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垣历史编纂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历史论文,试析陈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垣著作等身，无论其鸿篇巨制还是短文随笔，皆能“自辟畦町，成一家言”（注：汪宗衍：《读陈援老遗著杂记》，见《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4页。）。他为文引证详备准确，推理丝丝入扣，著作风格“实颇罕见，姑名之曰‘援庵体’，今人仍可学习借鉴。”（注：杨志玖：《陈垣对元史研究的贡献——励耘书屋私淑记》，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9页。）可见，陈垣独特的历史著作编纂方法和思想值得总结研究。
一、选题的原则
选题是著述第一道程序。陈垣这样论述选题：“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需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由此可见，陈垣认为选题应兼具开创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陈垣认为开创性有两层含义，一指有新发现，二指有新解释，只有这样文章才有价值。他一直以这样的标准来选择论题。如陈垣曾谈到《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引明季书四十余种，滇黔书五十余种，多人间共见之书，而不知其有佛教史料。所引僧家语录六十余种，多人间未见之书，更不料其有明季滇黔史料矣。此三百年沉霾之宝窟，待时而开。”（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陈垣自称“此书尚是采铜于山，非用旧钱充铸者也”（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也就是说此书多采用前人所没有发现或使用的新材料，认为自己三十年来著书之中，“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再以《通鉴胡注表微》为例，大家对《通鉴》胡注司空见惯，但却没人深入挖掘其深层次内涵。陈垣结合切身感受，体会出胡三省的爱国之情，对胡注进行了新的阐发，此即为新解释。综观陈垣著作，有大量选题和论点具有开创性，如“古教四考”、“宗教三书”等都是陈垣精心选题，运用大量的新材料或对旧材料进行独特的编排和阐释而写成的创新之作。
但陈垣并不一味追求新发现新解释，还要求文章实用性，“于人有用”，于己则要有助于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在他的家书中，他曾经就陈乐素的一篇文章写道：“直斋本名瑗一节，前此未见人说过，可算是一发见。但此等作法甚劳，而所获不算大，在乾嘉诸老中，不过笔记一条，扩而充之，则为今人一论文矣。譬如炼奶，一匙可冲水一大碗也，为之一笑。”（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6、659、686页。）陈乐素发现陈振孙本名瑗，陈垣认为这是新发现，前人未曾论及。但是这种选题“作法甚劳，而所获不算大”，于己费力太多，对自己的学术提高作用甚微。他还形象地比喻将前人笔记扩充为论文的做法犹如冲炼奶，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其学术价值自然会大打折扣。
二、史料搜集与择取
确定选题之后，第二道程序就是资料的收集与择取。陈垣曾说写文章“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功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由此可见陈垣对搜集资料和资料抉择的重视程度。
“竭泽而渔”是陈垣搜集资料的原则，他认为“掌握的材料如不详尽，便得不出确当的结论来。”（注：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5、78页。）如《元西域人华化考》八万字的篇幅，征引书籍达二百余种。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如何才能迅速准确地找到相关材料呢？陈垣总结了搜集资料的方法。他提出搜集资料必须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注重日常积累，“读书的时候，要作到脑勤、手勤、笔勤、多想、多翻、多写，遇见有心得或查找到什么资料时，就写下来，多动笔可以免得忘记，时间长了，就可以积累不少东西”，（注：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见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多读多想就是搜集资料的最基本方法。如陈垣曾求《北游集》多年未得，但是在读书过程中，他无意中看到《嘉兴藏·弘觉语录》附有《北游集》，只因此书目录不明载，知者绝少。正是缘于他勤于阅读，终于找到此书。除此之外，陈垣还有搜集资料的一些诀窍。首先，“据目求书”（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是陈垣搜集资料的重要方法，“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注：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陈垣早年治学由目录学开始，利用书目搜集资料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他的著作大多征引宏富，这与他扎实的目录学功底密不可分。他还将此方法诀窍传授后学，如他曾指导上海青年工人范光鑫：“关于掌握历史资料包括典章制度等资料，应先从研究目录学入手。”（注：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777页。）其次，他曾谈到“当搜索材料时，应并注意他题，或同样诸题，庶不至劳多获少耳。”（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提出搜集资料要注重一举多得。如“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并以撰《渔山年谱》的资料搜集过程为例说明，“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又如，“他写‘古教四考’的时候，已经在注意搜集《元西域人华化考》和《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的材料了，这样做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注：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5、78页。）这种方法确为陈垣治学的经验之谈，尤值得新入门者学习借鉴。
