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经济战略定位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经济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转轨，国有经济的功能及其产业、区域分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依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大型国有企业再次向外扩张的势头[1]。因此，加大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力度仍然十分必要。由于国有企业持续的制度改革，使其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国家资本、国有经济在战略重组的安排下，已经集中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国家资本通过证券化部分地实现了形态的高级化；同时也由于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漏洞，国家资本和国有资产又面临着巨大的流失风险，这些都为进一步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创造了条件。那么，当前国有经济究竟应有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应当构建怎样的机制以发挥其功能呢？
一、政策和文献回顾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从宏观上改革国有经济的任务。并在讨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继续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1999年9月，党的第十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这次会议把应保留国有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明确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同时要求：“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以后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以上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和民航、航运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于石化下游产品经营、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应加大改革重组力度，引入非公经济和外资，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同时，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比重要降低，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带动力要增强。其中，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行业的中央企业要成为重要骨干企业和行业排头兵企业，国有资本在其中保持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承担行业共性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等重要任务的科研、设计型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控股。显然，这个《指导意见》秉承了中央一贯的精神，而且使以前的政策更具可操作性。
学术界关于我国国有经济战略定位的讨论略早于政府的政策，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从已有的文献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出发，从实证角度指出了国有经济应当具有的功能及其产业分布；另一类则从经济学理论出发，从规范的角度论证了我国国有经济的性质、功能及其产业定位。
刘国光[2]、董辅礽[3]、张卓元[4，5]、吴敬琏等[6]老一辈学者，针对当时国有经济“盘子”过大、过于分散造成的产能过剩和连年亏损的被动局面，指出国有经济需要从过于宽泛的竞争性行业适当退出，集中力量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是资源垄断性行业（如邮电、通信、原油开采）和提供最重要公共品的行业（如铁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同时也包含一些竞争性行业（如石化、钢铁、粮食和商品粮流通、金融、外贸、尖端技术等），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刘元春分析了我国作为后发的转轨国家，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被作为“技术移植、技术模仿、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主体。[7] 现在，我国进入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应当继续承担提供技术公共品的功能，这有利于克服“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利用国家与市场的各自优势实施“后赶超战略”。杨励则从国有经济的角色这一角度入手指出，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从普遍性配置角色逐步转变为特殊性配置角色。[8] 这种特殊配置角色，从本质上是国有经济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国有经济在于实现社会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其功能侧重综合发挥服务、引导、保证和调控性功能。国有经济应主要分布于自然垄断产业、公共事业领域、战略竞争性产业，以及一些特殊行业如战略资源开采、军工、造币等。
剧锦文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在于“诱致”市场的产生；[9] 居维纲认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其特有的、难以为非公有企业替代的功能，包括：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功能、政府调控经济的功能、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保障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功能；[10] 沈志渔、罗仲伟等概括性地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应具有四方面的功能：安全与稳定功能；调控与引导功能；支撑与服务功能以及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功能等等。[11]
从以上政策和文献回顾可见，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偏好是一贯和明确的。尽管从实证出发的学者们指望国有经济发挥更大和更多的功能，而从规范出发的学者更倾向于国有经济仅承担“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但对我国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分歧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综合起来，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国有经济应当从广大的竞争性产业领域收缩或退出，而进入外部性较强的领域，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国有经济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工具，要重点对战略资源、战略产业和战略技术实施控制。
我们也发现，这些文献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有所忽视：其一，从实证出发的学者具体地指出了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但并不系统，而从规范出发的学者则过于抽象；其二，国有经济的战略定位及其实施机制；其三，国有经济对特定产业的控制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等。针对这些问题，应从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将其放在转轨这一大背景下，更系统地探讨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问题。
