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社区的社会空间生产研究——以海南三亚回族旅游社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旅游论文,社区论文,为例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深入，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由此也进一步加速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旅游业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持续高度关注。①其中，民族旅游目的地以其文化特殊性和“脆弱性”成为关注焦点。②虽然旅游业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日渐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③但当地文化和环境也因此受到较大冲击。④如何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选取海南三亚凤凰镇回辉村和回新村作为研究对象。回辉村和回新村是海南唯一的回族聚居地，具有特殊的旅游发展路径与旅游经济。笔者在本世纪初即对三亚回族展开研究，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⑤旅游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族群间的联系，酝酿出新的族群间的矛盾与冲突，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当地的族群认同。⑦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以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旅游发展为关注焦点，对该社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笔者先后于2012年9月和2013年3月两次进入当地社区进行田野调查。调研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调研准备阶段，列出具体的调研计划及调研提纲；资料收集阶段，采用结构式、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非参与式观察广泛收集信息，以关键人物和事件进行跟踪访谈至信息饱和，涉及居民、政府办公人员、游客、企业管理者等多类对象；资料整理阶段，对访谈材料编号整理，第一次36位访谈对象以F1—F36编号，第二次42位访谈对象以S1—S42编号，对照片及其他资料进行分类和命名；资料分析阶段，一方面重新回顾访谈材料、观察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对其进行整理分析，提炼全文核心观点，另一方面利用关键词搜索对部分典型性话语进行嵌入性引证，确保材料的信度和效度。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一、三亚回族旅游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回辉村和回新村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毗邻著名的旅游景区天涯海角和三亚湾，距市中心和凤凰国际机场不到10公里。目前有回族人口约8000人，其中回辉村598户，3573人，回新村600户，4600人。⑧他们的先人于宋元期间迁移至此。社区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两村现有清真寺6座，历经多次毁坏和重建。⑨他们每日五次礼拜，礼拜时村内上空都会回荡起庄严而神圣的“邦克”。⑩无论是少女还是已婚妇女，终日戴着头巾。住宅建筑上写有不少阿拉伯文字，多为“平安”或“真主独一”之意。总之，这里是典型的回族社区，回族特色文化在这里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 在整个三亚旅游发展的带动下，这里的生产方式经历着由渔到商的转变，逐渐形成了三亚回族旅游社区。根据标志性的事件，其旅游发展可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其一，旅游发展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前，地处海滨的三亚回族以捕鱼为生，也有部分种菜的，生活艰苦。其二，旅游发展起步阶段(1978-1993年)。改革开放对当地回族宗教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海南建省及亚龙湾开发的深入，三亚旅游市场快速崛起，不善务农的三亚回族社区居民开始到社区外景区参与旅游经济，主要包括旅游商品贩卖，与旅游相关的运输业、菜篮子工程等，由以往较为单一的生产方式转向了多元化的经营格局。其三，旅游稳定发展阶段(1994-2007年)。凤凰机场的建设和三亚湾的升级开发再一次推动了三亚旅游市场的快速增长，游客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接待容量的增长，游客溢出到景区附近的社区。三亚回族社区居民借着垄断机场运输的便利，将游客带到了家中居住。由此，社区居民经商活动开始从外围景区渗透到社区内部。其四，旅游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国家战略引导下的国际旅游岛开发，明显推动了社区内的旅游业发展，突出表现为居民与外来者合资开发房地产。这一阶段，是过冬游客市场在三亚回族社区飞速发展的时期。至2012年，来此过冬的内陆穆斯林游客达上万人。目前，社区已初步形成多种产业并举的现代旅游经济体系，包含旅游运输、珍珠水晶加工与酒店餐饮等。三亚回族社区的经济水平、居住环境、整体风貌都在旅游发展的推动下经历着一场快速而深刻的变革。 二、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在民族旅游社区研究中的应用 纵观以往的民族旅游地区研究，主要以经济、环境、文化为分析框架，(11)从传统生活习俗、民族节日、宗教礼仪及手工艺等具体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当地的社会文化，(12)但重复性工作较多，结论过于扁平化，理论对话不足。