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张力与有关合作的期待——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学论文,三大论文,学说论文,冲突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12 —0031—09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学中的女性主义学派异军突起，它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女性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和状况，提出了与传统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的改造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于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女性主义在近20年来的发展中，与目前公认的三大国际关系学主流派别不断发生碰撞，它同现实主义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与自由主义的互动中，双方既有共识，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对建构主义则抱以合作的期待。①
一 女性主义与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一般可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思想家的著述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于1948年出版《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正式产生。数十年来，它受到国际关系学界众多学者的好评，被称为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解释力的理论”。② 而女性主义学者对之并不以为然， 认为其漠视社会性别的表象难以掩盖它的男性中心主义本质。
现实主义学派含有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等众多分支，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③ 就总体而言，该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为其基本的出发点，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中不存在一个高踞于主权国家之上、可以通过法律来建立秩序的普遍权威，这使暴力和战争成为普遍现象。第二，作为整体的国家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取决于国际体系的性质和国家的实力，而不是领导人个人的心理因素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内部因素。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者，只能利己，不能利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生存，将最大限度地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作为其最高目标。第三，权力和安全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是加强权力与安全。所谓国际政治，就是国家间政治或权力政治。这种以关注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为宗旨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是不同于以促进经济社会福利为宗旨的低政治（low politics）的。在这种政治中，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国家推进其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衡量国家的权力，主要是看国家的军事能力。由于每一个民族国家的责任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提供自身安全，因此，所有国家的共通特性都是基于权力与安全而不是基于道德和理想进行外交决策。”④
现实主义理论的先驱曾公开表达过对女性的仇视。马基雅维利公开宣扬“女性祸国论”；对霍布斯来说，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以女性被放逐到家庭中，成为男性公民的奴仆为代价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将人性作为理解国际关系的起点，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叛逆者，永远为自己寻求着自由和进取，始终竭力在身体上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与使之赖以出生的基原分离，并使后者屈从于自己”。⑤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这些男性思想家将“人”与“男人”相等同，妇女则被当做有待遏制的异己力量，受到其百般诋毁。而在作为一个流派正式形成之后，现实主义竭力排除将性别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变量加以考察的可能，这使其以男性为中心的实质被隐藏在国际关系与社会性别无干的表象之下。
就古典现实主义而言，它从“政治人”的人性出发，解读国家间关系的本质——“由于人生来具有权力欲望，因此国家受人性支配，必然‘对权力贪得无厌’，这一点决定国际政治同一切国内政治一样，是为权力而斗争”。⑥ 该学派的一些著名学者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仅仅是终日搏击于权力角斗场上的政治动物，但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必须做这样的抽象。⑦ 他们把国家看做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为体，认为应当从从事外交活动的政治家的角度理解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行为。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视为国际关系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根本驱动力的线性思维中，任何人无论男女，在开展国际交往时，都只能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为本国争权夺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社会性别因素没有被列入国际关系学科考虑范围的必要。但事实上，对包括国际关系学界在内的西方主流社会而言，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力角逐、谋求在关系中压倒对方等，恰恰是男性的主体身份及其相对于女性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这不仅暗示了国际关系是精英男性的事业，也说明了人性中通常可被归属于女性特征的其他方面对该领域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现实主义大家亨利·基辛格曾宣称：“对我而言，女人只是供人开心的，是一种消遣。”⑧ 有意于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女性唯有努力按照主流社会心目中的男性标准塑造自己，方可在历经种种曲折后，从中谋得一席之地。因此在女性主义看来，现实主义学派体现了生活在美国这样的世界一流强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观点。⑨