陈垣不仅注重材料数量，而且重视质量，精心择取史料。首先，他注重鉴别史料的真伪正误。“他不但能充分地掌握资料，而且又善于鉴别资料的价值、真伪，检验资料的正误和可信程度，对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研究，据以做出结论。”（注：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44页。）他利用校勘学、版本学、避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多种方法来考证史料，“同则取其古，异则求其是，伪者订之，疑者辨之”，（注：陈垣：《释氏疑年录·小引》，中华书局，1964年。）保证了自己作品中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始创“史源学”，为考订史料真伪正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为后人鉴别择取史料提供了范例。对于不可考的史料，他谨慎对待，如“回教人著述有以米芾为回回人者，以尚无确据，姑置之，而论其有确据者。”（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5页。）他还非常注重考证其他典籍中史料的正误。如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他纠《四库全书总目》之误二十九条，避免了《总目》贻误后人。其次，面对众多史料，陈垣总是“使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注：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44页。）。如在《通鉴胡注表微》中，他用史实来表述胡三省的感慨，“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45、686、645、679页。）作者从上千条资料中，择取了最能说明胡三省心声的资料，写成了《通鉴胡注表微》，材料典型准确，紧贴于写作宗旨，充分揭示了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和治学精神。
由此可见，陈垣对待史料的观点是博采慎取：首先采用多种方法竭泽而渔，尽量多的占有材料，在博采的基础上，谨慎择取史料，用最可靠恰当的材料说明问题，力争做到字字皆准，事事皆确。
三、编纂之义例
为了使文章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必须确定严谨缜密的义例。陈垣年少时曾以科考佳作为范本，“揣摩其法度格调”（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6、667、668、674、636、11页。），为日后著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检阅陈垣相关论述，考察其著作特点，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为文的法度格调，关注编纂著述中的每处细节。
注重标目 “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注：刘知几：《史通·题目》。）陈垣非常重视文章标目，他作品的标题大都几经修改，力求准确简明，体现出一个学者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如在家书中他曾说：“余著《清初僧诤》初稿已成”，（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6、667、668、674、636、11页。）又说“《僧诤记》二稿成，加一‘记’字”，（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6、667、668、674、636、11页。）最终定名为《清初僧诤记》；又如“《新创三教考》拟改为《新道教考》”，（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6、667、668、674、636、11页。）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旧五代史辑本忌讳改窜例》（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6、667、668、674、636、11页。）最后定名为《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比较修改前后的标题，定名都更加准确贴切，充分概括了作品的主要内容，于细微之间体现了学者的良苦用心。他还讲求标题要能吸引人的注意，如《〈切韵〉与鲜卑》《汤若望与木陈忞》等，都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引起读者的好奇。虽然讲求新颖，但陈垣标目从不哗众取宠，而是朴实无华，体现了他谦虚谨慎的学风。如先生说自己撰写的《史讳举例》，只是史讳的举例而已，名之为《史讳研究》，还不能名副其实。（注：杨殿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334页。）又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名为“概论”，但实际上为中国提要目录开拓了一个新的道路，称之为“研究”也不为过。陈垣为文多喜题“考”、“记”、“举例”、“释例”等，体现了他谦虚的学术精神。
重视序跋附录 陈垣的著作大都有自序。以《〈史讳举例〉序》为例，他首先明确“避讳”的定义，总结避讳的历史和作用，并综述以往学者对避讳研究成果，最后说明本书的体例、主要内容及编写目的“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此序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充分体现了“书之有序，所以明作者之旨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此序层次清晰，一气呵成，为先生深思熟虑之作，读者读过此序之后便知此书之大概，而且能够产生进一步阅读正文的兴趣，足见先生对序言的充分重视和利用。在先生的大量著作中，还有很多为其他典籍撰写的序跋，也体现了先生对序跋作用的认识和理解。针对不同的典籍，先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序跋中提供给读者大量信息。如《重刊〈铎书〉序》，陈垣首先征引大量典籍，考述作者韩霖的生平事迹及著述，随后总结本书主要内容和使用价值，马相伯先生称此序“详博而赅”（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6、667、668、674、636、11页。）。又如《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纠正了《四库提要》对此书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谬误。陈垣为他书作序，充分借鉴了传统考据式书目提要的精华，融介绍、考证及评论于一体，向读者展示了阅读本书之前所应该了解的种种信息。此外，陈垣的著作大都附有《征引书目》作为附录，为后人查引资料提供了诸多方便。