近年来，在经历了贾法瑞(Jafari)提出的“劝诫—提倡—知识”视角(13)转变之后，有关民族旅游地的影响研究由正负影响评价逐渐转向多元化和理论性探讨，(14)如强调旅游对不同旅游目的地的不同影响，(15)使用涵化理论、(16)发展阶段理论、(17)社会交换理论(18)及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19)等对民族地的旅游影响进行解读。但是，这些理论仍以文化影响分析为主，缺乏一种纵深的理论整合视角。 全面回顾更广范围的以往研究，不难发现整个传统社会学长期沉寂于历史决定论之下。(20)“如福柯所言，空间在以往总是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21)因而时间维度得到了更多关注。直至20世纪70年代，面对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性空间焦虑及异化，(22)在列斐伏尔(Lefebvre)、苏贾(Soja)、卡斯特(Castells)、哈维(Harvey)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新都市社会学者的共同推动下，人们才逐渐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发展的另一纬度——空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书中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转向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每一种空间都“意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空间，(23)即将关注视角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24)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分析社会，是人们在城市发展实践中认识提高的结果。(25)不少研究者将空间分析与城市化、全球化等现象及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空间研究视域，(26)为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以社会空间生产视角来解读民族旅游社区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一个讨论社会整体变迁与地方实践关系的机会，也将旅游所涉及的多向复杂的社会因素经由空间这一视角串联起来，同时也把社会发展的时间纬度结合起来，(27)打破了社区研究中“国家—社会”这个二元框架的束缚与局限，突破了民族旅游社区的经济、环境、文化研究传统范式。 对空间的社会性解读是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28)这可以解释为“社会秩序的空间化”，(29)这种空间化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建构。因此，社会关系是“社会空间”的具体体现，“它们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被历史生产出来，继而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并留下痕迹，反过来其本身又生产着新的关系和空间”。(30)因此，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空间生产的核心内容。(31) 同时，“每个社会，每种生产方式与其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形成自己特殊的社会空间”。(32)理解空间的前提是把社会空间放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通过“回溯式前进辩证法”(33)来研究空间。作为一种经济生产策略的旅游，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地方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对于社区生产方式的回溯性追述是分析空间生产过程的起点。 为了更好地对空间进行历史分期和演变研究，列斐伏尔提出了三重性空间辩证法，这也是构成本文分析框架的重要依据。空间实践或感知的空间(spatial practice or perceived space)，“包含着任何具有社会构成物之特征的特定的地点和空间位置”，(34)比如都市的道路、网络、工作场所等。空间表征或构想的空间(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or conceived space)，属于以生产关系建构空间秩序的层面，“是在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中都占据统治地位的空间”，(35)为科学家、规划师和社会工程师之类所占据，可具体体现为规划控制。表征的空间或生活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 or lived space)，“包含复杂的以相关意向和符号为代表的象征系统，它们与社会暗中反对现存体制的方面或艺术相联系”。(36)三重性空间是彼此不可分离、同时并存的三个面向维度。 在此基础上，可建构出社区旅游发展的社会空间生产的分析思路和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将在社区旅游发展的时间轴下，以生产方式变革为切入点描绘空间生产过程，对社区空间生产表征进行三元辩证分析，并讨论社区空间生产的核心——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最终窥探社区空间的内在互动生产路径。 图1 一个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
