点，认为个别化教育计划与残疾儿童所学习的课程内容、学习程序、实践规划相互融合是美国融合教育发展成熟的内在原因。[93]
王幡认为，日本幼儿教育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形成了具有涵盖健康、人际关系、环境、语言等形式的内容，为此后幼儿在各方面的能力提高打下了基础。[94]沈晓敏则分析了日本文部省实行了30多年的“宽松教育”放弃的原因，审视与分析日本宽松教育所带来的相关问题，为我国深化素质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95]贾利帅通过归纳意大利推进学校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将学校一体化政策分为快速推进、全面深化和质量转型三个阶段，提出了意大利学校一体化的建设对解决我国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所产生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96]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基础教育研究开始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涵盖了基础教育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变迁规律，着眼于基础教育内部改革与外部客观环境关系的探究。
（八）教育科学化与教育管理研究
康绍芳从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美国科学主义教育研究传统与督学职业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切入点，挖掘教育科学知识向教育实践扩散的史料，论述了教育科学研究对美国城市学校变革产生的影响。[97]刘正正与高伟认为，保守主义联盟的沿革有利于美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完善，但同时也暴露了联盟内部追求利益的真面目，出现反全球化、反多元化、专注精英教育等倾向。[98]帅飞飞和李臣之从生成论的视角，审视了教育研究在美国教育发展的地位演变，认为美国历史上所开展的教育研究工作经历了曲折演变的过程，这些教育研究的历程与特征为深化我国教育科学的研究领域的变革带来了新的省思。[99]
Case 3.当G=M3(1,1,1)时,元素(aibjck)3=(aibj)3=a3ib3j[b,a]3ij=1,幂图可平面化.
李朝阳认为，美国城市化的发展与历史移民有关，但由于移民国家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不同，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消极影响。为此，美国开始实施对其教化的过程。[100]杜光强则讨论了美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犯罪率上升的问题，认为教育作为控制犯罪上升的一个工具，对抑制美国当时犯罪率上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1]谷贤林从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产生及发展过程论述了基金会对教育管理的影响及其意义。[102]
王正青等人考察了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百年发展历程（1916-2016），将美国教育研究学会分为不同的阶段和时期，详细阐述了美国教育研究的发展过程。[103]李子江等人分析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谴责名单制度从1930年成立以来的历史变迁的特征，认为这一制度对捍卫大学教师的学术权力与自由，促进美国学术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4]熊梅和王敏则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0多年发展历程的政策演变中，总结概括出每一阶段发展所表现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因素。[105]
有些研究者从管理视角考察了教育公平的问题。如王珊通过分析美国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剖析教育不公平的相关问题，为联邦防止因歧视问题而造成各种不安定因素提供了法律依据。[106]
杨帆与张斌贤则梳理与考察了黑人教育在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的进程，总结政府、教会、基金会、学校以及黑人自身对教育公平问题解决的经验。[107]也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审思。如金久任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教育公平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验证了政府对教育公平的作用。[108]舒志定则认为，马克思思想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就是教育公平正义的思想基础。[109]曾家延和丁巧燕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习测评发展的相关研究中，论证了学习机会与学生成就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学习机会能预测学生的成就。[110]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上述计算得到泄压板面积为有效面积。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由于泄压板多为方形开口，需根据泄压板形状将有效泄压面积转化为几何面积进行设计。
上述研究发现，已有研究比较关注教育公平、教育组织、教育与法律等影响教育科学化管理的问题研究，注重教育科学化管理与政府、学校内部、社会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对管理学科的借鉴与反思。
三、结语
通过数据统计与综述分析可知，2018年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数量较为可观。从整体上来看，所选论文和著作无论从研究主题、研究时段还是研究国别等方面，总体上呈现出既有守成也有创新的特征。为了更好地深化外国教育史研究，打破传统研究模式的壁垒，需要进一步审思相关的研究工作。
想到这里，我扭身便走。没有肉体的羁绊，我在空间移动的速度只在一转念间，好像一缕青烟被风嗖的一声吸去，我已来到一座红砖小楼内。我看见了那个与我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子——叶霭玲。她正在窗下编织，我不知道她编织的是谁的衣物。我想上前去爱抚她，可是我既没有形体，当然也就无从做起，只能幻化作一片阴翳，使她感觉到目光看不清手里的编织物。
一方面，外国教育史研究需要突破狭隘的教育史观，树立整体的教育史观。法国当代教育史学家安多旺·莱昂所说“教育史的范围已经延伸到包括现在在内的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111]。从2018年我国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多注重外国高等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的研究没有形成深入的研究体系；对外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重大教育改革关注较多，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角研究仍很薄弱；对教育思想理论研究关注较多，教育实践研究较少；对外国教育史中的精英人物研究较多，普罗大众教育史的搜集以及挖掘非官方的历史与生活史料研究较少。
我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周洪宇认为“不注重教育史群体的研究，教育史学会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112]缺少群体的研究事件易造成教育史研究中“一体两面”或“一体多面”的情况发生。因为教育的发展、教育理论的深化、精英人物教育思想的形成、教育制度的改革等事件，不是某一时间的发生点，也不是历史、文化演进过程唯一的教育现象，它虽与社会、政治、经济、人物等一些重大事件分不开，但也与民众化的社会经验、教育生活、活动实践等群体性的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国教育史研究者应在多角度、多线索、多维度、多中心、多层次的研究上，探讨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走向。
另一方面，许多外国教育研究者仅从单一视角考察某一时段的教育问题，这种方法缺少交叉学科的融合与运用，不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创新。今后，外国教育史研究有待在跨学科研究的意识上进一步深化，不仅要克服学科自身“单打独斗”的弊端，还要学会让教育史与其他学科开展积极对话，强化教育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沟通的能力，形成教育史理论研究的特色，构建教育史研究的话语体系。
鉴于此，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人员在强调外教史研究的内涵式发展的同时，也要借鉴跨学科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深化教育史理论研究的基础，以开拓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伦理学、哲学等教育史研究的新视野。
体育教师要阅读对自己教学和研究有很好帮助的专业体育教学杂志。如《体育教学》《中国学校体育》《体育师友》等专业教学杂志，通过阅读这些专业杂志，使农村体育教师了解全国各地优秀体育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方法智慧，把这些成功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融合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素养；通过阅读从中找到写作的选题计划和选题方向，使教师写出的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实效性，更符合杂志的版面要求，增加发表的几率。如笔者这两年发表在《体育教学》《中国学校体育》的几篇论文，都得益于这些专业体育教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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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in 2018
ZHAO Meng-lei, LIU Yong-hu, DONG Xiang-jun, HE Zhen-hai
(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260 journal papers and 7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more than 60 magazines and publishers in 2018.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apers were intensively distributed in some notable magazines, a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mes, countries, time presented obvious unbalanced characteristics. Previous studies were mainly interested in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ducators while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 are emerging subjects of researchers’ concern.
Key words: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istory; educational thinker; educational science
收稿日期：2019-04-20
第一作者简介：赵梦雷（1989-），男，安徽利辛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E-mail：1520483212@qq.com
*通讯作者简介：何振海（1978-），男，河北石家庄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E-mail：hbuhezhenhai@sina.com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9）04-0122-11
（责任编辑 周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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