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希望--恩斯特183号的前提条件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创造性贡献_世界主义论文

梦—希望—预先推定——论恩斯特#183;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创造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洛赫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创造性论文,范畴论文,恩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5～0057～09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885年7月8日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港，1977年8月4日逝世于德国图宾根。中学时代，他一头扎进曼海姆国立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黑格尔和卡尔·迈尔的作品，并且与恩斯特·马赫、特奥多尔·利普斯、爱德华·封·哈特曼、威廉·文德尔班等当代德国顶尖哲学家保持书信往来。1898年，年仅13岁的他在学生笔记本上撰写了第一篇哲学论文《无神论照耀下的世界全体》，1902年撰写了另一篇哲学论文《力及其本质》。

       1907～1908年，布洛赫在慕尼黑大学、维尔茨堡大学攻读哲学、物理学、音乐，仅用6个学期就以《关于李凯尔特的批判讨论与现代认识论问题》为题获得博士学位，显示了过人的秉赋和卓越的才华。之后，他与卢卡奇、布莱希特、本雅明、克拉考尔、阿多尔诺等同时代知识分子结成友谊，并且凭借与卢卡奇的表现主义论争声名远扬，开始步入文坛。

       一、世界之路：内向性与外向性

       1918年，布洛赫发表了哲学表现主义代表作《乌托邦的精神》。1923年此书新版问世，内容上，新版没有任何变动，但是增添了新的素材，并且以另一种风格重新撰写。在这部29岁青春洋溢、激情燃烧的作品中，他以不折不扣的狂飙突进风格，挥毫泼墨、奋笔疾书，勾画了永恒不变之路、讴歌了新的生活。

       在探讨自我相遇、装饰品的生产、音乐哲学等一系列艺术哲学之后，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以《卡尔·马克思，死亡和启示录》为题，从内外双重视角解释了“世界之路”(Weltwege)。马克思从外部解释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这种解释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布洛赫则从内部，即从人的自我相遇解释了世界之路。我们拥有渴望，还有一知半解的知识，但是我们缺乏行动，也缺乏一同说明这种行动的错误的勇气，我们没有广度，没有前途，没有目标，没有原则上的乌托邦概念。我们寻找这些东西，寻找权利，为的是恰当地生活，有组织地生活，紧随时代的步伐前进。我们建设充满幻想的构造之路，我们把生活建构在蓝天里，在那里，我们寻求真实的东西，在单纯的事实消逝的地方——新生活开始了(incipit vita nova)。①

       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的最后部分《卡尔·马克思、死亡和启示录，或关于世界之路及其内向性的外向性和外向性的内向性如何可能》中，布洛赫聚焦探讨了通向世界的“内外之路”。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表达了类似的关系：“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换言之，“内向性”(Inwendig)应当外向化，即自然化，反之，“外向性”(Auswendig)也应当内向化，即人化。“内向性”外向化有助于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而“外向性”内向化则有助于反对客观唯心主义。这样，如果自我不再执迷于内向性格，或者不只是与自身最接近的环境相联系，而是超出自我而与这个世界、与整个人类打交道，那么，他的内向性格就设定一个更好、更美的世界，并为之不懈奋斗，永不厌倦。于是，他的旨在改天换地的世界“改造之梦”(Verbesserungstr

ume)便一步步变成美好的现实。这时，即使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私人之梦也不致沦为与世隔绝的锁闭之梦，相反，作为“向前的梦”，这种梦致力于外部活动，渴望人生路上与其他自我携手并肩，共同改造外部世界，一同把美好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世界改造之梦始终贯穿着某种行驶到美好的终点的意愿，因此渴望在未来中寻找自身的满足场所。世界改造之梦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打算改造这个世界，梦想把这个世界改变成一个极其健康的、诚实可靠的世界。因此，从一团幻想的浓雾中出现特定的愿望形态，而这种形态把自身圈子中的自我引向一个更美好的外部世界。世界改造之梦向外突破，广泛地、深远地延伸开来，把这个世界上的千百万民众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合力。于是，改造世界的想象力就能够把一切人、一切事物统统动员到自身可能性的界限，充分领会人与事物所处的一切状况，并使其逐渐赋形到比较完善，再到最终臻于完善。

