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谭随录》对清中期京旗生活的描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夜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乾隆四十四年(1779)，镶黄旗文人和邦额最知名的作品《夜谭随录》成稿，并于十年后初刊于济南。在这部文言志怪小说集中，和邦额不但用了相当的篇幅记述了各种奇情异景、异域风光，更因为对京旗生活和旗人性格的描画使作品具有了相当的魅力和价值。
成年以后的和邦额余生基本都定居北京。这个城市自从公元1420年起就开始被营造成皇城，见证了明王室在此二百年的兴衰成败，也眼见从关外奔踏而来的满族在此经营，生息繁衍。《夜谭随录》诞生的时候，满族的倾城进驻已经持续了135年。一百多年来，北京城在原有的恢弘大气中被慢慢注入了闲适和优雅的气息，勇武、好礼、侠义而又喜好风雅的旗人个性也被吸纳，形成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
《夜谭随录》中明确涉及旗人题材的包括：《红姑娘》、《阿凤》、《小手》、《伊五》、《某马甲》、《来存》、《永护军》、《锔人》、《红衣妇人》、《怪风》、《大眼睛》、《高参领》、《嵩杉篙》、《春秋楼》、《猫怪三则》、《异犬》、《那步军》、《佟犄角》、《谭九》、《额都司》、《纸钱》、《三官保》、《某领催》、《护军女》、《多前锋》、《堪舆》凡26篇，占了全书1/5重。所牵涉内容不但包括在京城生活的旗人所见怪异，还有乾隆年间已经日趋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满人特有的风俗和喜好、性格、市井文化，甚至满人渐入汉俗但仍保持的独特民族个性。
在《夜谭随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年间北京中下层社会比较真切的反映。在他笔下收罗了相当繁复的各行各业人物，单旗人中就有步军、护军、甲兵、笔贴式、仆人、婢女、领催、都司、中书舍人、侍卫、骁骑校、佐领、参领、前锋、统领、宗室王子，甚至还有萨满。其他人物则更为广泛：秀才、监子、富商、小贩、屠户、童仆、锻工、船工、幕僚、役卒、知县、县尹、私塾先生、僧道、巫士、花户、农民、市民、医生、汛兵、力夫、店主等等，俨然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风情画。
其中与满族或者旗人生活相关最为密切的题材，是和邦额最为驾轻就熟的。《夜谭随录》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也是此类篇章。凡人遇狐是志怪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在《夜谭随录》中则体现为旗人遇狐，文中此类故事比比皆是。和邦额将鬼狐写入旗人生活，或许并不是刻意所为，但正是他利用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才把清代满族旗人带入整个中华大民族谈鬼说狐的大氛围。通过如此众多的旗人遇狐故事的讲述，满汉思想文化交融的痕迹也清晰可现。
《阿凤》是其中最为曲折生动的篇章之一：“某宗伯”所在的旗族家庭与阿凤所在的群狐之间的戏谑与争斗。“狐家”为了将美貌的阿凤送到此宗伯家为媳，使出了各种招数，而此家人开始只当作狐祟来规避，不以为然从而吃尽苦头。阿凤终于得以嫁入宗伯家，群狐竟依“旗俗不亲迎”，自奉阿凤上门“趋事舅姑”。故事结局的包袱也抖得出人意料：本来可以夫妇缱绻，生活美满，但在一夏日雷雨震天中，阿凤惊惶失措，托庇夫婿四郎得以避劫，“欣喜之色可掬”，继而“失所在，后不复来”。群狐费煞心机，原来只是为了让阿凤避此劫？是有情还是无情似当别论。