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创作得失兼对文学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传统论文,赵树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热点作家，他曾被誉为“实际上是一个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标兵”，（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写农村的“圣手”、“当代语言艺术大师”，（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其艺术探索所建立起来的新文学规范终于“被接受”，真正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号召向赵树理创作方向迈进。持批评者认为：赵树理太执著于“民间文学正统论”，艺术视野的狭窄，会导向文学发展的单一化、封闭化，“妨碍甚至扭曲文学的正常发展”，各执一端，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注：马克思语。转引自《新时期丁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柳州师专学报1994.4期。）笔者认为：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在于其特点、优势、缺点三位一体，必然产生正负面影响。本文拟作一些探索，以期就教于大家。
一
具有两重性的文化：一是束缚性、规范性（即约束力），一是自由性、升华性（即解放力）。文化是一种发展过程，从一种模式走向另一种更适合人类才能全面发展的新模式，它的发展方向和目的是使人类在有序的社会共同体中不断获得身心的更大的自由度和更高的文明水平。崛起于四十年代解放区的优秀作家赵树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光辉照耀下，背负着作家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探求顺应时代发展，适合广大人民需求的新文化。他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黑暗落后的现状，十分焦虑：“我们的农村在土改之前，地主阶级占着统治地位，一切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或是由地主阶级安排的，或是受地主阶级支配的，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有极其深厚的反抗思想，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至是拥护的。”（注：《赵树理谈创作》。）当他一踏上文坛， 便把批判的目光投注于此。
首先，新的主题、题材和人物。新文学初期重要题材之一，是表现老中国的儿女们“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注：鲁迅《生死场·序》。）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急剧破产。三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对“咆哮的土地”的描绘代替了“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的刻画，显示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农村生活的不安和骚动。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在一定程度上较真实地揭示了大变革时期农村复杂的社会画卷，赵树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又一拓荒者。新文学初期和三十年代，农民形象中最有特色的是那些“老中国的儿女们”：闰土、阿Q 、祥林嫂、老通宝，证明了新文学性质发生了“彻底的革命”。然而，由于时代、思想的局限，难以达到“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高度。（注：恩格斯《诗歌与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赵树理塑造了小芹、小二黑、李有才、小元等新一代农民形象，“这是继鲁迅之后在农村题材上的一大贡献。”（注：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二，新的语言。“五四”新文学最严重的问题是语言的欧化。赵树理尊重人民的欣赏习惯，主张从“群众的话海里吸收丰富的养料”，提炼方言土语，使之通俗洗炼、朴素明快、轻松幽默，“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注：赵树理《语言小谈》。）例如《小二黑结婚》中小芹斥责调戏她的金旺的话，既含有鄙薄色彩，又符合小芹泼辣大胆的个性特点。
第三，新的表现形式。赵树理通过发掘吸收传统评书和古典小说“说话”形式，创造了一种被文学史称为评书体的现代小说样式。他主张“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注：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注重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采用人们熟悉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环结构形式，脉络清楚，易为农民接受。在人物塑造上，用人物自身的言行刻画人物性格，采用侧面烘托，用农民的眼光、感受、印象来表现人物，给读者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的空间。如写小二黑的能干英俊、写小芹的美。
孙犁指出：赵树理的创作“以其故事的通俗性、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别是语言的地方色彩，引起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注意……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同时，孙犁也强调：“如果没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注：孙犁《谈赵树理》。）从某种意义看，是特定的时代造就了赵树理，使作者对民间文学的喜爱，他的编说拉唱的创作才能、特定的生活环境，谙熟的人物与特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艺术需要相一致，“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发展”，（注：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二