新现实主义反对从个人因素和国家内部的状况理解国际关系的还原主义做法，通过引进物理学和基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原理，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的角度阐述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国家被比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司，完全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宗旨，因而“国家之间，正如在人与人之间一样，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没有政府的状态，是与暴力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⑩ 它迫使每一个国家都将维护自己的生存放在首位，而无论其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各国的国际地位因实力强弱的不等而差异悬殊，由此形成的一个由大国主导的体系结构决定了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通过自助增强本国实力，确保自身安全。新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写道：“我们不关心各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传统、习惯、目标、愿望和政府形式。我们也不关心这些国家是革命型的还是合法型的，是专制型的还是民主型的，是意识形态型的还是实用型的……我们只考虑通过考察国家间秩序的类型以及能力的分配状况，我们能够怀有何种程度的预期。”(11) 苏长和、信强以扑克牌升级游戏来比喻华尔兹笔下的国际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实力因素的重要：“设想升级游戏中的规则为一种结构。参与游戏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愚钝善恶，作为一个理性人，其属性是相同的，在这种规则结构下，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性来出牌的，根据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算计预期对方的行为，因而做出自己的合理行为。个人会有算计能力的高低之分，但是大体来说，其行为可以根据设定的规则结构来解释，或者说，其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而不是由年龄、性别因素决定的。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系统中一系列约束条件，通过奖赏某些行为或者惩罚其他行为来实现选择。”(12)
“结构主义者的思维像晶体结构一样整齐划一，它没有给任何千奇百怪的‘天资’留下余地，因为它力图通过唯一一套普遍决定因素来说明一切”，(13) 所以，以社会性别分析为核心的女性主义学派极难为新现实主义者所认可。虽然华尔兹承认国家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体，但认为它们作为主要行为体，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个人仅仅是执行国家有关国际关系决策的工具而已。只有当他们的行为符合国际结构的激励机制时，其所代表的国家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这种以自然科学方法表述的、公式化的国家中心主义思路令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仅关乎个人的社会因素被置之度外。然则新现实主义貌似社会性别中立的立场隐含着其对女性的贬斥和歧视。
第一，从历史上看，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本身便具有浓郁的男性沙文主义色彩。对“科学万能论”的信仰使科学和自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分别被比喻为男性和女性，以凸显双方之间“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支配和被支配、强加和接受的等级关系”。(14)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现实主义将古典现实主义科学化的做法“预示了现代科学倾向于获得和接受特定的文化与男权主义的平衡”。(15) 华尔兹笔下的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像一个青春期的男性，竭力让自己正确得像一个‘男人’，因此他可以黑箱记录内部冲突，与一些外帮派一起欣然接受特定秩序。他没有揭示‘无政府’的这种可能性，即触发控制无序的科学冲动，平衡权力和减少损害”。(16) 换言之，华尔兹以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描述和分析国际无政府状态及国家在其中的所作所为，不能不令女性主义学者联想起数世纪前的科学革命中将文明的人类以科学征服充满着危险、混乱和非理性力量的自然界与男性对女性的征服相提并论的、充斥着社会性别歧视的类比。
第二，华尔兹在体系化的国际关系中降低了国家的地位，使之“能约束国家可以做什么，以保证国家的存在”，(17) 与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将女性排斥在公共生活主流之外的思路完全一致。其中所包含的“国际／国内”、“公共／私人”（或“国家／社会”）、“男性／女性”等二元对立均建立在其前后双方之间壁垒森严、界限分明的等级关系基础上，致使女性被与国内的社会事务联系在一起。“‘女性’的群体可以试图挑战国家遵循的生存路径，但新现实主义理论家会无视她们的努力，因为从政治到国家作为一种非社会场所的发明，‘女性的’地位长期被排斥。将外在的政治学放入国家的私人市民领域，‘女性的’行为肯定不能影响与社会隔绝的新现实主义国家的能力。”(18) 她们受到了华尔兹将国家的内部状况黑箱化的屏蔽。
第三，新现实主义借助自然科学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再造，体现了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在科学的名义下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努力。诚然，华尔兹以无政府国际体系而非人性和国家的具体国情为基点，探究国家间关系的真谛，力图使古典现实主义趋于精密和严谨，但国际体系归根结底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而后者也远非一个抽象和空洞的概念。它们在国际体系中以自助求安全的行为实则乃是片面强调本国利益至上的决策层和学者将他国视若敌手，尽心竭虑地加以防范的结果，这说明了制约国家行为的国际结构不仅是由国际社会中实力最为强盛的大国决定的，而且体现了该国主流社会的意志。在社会性别被视为人的一种身份标志的背景下，它无疑是在相关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民族、种族的男性特质的外化。按照丝维斯特的说法，华尔兹提交了一个跨历史的永久体系，体系的原则是合法地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优越于单纯的现实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为它的骨干、少数受益人存在的，为大量资金储备的少数阶层而存在。当女性主义运动挑战了新现实主义黑箱解释的社会、为西方思想提供支柱的理论、对性别和阶级特权的维护时，新现实主义就设计出战略性推理来支持关于“男性”在科学中的“有效的神话般的历史”，这是现代人类控制的典型标志。它把男性放在进化链的顶端。(19) 这种做法是对当时兴起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侧面攻击，它使新现实主义“从种族、阶级、民族和性别差异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如果南方比北方在国际关系上的效率低，那一定是那个地区的国家缺乏能力，也是因为受到体制的制约”。(20) 同理也适用于对女性极少进入国际关系主流的解释，即认为她们缺乏在现行体制下驾驭国际风云的能力。