       总体上看，世界改造之梦试图从其内部向外突破，换言之，这种梦作为外向的彩虹或天穹冉冉升起在人们的意识中。正因如此，世界改造之梦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品格，集中升华了创造性的乌托邦的向度领域。而且，在“完成的图像”意义上，世界之梦指向迄今地球上尚未拥有的领域。在暗无天日的现实中，人们过着艰辛的、粗野的、平庸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绝望，更没有万念俱灰，相反，凭借世界改造之梦，他们重新鼓足生活的勇气，重新规划某物，并把某物加以形象化。借助于此，人们立足现在，放眼未来，敞开意识之窗，眺望充满光亮的远方的地平线。

       与世界之梦的希望图像截然相反，“死亡”(Tod)乃是最极端的非乌托邦。但是，作为乌托邦总体的反击，布洛赫把死亡视为对总体性的必不可少的“中介”(Vermittlung)。布洛赫反对“历史宿命论”和“自发客观主义”，因为历史的进程最终取决于人的努力。人的主体可以动员梦和抵抗的意志，有意识地填堵历史的闸口，或者使其转向别的方向。一方面，没有主体的变化就不能实现历史的变化；另一方面，主体的变化必须与世界的变化并行不悖。因此，他把富于神秘主义色彩的“启示录”(Apokalypse)叙述如下：“起源”(Genesis)不是出现在世界的开端，而是出现在世界的终结。真正的世界和真正的真理压根就尚未出现。这个世界和真理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因为在其显现中它们往往偏离目标，以至于根本没有成为理应成为的东西而是变成了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在遥远的未来中，在天涯海角中，世界改造之梦包含着乌托邦的终极目标。启示录、末世论(Eschatologie)、末世教义等恰恰与“无—尚未—全有”这一“终极目标”(Endziel)的最高的疑难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就像“启示录”一词所表明的一样，虽然《乌托邦的精神》包含神学的问题，但试图把它世俗化，使神学问题连同“终结”(finis)和“目的性”问题乃至关于全体的目的和目标等统统站稳脚跟，使其立足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于是，世界成为一个拯救实验室，世界本身成为它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实验”，一种尚未成功但也尚未挫败的实验过程。在世界的实验(Experiment)中，不仅发生一种自我相遇，而且发生一种世界相遇，这是世界与它自身的相遇。关键在于，从中寻求某种行之有效的中介，将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奠定世界过程的完整实践概念，揭示其中潜藏的意志决定。

       因此，在悬而未决、前途未卜的“世界过程”(Weltprozess)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中介”(Theorie-Praxis-Vermittlung)是必不可少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同样存在对尚未存在、尚未客观存在的无阶级社会的“预先推定”(Anzitipation)，同样存在借以讨论的终极问题以及可以中介的终极问题的一个场所。但是，以前的世界一直为惶惑不安的预感所困扰，为渴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所困扰，无休无止、永无尽头。但是，某种恒久不变的方向就在那里，尽管其内容尚未兑现。但是，“我在。但是我尚未拥有自身。因此，我在变化之中。”在未来日子里，这是人类旨在创造某种美好的文化世界的公式。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一种“趋势知识”概念带入未来世界里，而这种知识概念本质上不再与业已形成的东西有关，而是与正在上升的东西(Heraufkommenden)的“趋势”(Tendenz)有关。因此，这一概念通过掌握理论与实践而首次提出了未来的概念。为了按照可能的持续意义探寻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和尚未成功的东西拯救，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概念恰恰创造性地具体化了理想主义趋势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布洛赫就已经有意识地把自身的乌托邦理念即世界改造之梦与各种乌托邦主义的乌托邦理念区别开来。本质上，与乌托邦小说中的理想国家制度相比，乌托邦更富于“先现”(Vorschein)的目标特征。因为“先现”的图像并不是有计划地描写过程的对象，而是艺术地显现变化的可能性和完整性。但是，在早期乌托邦作家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那里，人的“渴望”(Sehensucht)这一奇异小岛被安放在一座遥远的南太平洋岛上，这样，“具体的乌托邦”的发现通道就几乎消失不见了。后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乌托邦主义者，尤其是傅立叶、圣西门继往开来、大胆假设，将某种富于梦想图像的移民区置于我们不远的将来。但是，由于其乌托邦主义化的抽象性，这种梦想图像最终都化为泡影。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破天荒第一次发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强有力地确认乌托邦功能的未来定位，将现在与未来、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联系起来，从而把世界改造之梦付诸革命实践，兑现了最终的、具体可行的社会变革方案。