创新超越是文学的生命力。文艺的本质是进步的，文艺创作总是带有批判的性质，即对现实人生的不断扬弃，而审美超越的实现正是这种进步与扬弃的关键。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站在世界之交的文学也必须接受对传统的革新和来自现代化的严峻逼迫和挑战。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用文学审美标准审视文学创作中的“赵树理方向”，让激情中多一些理性，历史感中多一些现代意识。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注：转引自《白鹿原》卷首语。）即民族的心灵史、灵魂史、精神生活史。价值观与时代精神相连结，它伴随时代前进而嬗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即使如真善美这些被视为永恒的价值尺度，也随同时代的变迁而更替、丰富并完善其价值的内涵，并往往先从文学这面镜子中看到它的投影。在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变革时代，“人学”的文学视野应该是无限广阔的，文学创作也应以大时代文化价值为参照系数，文学创作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内蕴：深厚的主题、丰富的现实容量、深广的历史感受、多层面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巨大的精神震撼力。这深广性不仅是外在历史与时空的深度和广度，还包括人的第二宇宙即人的内在世界甚至潜意识世界的深度；作品的审美意象，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深遽与无穷以及独创性，即新颖的艺术构想、独特的艺术手法和风格。在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中，我们无须苛求某一个作家，但作为新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赵树理现象”，至今仍是文学评论关注的“赵树理方向”，却应该置于传统与现代化交汇的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从文化发展的更高的整体趋向去审视，那么，赵树理创作中的危机与矛盾也不容忽视。
第一，鲜明的主题与缺乏深厚的历史内蕴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矛盾。成长于解放区的赵树理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拥抱生活，把社会政治生活层面作为文学反映的主要内容，力图写出政治革命作用下人的生活、命运、性格、心灵的变化，以反映时代需要为己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作家热情有余，理性不足，不能真正认识这场伟大的变革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它与中国历史变革和未来的密切关系，而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限于一时一地政策层面和具体问题的描写。无疑地，赵树理对历史生活的再现，价值尺度的确立，观照视角的选取上难以上升到对历史把握的更高程度和更深程度。赵树理满腔热忱地歌颂农民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毫无疑问，这是农民解放的大前提，是实现自身解放的绝对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已实现了最终的解放。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志在于人的解放程度，使千百万农民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实现人的解放才是终极目的。这正如革命导师论及妇女解放时所指出的：如果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没有觉悟和愚昧无知，她们就一定会成为一切前进中的绊脚石。”（注：《马恩列斯论妇女》。）作家用单纯乐观的态度去反映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群众落后思想的矛盾或两条路线的斗争，忽略了或谈化了农民作为封建文化的载体性的消极因素，即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组成了一种超越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注：荣格《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国民劣根性，没有真正揭示出农民阶级从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有意识地把思想革命运动同政治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同时唤起农民对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的自觉性，而是在阶级斗争的需要下淡化了改造农民的艰苦性、复杂性。如《小二黑结婚》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悲剧：解放区一对青年相爱，因遭女方家庭反对，男青年被人活活打死，村民们对此漠然。这本是悲剧题材，小说冠以“大团圆”结尾，对农民作了品格升华，缺乏理性批判意识和强大的震撼力。这与同时期丁玲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也显逊色。在这里，追求人的彻底解放的新文学传统被削弱。这在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如《三里湾》中更加突出。虽然赵树理也批判农民中残存的封建观念，偏狭自私的小农意识，孝道妇道等封建伦理，却没有深挖隐含在阶级、新旧矛盾观念冲突背后的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使批判显得表浅，缺乏应有的力度，甚至偏误。在《小二黑结婚》中，作者将三仙姑作为落后农民的典型，本应通过她的不幸遭遇，由此产生的心理变态、精神弊病来批判封建礼教。因为，从本质上看，三仙姑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作者却未清楚地意识到这复杂内涵，简单地从现存的道德观对其责备、否定，对残存在劳动人民身上数千年来的民族文化积淀——封建意识，仍在潜在地制约、禁锢着他们思想的悲剧内蕴挖掘不够，将悲剧人物描写成喜剧性，削弱了对封建传统道德的批判力量。
第二，人物形象的扁平与人的丰富的“内宇宙”的矛盾。文学是人学。“发掘人心”，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使之具有永不衰败的艺术生命力是作家最高的艺术追求。高尔基强调：“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错综的人。”（注：高尔基《俄国文学史》。）老舍论文学创作时说：“凭空给世界增加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作。……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永垂不朽。”（注：《老舍论剧作》（增订本）第83页。）正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有安娜·卡列尼娜、宝玉、阿Q、 繁漪等不朽的艺术典型，才有不朽的文学作品。人物永垂不朽的核心是有深刻的内心冲突。作家必须把兴趣集中在内心的矛盾冲突上面，这是“当代最典型的思想和独特的精神活动”。（注：奥尼尔语。转引自《试论现当代内向化的戏剧美学观》，《新华文摘》1990.9期。）它包括人物关系上的二元对立和人物内在精神的二元对立。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时开掘，既为读者展示确定的社会内容，又为读者提供深层的人性思索。 阿Q以他丰富的性格内涵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老舍通过祥子由人到兽的嬗变不仅展示人间地狱象什么样子，也引起人们对其复杂的悲剧根源不懈地探讨。