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因素及其贡献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旅游论文,贡献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旅游业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已跃居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亚洲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2010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1.57万亿元(占当国内生产总值的3.94%)；旅游外汇收入42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5739万人次；旅游直接就业达1350万人，旅游消费对社会消费的贡献超过10%。①中国旅游业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进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奇迹”。这种超高速的旅游发展动力来自何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对于世界各国旅游研究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迄今为止，除了主流经济学者们就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开展整体性研究外，对于具有鲜明特殊性的中国旅游业的增长因素或动力的分析却乏人问津。相比中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旅游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无疑是远远滞后的。并且，主流经济学者们的研究只是提供了可资认识中国旅游经济问题的思路和学术基础，属于一种“普遍性”知识，直接用于指导旅游业发展显然是一种“近似”推断的方法。如果要更为深入而清晰地认知中国旅游经济增长问题并用于指导未来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则必须进行更为确切的“个性化”分析，以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状况。
一、经济增长诸因素：从古典经济学到制度学派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物质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外生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技术内生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和以制度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理论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中心，认为生产性劳动所占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1]。1929-1931年大危机之后不久，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分别以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中加入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2]。其主要思想是：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可通过提高投资(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在仔细研究哈—多模型之后，放松了模型中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有两个：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索洛将其定义为技术进步)。即使人均资本率不变，外生的技术进步仍会使人均收入增加。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充分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了“内生技术变革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因此，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在当代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投资于研究和开发工作以及人力资本来推动技术进步，获得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新增长理论虽然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并且也认为制度安排和技术进步在长期中是互动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因素。不过，新增长理论对制度进行内生化处理及经验性研究显然是不成熟的。制度学派将产业组织、制度等要素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进行分析，对经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与众不同的阐释。制度学派认为，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环境休戚相关，制度甚至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3]。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化，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变迁，从早期依靠人口、土地等资源禀赋，到强调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而后发展到将知识、人力资本和市场机制、民主等制度等逐步内生化。关于这些理论成果在中国领域内的实证检验，不同机构或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大差异。目前基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取得的，即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仍是“投资推动”[4-6]。但近年来，更重要的贡献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7-8]。
二、旅游经济增长依赖的特殊因素及其特殊性
综上，推动旅游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有：生产要素的投入、知识的增长及应用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与此同时，制度对它们均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旅游业而言，其发展还直接依赖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图1列出了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图1 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其一，旅游资源(或称旅游吸引物)丰裕度。旅游资源禀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程度。旅游资源越丰富，市场需求越大；旅游资源品位越高，潜在客源市场越大。世界上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如西班牙、希腊、加勒比海岸等国的旅游发展都依托于其丰富、优质的旅游资源。虽然经济增长理论至今仍缺乏对自然资本应有的关注和研究，但对旅游资源禀赋的贡献分析应当成为旅游经济增长分析的题中之议。
其二，可进入性。旅游产业与一般资源产业以及传统工业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旅游资源以及依附于其发展起来的旅游消费品具有空间固定性。在旅游中，流动的是人(旅游者)而不是商品。因此，地理区位和可进入性对于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9-10]。