       作为世界之路，马克思的“外部解释”(externe Deutung)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②与此相对照，作为世界之路，布洛赫的“内部解释”(interne Deutung)揭示了同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乌托邦是想象的良知和想象的希望的形而上学。”③本质上，人既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所以这种世界之路的内外解释涉及主观与客观关系。犹如一枚铜币的两面，通达世界之路，内外解释缺一不可：一方面，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其中介是“可能性”(M

glichkeit)。通过“可能性”这一中介范畴，面向精神存在的内部解释转化为面向物质存在的外部解释，同样，凭借“可能性”，面向物质存在的外部解释转化为面向精神存在的内部解释。

       由于这个缘故，布洛赫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统一”原则出发，重塑乌托邦范畴，倡导下述创新命题是适当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一种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在他的早期作品《乌托邦的精神》中，就已经蕴含着这一表面上的悖谬概念：“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n Utopie)。经过整整40年的积淀、发酵、陈酿，这一命题最终在他的扛鼎之作《希望的原理》中臻于完善、开花结果。对于人类历史中的希望、梦想或可能性而言，在此出现了什么?这就是布洛赫在代表作《希望的原理》中加以详细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希望

       1938～1948年，布洛赫流亡美国，期间，他“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撰写了他的最重要的哲学作品《希望的原理》。在这部鸿篇巨著中，布洛赫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原则，构筑了一系列新的人类学—存在论范畴，例如，“白日梦”、“先现”、“客观的现实可能性”、“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具体的乌托邦”、“前线”、“马克思主义中的寒流与暖流”等。④

       回眸20世纪西方哲学史，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囿于经验材料，拒绝思辨和想象，一直沉浸于对过去的既定事实的分析，完全排除了对人类希望与梦想的研究，以致酿成了触目惊心的“哲学的贫困”。在布洛赫看来，25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从未从哲学视角阐明作为“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das Noch-Nicht-Bewuβte)或“尚未形成的东西”(das Noch-Nicht-Gewordene)的“未来”或“希望”(Hoffnung)。虽然康德和黑格尔也探讨过“希望”主题，但是，在此问题在于，作为“已经形成的东西”的过去全面压倒作为“尚未形成的东西”的“未来”或“希望”。

       在《希望的原理》这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之作中，布洛赫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哲学史上一直受到冷遇的“希望”概念。在西欧精神世界中，希望主要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受到重视，例如，托马斯·阿奎那等中世纪的哲学家就曾利用希望来规划其基督教神学体系。康德第一个从哲学高度树立了希望的地位。他从理论知识、道德实践和宗教希望三方面，规划了哲学研究的三大领域，提出了“我们能够希望什么?”这一哲学人类学问题。⑤但是，与康德不同，布洛赫不是试图把“希望”当作无数哲学主题之一来探讨，而是试图当作哲学自身，即第一原理来探讨。

       但是，在马克思以前，所有“智慧的朋友们”，甚至唯物主义者都把本真的东西规定为某种存在论的、现存的东西以及与世隔绝的静态的、锁闭的东西：其结果，“世界的真实过程似乎已经落在了自身的后面，似乎已经处于静止状态，或处于停顿状态。”⑥因此，布洛赫深入批判柏拉图的“回忆说”以及所有“过去指向”的哲学思维，重建指向未来的希望哲学和“战斗的乐观主义”(militanten Optimismus)。布洛赫特别强调学习希望的意义：“问题取决于学习希望。”⑦因为在学习希望的人那里，未来是开放的，而在没有学习希望的人那里，未来是封闭的。与各种实证主义思潮相对立，作为动态的、指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中的趋势与潜势，从而不仅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也正确地领悟世界现实的乌托邦的合理内核。

       因此，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全面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反乌托邦取向，强调乌托邦维度和意义的重要性，重新把“希望”导入20世纪哲学—政治范畴之中。布洛赫认为，为了正确地把握内在于乌托邦中的希望，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人之中“抗拒”(Trotz)和抵抗的姿态。因为人的焦灼的渴望本身不是一种旨在逃避，掩饰、屈服和放弃，而是旨在摆脱压迫、不自由和强制。因此，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希望就伴随着抗拒和抵抗。就是说，希望拥有主体之中所拥有的那种进取向上的欲望。不仅如此，希望处在主体情感之中，因为希望是由未得到满足的、但本质性的欲望组成的。⑧作为一种纯粹被动的、否定的情绪，恐惧和害怕充满着痛苦、压抑和不自由，向我们传达一片自我没落和虚无。但是，作为一种积极的期待情绪、最真实的渴念，希望向我们传达包括喜欢、大度、信任、崇敬、爱。希望是一种向前的开放状态，希望不是与既定的现存事物相联系，而是与未来的尚未存在的事物相联系。⑨

