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论文,汉语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汉语法史中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语言变化举例
A.中古汉语处置式的产生
中古汉语处置式的产生是和汉代汉语一种动宾格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汉语动词连用格式（或者叫“连动式”）发展起来，所谓“动词连用格式”是指汉代前后汉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在句子中并列使用充当谓语的格式。格式中的动词如果是及物的，宾语在动词之後。如：
1.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秦始皇本纪）
2.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同上·郑世家）
3.以天降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同上·匈奴列传）
这个格式实际上是一串动宾结构的省略式：
斩杀降下之＝斩（之）杀（之）降（之）下之
当这种省略式被运用到中古译经中，表示对一种事物的处置时，出现了一种变体，
，这就是汉语史中最早的“取”字式处置式：
4.目连即前捉手将至门外，还取门闭，前白佛言：不净比丘，已将在外。（增壹阿含经·十四）
5.时月光长者……，见夫人取婢鞭打，即问之曰：以何因缘，而鞭此婢？（同上·五十）
6.诸人民取吾枉杀，然父王自舆我愿，我今受死亦不敢辞。（同上·三十一）
7.吾今行忍辱不舍斯须，正使王今取我身体碎如芥子，终不退转。（同上·二十三）
如我们所指出的，这种格式不符合汉语动宾关系的规律，它只见于中古译经，其产生的原因，应该是受译经者母语的影响（注：参阅参考文献1。）。
B.“云何”特殊疑问句
“云何”是汉语中固有的疑问词，相当於“什么／怎么”，常出现在疑问句襄，构成疑问。按汉语疑问句的构成规则，可以构成疑问的是疑问词（代词、副词、语气词等）、句式和语气。同样在中古译经中出现了一些在疑问句中、不表示疑问、不承担疑问功能的“云何”。只出现在疑问句中，而又舆疑问的表达和构成无关，是此类“云何”的基本特徵。
此类“云何”出现在3类句子里：
是非疑问句
8.云何斯人以入饿鬼中乎？（增壹阿含经·四十八）
9.云何道士食为甘美耶？（出曜经·十五）
(Adv)VP不式疑问句
10.云何须菩提，其福宁多不？须菩提言：甚多甚多。（道行般若经·三）
11.云何二十亿耳，若琴弦复缓尔时琴音可听采不？（增壹阿含经·十三）
12.云何大王，颇念迦失拘萨罗国界人民不？（出曜经·八）
选择疑问句
13.云何有痴究竟，无痴究竟？（增壹阿含经·十九）
14.云何彼究竟者，为是智者，为非智者？（同上）
15.云何彼究竟者，有受究竟，为无受究竟？（同上）
是非疑问句中疑问语气词是其疑问功能的承担者，不需要其他成分的帮助，就已经是疑问句了；“VP不”中“不”如果已经虚化了，它是语气词，构成的是是非疑问句，如果没有虚化，整个结构构成一个反复疑问句；选择疑问句是由结构构成的，疑问功能由整个结构承担。3种疑问句中“云何”的出现都是多余的。
作为对比我们调查了17种本土文献中“云何”的使用情况，以下是我们对汉到宋代17种文献中“云何”使用情况的调查：
文献
出现次数
文献
出现次数
史记4
汉书
5
三国志
28
后汉书
4
南齐书 12
南史
24
北史
11
隋书
0
旧唐书
0
新唐书
8
世说新语
12
搜神记
1
古小说钩沉 9
齐民要术 0
洛阳伽蓝记 0
颜氏家训 0
朱子语类
9
17种文献中共出现127次，没有出现以上我们指出的“云何”特殊疑问句。
通过前两节的描写，两种文献中“云何”的使用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这种不见于本土文献中的特殊“云何”可能也是在翻译佛经时，受佛经原文影响而出现的。研究佛经翻译的学者告诉我们，译经中的“云何”是从梵文kim对译来的，kim在梵文中是一个疑问代词，有三十性，在梵文中有两种用法：A用在疑问句中承担疑问功能，如
Ko devo 'sti?
谁 天神 是
谁是天神？
“kim”在句子里做疑问代词，构成了疑问句。
B用在疑问句中不承担疑问功能，如
Kah devah asti uta asurah?