本篇虽以《阿凤》为名，但这个美貌的小狐女俨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和邦额关心的也不是阿凤与四郎究竟能否有情而成眷属，或者说阿凤只是故事的一个引子，而宗伯一家与群狐的交涉才是主体。这种着力于“面”的铺开，精于场景渲染的写作方式在满族小说中很常见。他们并不忌讳多个线索的齐头并进，也擅于描绘各种小人物的市井生活。为了集中地铺展世相，他们还往往采用“舞台化”布局，“使诸多生活形态汇聚于同一空间互为映衬”①。这种的世相铺排在中长篇小说中更为明显，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品种也更为繁杂，选材和细节不避琐碎，情节进行中有各种“过场戏”和“小穿插”。所以才会有“大观园”中的花枝招展，也会有“茶馆”中的人间万象和“小羊圈胡同”中的同堂四世。
再如《红姑娘》，它本是一狐，“化为女子，红衫翠裙，年可十六七，艳丽绝伦”。红姑娘出场时非常高调：居于京城的敌楼中，守城士兵常见，偶有轻薄言辞相挑，“即闻娇音曰：‘尔勿妄为也。’归辄头疼难忍，否则唇忽肿起如桃，必哀恳悔过，适乃已。以此群畏之，无敢戏言者。”红姑娘的出现亦为报恩，但她选择的不是单纯的以身相许或一掷千金。面对自己的恩人——此时已经年逾六十，且“一身贫病”的步军校——狐女所做的除拜为“义父”，解生活所需，更多的只是在老人值夜的时候，携酒而至，与其言谈饮乐。这老少之间的感情真挚而感人，可以称作志怪小说中写狐的突破。如“红姑娘”这样的“义狐”形象在《夜谭随录》中很是常见，可见和邦额对其的倾心与赞赏。
在这些篇章中，遇异的满人或者旗人往往只有寥寥数笔的描写，甚至只是简单提及其身份地位，或只能从其姓名来判断，但是已经可以隐约见到其独特的个性。旗人形象真正的粉墨登场是在诸如《高参领》、《三官保》、《某马甲》等篇章中。
高参领在镶白旗汉军，“以拳勇闻”，同时在香山教习的林某亦负盛名。高访林时因言语不合而起冲突，在周围人怂恿下二人比武相搏，良久未决胜负。后在众人规劝之下暂停，而林不发一言，掉头下山。众人疑虑林怒极负气，但高只是笑而不言。林在下山的路上，突然蹲身于地，“良久复行”。好事者前往窥探时发现“鲜血一掬，血中累累燃，不辨何物，于其地拨视，则牙齿八九枚”，原来适才交手时林已经中了高参领的拳，众人也才知道林不发一言，高只是笑的原因。高于是更加声名远震。如此十年后，高已经升至江宁协领。突然有一天在陪同将军阅马时，被冲入栅栏的马撞到，“正中口齿，落十数枚”。传说“马即林之后身”，不由让人欷歔。篇后和邦额的评论让人慨叹：“生以拳勇知名，乃死后犹作马以报，好名之累，亦綦重哉！”“好名”的林某，几乎可以看作旗人鲜活的性格标本。满族人“有里(讲‘礼’节)有面(好‘面’子)”的性格自古以来就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从白山黑水间带过来的争强好胜和不服输的精神特征到了中原以后被进一步张扬：政治上的高位置与经济上的贫困和文化上的富裕，三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使得满族人更倾向于倔强地维持自己“自尊”和“面子”。这种自尊与自卑杂糅的敏感，让荣辱观成为满族人一生中最为看重的价值观。②
在《三官保》中，我们则看到一个典型的旗人少年。他“年十七八岁时，皓齿明眸，雪肤华发，言笑妩媚，俨然好女子，且善自修饰，见者靡不流瞩。”这个三官保纵然“外秀如此，宜其温文蕴藉，蔼然可亲”，却也“负气凌人，好勇逞力”，终日在街头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以其美而暴戾，人称“花豹子”。在屡次的好勇斗狠中，三官保认识了佟韦驮与张阎王，三人结为朋党，愈发横行无所忌惮。这位肆行世间的小爷在角胜中曾被打得“体无完肤，四肢不能转侧”，两足指甲缝被刺入棘针的情况下，仍然口不服输，“骂不绝口”。甚至用利刃“于股上刻划至骨，吱吱有声，划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踵”，仍然“谈笑自若”。几近一个土混混的形象，不过其刚勇也确让人惊服。一次遇异，三官保因轻量揶揄已亡故的勇士余斑龙，夜半时即被口称自己是余斑龙而前来领教的人(或鬼)痛打，几丧命。从此以后三官保幡然悔悟，并入籍羽林军，二十岁便阵亡。