       希望带来思想，希望带来行动，希望带来创造。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希望，就没有梦，而没有梦，就没有奋斗，而没有奋斗，就没有成功。因此，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抛弃希望，更不能抛弃希望的目标。“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⑩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一方面，对既定现实持一种冷峻彻底的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寒流”)，另一方面，对未来的远景目标持一种激情似火的姿态(“马克思主义暖流”)。通俗地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方案，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动员人类进行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之梦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根据具体的乌托邦方案，乌托邦(Utopia)不是不可实现的空想，而是“更美好生活的梦”，即以希望为基础的“指向未来的表象”。因此，乌托邦不是逃避现实的退行性的夜梦，而是趋向新世界的进步的“白日梦”(Tagtr

umen)。(11)作为“预先推定的意识”，乌托邦意识期待、希望和指向尚未形成的东西。这种向前的期待意识构成人的理性的本质特征，古往今来，大多数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都内在地蕴含着这种乌托邦意识，尤其是，在历代压制性的既定现实中，乌托邦意识往往超越现实，承载着真理和本质。

       三、梦

       我们必须造梦。因为“梦”(Tr

ume)既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又是通向每个人心灵迷宫的门户。在《希望的原理》一书的“小小白日梦”中，布洛赫生动地表述了梦乃是内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某种动态要素和贫困要素。(12)梦描写了一个没有“艰辛者”和“负重者”的人间乐园。应当梦想。事实上，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大人小人，每个人都在造梦、追梦、圆梦。例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母亲梦想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为杰出的歌唱家或英明的统帅；花季妙龄，情窦初开：少女梦想嫁给心中的白马王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人梦想推出一部气势恢弘、柔情万种的自传，如此等等。

       从形式上看，夜梦与白日梦都是愿望的满足，都具有“渴念”或“憧憬”(Sehnsucht)这一共同的特征。但从内容上看，夜梦与白日梦有着本质区别：夜梦的内容是隐匿的、曲解的，白日梦的内容是敞开的、构思的、预先推定的，而且自身的潜势位于前面。白日梦本身来源于向前的自我扩张和世界扩张，这是到处都想拥有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这是到处都想知道更美好东西的愿望。具体而言，夜梦是退行之梦、过去之梦，白日梦是向前之梦、未来之梦；夜梦是隐匿之梦、混沌之梦，白日梦是开放之梦、清醒之梦。因此，白日梦不是夜梦的前阶段，而是自由的行使和自我的保存，是行驶到终点的世界的改造。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把“性冲动”(geschlechtlichen Trieb)规定为最初的和最强烈的冲动。照此说来，所谓“里比多”(Libido)控制人的生命，无论时间上还是内容上，它都是人的生命的基础。据说，婴儿的吮吸行为就已经与性的欲望相联系，而且绝大部分吮吸行为都是由于性的欲望的缘故而发生。甚至饥饿也被隶属于性冲动，饱和意味着性紧张的缓解。与自身身体的关系以及外部关系，特别是与周围人的关系到处都这样显现为主要的性冲动。在弗洛伊德那里，并非只有里比多是唯一的原动力，至少里比多并不是肯定的欲望意义上的原动力。与此同时，后期弗洛伊德强调了对否定的欲望，即对死亡(Todestrieb)冲动的追求。人的创造性意志不仅被归入男女交配行为，也被归入人所面对的死亡。(13)

       从批判弗洛伊德、荣格的无意识心理学出发，布洛赫用“前意识”和“饥饿”(Hunger)代替了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即“无意识”和“里比多”。无意识无非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一种隐匿，其实质是“不再被意识到的东西”。然而，对“尚未存在”的预先推定不是取决于指向过去事实的无意识，而是取决于作为预见意识的“尚未意识”。对于“尚未存在的东西”(das-Noch-Nicht)的分析要求以“白日梦”为媒介建立一种新的存在论。如果说，夜梦与不再存在的东西的心理碎片有关，白日梦则与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实现可能性有关。迄今人类创造的一切类型的希望范畴就存在于这个白日梦之中。布洛赫不仅深层次分析了政治乌托邦，还广泛系统化了从童话到乌托邦小说的各种文学体裁以及艺术、宗教、建筑、地理、电影作品等。1843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指出：“世界早就在梦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给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发现，人们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14)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之梦”意味着“推翻一切使人受侮辱、受奴役、受遗弃、受蔑视的关系”，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实现“自由”，即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因此，布洛赫所倡导的“梦—希望—预先推定”乃是马克思“世界之梦”内涵的进一步升华和具体化。在他那里，造梦、追梦，即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是“世界之梦”(Welttraum)的圆梦之路。