总而言之，现实主义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体，把所有的国家都毫无例外地设想为不择手段地谋求自身利益的自我中心主义个体，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更造就了一种以追求单一性、绝对性著称的思维方式，将上述认识凝固为僵化、呆板的教条，“排除了灵活思维的空间。理论在局部深化，思想同时被圈定”。(21) 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和与现实主义价值观相悖的事实、现象、特征和过程被从国际关系学中逐出，其中有一些或被表现为女性，或被留下与之相关联的印象，以进一步显示其低微和卑下。二战之后，现实主义将理想主义者看做女性化了的“失败的男人”。20世纪70年代，在回应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时，华尔兹将其理论上的过于简单看成像女性似的思想含糊不清，意即缺乏男性的理性和明确的意图，并把缺乏简约和变量的繁多比做无休无止的唠叨和放纵——一种类似于女性的性格倾向，即缺乏男性的自控。(22) 现实主义在对其心目中的“非我族类”大加挞伐的过程中所显现的对女性的丑化无意中反衬出了自己以男性为本位的实质。因此，除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于赋予女性与男性参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决策的均等机会，使她们通过个人奋斗展现自己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不亚于男性的能力和才干尚能为其勉强认可外，女性主义的其他派别基本上被其所不屑。现实主义对社会性别的拒斥集中体现了其浓重的厌女主义（misogyny）情结，这使它在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中最遭女性主义的反感，并受到其最为严厉的抨击。
二 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潮之一，在国际关系学的初创时期，它以理想主义的形式出现，引领该学科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的位置被现实主义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在古典现实主义达到鼎盛之际，一些学者愈益不满于其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认为它“对世界政治的解释丢弃了太多的重要信息”(23)：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逐步加强，国家间关系的调控和管理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公民、团体与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直接的跨国互动常常在世界政治中造就令人关注的新联盟，并产生影响”，(24)“现实主义观点所认为的‘边缘’事务有可能成为新解释的核心”。(25) 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学派再度兴起，其中包括以“民主和平论”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和相互依赖实现和平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公平和国际正义对各个民族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的社会自由主义以及提倡以建立国际制度的方式推动国家间合作的新自由主义等诸多分支。(26)
作为一个旨在弥补现实主义种种缺陷的派别，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可以在同前者的对照中得到清楚的展现：“首先，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强调国家，同时也强调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和公司的作用；其次，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并不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意义，它试图寻找的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独立的个体，如何组织起来以促进经济效率和避免毁灭性的物质破坏；最后，自由主义相信通过积累实现进步的可能性，而现实主义则假设历史不是进步的，是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循环的。”(27)
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对女性主义不仅谈不上友好，而且充满着敌视。为该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思想基础的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把人看成独立、自由地遵循道德准则进行理性思考的抽象个体时，把女性作为一个“可疑的范畴”，同他所厌恶或希望与之分离的身体、情感等联系起来。(28) 20世纪初，自由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伍德罗·威尔逊一方面主张在坚守和维护正义、民主、自由和理性的基础上处理国际事务，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女性获得公民权利。他曾在一次鼓吹和平但反对女性参选的讲台上竞选美国总统的职位，(29) 被丝维斯特等女性主义学者称为对女性特质“毫不脸红地占有”。言下之意，他和其他自由主义学者虽然通过弘扬人类本性中的某些被现实主义称为“女人味”的特征来颠覆对方的论断，却与后者一样，把女性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30) “两种方法论以不同的方式具体表达了战略上的怀旧性，即‘男性’是人类的代言人，‘女性’有夸大了的私人特征，它们既是男性道德（现实主义）的怪诞译本，也不同于人性的价值解说，除非她们作为人类特征（理想主义）由‘男性’来表现。”(31)
相对于早期的理想主义而言，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的新自由主义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它的兴盛得益于现实主义无法为国际关系中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因而其眼界明显地不像前者那样狭隘。在不轻视和否认国家作用的前提下，新自由主义开始关注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社会运动。其思想方法也显现出较大的灵活性，除了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抗外，新自由主义把国际合作作为自己的重点，强调国际关系议程的多样化，这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成长的空间。而女性主义也同时引起了它的某种兴趣——20世纪60年代以来，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在美国如火如荼地掀起，并迅速向欧洲和世界各地扩展。