金启孮曾在《北京城区的满族》中盛赞《三官保》，认为《夜谭随录》一书价值全在此文：“我们知识分子每知满族少年有贾宝玉、安龙媒等典型形象，从未见人言及三官保的典型形象。是知满族上层、写满族上层的人多，知满族下层、写满族下层的人少。事实上清朝前期满族绝大多数少年是三官保式的，尤其是在京旗之中。”“三官保只是横行京旗之中、斗勇逞强叫字号。以后的游侠也多走的是三官保的道路……当时游侠即混混的斗争，不完全仗着力气和武艺，还讲究英雄和毅力，比如像三官保的不怕打，不怕痛，这就表现出英雄气概和坚忍毅力。”③这样质朴刚勇，充溢京旗文化特质的侠义精神在清代的俗文学创作中被延续下去，及至王度庐而发扬光大。在《卧虎藏龙》中那个市井青皮刘泰保身上，我们俨然可以看到三官保的影子。
和邦额对三官保细致的刻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比生动的旗人少年形象，他应当代表了当时满洲旗人一种相当典型的性格特征或者精神向往。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族，是在马上打下来的天下。可是进入中原，定鼎北京后，原来那种粗犷刚勇的民族性格却一再被消磨。这个来自山野的民族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多么的让人触目惊心，“由骑射的文明到走票唱曲的文明，在这个民族，不能不是人性的萎弱。”④纵然有贵族为了保持些许的阳刚气而“豪迈”地去“熬鹰”，也有乾隆帝坚持不辍的木兰秋围，但仍然不可遏制整个民族迅速地走向萎弱。因此也出现了乾隆年间满族对汉文化短暂的“反攻”——统治者犹疑不定的“收缩”策略。他们意识到满族在整个民族性上的缺失和滑落，迫不及待地想要印证自己的独特性，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尊。
这种政策效果是如此的微弱，甚至在某种层面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敷衍，因为整个皇族仍然积极投身汉文化学习的浪潮，且深陷不能自拔。很多没有任何谋生本领的旗人在日益穷困潦倒的情况下，面对这样精致的文化，也仍然“讲究”而“郑重”地悠闲玩乐。所以我们甚至能在“马矢满地，破壁通邻”，贫寒的某马甲家炕头，看到“鼓词一本”。当然，《某马甲》传达的更多的并不是京城子弟书的流行与普及，而是更为触目惊心的事情：八旗生计问题。
八旗人丁俱以弓马为生。除了披甲当差，旗人无论贵贱，都可以不事生产，以领取统一配给的饷粮，即所谓“吃钱粮”。随着在旗人口的剧增，这所谓的“铁杆庄稼”也由最开始的特权变成了尴尬的“黄金锁”。事实上在和邦额生活的乾隆朝，虽然鼎盛繁华已至顶点，但旗人的生计问题已经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旗人坐吃山空，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下层旗人挣扎于贫困线上。
上文提到的《某马甲》讲的就是有关这样一个穷苦的旗人家庭的故事。马甲某乙居住在安定门外的营房⑤中，一家人生活非常贫寒。也因其贫困异常，经常误了自己的差役，于是佐领就遣领催某甲前去传话，说如果再不速来应役，将被斥革。跟随着甲，我们的眼睛也就看到了那让人心酸的一幕：“入门，马矢满地，破壁通邻。屋三间，隔一间为卧室，妻避其中。时际秋寒，乙着白布单衫，白足吸决踵鞋……”甚至已经“久不举火”了。见此惨状，甲即刻伸出援手来救助，可以想见甲也并没有更多的闲钱，他只是把身上的衣服脱掉，让乙且拿去当掉，换些许米水。在乙赧然抱衣去后不久，甲听到了乙妻在隔壁的哀泣。甲知道那妇人抽泣终究是因为苦贫，不由暗自感叹。这时蓦然见到一“面目丑恶，酷类僵尸”的驼背妇人蹒跚而入，将一把纸钱塞入香炉后离去。正惊恐间，听得隔壁的哭声更加悲切，掀开帘子看时，发现乙妻正要投缳自尽。甲大惊，不避忌讳连忙上前解救并宽慰再三。险剧过后，又见那丑恶妇人，到香炉下寻觅先前放置的纸钱，甲大声呵斥，其“惊走暗处，遂不复见。”询问乙妻才知此当为“索命鬼”，每每来时都会让人“心伤，不克自禁，转念不如一死为快。”