二、国有经济的功能及其战略定位
依据政府的政策偏好和学术界的观点，这里将首先讨论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及其产业和区域分布的特点。
（一）实施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工具
根据一些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国有经济在发展本国经济过程中，都曾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首先作为国家实施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在发展本国经济、建立民族产业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新中国诞生初期，发展国有经济，强化国家资本的控制具有客观必然性。首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低下，而且还处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包围之中。依靠发达国家来发展经济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即使能够依赖发达国家的支持，那也会使我国经济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其次，尽管当时私营经济所占比重较高，但其实力有限，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依靠私营经济摆脱我国经济落后的困境。再则，同一些后发国家一样，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法律不健全，市场体系、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既不发达也不完善，资本积累能力低，缺乏大量合格的企业家等多方面内外部条件，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很不现实。最后，在一些投资规模大，涉及较为复杂的技术，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市场失灵”领域，完全依靠本国私人资本似乎难以奏效。这些领域就需要依赖国家资本的投入，建立最为基本的产业发展基础。因此，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就成为那时必然的战略选择。
多数人都同意，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控制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国有经济仍具有存在的必要，它将会对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本文认为，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战略性高科技的研发与推广
在人类社会步入新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与竞争能力。信息技术、新能源、宇航空间技术、新材料、海洋与生物技术等科技研发领域的成果对于一个国家竞争力将发生根本性影响。但是在这些领域中，某些研发活动的资本投入规模之大、风险之高、回收周期之长、涉及方面之广又是绝大多数的非国有企业、民间资本所无法承受的，这就需要依托国家资本的力量来组织科学技术的研发活动。所以很多市场经济国家更多地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建立和发展高科技行业。比如，美国航天局、欧洲宇航局、空中客车公司等等，都是由国家资本控制的。我国的航天、核技术同样在国家资本的推动下，取得了快速发展。
2.战略性产业的控制
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战略性产业具有体现国家工业化水平、产业高度关联、对于整个经济增长带动系数大的特点。一国的战略产业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变化。无论历史还是理论都证明了，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国家资本对这些战略产业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但这里必须强调，绝不能将以前确立的战略产业视为永恒的战略产业，国家资本控制的仅仅是当前处于战略地位的产业。对于已经失去战略意义的产业，国家资本则要主动退出。否则，就会影响这些产业的竞争效率。
3.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与获取
土地、石油、铁矿、稀有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如煤炭、森林等战略性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开发战略性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战略性资源往往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资本直接控制战略性资源，可以在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更有效和更直接地体现国家意志。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在战略性资源产业中均占有相当比例。以石油为例，除美、英、法等国家外，多数国家采取国家石油公司的形式，特别是在全球能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国家资本对石油这样的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更具紧迫性。
（二）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有经济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政策工具，尽管西方很多国家也通过举办国有企业解决就业问题，接收一些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例如，法国政府曾于1978年动用巨款拯救两家最大的钢铁公司（Usinor和Salilor），雷诺公司则买下了经营不善的雪铁龙公司属下的一家卡车厂。1977年瑞典整合了所有亏损的钢铁企业，成立了瑞典钢铁公司。1971年意大利成立工业管理和控股公司来专门救助濒临破产的私人公司，到1982年底，这家公司一共拯救了113家企业，涉及人员62948人，还使一些公司新增了8000多个就业岗位。此外，国家资本的扩张与收缩可以起到反周期政策工具的效果。1970～1972年的意大利正处于经济衰退期，工业部门的私人投资者在这个时候不敢轻易出手投资，扩大生产，这时两家最大的国有控股公司伊里公司和埃尼公司却大幅度增加投资额，在3年中增长幅度分别达到42.4％、33.7％和16.8％，此举具有较为明显的反周期作用。
在我国，国有经济依然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它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完全可以成为像财政和货币政策那样的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事实上，正是由于国有经济所具有的政策意义，我国正在形成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政府通过财政、货币以及国有经济等政策工具，来调控市场，市场再通过价格等机制引导其他企业的运行，以实现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模式中，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但不应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否则，国有企业就会利用政府的力量形成各种形式的市场垄断，并为自己谋福利，从而使这个模式最终陷于失灵。我们可用图1描述这一模式内部的基本关系：
图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三）产业升级、区域经济调整的手段