其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需求而言，旅游是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对较高层次的文化、精神与物质体验的追求活动，其需求收入弹性较高。这个特性决定了旅游需求的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供给而言，发展旅游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只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才具备较大规模的投资能力。因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业的发展程度具有制约关系。世界上前十位目的地国家或地区中，除中国外，其余都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地区)。
其四，目的地价格水平。旅游需求具有较大的价格弹性[11]。在同类同质目的地中，价格水平越低，越具有竞争力；反之，则相反。这一特点与所有贸易品都相同。但不同的是，世界各地的旅游资源(吸引物)总是千差万别的，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价格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目的地资源垄断性或吸引力强弱的体现，目的地价格水平的高低对于旅游发展的影响又是不确定的，因而有必要专门提出予以探讨。
其五，环境氛围。清洁的空气、洁净而不必奢华的街道、优美的建筑物本身就可以成为吸引物。许多旅游者，特别是休闲度假者都是整体环境氛围的追求者[12]。有学者甚至将环境作为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13]。
以上诸多旅游业赖以发展的特殊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领域得不到体现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在国内外旅游经济研究领域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于旅游对目的地经济的影响而忽视了对旅游经济增长本身的研究。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检索到的3篇研究文献[14-16]，基本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要素投入分析，不仅对人力资本、制度等增长因素欠缺应有的关注，而且完全忽视了上述推动旅游发展的特殊因素。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展为基础，使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各地区)的历史面板数据，结合旅游业经济特性，寻找和分析各种增长因素在中国旅游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不仅考虑了传统生产要素，而且对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也给予了充分关注，更加重要的是紧密结合了旅游业的经济特性，对旅游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专门化”的研究。
三、实证分析的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研究参照跨国增长研究的常用方法，将计量模型建立在巴罗和萨拉义—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所提出的条件收敛的假设之上[17]。根据条件收敛假设，在控制了所有其他变量之后，人均收入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高于人均收入较高国家的增长率，从而，计量模型服从以下的一般形式：
(1)投入要素：包括资本(KT)、劳动力(LT)和旅游资源(RA)。分别用旅游业资本形成率(当年旅游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旅游从业人员占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A级以上景区(加权)数量(见公式2)表示。
(2)技术进步(RD)：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率反映。
(3)人力资本(HR)：用各地区(每10万6岁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数反映，用以控制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4)制度因素(INT)：制度质量的评判是个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指标能够做到完全精确。可以基本假定，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外开放度和经济活动的透明度更高，从而具有更优的制度质量。研究引入樊纲等(2010)编制的“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18]用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制度质量，具体使用1997-2007年各省区市场化总指数得分的平均数。
(5)可进入性(ACS)：采用的是封志明等(2009)运用GIS技术，使用公路密度、铁路密度与公路距离等8个指标构建的中国各省交通通达度研究成果[19]。
(6)资源禀赋(RA)：用各省区A级以上景区加权数量表示。定义如下：
(7)价格水平(CPI)：用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1995=100。
(8)环境质量(ENV)：用环境保护投资指数反映，指当年各省区环境保护投资(含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环设管理与污染防治科技投入)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为1995-2008年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最终的面板数据包括31个截面单位和14年(重庆市、四川省为12年)的时间序列。除上文专门说明数据来源的变量外，其余数据来源于1996-2009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中国旅游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在样本数据的时间选择方面，在1995年以前我国各地均缺乏国内旅游统计资料；到目前为止，个别地区尚未给出2009年的统计数据，只能就现有可得数据展开分析。以14年的时间跨度检验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轨迹应该是充分的。另外，研究选择各地区游客人数环比增长率作为衡量旅游经济增长的绩效指标，主要是为了剔除由于地区大小、人口规模以及价格水平造成的偏差。考虑到资本、劳动力、研发经费等投入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总量因素的约束，不适合作为地区间横向比较的指标。因此，回归方程中的投入变量均取相对值。最后，回归过程中对自变量和因变量都采用了对数形式。这一方面可以克服回归方程中异方差问题，减少异常点及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另一方面，回归方程的系数可以反映因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自变量的弹性。
四、研究结果及讨论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变迁，其演进过程是逐步放松约束条件，逐渐将技术、知识、人力资本、制度等变量添加进入经济增长模型，并成为其重要的解释变量。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参照这一思路，通过逐渐添加变量的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进行分析。
(一)总体分析
研究使用Eviews5.0软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检验了上述各因素与中国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了避免多重高度共线性，在加入所有这些变量后，首先对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了计算，VIF=3.38，小于10，表明数据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另外，为了控制横截面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所有估计的标准差和相应的t检验都采取了White显著一致性异方差调整。表1给出了对应的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