谁 天神 是 或 魔鬼
他是天神还是魔鬼？
（kah=kim＋他－业格）
“kim”在句子里可用可不用，出现与否与是不是疑问句无关。
翻译佛经中的“云何”与梵文中的“kim”在功能上几乎完全是对应的，显然译经的西域僧人在翻译时把佛经的原文忠实地对译到了汉语里，才使“云何”出现了上述的特殊用法（注：参阅参考文献2。）。
C.宋金以后汉语中的比拟式
据江蓝生先生研究，宋代以前，汉语比拟式的基本格式是：
家义动词（如／似／像）＋喻体（名词／动词／句子／短语）＋比拟助词（似的／一样）
这个格式的基本功能是作谓语，偶见作状语的。
金元出现了新的比拟式：
喻体＋似＋名词／动词组
新的格式中没有了像义动词，增加了作定语和更多的作状语的功能。如：
16.璧玉似牙嚼欲将破。（刘知远，十一）
17.把山海似深恩掉在脑后。（董西厢，二）
18.俺哥哥山海也似恩未抱。（替杀妻，三）
新的格式是在阿尔泰语语法影响之下出现的，而“蒙古语的比拟表达方式是在名词、代词或少数动词后面加上后置词metü，然后再接中心语”。如：
ral metü ularan tur
火 似 红 旗
mori nisqu metü qaruluna
马
飞
似
跑
明代以后又出现了新的格式：
像义动词＋喻体＋比拟助词＋名词／动词组
19.真个是布机也似针钱。（金瓶梅词话·三回）（注：参阅参考文献3。）
D.元白话中的前置宾语
蒙语SOV型语言，蒙古人建立元朝，统治近100年，在这个时期里，蒙汉两种语言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就目前所见的文献，接触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在元白话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宾语出现在介词或动词／判断词之前的例子。如：
20.劝请开堂的文书与也。（一二四四年易州兴国寺令旨碑）
21.告天俺每根底祝寿与者。（一二六一年鹿邑太清宫圣旨碑）
22.与了执吧金印令旨与了也。（一二七七年盖屋清阳宫令旨碑）
23.咱每结相识行呵，休说那你歹我好，朋友的面皮休教羞了。（古本老乞大）
24.布帐子疾忙打起来者。（同上）
25.为什么这般的歹人有？（同上）
26.卖的好弓有麽？（同上）
27.俺卖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同上）
28.贫道是司马德操的便是了。（元刊杂剧·单刀会，二折）
29.我这仁兄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水游传·四四回）
E.元白话中名词“格”的标志
蒙语是有格位变化的语言，运用格的标志来表达语法关系；汉语不同，汉语语法的基本表达手段是虚词和词序。在这一差别之下，元白话中出现了不少表达“格”概念的词，如：
根底（对象）
30.而今这先生根底，大小差役，铺马祗应休当者。（一二四五年盩厔重阳万寿宫令旨碑）
里（行为动作的依据）
31.上位与的圣旨体例里，五台山有的大寿宁寺住持的华严顺吉祥为头儿众和尚每告天、依体例坐地。（一三○一年灵寿祁林院法旨碑）
上／上头（对象）
32.那寺上与力气来底官人姓名，马珪奏将来者。（一二四五年鄂县草堂寺令旨碑）
33.但是来的和尚都管底上头，唤“都僧省”。（一二五四年登封少林寺圣旨碑）（注：参阅参考文献4。）
二 变化产生的方式和途径
以上我们列举了汉语语法史中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产生的方式和途径，重要的是以下几种：
1.最常见的是受影响的一方照搬施加影响一方的。汉语语法主要是用语序和虚词来表达的，在它接受外来影响时，也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以上我们列举的“D元白话中的前置宾语”是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个新的格式是一种与汉语不同的语序，引进它，就是使用一种新的语序。“B‘云何’特殊疑问句”和“E元白话中名词‘格’的标志”，以及“C宋金以后汉语中的比拟式”的前一半（喻体＋似＋名词／动词组），B是汉语在梵文、巴利文等佛经原文的影响下引进的疑问句格式，E、C是汉语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下引进的表示名词在句中地位格式，这些格式是通过特定的虚词（在原文中是词或词缀）来表达的汉语引进格式，也就是引进这些语法概念，创造一批新的词。
2.接受一种新的格式，然后在汉语固有形式的基础上，与之融合，如“C宋金以后汉语中的比拟式”，“喻体＋似＋名词／动词组”是引进的比拟式，明代以后它和汉语“像义动词（如／似／像）＋喻体（名词／动词／句子／短语）＋比拟助词（似的／一样）”融合在一起，出现了“像义动词＋喻体＋比拟助词＋名词／动词组”，新的格式，也带来了新的功能（作定语）。
3.在汉语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接受某种影响，如A中古汉语处置式的产生。在连动式中省略相同的宾语，是汉代汉语发展的趋势，汉语自身的规律是省略前面的，保留后面的，但是梵文、巴利文都是有形态的语言，宾语的位置并不重要，而在佛经这样的书面文献里，其宾语基本上是放在动词前面的，这样在翻译过程中连动式省略的时候，就出现了VOV这样特殊的格式。这种格式不是汉语固有的，也不是梵文、巴利文的，它是汉语自身发展中，在梵文、巴利文等影响下出现的特殊变体，是在影响下发展的结果。
在语言接触影响下产生变化的基本途径是：新格式出现——新旧共存——淘汰一种，保留一种。
我们注意到：
1.新格式最容易出现在汉语与其他语言差异最大的语法点上，例如宾语的位置，在汉语和其他SOV类型的语言接触时，汉语里常常出现SOV句式，同样介词和宾语的位置也是常常出现变化的地方。
2.新旧共存有两种形式，一是汉语固有的和外来影响产生的两种格式在汉语中同时使用，如：
34.执把着行的圣旨舆了。（一二七七年永乐大纯阳万寿宫圣旨碑）
35.你每为与了这金宝文字，却隐匿做贼说谎歹人呵，不歹那甚麽。（一二五○年盩厔重阳万寿宫令旨）
另一种是把两种格式叠加在一起，造成一种新的格式：
36.与了执吧金印令旨与了也。（一二七七年盩厔清阳宫令旨碑）
3.当汉语面临在两种格式中淘汰与保留的选择时，只要引进的新的格式没有与汉语固有格式融和、改造，汉语一般会保留固有的，淘汰引进的。这只要比较一下宋元明三代汉语语法的变化就清楚了。我们以《老乞大》为例。