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女性主义“已经深深介入各项人类事务，成为推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卫生健康、资源开发、文化继承、社会发展等一系列人类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32) 女性主义学术随之产生，女性／社会性别研究不断向各学科领域渗透，在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改造（包括国际关系学视角的创新）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女性主义为认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提供了有效的见解，(33) 尤其是女性主义立场论与自由主义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如重视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相互依存，视其他国家的福祉为本国利益的一部分，将互信互惠作为解决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希望使世界政治向着进步的方向演化，使人类和平与福利得到保障等。(34) 基欧汉出席了于1988年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第一次以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女性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并鼓励女性主义学者加入自己的阵营。(35)
尽管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相似的见解，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同样显而易见。
首先，和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把各类国际行为体一概视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性个体，试图理解个体的集合是怎样做出集体决策的以及由个体构成的组织是怎样进行互动的，强调个体的权利以及人类事务中的进步是可能的。(36) 按照它的设想，不同行为体的利益诉求不仅千差万别、无可替代，而且往往相互冲突。这导致自由主义学者以本质主义的目光看待女性主义。基欧汉对女性主义立场论大加赞赏，希望同女性主义经验论合作，产生一种“将国际关系的制度版本无情地引入的阵营”(37) 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提供一种网络式的观点，强调制度如何促进组织实体、国家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38) 而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其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死路一条”，(39) “追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条路将会是损失惨重的”。(40) 他被指责为对女性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吸收其中对自己有利，且对国际关系学现状不构成威胁的观点，无视该学说中更具挑战性的派别，(41) 是在与女性主义合作的名义下对其进行肢解，以防其冲破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框架。辛西娅·韦伯曾尖锐地批判基欧汉居高临下地对待女性主义的做法，并针锋相对地表达了女性主义是一个多面的整体的观点：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学术边缘，正在向主流理论提出挑战的新学科，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为各种不同的论点敞开大门，而这些不同论点反过来又构成一个丰富的、具有包容性的、多面体的新领域。(42)
其次，出于同样的考虑，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建立和强化国际机制推动国际合作。在它看来，世界是由以利己主义为准绳的个体所组成的，各种行为体的“行为过程是有选择的，旨在根据个人的效用功能实现最大的纯收益”。(43) 但由于理性的有限，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充分利用其全部已知信息，(44) 以致国家对它们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交汇点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动辄采取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在危害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同时，也令自己付出种种代价。创建国际机制“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45) 新自由主义提出上述见解的宗旨是希望以制度化的方式促使各国将其他国家的利益作为本国利益的一部分加以看待，通过互惠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绝对收益。这种将国家放在核心位置的合作机制把参与其中的个人看做有关规则的具体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后者的利益从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尤其是对未曾真正进入国际关系中心的女性而言。“在世界银行里约有90％的秘书和文员是女性，但女性只占了其‘高级’位置的不到3％。”(46) 另外，国际制度基本上由在国际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大国、强国建立，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它们通常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束之高阁，而后者因之遭受的损失更常常由生活在其国内社会底层的女性承担。丝维斯特指出了新自由主义以机制求互惠的社会性别本质，即它只适用于身处国际社会主流的男性之间。“‘女性’通过为这种治理机制付出的劳动，来表达她们对自己的团体的支持和良好愿望，但回报她们的却是一种恶意，或者根本不愿意审视‘女性’是如何从国际合作和互惠中缺失的。”(47) 对参与机制的功利计算只能确保“好处从‘女性’向‘男性’转移，永远不会出现其他别的利益流向”。(48)
最后，同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严格遵循客观、冷静和价值中立等原则，女性主义则认为其充满着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如要求研究者成为一个与周围环境完全割裂的自主个体，不仅凌驾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上，而且必须将后者从其所处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研究者应将创建包罗万象的宏大理论及将其运用于解释相关领域的所有现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而无须过问其成果产生的社会效应如何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社会中典型的男性特质的再现。有关学者指出，研究者不可能超然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上，各种知识都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所谓“客观性”、“价值中立”等标准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念。相形之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更偏爱植根于历史、注重人文和哲学思考的知识传统，而后者在自由主义看来，很难称得上是对国际关系的严肃探讨。(49)