三、三亚回族旅游社区的社会空间生产 (一)过程 “每个社会，每种生产方式与其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形成自己特殊的社会空间”。(37)可见，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体现着回族旅游社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 1.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相邻。改革开放以前，三亚回族社区居民主要以捕鱼和种菜为生。大海和田地是当地主要的生产空间。当时，三亚、海南甚至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回族社区由于其特殊的宗教文化和信仰一直与其他民族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社区内生活空间仅为本地回族人居住，与其他社区交流较少。社区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基本处于相邻的状态。 2.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海南建省，三亚升级为地级市，旅游成为整个海南岛的主导产业，滨海区域作为重要资源被开发，回族居民赖以生存的大海不再是他们所属的、合法的生产空间，而成为政府所控制的旅游景观。由于它们长时间未得到有效利用，当时的游客较少。回族村民仍然可以悄悄到海上去捕鱼，只是规模逐渐缩小了。有村民这样讲： 那些海边地方都收去做旅游点了，所以我们基本没有什么收入。 另外，随着三亚旅游市场升温，小商品买卖、果蔬批发，以及市场至天涯海角的交通运输成为当地回族人的主要生产方式。一个村民说： 大概就是从88年、89年开始，搞一些珍珠，弄一些官银，在比较好的景点，做些小买卖，男的搞旅游运输，女的根据市场需求，搞一点生意。 三亚农贸市场和天涯海角、亚龙湾等景区成为回族居民新的生产场所。社区内生活空间则保持相对完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呈现分离状态。 3.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部分交叠。20世纪90年代中期，凤凰机场的建设、三亚湾的开发将三亚回族社区的旅游参与推向了高潮。社区的生产活动主要依托旅游区的发展进行，包括在天涯海角、亚龙湾、三亚湾、南山寺、大东海等景区销售旅游工艺品，以及往返凤凰机场接送游客。镇政府计生办一位职员说： 到了91年以后，机场开始建设，我们就去买车了，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村有车到机场拉客。村里的妇女都很勤劳，她们到亚龙湾、大东海、天涯海角卖珍珠，一天有几十块钱，很容易就可以过生活了。 旅游市场不断扩张，游客逐渐增多，回族村由于靠近凤凰机场和三亚湾，也开始有了游客的涉足，餐饮住宿接待开始在社区内出现。一位回辉村村民(伊来顺酒店房东的儿子)这样讲： 凤凰机场靠近我们村庄，客人出来肯定先找酒店住，找吃饭的地方，来我们村吃饭住宿非常方便。 可见，这一时期社区的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发生了一定的交叠。 4.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融合。2008年以来，国际旅游岛的推行引发了三亚的第二轮房地产热，接待过冬游客的旅游房地产在三亚迅速崛起。回族村也日渐成为西北回族“候鸟”型游客的避寒胜地。来自云南的一个男性回族，在回新村经营一家云南米粉店，在当地居住了约12年。他对此现象进行了具体描述： 国际旅游岛开发以后，房价变高，就开始有人来投资盖房。冬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这里过冬，满条路都是西北人，可能上千，几千，四五千这样子。外地来投资盖房子的越来越多，有上百栋。盖好卖给内地人，也有来租房的。这也没什么不好。 由此，社区的生活空间已经与生产空间发生了极大的融合。社区的生活空间逐渐向着多功能方向转变，既承载了本地人的生产与生活功能，也承载了游客的游憩休闲功能，还包括部分外地人的生产经营功能。 (二)表征 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游客对社区生活空间的涉足，当地回族人与外来人通过生产、日常生活行为形塑和改变着社区的空间，完成了社区空间的生产过程。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经济收入的增加，会在经济活动、居住环境等各方面改变社区内的空间状况；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即由社区外的旅游参与扩展到社区内的旅游接待，也在不断拓展社区的物质空间范围和功能，进而社区空间也被纳入生产过程之中，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此外，游客的到来也改变了社区物质空间的性质，导致社区内日常生活的改变。总之，空间生产中的种种具体表征都可以统筹于该社区生产与生活空间从分离到融合的过程之内。其中，对应“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之空间生产“三元论”体现较为明显的主要有建筑景观、政府的规划与控制以及社区内的宗教文化体系等。 1.都市与乡村建筑景观相混合的空间生产实践。在过去的30年内，建筑景观演绎了三亚回族社区变迁的空间生产实践。从早期的茅草房，到平顶房，再到平顶楼房，至近10年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不论是从建筑形态还是建筑风格上来看，三亚回族社区都由曾经的小渔村逐渐走向了现代化和乡村都市化。2012年，两村在建的房屋不下50栋，5-12层高楼占30％左右，平顶房和2-4层楼占60％，另有10％仍是瓦房。 乡村与都市景观的混杂和对立是目前社区空间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里可比城镇。来自甘肃的一位回族女性，在回辉村开兰州拉面馆已有1年左右的时间，她说： 现在这里都开发了，都好了，和我们家乡的普通城市人家一样。 一位来自湖北的汉族男性，在回辉村水果店做销售员大概已有6年的时间，以他为代表的部分人认为： 这里也还是一个小乡村，发展不是很规范，乱七八糟的，房子高高低低，就前面临街的好一点，后面有很多小房子。 一般人走进回族社区，可能先为一眼望不到头的高楼大厦所震撼，但在走进村子里面之后又诧异于瓜田屋舍的乡村景观：左边是高楼，右边是瓦房和庭院。这种都市与乡村景观的强烈空间对比给人一种压迫感，但它确实是在昭示三亚回族社区的空间实践生产。 另外，建筑风格作为一种物质符号，在空间实践生产的过程中，也体现为一种表征的空间生产。早期建筑外观上较为常见的阿拉伯文字标识或清真言，在旅游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冲击下，逐渐呈现差异化发展：部分变成了漂亮的阿拉伯书法砖画；部分成为高楼上的圆形穹顶和月亮标识；而宾馆酒店的外立面则不再以阿拉伯文字符号装点；作为家庭旅馆的民居则走向了一种内隐式的生产，不再将清真言置于建筑外观，而是隐藏于居室之内，如个人的卧室或者主人家的客厅墙壁上。