作家不仅要写人物做什么，而且要展示他怎样做，强调从主体、理性、个体出发表现人物的认识、探索、感情、命运乃至情绪、感受、憧憬、梦幻、追求，把“内心的真实”当作更高也更理想的美。赵树理较少关注文学人物创作中的二元对立，他笔下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立面：地主、富农、流氓和贫苦农民，顽固守旧的老农与积极向上的新一代农民，泾渭分明，或属对抗性矛盾，或属新旧伦理矛盾，很难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内心矛盾、挣扎、呼号，人物形象显得单薄、苍白。作家倾注极大热情的人物无疑是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新一代农民，但由于缺乏丰富复杂的性格内蕴，作为艺术形象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典型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图解和传声筒。比较而言，三仙姑、二诸葛、小腿痛等落后农民形象给读者的印象更深些。但就在这类形象塑造上，作者也没有把笔触伸向人的内心这充满奥秘的神奇世界，探索人的感情、思维意识和下意识的变化轨迹，而是停留在表象上。对三仙姑，作者更多的鞭挞了她的“丑恶”：千方百计地破坏女儿的婚事，嫉妒女儿的幸福，“好象鲜果，可惜多了一个小芹，就没有自己的份儿。”用“天意”压小芹，披着“神”的外衣，放纵自己的情欲，有意反衬小芹小二黑争取婚姻的不易，却没有揭示三仙姑心理变态的复杂层面，把三仙姑放在“被食、食人、自食”的旧文化循环链中考察。应该说，小芹承受的不仅是自身婚姻的阻力，更承受着母亲不幸婚姻的重压。
第三，叙事模式的单一与小说创作“内向”化趋势的矛盾。文学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过程，虽受作家主体逻辑思维活动的制约和支配，表达作家对笔下所描写人物的性格、结局所持的思想感情态度，但作家的主观愿望、动机和意见一般不直白地表述，而是渗透到他所塑造的形象中并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为此应将人物置于较为深远、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生活场面中，通过生活化的情节和语言，使内涵主旨得以拓展和深化，使人物焕发出极富个性的艺术魅力。但传统小说模式是由作者全知全能地向读者讲述故事，介绍人物，进行扬善贬恶的教化，故事情节单一完整，人物多用自身语言行动表现人物心理，缺乏细致传神的心理描绘、丰满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变化。作者的思想观点也较直露地在简单的情节叙述中表现出来，无法展示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大团圆的喜剧模式使赵树理对表现封建思想和农民精神固疾的顽固性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地把复杂斗争简单化。《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通过对落后反动思想和旧势力的讽剌嘲笑，以人民胜利为结局。《邪不压阵》、《登记》、《小经理》皆统一于苦难——斗争——胜利三部曲形式。丰富的历史内容、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人的情感皆变得简单明了。这视角狭窄单一的结构和直露的表现手法，只能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样式，而不宜作为创作上的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文化水准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欣赏的视野也逐渐开阔，欣赏的品味也有所提高，因而单一的浅显通俗已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七十年代末以潘保安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山药旦派”的崛起与消亡正寓此理。
三
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现代化问题，实质就是文化的革新问题。它是面临崭新历史事业的现代人对自身文化所作的自觉的批判性的扬弃和对新文化的积极创造。主要表明在对传统理论、观念、方法的批判和革新。
首先，创作个性的消失。创新、超越是文学的生命。而审美超越的实现，与创作主体的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是作家艺术家个体化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个体的心智结构、创作能力、人格心理、知识阅历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其个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凝固与升华。从某个角度看，它最终表达的，是创作主体个人高远的人生境界或某一独特深刻的人生见解。同时，作为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往往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概括和升华，以作家自己的心灵来抽象概括广袤的宇宙人生民族国家之理。但这必须“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是感情充沛的东西。”（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作家、艺术家从平凡生活中发现闪光的东西，萌生创作的动机和激情，不可遏止，进入审美超越状态，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在客观历史呈献中打下主观的烙印、留下自我的影子。高尔基目睹“生活的庸俗和残酷的恐惧”，愤怒不已，“好象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人一样‘骨鲠在喉’，我想狂叫。”（注：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巴金说“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只要咽住一个字也会缩短我的生命，”（注：巴金《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我的Taccuse（我控诉）”。（注： 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曹禺说他的《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注：曹禺《雷雨·序》。）自述创作《日出》时，情绪爆发，按捺不住，摔碎了许多纪念的东西，“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我要写一点东西，喧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来了’，对这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注：曹禺《日出·跋》。）他们创作的成功证明了黑格尔所说的“只有通过心灵而且是心灵创作活动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艺术品，”（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49页。）