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对待女性主义的态度和缓了不少，但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意见相左限制了它们合作的空间。基欧汉曾抱怨他的善意未能引起女性主义的回应，(50) 而后者的考虑是，自由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收编不但无助于消除，反而强化了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在国际关系学中，例如，当我们将极少数非凡的女性，如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或果尔达·梅厄（Golda Meier）等以像男性一般行事的方式，在刚性的国际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的佼佼者加入现行架构时，这会心照不宣地暗示她们缺失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相反，如果我们去寻觅在和平团体等‘女性领域’工作的妇女，只会强化由社会建构的、被认为分别适合于女性和男性的活动之间的界限。”(51) 常规的科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别分析、女性主义应当更多地向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科开放还是后者有必要接纳和吸收女性主义的视角和方法成为女性主义学者安·蒂克纳（J.Ann Tickner）和基欧汉论争的焦点。(52) 女性主义不仅要把妇女添加到国际关系学，更将改造社会性别化的该学科知识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这自然超出了自由主义能够认可的范围。
三 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70年代中期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到多种理论竞相争鸣的转化，(53) 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理论纷纷向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主流理论发起挑战，冷战的结束使这种多元竞争开展得更加活跃，建构主义在这种百家争鸣的环境中成为深受学界关注的重要流派。
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因素对理解国际关系的意义。它的两个基本观点是：“（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54) 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把国际体系看成观念的分配，这使它有别于视国际体系结构为物质力量分配的现实主义和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加入国际制度的自由主义这两大传统学派。(55)
建构主义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比做社会中的个人，运用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探究身份、认同等社会文化因素在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56) 是温特的一句名言，表明了“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造就的。这不是说物质力量和利益不重要，而是说物质力量和利益的意义和效用取决于体系的社会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取决于霍布斯、洛克和康德这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57) 这三种文化分别标志着国家间的敌对、竞争和友好，它们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帮助定义其对行为的期望，确立威胁因素，寻找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等。(58) 而反过来看，无论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还是康德文化，它们本身也都是由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塑造的。“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没有共有知识的，因此也就没有结构。双方一经交往，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于是便产生了文化。”(59) 作为观念的产物，国际结构不是僵化和凝固的，因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活动进程能够推动观念结构的变化，使国际社会逐步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同建构主义的关系比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密切得多。第一，建构主义从集中于研究国家、国际无政府状态等固定的国际结构转向分析世界被建构的过程，突出观念在其中的作用，将女性主义极为关切的认同的形成、权力的构建、变化的来龙去脉等事项放在中心位置：“行为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身份和利益总是处于某种进程之中，虽然这样的进程有时会十分稳定。”(60) 女性主义在研究社会性别在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时，也将男女的不同身份、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所展示的价值观念看做一种社会关系的建构。第二，建构主义将哲学和社会学思考引入国际关系学，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体现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群体是人组成的，国家是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社会。”(61) 女性主义在探讨男女两大社会性别群体的互动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时，也广泛地从哲学、社会学和各类人文学科中汲取养料，而不是将女性简单地添加到传统上以自然科学方法为主的理论框架中。(62) 第三，就研究宗旨而言，二者都希望通过人们的努力，使国际体系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推动其朝着有益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的方向转变。蒂克纳认为，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都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性别概念的，因为后者不仅仅关乎女性，也是有关男性和男性特质的。(63)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将女性主义列为建构主义内部一个与现代主义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并列的重要分支，(64) 指出它与自己的学说同属于从共有知识建构国际结构的角度思考国际关系的流派。(65)
