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乡村治理视域下乡贤文化的 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高 德
摘 要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也处于深水区，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乡村治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乡村治理面临着乡村人才的空心化、经济增长放缓化和精神文明的式微化等一系列现实困境。乡贤文化作为我国古代维护乡村稳定的安全阀和晴雨表，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不断历久弥新，在21世纪仍然生机勃勃，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价值。在弘扬乡贤文化时代价值的同时，我国也要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构建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实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关键词 乡村治理；乡贤文化；时代价值；实现路径
一、乡村治理与乡贤文化概述
(一)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乡村治理就是“两委”(即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民以及第三部门等多个主体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乡规民约对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安全、卫生等一系列客体进行组织与管理的行为。乡村治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两委”和村民的参与，还需要乡贤的参与，多主体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实现乡村的善治。随着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治理出现一系列问题，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乡村治理面临着乡村人才的空心化、经济增长放缓化和精神文明式微化等一系列现实困境。
1.乡村人才的空心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乡村在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导致乡村人才大量涌入城市。近两年，随着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以及高校扩展政策的延伸，乡村人口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乡村人才严重流失，乡村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瓶颈，留守人员的年龄普遍较大、文化素质水平低、管理能力差，导致乡村治理的主体弱化[1]。
2.经济增长的放缓化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放缓受到历史和现实双重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历史方面，由于我国乡村产业化单一，未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模式，且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牺牲农业的发展换取工业的快速发展，造成我国农业长期积贫积弱。其次，在现实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下行压力增大，我国农村经济也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由于面临的环境和形势更加复杂，农村发展的各种问题逐渐显现，它们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3.精神文明的式微化
然而，在当前的数学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因为数形结合的教学意识不强、疏于对数形结合教学技能的练习，无法在教学过程中准确、规范、清晰、高效的绘制出便于学生理解与记忆的图形。很多教师仍然沿用过去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教学方法，学生的积极性在复杂繁重又提高不明显的数学学习过程中时常受到打击，教育教学的水平成绩始终得不到长足发展和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乡贤文化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与作用。新乡贤主要是指那些有知识、有能力、有品德，并且愿意为家乡作出贡献的人士。这类人主要包括退休的优秀干部、有才华的专家学者、有经济影响力的企业家、道德模范人物、其他人员，比如有影响力的华人华侨、公益性组织的负责人等。新乡贤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贡献者和教育者，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拥护社会主义者[3-4]。
(二)乡贤与新乡贤
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人，当前乡村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缺乏投资人和领路人，乡贤作为乡村的本土人才，了解家乡的实际情况，是村民的榜样，具有天然的优势。乡贤文化产生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深深植根于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炎黄子孙在远离家乡、年迈之时都会产生浓浓的乡愁，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怀。乡贤文化作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会呼唤远离家乡的人重新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而促使成功人士回归故里。新乡贤回到家乡后，因为拥有知识、能力或者资金，对于乡村的发展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可以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新乡贤为家乡发展献言献策，建设家乡，不仅增强了乡贤人才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5-6]。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村民传统的精神文明基础开始动摇，再加上外来文明的冲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停留在理论层次，并没有植根于村民的精神文化之中，导致他们精神文化断层。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打麻将、看电视、玩手机等占据了村民大部分的闲暇时间，所以，只有从思想方面转变村民的观念，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2]。
李志勇想起昨天那赶他出的经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万一被认了出来，岂不认为我无理取闹？他定了定心，继续坚持道: “你们经理说了不算，叫你们老板来!”