才能使文学创作具有永久的艺术价值。赵树理在创作时，真诚地把“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视为己任，（注：《赵树理谈‘赶任务’》。）感时忧国，本无可厚非，但缺乏对生活的独特感悟，特别是对社会深层结构的问题和人的精神领域深层次现象的洞察思考以及独特的审美情感，在客观事件的呈献中丧失自我、消融个性，展现的只是在某个观念、理论指示下剪裁的“历史”，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肤浅的社会学观察，缺乏对人生万象作本体思考和审视，导致文学创作只是作家对某种理论，某种政策的图解和阐释。如短篇小说《登记》是纯粹配合婚姻法宣传的产品，“是一本宣传婚姻法的好书。”（注：王春《介绍登记》。）长篇小说《三里湾》的写作，是因为下乡工作时，“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化应不应该扩大，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判。”（注：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创作《锻炼锻炼》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注：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无意中把审美价值等同于政治性判断，缺乏巴金、曹禺内心那样强烈的情感冲动和创作激情，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消失”了自我。
其次，对文学继承的偏侠理解，缺乏开阔的文化视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证明，卓越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大多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独特深刻的理解力和融汇力，优秀作品的创作主体和作品本身，都充满丰富的文化内蕴，充满深广的人文主义精神。值得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决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民族性的概念，作为人类的知识传统，它属于全人类所共有，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互动结果，并随着传统的发展和更新，又不断融入新的内容。因此，当我们谈到传统和继承时，进入我们视野的应当是人类刚刚过去的全部文化，而不仅仅是本民族的文化。文化的继承本身就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和世界性眼光。只有在对世界性文化作历史性（纵向）与共时性（横向）通览、参照、比较和整体思考，具有古典文化继承上的当代哲学意识，才能够富于睿智地继承和创造。“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民族自省意识和彻底的自我批判力，是古老中国从传统走向文明的光辉起点。赵树理对此难以接受，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观念，具有将民间文学传统与新文化传统相对立的意向，并以发掘改造民间文学形式来与强大的新文学的艺术形式相抗衡，缺乏文化的开放意识与世界意识。他主观地臆断新文艺传统正在消灭民间传统，责问“经过‘五四’所创之传统是宝贵的，是应该继承的，但为更多的人所熟悉所喜爱之传统就不应该继承吗？”（注：转引自《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面去”，然后才能谈得到“夺取封建文化阵地。”（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欧化与大众语》中，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为例，证明“不欧化的中国文字也能写出极复杂的情景……利用中国的言辞和文辞，是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的”，从而得出结论：“‘欧化’并不能作为新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只要你能实地参加在大众的生活里，体验了大众的心情和体态，用大众语言，是可以产生大众作品的”。这无疑局限了作家的视野。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何谓古典作品》中对此类思想予以否定，指出如果“只能追随上一代的方式，盲目或怯弱地抱住上一代的成就不放，那就应该断然抛弃‘传统’。”他强调对传统应持开阔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国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并存的，而又构成同时并存的秩序。”对于古典，应当显示出“一种广阔的眼界，一种无所不包的气概”，“如果在诗人自己的民族历史之外没有别的历史存在，就不可能充分觉醒起来。”（注：《托·史·艾略特论文选》。）
文学传统的继承和现代化问题既是内蕴复杂的哲学命题，也是文学创作实践中的难题。在中国新文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无数作家对此作了不懈探索，赵树理也是其中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功不可没。他的创作尤显奇特，优点、特点、缺点三者合一。与人民心心相连的赵树理热爱这片生于斯养于斯的黄土地，这片神奇的山水成就了他，给他以创作的力量、源泉、荣誉；然而，这片黄土地也束缚了他。农民的思想水平、感情层次、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强有力地制约着他笔下作品的主题、情节、语言和谋篇布局，局限了作家的视野。这正如陈非先生指出的：“他表现生活不如鲁迅深刻丰盈，他只描绘自己熟悉的小天地，很少到自己生活范围外去冒险。他的作品也不如茅盾宏伟开阔、丰富复杂，他才能的性质不宜于表现多层次、多变化、多色调的生活。赵树理也不象巴金、老舍、沈从文那样才思敏捷、想象丰富。”（注：陈非《赵树理小说创作记》。）在走向世纪之交的文学日益繁荣时，赵树理创作也难再现昔日的光彩。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看：“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此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了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时代呼唤现代文明和人的精神现代化，呼唤作家多一些忧患意识、理性批判精神、振奋意识和超越意识，即真实地记录人类精神求索的艰难历程，更表现出对陈规的创新、对积习的破除，对变更的渴求、对历史的超越，“把时代的痛苦、欢乐、希望、动荡……最深最广地体现于一身，”（注：郭沫若《诗歌的创作》。）创造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纵深感、蕴涵和凝聚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伟大史诗。（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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