但是，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歧见。首先，和现实主义一样，建构主义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理由是国际体系是由垄断着有组织的暴力手段即有权发动战争的国家构成的。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正在扩大，但国际关系的变化最终仍然要通过国家来实现。温特指出，把研究重点置于新的分析单位（如非国家行为体）或新的研究层次（如个人或国内政治）上面的努力虽然使得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著作，但是这样做并不能代替体系层次上的理论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可能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关于国家体系的理论。同样，个人和国内政治可能是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因，但是，忽视体系结构的做法把国家当做孤立的行为体，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符合事实的。(66) 而着眼于行为体的多样性，尤其是把向来备受凌辱、被迫缄默的女性放在突出位置是女性主义的重要特征。其次，主流建构主义将国家比做“一个具有意图性、理性和利益考虑等人的特征的行为体”，(67) 它无疑意味着社会性别作为人们在互动中形成的一种身份标志，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家界定自身利益的过程施加影响，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主流建构主义社会性别意识的淡漠对女性主义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颇大的缺憾。这一则是由于社会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作为表达其有关主与从、高与下、优先与次属、中心与边缘等价值判断的一种手段，并使之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在国家认同的形成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二是女性主义对建构主义的贡献被后者严重地低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爱尔希坦的一部探讨社会性别认同如何被在战争故事中体现的思想建构，有助于将建构主义的一系列观念引进到国际关系学中的名著——《女性与战争》——并不曾为该学派所提及。(68)
尽管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见解并非总是完全一致，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将两者的合作看做是促进双方相互受益、走向共赢的有效途径。在《社会性别的全球建构》一书中，伊丽莎白·普鲁格尔（Elisabeth Prügl）表达了力图将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建立“女性主义建构主义（feminist constructivism）”的愿望。(69) 她将社会性别看做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建构，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进程导致了公共与私人、工作与家庭的分离和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二元对立。它们在将女性特质边缘化的过程中，也令女性在资源和意义的分配中处于劣势。社会性别关系通过这种途径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互交织，女性在跨国交往和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常常被遮蔽。(70) 普鲁格尔表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女性主义建构主义提供一种认识工具，以此分析致使女性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实践，并对之进行有效的抗争。(71)
四 结语
作为在批判主流学说的社会性别盲点中发展起来的学派，女性主义并没有就事论事地谈论女性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被边缘化的种种表现，而是努力揭示造成上述状况的深层次因素，某些主流学派无视世界的多样性，将自己对国际社会中某种特定现象的认识绝对化，以某种单一的思维定势看待国家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上述二者之间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出于对此的高度警觉，女性主义并不对各主流学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将自己树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有意无意地落入前者线性思维的陷阱，而是努力保持一种温和的、克制的态度，通过与主流学说的商谈，吸收其优点来充实自己的研究，即便是在与它们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冲突的情况下。琼·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在《女性主义议题与国际关系》中，“批评那些以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感应性精神病为起点与终点的分析”，(72) 并运用华尔兹的系统分析法，探究国际关系学主流学者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对主权和权力等核心概念的理解等如何作用于歧视女性的社会性别观念的构建；(73) 玛丽·卡普里奥利（Mary Caprioli）将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引进女性主义学说，探讨社会性别歧视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行为的影响，力图使相关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74) 这种建设性的态度不仅有利于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也无疑会促使国际关系学在不断开拓新的思维空间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注释：
① 李英桃曾对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的关系进行过一定的论述，其主编并即将出版的国内第一本《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教科书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本文希望就这一问题引起更进一步的思考。参见李英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其发展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50—56页。
② 许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30页。
③ 唐小松：《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8页。
④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⑤ р.Тαрнαс,
,М.:Крон－Πресс,стр.375
⑥ 唐小松：《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第8页。
⑦ 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5th revised edition,New York:Alfred Knopf,1973,pp.4—15.