       布洛赫用“更美好生活的梦”，进一步概括并拓宽了马克思“世界之梦”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这样写道：“没有希望，理性就不能开花；没有理性，希望就无法说话，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当中——没有其他科学拥有未来，也没有其他未来是科学的。”(15)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希望、梦想、理性、现实的可能性以及具体的社会变革方案和政治变革方案是固结在一起的。迄今为止，马克思所设想的“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依然植根于尚未完结的“过程物质论”中。但是，在历史辩证法这一唯物论的基础上，至今被视为极其遥远的未来与自然、预先推定与物质的统一终将得到实现。因此，布洛赫的坚信，在世界的实验中，如果没有“物质”(Materie)，就无法发现现实的预先推定的基础，反之，如果没有“预先推定”，就无法把握物质的地平线。

       四、预先推定

       在布洛赫那里，“预先推定的意识”(Das antizipierende Bewusstsein)不仅是乌托邦的新的功能，也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的内容，它指明“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这一希望的具体场所。根据“预先推定的意识”，围绕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尚未完成的世界的产物，正是这种世界的未完成性本身暗示作为尚未完成的东西的希望的存在。因此，人本质上无非是可从未来规定的存在。人类唯有从这种尚未存在的东西出发，预先推定一个美好的社会图像，才有可能成就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梦。

       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进一步用“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把握住了梦和希望概念。“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东西。”这种乌托邦就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可能性、一种包括着现有现实的可实现性。“具体的乌托邦”象征清醒梦想、希望和预先推定。为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一方面，布洛赫致力于阿拉伯哲学家们所继承发展的亚里士多德左翼的物质论；(16)另一方面，布洛赫致力于以往社会乌托邦理论的批判分析，从而创立了“具体的乌托邦”理论。

       具体的乌托邦是最遥远的存在，但也是最切近的存在。作为一种对持续不断驱动的、徘徊不定的东西的预先推定，它所表示的内涵不仅包括个人方面的“幸福”，也包括社会方面的“团结一致”。在此意义上，具体的乌托邦既致力于打碎邪恶的社会现状，也致力于筑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17)作为具体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代表“明天的良心、未来的党性和未来的知识”。因此，作为“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从一开始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即“现实的乌托邦”就与“抽象的乌托邦”相对立。

       世界历史显现具体乌托邦的实现过程。虽然由于“刚刚经历过的瞬间黑暗”，我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通过“先现”(Vorschein)范畴，我们可以“预先推定”(Antizipation)这一点。布洛赫具体的乌托邦理论指向人类的终极目标，即康德意义上的“至善”、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王国”、宗教无神论意义上的“没有神的弥赛亚王国”等。(18)这是物质的潜能得到完全实现的状态，是在神之死的地方建立人的王国的伟大尝试，即成就一个“没有神的乌托邦国度”的伟大尝试。

       简言之，布洛赫哲学的最显著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希望原理”的结合，他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就是这种两相结合的范例。按照他的“希望的原理”，围绕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尚未完成的世界的产物，正是这种世界的未完成性本身暗示作为尚未完成的东西的希望的存在。人本质上无非是可从未来规定的存在。因此，人类唯有从这种尚未存在的东西出发，才有可能成就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梦。

       具体的乌托邦来源于源源不绝的希望。凭借强大的希望推动，具体的乌托邦不断实现人的人类学的、存在论的潜能。换言之，在改造现存社会的过程中，人类把预先推定的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的基础是一种“尚未存在的存在论”(Ontologiedes Noch-Nicht-Seins)。在此，S还不是P(主词还不是宾词)，但S将会是P。根据马克思的未来哲学思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过去贯通现在，现在孕育着未来，其中介就是预先推定。恰恰凭借预先推定的“世界之梦”，马克思弥合了传统哲学所谓“过去与未来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世界早就在梦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给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发现，人们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19)

       结论：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创造性贡献

       A.N.怀德海(A.N.Whitehead，1861～1947)曾经嘲笑全部西方哲学只不过是对柏拉图“本质哲学”的一种脚注，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Philosophie der Hoffnung)正是对这一本质哲学的新的挑战和全面清算。如果说，柏拉图执著于曾在者的本性，致力于指向过去的“本质哲学”，那么布洛赫反其道而行之，执著于“尚未的存在”，致力于指向未来存在的可能性哲学。这样，以过去的理想为标志的回忆(anamnesis)哲学就转变为预见正在到来的存在可能性的“希望”(spes)哲学。布洛赫就这样超越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的全部西欧哲学传统，开始了一场马克思“未来哲学”意义上的新的哲学变革，即把希望置于自身全部哲学的核心，对人类梦想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进而预先推定一个更美好的世界。(20)