由表1可见，旅游经济增长率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旅游资源禀赋、技术进步速度、人力资本高低、价格水平以及地方环境质量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地方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旅游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这与研究采纳的新古典条件收敛假设是吻合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旅游业尚未得到全国各地的普遍重视，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也是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由于存量意义上的游客数量较少，即便是拥有与发达地区相同的增量，这些不发达地区也会显现为具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各地旅游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是一致的，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也不受任何限制，在国家倾斜性的优惠政策推动下，落后地区往往具备一种赶超效应(Catching-Up)，获得比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
丰裕的旅游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而丰裕的旅游资源可为目的地旅游经济的起飞提供很好的支持。旅游资源的回归系数为正，是对资源禀赋与旅游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的直接证实。劳动与资本数量增长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还可作为技术进步的先期投入，带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两者与旅游经济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本文中也得到了验证。此外，技术进步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得到了支持。用于研发的投资越多，旅游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从长期看，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培育并积累一定存量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但表1中(6)至(10)列的结果却显示，人力资本水平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逆向变化关系非常显著。为确证这一结果，本文再次将各地旅游经济增长水平与上述各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值为-0.271，而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验证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而非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就业领域仍然以低技能或无技能为主，企业投资于员工培训或个人接受教育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并不高，因而企业和个人都缺乏接受教育的激励。正是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培育被轻视了，旅游发展不仅不能推动内生技术进步反而会阻碍创新和知识生产。长此以往，旅游发达地区很可能会因为教育支出不足和人力资本匮乏，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这种机会成本或“挤出效应”是我国和各地区在过去的旅游发展中被完全忽略的问题，今后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毕竟，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发展旅游可推动本地非贸易品价格上涨。这是目的地直接获取旅游收益的主要来源[20]。本研究也证实，价格水平的确是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正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价格水平往往是目的地旅游资源禀赋高低的一种市场反映。价格水平越高，意味着当地旅游资源品位较高，市场吸引力较强，因而旅游业较为兴旺。如张家界、丽江等地的价格水平都高于各自省内的其他地区。另一方面，就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而言，目的地主要通过非贸易品“出口(境)”获得旅游收益。价格水平越高，收益越大，政府和私人部门都有更高的热情和更强烈的动力发展旅游。特别是对于国内投资者，由于在一国之内不存在汇率问题，货币购买力是相同的，地方价格水平越高，相对而言投资回报率越高，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偏高的价格水平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却是不利的。联系前文旅游增长与人力资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以推断，发展旅游的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就是可能损害当地制造业的竞争力或者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即带来“去工业化”的问题。世界旅游发达国家西班牙、希腊等在经历长期的旅游繁荣之后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种种问题。事实上，从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上海、北京和广东，虽然旅游经济总量均高居国内前列，但其旅游业占GDP比重逐年呈下降趋势，如上海旅游业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20%下降到2009年的10%左右；广东省由11.3%下降到5.7%。两省市的旅游业平均增长速度在全国也处于末两位。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发展旅游，旅游业也不是越发达越好。对于没有机会发展其他产业的地方，旅游业是首选，但应当注重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利用旅游带来的人流、资金流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也应当保持适度规模。
制度因素是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高效的行政体系、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制度特征是实现良好的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我国经济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是推动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但本文分析表明，制度质量与地方旅游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究其原因，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即所谓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由于企业的进入、退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客源市场需求也受政府促销力度的影响。因此，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场化程度、地区开放程度的影响，制度变量对于旅游经济增长不具有影响力。