这些符号体现的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征空间，其变迁体现了当地社区意识的生产。 建筑景观作为空间实践的一种具体体现，受社区意识(表征空间)的制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空间的生产实践。建筑风格的改变反之也体现了社区符号表征的空间生产，从统一的表征逐渐走向内隐和外显两种形式。 2.政府相对宽松的政策规划与社区空间表征的建构。空间表征的主体(专家、规划者等)，旨在确保资本的顺畅流通，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目前，在国内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城市规划者的身份往往由国家和政府承担。他们作为空间秩序构想主体，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政策推动和规划控制两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发生巨大转折。“把三亚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性的滨海旅游城市”的规划目标，是国家对整个三亚市乃至海南省的空间构想，也成为整个海南省空间表征的具体体现。三亚回族社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紧紧抓住海南建省、凤凰机场建设、国际旅游岛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机遇，加入旅游商品经营和运输等行业，社区生产、生活在大区域范围的地方空间表征下实现了自我的空间生产实践。 在早期，当地社区的经商形式，主要以妇女在天涯海角等景区提篮兜售旅游纪念品、男性开私家车到凤凰机场拉客为主，缺乏正规的营业执照，成为典型的“非正规就业”群体。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欺客、宰客、强购等问题也逐渐显露，三亚市政府开始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整顿。如对市区至天涯海角景区的私家巴士实行正规化管理。过去一段时间，该路段运输为回族的私家中巴车所垄断。面对政府的正规化治理，这些中巴车主以缺乏生产土地等为由与市政府进行协商，最终赢得了该路段的营运权，并在政府和市场的调节下成立了“伊辉”、“新辉”两家公交公司，进入了正式运营。再如，对流动摊贩进行规范管理。具体措施是，以划定的扶贫摊位取代回族妇女在“天涯海角”等景区的流动贩卖。在规范化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试图以一种权力话语来引导和控制市场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对三亚回族社区采取了宽松政策，因而并未彻底断绝非正规就业。目前，三亚回族社区仍有不少居民在机场拉客，回族妇女在三亚湾等景区提篮售卖珍珠、水晶等工艺品的现象依然存在。 此外，回族社区伴随国际旅游岛建设而来的房地产热潮以及无序的开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空间规划在社区的失灵造成的。按照规定，作为宅基地的土地是禁止非法买卖的，当作为地产转让时，是没有土地证的。这种地产亦即所谓的小产权房。但是社区内以土地为资产与外地老板的合资建房比比皆是。一个来自江西的汉族男性，在回辉村九里香酒店任经理，在此生活了3年左右。他个人这样讲：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并未严格禁止这些合资建房。 由此，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区空间生产呈现一种相对混乱无序的状态。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政府以相对宽松的政策和规划为三亚回族社区构建了独特的空间表征，从而塑造了该社区在大环境约束下相对自由的生产生活和空间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也减少了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来自三亚的一个汉族男性，系凤凰镇政府职员，在此生活6年左右，他介绍说： 在社区外围的一个穆斯林广场，政府本来规划作为伊斯兰特色一条街，希望是搞一些穆斯林特色饮食。由于当地群众不愿意把自己的信仰商业化，这样，政府就将穆斯林广场的开发权交给了回族社区。 3.宗教文化成为形塑社区“表征空间”的内生性力量。三亚回族社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就在于其长盛不衰的伊斯兰宗教民族文化。这首先体现在对于清真寺的维护和建设上。伴随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清真寺的兴建是当地社区空间生产的重要实践。千百年来六座清真寺不断的翻新和重建足可体现当地人对信仰的重视。 2010年，清真古寺由于地势低洼，下雨积水，筹资700万重建，赞助者主要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至2012年，一座恢宏大气的清真寺出现在回辉村的中心，不仅面积和容量都是原来的2-3倍，外观上的穆斯林风格更为凸显。四角高耸入云的圆柱宝塔，顶上的月亮装饰，大殿内的雕饰花纹，无一不体现穆斯林的文化符号，表征着社区的文化空间。回族社区在清真寺的不断翻修与重建中完成了空间实践的生产，形塑着社区的表征空间，维持了礼拜等日常宗教习俗，强化了当地的宗教文化氛围。 另外，回族的宗教信仰及《古兰经》规范了社区居民的商业道德和互助行为。居民深知“诚实守信是穆斯林的美德”，在旅游参与中能够有所取舍。一个回辉村女性村民，在家带小孩，自家开小卖部。她说： 我们当地人不能做水果零售，因为我们不欺骗的话价格就贵，价格贵游客肯定不买。(38) 同时，互帮互助作为一项教规村约也在社区内发挥了作用。21世纪以来，当地人结婚时的礼金逐年增加，一对年轻夫妻新婚可收到高达一两百万的礼金，这些礼金往往被作为资本投入生产和生活中，盖房子或买车跑运输，成为生产生活的来源，对社区的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以《古兰经》为表征的宗教话语体系深深地嵌入三亚回族社区的生产生活之中，约束和促进着当地的空间生产实践。 (三)影响 伴随三亚回族社区生产与生活空间的演变，以及建筑景观、规划控制、文化符号的生产，社区的社会关系发生着多层面、多主体间的重组和生产，主要体现为经济网络关系的延伸和宗教关系网络的加强。 1.经济网络关系的拓展与延伸。回族社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了社区经济关系网络的快速扩张。村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拓展了自己的社会交往关系。如以珍珠、贝壳、水晶等工艺品为媒介形成的社区内外旅游商品批发零售供销关系网络，以回族男性承包运输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和主顾关系网络，以合资建房为主的外地投资商(主要为内陆穆斯林)与当地居民的合作关系网络等。一位村民这样认为： 村里人的朋友圈子肯定比以前要广，因为做生意，总会有几个外地的朋友。 随着经商形式的转变和规模的扩大，各种经济关系网络也在不断变化，如市场正规化带来的交通运输关系网络的破裂与重组。旧的关系发生断裂，新的关系在形成，个人关系网络得以不断拓展和延伸。华芳假日酒店的经理，本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却在三亚带团的过程中，认识了销售工艺品的一位回族妇女，两人在生意合作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05年，这位回族妇女利用工艺品销售积累下来的资金在凤凰路边上投资建设了一家宾馆，却缺乏管理层面的技术经验，而原来在旅行社工作过的朋友正好有较多的酒店管理经验，两人一拍即合，在生意的过程中形成了亦友亦商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情况在回族村的发展中并不鲜见。 2.宗教信仰网络关系的内部强化与外部扩张。以伊斯兰宗教信仰为纽带的网络关系随着旅游的发展也在逐渐加强和拓展，主要体现在宗教学习、旅游交往和婚姻缔结上。 经济水平的提高为当地社区的宗教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本地学生到外地进修伊斯兰教，在学习的过程中拓展了宗教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维系并推动了本地宗教文化的发展。一个回辉村村民，他家中正盖起7层高楼，他说： 我们这个地方的回族与西安、甘肃、云南、宁夏、新疆等地的回族一直有往来，在宗教文化上有很多交流。 近十年，出国留学者逐渐增多。每年都有三四十个当地人到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学习，目前仍然在国外学习的有4-5人，出国归来的已达50多个。学成归来后一般在清真寺任教，致力于村内的宗教事业发展，而外出学习所创建的关系网络亦成为加强社区宗教教育事业的外援和动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地穆斯林来此经商或过冬，不同地域的穆斯林群体在此集聚，有效拓展了本地的宗教关系网络。 在某种意义上讲，婚姻是一个社会中深层的、直接的关系生产。回族在历史上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集中体现在其对通婚范围的明确限定上。他们一直实行严格的族内婚。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社会经济交往的增多及交往半径的扩大，回族人的婚姻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截至2004年，在回辉、回新两村中，与异族通婚的约有100对，通婚对象主要是本镇、本市的汉族和黎族。但通婚的前提是对方须转为伊斯兰教徒。同外地回族通婚的例子也随着外出学习机会的增加而逐渐增多，近十年来已经出现了4对跨国婚姻。一位来自辽宁的男性回族三轮车车主称，在网上认识了本村的一位村民，然后跟随她来到了村里，来此已经半年左右。可见，三亚回族社区的社会关系生产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网络时代”。宗教关系网络的不断加强维持了社区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大部分村民认为村里人的关系都跟以前差不多，也有村民指出： 以前抓鱼，大家相互之间不计较，互帮互助，现在都不是了，大家都只想着赚钱，顾自己的生活，没以前那么和谐了。 这种因现代化而出现的情感疏离，在别的地方也很常见。相对汉族社区而言，本地社区由于宗教文化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疏离感。可以说，在旅游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宗教文化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对维系当地的生活秩序和生产实践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与余论 旅游作为现代化的特殊路径，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起点推动了三亚回族社区的空间生产，具体体现为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从分离到融合的独特生产过程。社区以建筑景观、规划控制、文化符号为表征，在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三元互动过程中演绎着社区社会空间生产的具体内容。其表现为：建筑景观在快速的经济扩张下呈现一种乡村与都市的混合状态；政府政策的推动和规划的失灵是社区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宗教文化作为内生于社区的独特力量成为该社区主要的文化表征，也通过信仰的话语体系约束着社区的发展与生产。而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这些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体现的就是社区空间的持续生产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三亚回族社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路径