国有经济不仅在国民经济的总体上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于解决产业结构的升级、区域经济调整等中观问题，同样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1.国有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具有自身演进的规律，它总会不断地自我累积和完善，也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方向延伸。史实充分证明，政府在产业演进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其所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在这方面，我国的例子十分典型。我们再以日本和韩国的钢铁工业为例，日本正是由于官营的八幡制铁所的建立，使得日本钢铁工业从无到有，带动了整个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同样，由韩国国家投资的浦项制铁建立后，使得韩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重要的钢铁生产国，韩国从此开始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化。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资本作为一种“诱致性”资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发展水平低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但有限的私人资本积累能力，不足以对产业整体发生根本性影响，唯一的可能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借助国家资本创造市场，初步形成产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然，必须指出，国家资本或国有经济在参与产业结构调整时，其功能应仅限于诱致市场的产生，一旦市场诞生并达到一定规模，国有经济就应当主动退出，再进入需要“诱致”的其他领域，而绝不能长期滞留于这些产业中。正是由于现实中国有经济在发挥产业调整作用时过长、过多地介入到产业内部，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国有企业过多地干预资源配置，扭曲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价格，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经济竞争力的下降。这一抱怨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正是国有经济实施战略重组需要力图避免的。
2.国有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理论指出，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能够作为区域经济调整的政策工具，主要方式有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举办国有企业[12]。
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国家资本、国有经济经常充当着积极角色。由于私人投资的区域选择取决于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落后地区往往难以吸引到私人资本。而国家资本投资于这些地区的公共领域，如基础设施方面的港口、机场、城市供水、煤气、供电、城市公共交通、环保设施、公共文化事业等等，以改善落后地区的“硬”条件，就能吸引更多私人资本的进入。例如，意大利原本南北地区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意大利中央政府将投资总额的40％投向欠发达地区，政府还规定，国家参与制企业必须将工业投资的40％，和新建企业投资的60％，投向欠发达地区，以后又将企业投向南方的投资比重提高到60％和80％。1971年，在意大利南方的工业总额中，国有参股企业占到45％，重要的大型工业企业如钢铁、炼油厂等几乎都是国家建立的国有企业。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意大利成功地缩小了南北方的差距。日本1980年公共投资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为9％，而北海道达17.1％，高于东北地区（14.7％）、四国地区（12.6％）、北陆地区（12.4％）和九州地区（12％）。[12]532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举办公共工程等办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来工业的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巴西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如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的投资，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13]161
我国的例子更加典型。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国家通过“三线”建设，在我国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三线”地区，投资兴建了大批企业，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于1998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公共工程、扩大国有企业的投资，使广大西部地区的经济有了巨大改观。从2000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新开工建设60项重点工程，政府累计总投资约8500亿元。国家投资的重点集中在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巨大投资，大大地拉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据统计，近年来，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2000年到2004年间，西部民族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近21.7％，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3826亿元，比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的总和还高出5000多亿元。民族地区对外贸易于2004年突破200亿美元大关，达到209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1.75倍。西部的支柱产业、特色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新疆的棉花、石油、天然气，内蒙古的羊毛、煤炭，广西的糖业，云南、贵州的烤烟，均成为我国重要生产基地。2004年，西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达到780多亿元，比1999年增长12倍多。
当然，本文认为，国家资本、国有经济对区域经济的调整仅在于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而绝不应该成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参与主体，否则，从长期而言，这些地区的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反而不利于这些地区的长期发展。
（四）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其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与所在国的企业展开生死之争。它们通常会采取各种手段，打败后发国家的所有企业。这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十分现实和残酷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对这些跨国巨头加以制衡的话，后发国家的民族产业，乃至国家的战略产业将无以生存。而这个制度装置就是国有企业，即在经济开放的前提下，通过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领域保持一定的国有经济，以确保国家经济、民族产业的安全。当然，如果我们的民营经济得以发展，民营企业壮大起来，并能够与大型跨国企业展开竞争，国有经济也就用不着承担国家经济安全的使命了。
（五）体现民众利益和政府意志的载体
国有经济除了在广泛的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外，还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维持政治制度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1.国有经济的社会功能
长期以来，国有经济主要被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来对待。但从本质上说，国家资本更应体现全社会的利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14] 因此，它在社会层面发挥作用更为合适。
第一，国有企业是政府推行各项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手段。国有经济以服务于社会为己任，国有企业就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标，而必须承担一定的非商业目标，要更注重社会责任。这几乎是世界各国国有部门的共性。以新西兰1986年制定的《国有企业法》为例，它规定了国有部门应主要实现的三个目标：一是在利润和效率方面可以与私营部门企业相比较；二是做一个“好雇主”；三是关注当地社区的需求和利益，表现出社会责任感。可见，新西兰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国有部门应承担的社会职责。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情况下，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要求国有部门更加重视社会效益。