⑧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Unfinished Journe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80.
⑨ Francine D'Amico,“Pluralis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in 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Beckman,eds.,Women,Gender,and World Politics:Perspectives,Policies,and Prospects,Westport,CT:Bergin & Garvey,1994,p.56.
⑩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1)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31—132页。
(12) 苏长和、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载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页。
(13) 苏长和、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载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页。
(14) 滕守尧：《文化的边缘》，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15)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16)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50页。
(17)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52页。
(18)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53页。
(19)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53页。
(20)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52～153页。
(21)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22) Charlotte Hooper,Manly States:Masculinit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p.103—105.
(23) ［美］约瑟夫·S·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4) 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第4页。
(25) 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第5页。
(26) 见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7) 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9页。
(28) Jean Bethke Elshtain,Meditations o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Masculine/Feminine Themes from Luther to Arendt,New York:Praeger,1993,pp.22—28.
(29)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09页。
(30)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11页。
(31)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11页。
(32) 李小江：《告别昨天——新时期妇女运动回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33) Francine D'Amico,“Pluralis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p.62.
(34) 见Charlotte Hooper,Manly States:Masculinit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Gender Politics,p.102;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10页。
(35)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Unfinished Journey,p.12.
(36) 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0页。
(37)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76页。
(38)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76页。
(39)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76页。
(40)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81页。
(41) Charlotte Hooper,Manly States:Masculinit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Gender Politics,p.102.
(42) 转引自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43) 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0页。
(44)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0页。
(45) 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7页。
(46) Cynthia Enloe,Bananas,Beaches and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20，转引自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65页。
(47)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66页。
(48)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66页。
(49) J.Ann Tickner,“You Just Don't Understand: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s and IR Theorist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1997,p.622.
(50) Robert O.Keohane,“Beyond Dichotomy:Convers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emin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1998,p.193.
(51) J.Ann Tickner,“You Just Don't Understand,”pp.620—621.
(52) J.Ann Tickner,“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1998,pp.207—209.
(53) 秦亚青：《译者前言》，载［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54)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页。
(55)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5页。
(5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7页。
(5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
(58)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页。
(59) 秦亚青：《译者前言》，载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6页。
(60)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3页。
(61) 秦亚青：《译者前言》，载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页。
(62) J.Ann Tickner,“You Just Don't Understand,”p.620.
(63) J.Ann Tickner,“You Just Don't Understand,”pp.614—615.
(64)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5页。
(65)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8页。
(6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1页。
(6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1页
(68)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Unfinished Journey,p.11.
(69) Elisabeth Prügl,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Home-Based Work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7.
(70) Elisabeth Prügl,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Home-Based Work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20th Century,p.3.
(71) Elisabeth Prügl,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Home-Based Work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20th Century,p.7.
(72) ［美］琼·贝思克·爱尔希坦：《女性主义议题与国际关系》，载［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73) 琼·贝思克·爱尔希坦：《女性主义议题与国际关系》，第367页、第371～384页。
(74) Mary Caprioli,“Feminist IR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A Crit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2004,pp.25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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