二、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破解乡村发展的人才瓶颈
由于我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因此导致中央权力无法很好地对基层进行管理，但同时小农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所以乡村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时，乡贤应运而生。我国传统的乡贤主要是指有品德、有才学、有威望的同乡人。乡贤不仅受到村民的敬重，还受到古代统治者的肯定，为其修缮了很多纪念碑和庙宇。这些乡贤承担了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兴修水利、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秩序等责任，对于古代乡村治理起着重要作用。
毛先舒从“含蓄为正”出发，在《竟陵诗解驳议》中批评钟惺“指义浅率，展卷即通”，不满“竟陵派”的“高谈性灵”“一往欲尽”，在评价杜甫的诗句“文章有神交有道”时显出不满，毛先舒批评道：“虽云深老，且起有势，却是露句，宋人宗此等失足耳。”而在《诗辩坻》第三卷中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著粉泽，自有腴姿，而缠绵蕴藉，一意萦纡，调法出没，令人不测，殆化工之笔哉！”
(二)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乡村地区政治文明的发展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村民需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复杂化、价值取向多样化，乡村治理仅仅依靠两委是远远不够的，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参与积极性不高，而新乡贤可以作为独立的力量成为乡村治理的一部分，这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新乡贤可以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政治优势或威望优势，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新乡贤可以作为乡村治理的监督者，作为第三方力量，独立于“两委”之外，他们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能够对两委进行监督和制约，是乡村治理主体的重要补充。
(三)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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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一般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质，又吸收了现代文明的先进理念，使得乡贤文化能够不断创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外来文化的冲击使村民不再信奉一些传统文化，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扭曲，精神文化生活单一，拜金主义盛行，而乡贤文化通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对于村民的精神有着很强的引领作用，通过大力宣传乡贤文化，凝聚向善的力量，引领村民的精神文明。乡贤也可以利用自己在村民中的影响力，维护社会秩序，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教化乡民。此外，乡贤作为“两委”与村民的桥梁，可以化解政府与村民的误会和矛盾，实现乡村和谐。
三、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时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一)建立人才回流的长效机制
首先，政府要建立新乡贤网络信息库。新乡贤作为社会的宝贵财富，分为“已回归”和“未回归”两种形式，政府要收集新乡贤的相关信息，比如他们具备的优势和特长，并且要及时更新。同时，要利用网络平台及时发送乡村的有关信息，让他们了解乡村的发展现状，还可以定期举办各种乡贤联谊活动，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其次，政府要建立生活保障机制。由于我国城乡户籍制度还未完全放开，新乡贤长期在城市打拼，回到家乡后，面临着没有生活来源，有的没有房子可住，还有医疗保险等一系列问题，这时，政府需进行必要的政策倾斜，给予其生活保障，解决住房、医疗等基本生活问题。最后，政府要建立表彰机制。对于一些对乡村作出贡献的乡贤人士要定期开展评选表彰活动，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增强其荣誉感。
(二)明确乡村治理多元化主体的定位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在实现多元化的同时，必须明确主体定位和职能分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之一的两委主要是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由于主体的知识水平、认知程度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两者职能发生错位，甚至出现一个人同时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乡贤作为独立于两者的第三方力量，必须明确自身定位，实现多个主体协同治理。乡贤作为两委和村民的中介，要发挥乡贤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两委要鼓励、支持、引导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村民要破除对乡贤的误解，支持乡贤的工作，因此，准确识别各个主体的角色定位，各司其职，对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7]。
(三)实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方式
首先，政府要挖掘乡规民约在当代法治社会的价值。乡规民约作为我国古代实行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村民之间自愿订立、约束村民行为的不成文规定。在当代，政府要继续挖掘其实用价值，教化民众。其次，政府要利用乡贤对村民进行法治化教育，积极在农村普及法治教育，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乡贤作为长期在外的成功人士，有的是法律专业人士，一方面他们可以对村民进行法治化教育，使村民认识到法律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识维护群众利益。最后，实现村规民约与法律精神有机结合。村规民约是以道德为约束，它还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不断地发展完善，这样实行起来才会更有说服力和执行力[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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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中国要实现乡村振兴，就一定离不开乡村治理。乡村治理需要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发挥传统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传统的乡贤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组织架构相结合。乡贤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已经渗透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当代乡村治理具有独特的启示价值启示。
参考文献
[1][8]刘淑兰.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理论月刊，2016，(2)：78-83.
[2][5][10]卢利萍.乡贤文化引导乡村治理的时代价值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4)：92-94.
[3]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J].新农村建设，2016，(8)：87-89.
[4][6]崔佳慧，王生章.困境与出路：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治理模式新探索———基于地方新乡贤治理经验[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8，162(4)：75-77.
[7]重构“乡贤文化”，改善乡村治理[N].光明日报，2018-01-04(04).
[9]刘志秀，李增元.现代乡贤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参与路径[J].行政文化，2017，(8)：101-103.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8-0124-03
作者简介 高德(1994-)，男，河北邢台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
标签：乡村治理论文; 乡贤文化论文; 时代价值论文; 实现路径论文;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