虽则兰岩在文末的评点会让人注意到领催甲的古道热肠和狭义精神，并为之击节赞赏，但是我想更多的人会被文章中描写的贫穷所撼动：和邦额对于那贫穷的勾勒如此真切，对于恶鬼的想象也是如此的恰如其分，从而为本篇锦上添花，这一切都将其本人同情和惨然的心境凸显得淋漓尽致。同样精彩的还有《谭九》，这几乎是历代文人和鉴赏家都钟爱的篇章，也出现在各种文学史的选本中。
《谭九》讲的是“京都花户子谭九”于探亲途中，路遇鬼家的故事。这一鬼家亦只有老妪与年轻少妇，却无关情色。年轻的谭九看到的都是足以让人心酸落泪的场景：那住处是“矮屋两椽，土垣及肩……室中空无所有，惟篝灯悬壁”；那少妇“着红布短袄，绿布裤，蓝布短袜，高底破红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并两踵焉。”神情暗淡，“泪睫惨黛，殊少欢容”；那饭席“瓦器绝粗，折荑为箸，以盆代壶……冷不中啖”；甚至连睡觉都“因贫故，并无被铺”。老人郑重地嘱托少年，如果遇到自己的老伴，请他送点钱来，因为“家中吃着都尽矣”……而这仅是故事的内核，在其外还另有一大套子：少年谭九梦醒时发现自己睡在一荒坟乱岗处，及至遇到老妇所描述的自己老伴郝四，才知昨夜所遇为其亡妻与亡媳。郝四夫妇原是“某旗某佐领之父”的巴参领的守墓人，其子媳也曾是巴参领家“宅上婢女”。巴参领的儿子袭了佐领的职位，却因家贫而连墓地都无力修葺——同样也是一个有关贫穷的故事。
和邦额恰到好处的铺排和细节描写，把当时八旗生计的真实状况推到我们面前。与贫穷几乎是零距离的接触让人震撼，也让人深刻地感触到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史余”而具备重要的资料价值。除了这些，同时还应该庆幸的是，和邦额在不经意间将满族或京旗的文化及风俗也透露出来。那面容惨淡的少妇虽然衣衫褴褛，但是只一双“高底破红鞋”即可清楚地辨认其旗族身份；更有在眼见谭九灯下抽烟时，嘴馋而讨烟的行为，更是满族妇女们独特的标志。
同样的风俗“展示”比比皆是，譬如《庄竹松》，就纪录了萨满作法的场景：“穆(萨满)冠兜鏊，腰金铃，挝鼓咚咚，口诵神咒，绕园而走。至园后废楼前，嗔目仰视。旋弃鼓，捉铁叉趋步登梯，若有所逐。至墙角，极力叉之，闻牢牢之声，如犬之被挞然。设鼎镬，提叉烹之。咸见一黑狐，大如獾，脱肠而死。”可见在当时民间的萨满崇拜还是很普遍的。
又如《猫怪》中，某护军参领“喜咏歌，行立坐卧，罕不呜呜”。这种嗜好竟然传给了所养的猫，不但细唱“敬德打朝”而“字音清楚合拍，妙不可言”，而且还能“立月下，既歌且舞”。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喜好听曲唱戏，也正是旗人热爱艺术，追求精神享受的表现。
“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垒块愁。”蒲松龄主动地把“新闻”纳入“夷坚志”，这让作品有了现实的风情，同时又通过自己的鬼斧神工，把现实的事件和人物变幻成神奇的故事，这是《聊斋志异》成功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其百年之后的和邦额很有幸也很有意地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夜谭随录》不但表现了旗人生活与精神性格等各个方面，还直面了当时的黑暗制度以及现实敏感问题，比如《陆水部》。