       自从马克思第一次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1)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来，如何既与自发的(最终是唯意志论的)主观主义又与经济上的(最终是宿命论的)决定论划清界限，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中一再被提出来的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务。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必须确定主体的作用，即主观因素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当以令人信服的存在论—人类学范畴来标明主体自由以及这种自由怎样才能在既定社会框架下得以实现。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恰恰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生产活动出发，一路追溯主体性赖以产生的人本主义领域，并凭借梦、希望的预先推定等范畴，通过对人的根本冲动“饥饿”及其行为结构的深入分析，精辟揭示了“尚未存在的客观结构”(die objektiven Strukturen des Noch-Nicht)，从而率先创造性地丰富和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深层底蕴。(22)

       重要的是，与M.霍克海默、Th.W.阿多尔诺、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布洛赫不是把梦想、希望和预先推定视为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互不相容乃至格格不入的范畴，而是将其视为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须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人类展望未来，纵览全体的原理和范畴。究其本质，只要人活着，他就希望着。梦、希望和预先推定乃是世界变革的强大酵母和催化剂。人类是不能没有梦、希望和预先推定的，舍此，人类就像蜗牛一样鼠目寸光，丧失远景规划。在此意义上，造梦、追梦、圆梦，这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但是，布洛赫希望哲学的课题并不是一味表明对另一种未来的某种期待情绪，而是对那些“不可实现的期待情绪进行冷静批判”。即批判地追问，在历史过程中，人的期待感是怎样生动地显现的?这既不是对灿烂生活的盲目预见，但也不是对隐匿的东西的人的错误操纵。那么，从现实视角，怎样才能设计人类的理想生活?这种设计又怎样才能变成乌托邦的功能?追问这一切，都需要对过去与现在进行冷静而彻底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中，梦、希望、预先推定等范畴究竟占据什么地位?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前沿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实践导向问题。一旦回眸全部哲学史教程，尤其是，一旦目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们就蓦地满目荒凉，顿觉一片废墟和瓦砾场。在此，我们发现一种奇怪的缺失现象，即打着灯笼也寻觅不到与人类全部生活息息相关、须臾相伴的“梦”、“希望”、“预先推定”等范畴的踪影，更难找到波澜壮阔、栩栩如生的人类“造梦”、“寻梦”、“圆梦”的鲜活场景。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只是偶然使然?无论如何，“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值得欣慰的是，作为20世纪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力挽狂澜，石破天惊，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首次将梦、希望和预先推定与社会劳动、概念构成和意识构成一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中，由此重新奠定了我们人类学特性的基础，创造性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在此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有理由强调，“梦—希望—预先推定”不仅是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创造性贡献，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乃至革命的现实政治范畴的创造性贡献。(23)应当说，曼德尔的这一评价实事求是、画龙点睛，恰好道出了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乃至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创新所在。

       注释：

       ①③Ernst Bloch,Geist der Utopie(1923),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 1964,p.19,p.23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④⑥⑦⑧(11)(12)(13)(15)(18)(20)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 1959,pp.1～18,p.17,p.1,pp.83～84,pp.96～111,p.21,pp.56～57,p.1628,p.16,pp.395～1039.

       ⑤[德]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页。

       ⑨Ernst Bloch,Kann Hoffnung Entt? uscht Werden? in:Ernst Bloch,Literarische Aufs

tze,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 1965,pp.385～392.

       ⑩Ernst Bloch,Ein Marxist hat nicht das Recht,Pessimistzu sein(1976),in:Arno Münster(Hrsg),Tagtr

umevom aufrechten Gang,Sechs Interviews mit Ernst Bloch,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 1977,pp.101～102.

       (14)(19)[德]马克思：《致卢格》(1843)，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8页。

       (16)Ernst Bloch,Avicenna und die Aristotelische linke,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 1963.

       (17)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Gekle,Hanna(Hrsg),Frankfurt/Main,Suhrkamp 1980,p.70.

       (21)[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22)[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9～15章，第29～119页。

       (23)[比]E.曼德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贡献》，金寿铁译，广州：《现代哲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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