史文尚简 陈垣主张“写文章要清楚、明白、闲话少说”（注：陈垣：《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见《陈垣学术文化随笔》，第387页。）。先生为文惜字如金，言简意赅，在保证读者正确理解作者观点的前提下，语句能省则省。他认为“写作应当象顾炎武的《日知录》，一字一句能够表达就不要再写出第二个字第二句话。”（注：蔡尚思：《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23页。）这种写作风格使文章结构严谨，无冗句赘语，值得学习借鉴。为了让后学能够体会文省意赅的做法，先生经常用《史通·点烦》为教材，让学生按照刘知几所举的例子去删节原文，在实践中增强锤炼语言的能力。陈垣著述表达简洁却不失之疏漏，文质统一的语言风格作为学术著作成功范例之一，当之无愧。此点前人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编次谨严 陈垣著述，结构布局合理，分类明晰，材料编排注重时间和逻辑顺序。他坚持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编排使用资料，如《四库提要》置《程氏墨苑》于《方氏墨谱》之前，陈垣在《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中提到，方于鲁《方氏墨谱》成书早于程大约《程氏墨苑》，应置《方氏墨谱》于《程氏墨苑》之前，指出《四库提要》之失，体现了陈垣按时序编排材料的观点和思想。陈垣还注重按照材料和论题内部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如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他首先确定西域之范围，明确“华化”之概念，“西域之范围明，华化之意义定，可以进言元西域人之如何华化。”（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68页。）在论述“华化”的内容和表现时，注重按照“华化”的层次来论述，如“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68页。）在陈垣的作品中，经常看到“欲……，当先……”、“欲知……，应先知……”等表明事物逻辑层次的字词。在行文中，他“最不喜‘见下文’”，认为“先后次序，不可颠倒。”（注：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第105页。）在推理论证时，他也注重按照一定逻辑顺序排列论据，如“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28、123页。）这种科学的编排方法，注重事物发展的横向关系，避免了杂乱的资料罗列和堆砌，使文章层次分明，条贯有序，历然可阅。
善用图表 “援庵先生十分重视学术著作中的表述形式，其中包含全书的整个布局、不同层次的标题、行文、用字、表格。”（注：白寿彝：《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5页。）从陈垣著作中看出，他充分利用了表格在著述中的独特作用。他所作《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提挈纲领，使观者若登泰山俯培楼，足虽未践，已历历在目矣。”（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页。）通过表格这一形式，先生将用文字难以准确描述的问题简单化，既节省了篇幅，又便于读者理解。又如《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偰氏一门九进士图》《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明季黔南灯系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所列关于回回教的四幅图表等等，都用系统明晰的表格充分说明了问题。陈垣善用年表，认为“既称年表，则要便于查看，一目了然”（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777页。），不应过于繁细，眉目不清，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如《二十史朔闰表》，眉目清晰，成为治史者重要的参考书，《中西回史日历》达到了“一展卷，而历史中之阴阳历月日，不难屈指而得”（注：陈垣：《拟编中西回三历岁首表意见书》，见《陈垣学术文化随笔》，第122页。）的功用，为后人治学提供了便利。陈垣曾论：“表格之用，最重位置，位置一乱，则失其效用”，（注：陈垣：《校勘学释例》，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331页。）此论切中肯綮，道出使用表格之关键，为编写和校勘表格提供了借鉴。
征引规范 著述中如遇征引前人学术成果，陈垣坚持严格的征引标准。“凡考证家引书通例，必该书原本已佚，无可寻检，始据他书所引以为证。同时并须声明系据何书所引，不能直称引用原书。”“若其书未佚，即当检阅原书，不能据他书转引以为足。”“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为行文方便，删节字句，原无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注：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见《陈垣学术文化随笔》，第161页。）即许冠三先生所总结之“采择文献材料，务须核对原本原文；如属转引，务必注明亲见出处；引文虽可删节，但不得更改。”（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28、123页。）征引标明出处，既能保证史料的可靠性，也方便读者检寻原文。此外，先生还认为“未声明引古人而用其语者，可概括成一家言”（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509页。），如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皆能充分采用前人成果，又能成一家之言。先生叹曰“史学家竟不敢删省前人之文，如何能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陈垣认为只有能够规范的征引运用前人资料，才能保证著述的科学性和首创性。