第二，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掌握关键性生活资料，应付各种紧急状态，实施危机管理的必要工具。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政府十分重要的职能，它已远远超越了经济方面的职能，涉及政治、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中外的经验表明，关系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业需要保持一定的国有经济。众所周知，粮食、成品油、自来水、天然气、电力等大众必需品，消费弹性比较低，如果这些部门完全由非国有经济来经营，那么一旦社会出现紧急状态，这些企业很可能会因牟取高额利润，而置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有关法律、法令于不顾，社会利益就会遭受巨大损失。因此，由国有部门代表国家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和生活资料，应付各种紧急事态就是非常必要的。在出现各种突发事件时，国家不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征集各种资源，而且可以依据所有者的身份直接调用各种资源，从而大大提高政府处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效率和效能。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正处于全面转轨过程中，政府面对市场经济的行政经验、社会管理能力、经济管制能力、经济动员能力等都在逐步形成，国家法治也不够健全和得力，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公共道德意识也比较淡薄。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定的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也是有必要的。但本文强调，政府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以杜绝政府的过度进入。
2.国有经济的政治性功能
国有经济除了经济和社会的功能外，它们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功能，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许多文化传播媒体产业是由政府掌控的。这是因为新闻媒体产业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特征，必须受到政府的监管，并在必要时由政府直接控制。在美国，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就是由国家经营的。本文认为，文化传媒业也可细分为政治性强和经济性弱、公共性强和公共性弱等不同类型，而国家资本控制的仅应是那些政治性、公共性较强的部分。
三、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现实条件
从现实来看，进一步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条件已日渐成熟。
（一）国有企业的日益市场化
经过近30年的不断改革，国有企业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已经更贴近市场规则及商法的要求。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03年，在净资产占全部国有企业66.9％的2903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中，约有1464家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改制面达50.4％；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5％以上，其中县级已基本完成改制，地级市改制达80％～90％。在东部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国有企业基本上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了。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股权多元化的以“新三会”为主体的新型治理结构[15]，这就为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提供了体制上的便利。
（二）国家资本的证券化
新型的国有企业不仅适应了市场规则，更重要的是，国家资本的证券化也已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规范的资本市场诞生以来，一大批被改造成国有控股的公司陆续进入资本市场。截至2005年，13年间我国境内的上市公司年均增长为31％，到2005年6月30日，国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达899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为65.2％。发行的非流通股为4694亿股，其中国家及国有法人股为3474亿股，占非流通股的74％。[16] 所以，一部分国家资本借助资本市场初步实现了由实物形态向证券形态的高级化转变。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采取具体措施推进国企重组，包括积极支持整体资产或主营业务资产优良的企业实现整体上市；积极鼓励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等。本文认为，这个思路符合国有企业、国家资本向高级化转变的基本趋向。通过资本的证券化，增强了国家资本的流通性和变现能力，为政府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三）国有资产面临巨大的流失风险
由于现行国有产权的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着多极委托代理链条、国有产权所有者“虚置”等重大制度缺陷，以及由此造成的国有企业的决策低效，甚至企业内部存在着严重腐败现象，国有资产存在巨大的流失风险。大量研究证实，由于国有企业中存在频繁的决策失误、自然磨损，特别是管理腐败，国企改制过程中对国有资产的大肆盗用，利用国家给予的某些经营特权通过垄断获取高额利润，这些企业或部门通过发放高额工资、福利的方式，直接将本属于国家的财富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收入私囊。这一个个利益集团的势力日渐壮大，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其结果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这些腐败使得国有资产和国家资本时刻处于巨大的流失风险之中，并助长了社会的分配不公。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必须加大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否则，我们并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种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本文认为，只有使国有企业中的各项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当然，企业也会在这个产权关系变革的过程中逐步向非国有蜕变，这难道不正是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基本过程吗？
综上所述，在经济转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确立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是十分重大的事情，需要有兼顾长远的观点和缜密周全的考虑。本文认为，国有经济的战略定位及其产业与区域分布是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而确定的，即国有经济存在的理由旨在服从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长远看，国有经济终归要回到仅仅作为“诱致性”资本、弥补市场失灵的基本功能上来；经过改革和重组的国有经济，以及壮大起来的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进一步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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