例24古本《老乞大》“布帐子疾忙打起来者”的例子在清乾隆二十六年刊《老乞大新解》、乾隆六十年刊《重刊老乞大》中变为：“把帐房忙打起来”。例25“为什么这般的歹人有”在奎章阁本《老乞大谚解》变为：“为什么有这般的歹人？”清《老乞大新解》：“为什么有歹人呢？”《重刊老乞大》：“为什么有歹人？”例27“俺卖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奎章阁本《老乞大谚解》：“不是买自穿的，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老乞大新解》、《重刊老乞大》：“我买去，不是自家穿的。”
三 变化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由语言接触产生的语法变化是一种语言在另外一种语言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变化，换言之，这种变化不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不是这种语言的内部机制自发的演变，所以在发生这种演变时，诱发的条件就是社会文化因素。我们注意到，汉语史中出现外来影响较多的是两个时期：汉魏南北朝和元代前后。这两个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有特色。汉魏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从东汉起，西域僧人进入中国，东汉到西晋的两百余年中就有30多人，从事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翻译，使佛教在中国发展起来，拥有大量信徒，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宗教信仰。从东汉到唐代开元年间，翻译佛经2278部，7046卷，估计达5600万字。5000多万字的文献从梵文、巴利文翻译成汉语，这些以梵文巴利文为母语，兼通汉语的翻译家们在其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把某些母语中的格式带进他们翻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广泛的传播宣讲，熟读背诵，又不可避免地会在信徒中传播使用，最后被中国人接受的留在了汉语里（如处置式），不能接受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被抛弃了（如“云何”）。这次接触是伴随着一种外来宗教的传播发生的，接触是逐渐的，潜移默化的，大家认同的是佛教思想、信仰，追求的是佛的境界。佛经只是思想的载体，所以其语言并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强制的、不自觉的接触，在这种条件下，接触的双方没有地位的差异，不会单纯地模仿，最后出现的变化是少数的，变化的形式是汉语（受影响方）在发展中混入了梵文、巴利文的某些个别形式，或在其干扰下自身的发展出现与一般规律不一致的状况。
元代情况有所不同。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整个统治集团是操蒙语的蒙古人，在他们的统治下，蒙人和蒙语都有特殊的地位，是当时必须服从、效法的对象，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元白话，用汉语的词汇和蒙语的语法混杂使用，用汉语来直译蒙语。因此，这次语言接触是强制的、自觉的，产生的变化也非常广泛。这实际上是汉语在学蒙语，变化的点是蒙汉语之间差距最突出的地方，如我们以上指出的动宾关系等等。这种变化更不是语言本身发展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系统自身的发展，而是一个系统部分地放弃自身系统，而采纳另外的体系。变化发生后，当时实际上是两个系统在同时运作、使用，而最终的结果，则依赖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元代统治中原一个世纪，其统治被推翻之后，这种语言变化的基础没有了，变化也就无法维持了，随着明朝的建立，元白话很快就消失了，汉语中引进的带有蒙语色彩的格式和结构，也消亡殆尽。
元白话的产生或许是语言接触的一个特殊类型。它不是一种语言影响另一种语言的发展，而是一种语言的语法体系逐渐去替代另一种语言的体系，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变体：使用一种语言（汉语）的语音、词汇，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使用另一种语言（蒙古语）的语法。元代过早地被推翻使我们不知道这种替代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但现在在边疆地区，在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接触的边缘地区，似乎正出现着同样的情况（注：参阅罗美珍《论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语言研究》2000年3期。），长期研究这种发展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四 小结
就目前的研究，汉语语法史中由语言接触而引发的语法变化并不很多，从我们的分析看，这些语法变化是以社会历史背景为条件出现的，出现的多少，取决于社会历史背景条件的强弱。这些变化可以分为两类：语法发展和语法替代。语法发展是两种语言在接触中，一种语言接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使其语法发展带上另一种语言的色彩。这种影响的结果，常常是汉语固有结构功能的扩展，或者是汉语固有结构的变异。在总体上说，它们和汉语的体系具有一致性（处置式也没有把宾语拿到介词前边去）。语法替代则是两种语言在接触中，一种具有强势的语言成为社会崇尚的、人们不得不趋从的对象，处于弱势的语言部分地接受强势语言的语法体系而形成的特殊产物。其存在完全依赖于社会历史条件，条件存在，它们也存在，条件一旦消失，它们也随之消失。过去的研究都强调语法的稳定性，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语法系统在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很难改变，除非用另外的系统去替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