由该民族旅游社区的社会空间生产分析可见，旅游对民族社区的影响难以用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来作简单概括。旅游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生产变革，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时空压缩、人口流动和资本循环的进程，也促进了国家、地方的社会空间生产。而这种空间生产关系到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建筑景观等物质层面的变化，也有地方独特的空间秩序的重构，更有地方性文化的表征生产；同时它们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彼此，难以用正、负效应来简单决断；社会关系的不断生产与再生产才是其中内在的核心体现。更进一步来说，旅游只是现代性的方式之一，事实上，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地域范围，其社会空间都处于动态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只是由于长期关注时间维度而忽略了这一事实。空间生产理论带来的启示在于，旅游不是推动目的地社区改变的特殊因素，而是在推进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手段，推进地方可持续、良性发展才是最核心的要义。 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当然远不止此。作为对空间和现代性的本质思考，空间生产理论事实上深受了海德格尔日常生活论、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阶级斗争论及政治经济学思想、尼采历史观批判的影响，“空间是历史的产物，绝对空间是权力的基础，权力限定并构成空间”，(39)“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40)空间生产是充斥着各类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过程。(41)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对空间生产的政治性解读是该理论的两个最终核心指向，空间生产离不开资本逻辑，空间生产也要以政治性为基础。(42)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宗教文化作为地方性逻辑在社区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了强大力量。由此，对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空间生产之逻辑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合理运用地方性逻辑来协调政府权力话语的体制限制，以更好地调节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的影响，这将是今后有关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参见王子新、王玉成、邢慧斌：《旅游影响研究进展》，《旅游学刊》2005年第2期。 ②参见Smith V.L.,Host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p.10；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Ishii K.,“The Impact of Ethnic Tourism on Hill Tribes in Thailand,”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39,No.1,2012。 ③参见Wood R.,“Touristic Ethnicity:A Brief Itinerary,”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1,No.2,1998。 ④参见Henderson,J.,“Ethnic Heritage as a Tourist Attraction:The Peranakans of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Vol.9,No.1,2003; Li Yang,Geoffrey Wall,“Ethnic Tourism:A Framework and an Application,” Tourism Management,Vol.30,No.4,2009。 ⑤参见孙九霞：《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以海南三亚凤凰镇回族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⑥参见孙九霞、陈浩：《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关系的影响——以三亚回族为例》，《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 ⑦参见孙九霞、陈浩：《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以三亚回族为例》，《地理研究》2012年第4期。 ⑧参见凤凰镇政府提供的当地“2011年经济统计数据”及两村党支部书记的访谈材料。 ⑨参见宣正明：《海南回族》，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⑩“邦克”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召唤”，是提醒和召唤人们做礼拜的专用念词。 (11)参见Ross S.,Wall G.,“Evaluation Ecotourism:The Case of North Salawesi,Indonesia,”Tourism Management,Vol.20,No.6,1999。 (12)参见Van den Berghe,P.L.,“Tourism and the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9,No.2,1992；孙九霞：《节日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Crystal,E.,“Tourism in Toraja(Sulawesi,Indonesia),”in V.J.Smith,ed.,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pp.139-168; Deitch,L.I.,“The Impact of Tourism upon the Arts and Crafts of the Indians of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in V.J.Smith,ed.,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pp.223-236；吴晓：《乡村旅游语境中民间艺术的在场与形变———基于湘西德夯苗寨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潘秋玲、李文生：《我国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经济地理》2004年第3期。 (13)参见丹尼逊·纳什著、宗晓莲译：《旅游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50页。 (14)参见张晓萍、刘德鹏：《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研究述评》，《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15)参见孙九霞：《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基于不同旅游作用的案例分析》，《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6)参见丹尼逊·纳什著、宗晓莲译：《旅游人类学》，第30-50页。 (17)道科西(Doxey)于1975年提出，也称“刺激指数模型”。他认为，随着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演化，社区居民对待旅游发展和外来游客的态度会依次呈现融洽—冷漠—恼怒—对抗等不同阶段的变化。 (18)参见Ap,J.,“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ourism Impact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9,No.4,1992。 (19)参见刘星明：《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变迁与重构：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0)参见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1)参见[美]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页。 (22)参见杨有庆：《城市化与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空间转向”探析》，《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23)参见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 Ltd,1991,p.16。 (24)参见包亚明：《都市与文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25)参见司敏：《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社会》2004年第5期。 (26)参见李春敏：《近年来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研究综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7)参见张品：《空间生产理论研究述评》，《社科纵横》2012年第8期。 (28)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26. (29)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p.154-155. (30)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129. (31)参见庄友刚：《何谓空间生产?——关于空间生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32)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31. (33)回溯式前进辩证法，是以目前最发达的现实当作出发点，追溯自己过去的历史过程，再通过历史回归到现在，并照亮现在的分析方法。参见孙萌：《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城市艺术区发展和规划》，《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6期。 (34)(36)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33. (35)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p.38-39. (37)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31. (38)笔者调查时了解到，在水果零售业中，当时的确存在一些缺斤短两等欺骗顾客的情况，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就此进行整顿。 (39)Hen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The Production of Space,p.22. (40)包亚明：《都市与文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62页。 (41)参见方英：《论新马克思主义者列菲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批判》，《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42)例如，福柯、布迪厄和吉登斯等后现代社会学家均对空间生产中隐含的权力、资本逻辑等进行了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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