四、著作之修改
作品基本完成后，修改润饰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道工序。陈垣认为文章“做得容易，打磨则更费时日”（注：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18页。）。仅修改这道工序就有不少方法可讲。
首先是自己修改，如前面所论陈垣对文章标题的斟酌修改。对待发表文章，陈垣总是慎之又慎，在发表之前总是经过数次的修改。他曾说著述过程中“见书愈多，修改愈甚”（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如“《佛教考》已印至第五卷，随印随改，颇有增补”（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在著作完成之后，如发现有新资料，他往往会重新来做。如《释氏疑年录》在整理完竣之后，先生无意中发现某处藏《嘉兴藏》一部，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多，又将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改造，并将此视为“意外收获”（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丝毫没有因多次修改而厌烦。已经出版的著作，如发现新材料，陈垣也一定加以补充修订，如他为《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时写道：“是稿出版仅三月，续获资料几及倍，其中复有有力之证据数条，不敢不亟谋增订再版，以遗同志。”（注：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长编》，第74页。）陈垣对写成的文章反复思考，认为不适合公开发表的文章坚决不发。如三十年代，他曾写了一部《汉以来新氏族略》，内容是从氏族的角度讲汉以后我国各族融合的历史，后因牵涉面广，为慎重起见他没有发表，最后甚至连底稿也不完整了。（注：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46、145页。）陈垣对作品的自我修改保证了学术作品的质量和思想观点的科学性，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其次，他还求教他人。陈垣认为“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9、660、645、650页。），“写好之后，要多方面请师友去指正，要把写好的文章放在一边，过一个时期，看看有没有要加以补充或要修正的。”（注：杨殿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第337页。）他的文章要给三种人看：“比自己高明的、与自己平辈的、自己的学生”（注：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46、145页。），即“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注：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39页。）。看完之后最好要给他提出各种意见，“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是大好。”（注：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39页。）陈垣曾把自己的文章拿给两位学生看，其中说：“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俾得改定。”又说：“文中砂石甚多，殊不满意，请细为雠勘讥评，以便洗刷磨礲。”（注：《励耘书屋问学记》插图《陈垣遗墨之二》。）面对别人意见，他从善如流，虚心接受，“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是改的，他认为至少这问题讲得不清楚，别人看了有疑问，那就得改。”（注：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39页。）
陈垣虚心接受别人意见，但从不掠人之美，总是通过多种方式将别人的指正和帮助标明并表示感谢。如在《史讳举例》中，他写到此书早年匆忙成书，后经刘乃和校正，“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文，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注：陈垣：《史讳举例·重印后记》，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313页。）他还把别人的意见写在论文里面，如在《李志常之卒年》一文篇首，陈垣首先感谢陈乃乾、汪宗衍二位先生对自己的帮助。因为二位先生阅读陈垣作品后产生了疑问，并给陈垣去信询问相关问题，陈垣在收到信后，查阅相关典籍，承认“是皆余之误据也”，并表示“诸君万里驰书，告余以过，何幸如之。”（注：陈垣：《李志常之卒年》，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73页。）这种方法，充分表示了陈垣对陈乃乾、汪宗衍二人的感谢之情。
陈垣对文章的自我修改和不断寻求他人指正，透露出他对学术孜孜追求的认真精神，也体现了他虚心接受别人意见的谦虚态度。他修改文章的态度和方法非常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
综上所述，从选题、搜集择取资料、拟定编纂义例、撰写初稿到修改定稿，陈垣对编纂过程每道工序都阐述了一定的原则和多种方法，并且在自己的著作过程中身体力行。陈垣的著作选题实用新颖，资料丰富精审，结构完整，系统井然，这与他一贯坚持的编纂思想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史学大师，陈垣将许多学者不屑论述的“雕虫小技”进行了全面概括，将自己写作过程中的经验加以总结，揭示了编纂过程中一些必要的思维过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写作训练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将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为后学步入史学殿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和法则。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他的著作中学习和借鉴大量优秀的写作技巧和编纂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