“陆生楠之事”是雍正朝时有名的文案一桩，雍正与曾静之间的对话，促生了《大义觉迷录》的诞生⑥，也造就了陆生楠的冤情。曾任工部主事的陆生楠，因“无能倨傲”被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在发配途中著《通鉴论》十七篇。后被告发有叛逆之词，“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⑦，因其“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之愈深，奸逆之情益固……其意专以摇惑众心，扰乱政纪为务”，又因涉及李绂、谢济世的结党朋比案，且曾借已故先帝的皇八子阿其那向皇上发难，终于引发雍正帝的怒火，书香门第的出身以及六部职官的身份加重了其量罪的砝码。惯于与文人较劲的皇帝在通篇长论的谕旨后谓其“罪大恶极，情无可免”，当斩。六部、九卿这次也配合迅速，两天之内即完成复议，认定其罪当诛。在雍正七年(1729)，陆生楠被“军前正法”。
《陆水部》的故事就是围绕陆生楠的“不谨于言，有罪”而写。开篇即至陆生楠“戍察哈尔”途中，遭恶仆诳骗冷遇，几至绝境。在“破帽弊裘，昼行夜牧，掬蹄涔饮，拾马通炊，服裂肌消，手龟足皴……不禁涕泗交颐，仰天大恸”，欲“拔佩刀自刎”时，忽遇七旬老翁黎公相救，也由此得见其女阿紫，并与之定下鸾酬。婚期将至，陆与黎公二子及其宅相胡秀才小酌。酒至半酣时，陆趁酒兴不禁得意忘形，放言讥笑老翁不学：“夫阿紫者，狐狸之称，淫妇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却不知已然触到本是狐仙的黎公一家的禁忌。可以想见，轻薄之言一出，立刻引起黎公一家的勃然大怒，一门婚事也宣告罢休。陆“深自悔恨”，但已经于事无补。可惜的是陆仍然未思悔改，及至军营，过不许久，终因“性愎而执，口不择言”而“坐讪谤伏法”。和邦额写这个故事，选择了近乎“实录”的方式，或许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追求朴实的风尚有关，也许起决定作用的是其心中的刚勇和无畏。从这样的篇章中，我们才可以看出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谈虚无胜于言时事”不过是一个幌子。在《夜谭随录》中，类似的“言时事”的还有很多，譬如《米芗老》。
米芗老是康熙年间三原地区村民，年二十而未娶。时值总兵王辅臣叛乱，民生潦倒。而叛军所过之处，将妇女掳掠，都装如入囊之中，四金一囊进行贩卖。米芗老趁此“良机”将积蓄的五两银子用来“买妻”，为获取佳丽，甚至还用了一两贿赂营房看守士兵。进营之后，“米逐囊揣摩，检得腰细足纤者一囊，负之以行。至逆旅起视，则闯然一老妪也，满面瘢耆，年近七旬。”米深受打击，悔恨不已，“默坐床上，面如死灰。”这时店里有人投宿，是一老叟“控黑卫载一好女子”。寻之，才知亦是此刘姓老翁花四两银子“自营中买得一囊人”。得意的刘翁邀米过市饮酒，米念“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故从之去。二人去后，老妪启帘与少女攀谈，知晓颠倒情境后，感叹造化弄人，决定李代桃僵，以成全年轻人，安排妥当后，二人就易位而眠。及至清晨老翁酒醒，见老妪后大怒，“挥以老拳，妪亦老健，掳掠不少让。合店人环观如堵……闻者无不粲然。”此时的少年与女郎已行走数十里，难以追上了。在众人劝解下，老翁“痴立移时，气渐平，……遂载妪去。”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在和邦额笔下几乎是以一种调笑的态度来完成的。这样的态度我们在老舍的作品中也见到了，旗人特有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把痛苦轻而易举的转移，“四两拨千斤”。
作为一个满人，特有的旗人身份让他们不需要为求功名而寒窗苦读，但进过科场甚至中过举的和邦额自然对这其中的甘苦有所了解。纵然他不会有如蒲松龄那样刻骨的经历，但是他笔下呈现的科举制度仍然让人不寒而栗。《棘闱志异》就是一束记载科场惨状的札记，其中往往有遇鬼神而不能终场者，甚至有自杀或自残于考场中的人。其中最动人的当属“小蕙”一则。