可进入性是影响旅游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但与一般常识相悖的是，可进入性与地方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回归方程系数未能通过25%的显著性检验。为了对这一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改用“自然区位便利度指数”②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可进入性与旅游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确不存在明显的关系，其负相关关系非常微弱。为了进一步剖析这种负相关关系形成原因，将31个省区按照通达度③高低进行降序排列后分为三组，高水平组、一般组和低水平组，再次分别对各省区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达度进行回归(见表3)。结果表明，通达度较高的省区，其旅游增长与可进入性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通达度较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中就包括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东、山东等地，其客源市场总量基础较大，从而表现为较低的增幅。另一方面，较高的通达度可能会使目的地在区域旅游市场中更多地扮演通道角色，成为游客的过境地。如云南昆明在1997年昆明—丽江、昆明-版纳通航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成为游客过境地的问题。通达度最低的11省区，除福建外，都位于中国的西部。通达度越差，往往意味着旅游发展的历史水平越低，其旅游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表现为较高水平，因而旅游发展速度与可进入性之间呈现为弱负相关关系。只有对于旅游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可进入性与其旅游增长速度之间才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可进入性因素对于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目的地旅游业发展阶段，以及目的地在区域交通网络中的相对节点位置进行具体分析。
(二)贡献度分析
通过对众多因素的考察发现，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进步、价格水平和环境质量对于我国旅游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影响；制度质量、可进入性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不明显；人力资本于旅游经济增长具有反向变化关系。参照帕勃拉奇思和格拉夫(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对美国经济收敛性分析的方法[21]，将表1的回归结果与表2的结果结合起来，可以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贡献度进行分析，见表4。在表4中，第(1)列是排除了制度因素和可进入性因素后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系数值，即表1中第(11)列。可以看出，在排除了这两个因素后所获得的回归方程仍然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对各项参数值没有什么影响。第(2)列来自表2中各变量与因变量单独进行回归的相应系数，相应两列系数相乘就可以计算出各种因素对旅游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即表4第(3)列。第(4)列则是各种因素的影响占总影响力的比重，即贡献度。由于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各因素对于增长的贡献，因此略去了与增长具有负向关系的人力资本变量。
如表4所示，推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化，其贡献度高达93.4%，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收入效应。即通过发展旅游可以将原本不具有价值或市场价格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等非贸易品转化为可贸易品从而获得收入流。这种价格的上涨如同温和的通货膨胀，不仅会给地方政府和居民带来收入效应，刺激发展旅游的热情，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利润、增加就业和扩大再生产。
在不考虑外部的价格变化的情况下，仅就旅游发展的内部动因而言(即表4中第(5)和(6)列)，资本投入对于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占总贡献度的39.8%。这说明，我国旅游经济增长仍然表现为投资驱动型，符合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特征。如果考虑到与旅游相关的更广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投入，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更大。其余因素按贡献度排列依次是旅游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环境质量和技术进步，分别占30.5%、25.3%、2.6%和1.7%。其中，技术进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要素投入(资源、资本与劳动)贡献度总计达95%以上。说明当前中国旅游业表现为要素驱动型增长，即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通过追求技术进步来获得增长的。
五、研究结论
对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前沿课题，产生了大量理论和计量模型。但国内的研究还是着重于分析传统投入要素，对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给予的关注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1995-2008年14年来各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绩效与影响其增长的诸多因素的回归分析发现：除了传统的投入要素外，技术进步、价格水平和环境质量对于旅游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作用下，各地的旅游发展绩效与其制度质量无关；可进入性对于旅游发展的影响是与目的地旅游业发展阶段，以及目的地在区域交通网络中的相对节点位置密切相关，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加以分析。由于良好的环境对旅游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各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还需要重视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还表明，我国旅游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通过追求技术进步来获得的，表现为典型的要素驱动型增长。目的地物价水平的温和上涨带来的收入效应是激发旅游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由于旅游发展可能会降低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投资需求，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也会对制造业带来不利影响，旅游业的长期繁荣也可能会给目的地带来“去工业化”的负面效应。
因此，本文对中国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发展旅游是把双刃剑。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正致力于发展旅游，希冀通过将资源转化为可贸易产品以获取资本。从现阶段来看，这些资源性旅游产品的生产还处于“红利收获期”，还可以为一些资源丰裕的地区提供暂时性的发展机遇。但应当注重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利用旅游带来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推动技术进步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果处理不好旅游发展与其他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培育之间的关系，旅游发展同样有可能面临“资源的诅咒”，产生“荷兰病”效应，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1-01/18/content_1787169.htm.
②中国城市绩效管理研究会，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7)，以地区区位度指数用各省省会城市区位度指数代表，取历年均值用于计算。
③中科院地理所封志明老师和刘东博士生为本研究提供了关于各省交通道达度的详细资料。特此致谢！
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旅游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