有才貌双全之康生，年纪轻轻，设帐于单家。因为生性工谀善媚，“宾主颇相得”。所教弟子中有少年名文炳，聪颖异常，常有青出于蓝的文句，康于是暗妒之。更有一日在单府中偶遇美貌婢女小蕙，心向往之而不得，却闻听文炳与之交好，妒意愈加深厚。终于有一日，康乘间进谗，附会文炳与小蕙情事，让向来以家法自诩的单氏勃然大怒，小蕙也因此死在严厉的家法之下。目睹心爱之人的惨死，“文炳掩面伏地，哭不能起。”小蕙临死前，曾“矍然而起，大声曰：‘奴死必为厉鬼，以报竖儒矣！’”始作俑者的康生心颇愧疚，也辞馆进京赶考，终未能逃过小蕙诅咒，死于考场，而且死在“舌”上：“引手自抠其舌，极力拔之，出口四五寸，血流唇外。”文炳在小蕙死后曾泣血而做《惨魂篇》，“抉元珠于屈宋”，甚至有《红楼梦》中《芙蓉诔》的痕迹。此篇完成后的半年，文炳也死，以期泉下与小蕙相聚矣。虽然和邦额的本意在于借“国家设以取士”的“棘闱之地”，让那些“堕行丧德之徒，冥报昭然，毫厘不爽。”但只凭这些现象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受到科举制度对于当时读书人的摧残，只因有了那功名“得失之心”，才会心生种种痴邪，也才能招来这样的祸患和灾难，而科举制度正可看作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
如同在《聊斋志异》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可以称之为“新闻”的真实痕迹一样，在《夜谭随录》中此类“新闻”亦比比皆是：如《倩霞》中集中而典型的展现靖南王耿精忠骄奢淫逸、骇人听闻的罪行；《新安富人》的“性贪淫残忍，加结官府”；《猫怪》中那冠冕堂皇的一家人，实则“作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几”；《张五》中那“贪财好色、滥杀酷刑”的县令。不一而足。
虽然在新奇诡谲上不及《新齐谐》，典雅古奥上不如《阅微草堂笔记》，但是《夜谭随录》仍然可以在乾隆中叶志怪小说兴盛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形式上的有意为文，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写，华丽辞藻的填充，“某某曰”的议论再次粉墨登场——对《聊斋志异》唯妙唯肖的摹仿让这位名字远不如袁枚和纪昀响亮的满族作家留名文坛。而对旗人生活与旗人个性深入的描摹，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更足以让他成为后代多少文人的谈资，这也是《夜谭随录》作为清代文言志怪小说集值得挖掘的价值之一。
注释：
①④赵园：《北京：城与人》，第30、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有关满族有礼好面子的精神特质，具体论述请参看关纪新《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③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第1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⑤营房也即清代旗人的住宅。在八旗制度下，旗人们的住房不需要自己出资建造，由国家负责建造和配给。一般来说马甲能分得的住房为一间。
⑥有关曾静和《大义觉迷录》，以及其中皇权与知识分子阶层的抗争与博弈，请参看史景迁《皇帝与秀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⑦《清世宗实录》(二)，第9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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