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94：图书馆改革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文章探讨分析了自1984年至1994年我国图书馆改革历程中涉及的对改革的诸多认识问题，对改革中的一些敏感和重要问题诸如有偿服务、以文补文、定额管理、馆长责任制、人员分流等进行了扫描透视，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图书馆改革 事业建设 分析
1984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安徽芜湖召开了图书馆改革研讨会，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图书馆的形势，并就图书馆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诸如有偿服务、举办信息公司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未能求得共识，但它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路，并开始在诸多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
如今已经十年过去了。
十年来，图书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既有改革成功的喜悦，也有面对新形势的困惑。无论如何，人们对改革已从犹豫走向认同，并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转换思想 更新观念
《第三次浪潮》
80年代初，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风糜全国。该书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托夫勒名之为“第三次浪潮文明”，即“信息革命”或“知识革命”。紧接着国内又翻译出版了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奈斯比特指出，美国社会正在蜕变之中，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十个方面的转变，其中最根本的变化是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信息社会。于是“信息”一词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用语。人们惊喜地发现，“信息”将作为“资本”成为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作为收集、整理、传播书刊文献的图书馆，则是提供信息服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新概念的引入，开始冲击、动摇一些传统的观念，图书馆已不仅仅是“知识宝库”，同时也是“知识喷泉”。图书馆不能只满足于坐等读者看书阅报，而是要“活化”知识。开发和利用图书文献信息，是新形势赋予图书馆的历史使命。
“生产力”论
马克思曾说过：“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20页）。
马克思又说：科学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20页）。
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开始将“生产力”论引入图书馆学领域。1980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杭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湖南的李明华、贵州的程亚男、辽宁的于鸣镝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图书馆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论是对传统的图书馆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直接冲击，同时，也开始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图书馆工作的价值。人们发现，图书馆工作作为科研活动的一部分，劳动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信息社会之前，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文献信息被当作和太阳、空气一样有效用而无价值的东西，或者被无偿地赐给接受者，或者被“封闭”而成为“珍藏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缺憾。
借书证押金和超期延误费
大约是在80年代初，图书馆办借书证开始收取押金，并对不按期归还图书者给以每日1-2分钱的罚款，也叫超期延误费。这一举措究竟始于哪一家图书馆，人们很少去考证。社会舆论则十分热闹，人们惊呼：借书还要收钱？！图书馆的道理十分简单：敦促读者按时还书，提高图书周转率。
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开放，在首都的报纸上刊登了办借书证收取押金的通告，一时众说纷纭。为此，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杜克就借书证收取押金答读者问。自此，这一举措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承认。1993年，文化部起草的《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第22条规定：“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可适当收取保证金，对借书逾期未还者按规定处以罚款。”自发的行为终于有了法的保证。
改革变奏调
有偿服务
有偿服务一直是图书馆改革中的一个热话题。
长期以来，图书馆奉行的都是免费服务。“有偿服务”是改革以来出现的一个新词。1984年11月的芜湖会议上一些图书馆介绍了开展有偿服务的经验，如金陵市馆和辽宁省馆的信息有偿服务。会后，有偿服务在图书馆界普遍推广，理论界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有偿服务的项目主要是代译、代查等信息咨询、课题服务、声像服务和社会培训等。
1987年2月，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文件指出，开展有偿服务“有利于文化事业单位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提供各种服务，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有利于繁荣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有偿服务的原则。
应该说，图书馆界在开展有偿服务方面行动比较谨慎，当然也不排斥个别乱收费现象。针对某些乱收费现象，1987年8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中科院印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指出图书馆“在搞好无偿的公益服务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合理的有偿专业服务，但不应以赚钱为目的。”
以文补文
如果说有偿服务主要是指专业性服务，“以文补文”则是倡导多种类型的、有经济效益的文化经营活动，以增加图书馆自身的“造血”功能。这一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拓宽了图书馆以文补文的范围，许多商业性的文化服务项目纷纷出台，如打字复印、出售书刊、开办招待所、餐饮店、投影场、卡拉OK厅、舞厅和桌球室等。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全国公共图书馆开展“补文”活动普及率最高的是湖北省、高达88.1%；其次是上海、江苏、北京、湖南，达70%以上。1991年，全国补文收入中用于补助事业经费达1990万元，约占全部经费开支的6%。有8个省（市）补文事业的经费超过100万元。全国公共图书馆营业收入达6000多万元。
泰罗的启示
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无法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时，人们请来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
科学管理理论主导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借鉴“泰罗制”的“合理的日工作量”的工作定额原理，许多图书馆都希望能寻求一种合理的定额，以加强内部管理。
图书馆工作最好计量的是图书分编工作。于是人们首先从分编工作入手，一时间，各种定额标准纷纷出台。
定额管理较之经验管理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定额管理的实施也比较困难，一是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定额；二是奖罚难以兑现；三是图书馆有许多工作无法计量。
1987年前后北京图书馆率先推出岗位责任制和业务工作规范，从定量、定性两个方面对图书馆的各个业务岗位进行规范化管理。
图书馆评估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高等院校图书馆首先开展图书馆评估活动。1993年文化部图书馆司在部分省、市图书馆进行试点，1994年全面铺开。评估标准共分六大部分：办馆条件；基础业务建设；读者服务工作；业务研究、辅导工作与协作协调；管理；提高指标。共1000分。是一种对图书馆工作条件、工作水平和工作成果的综合评价指标。
评估技术的运用，是图书馆管理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图书馆管理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评估活动的普遍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图书馆竞争意识，提高了办馆效益。
馆长责任制
图书馆的领导体制一直是改革的重点。
早在1987年，有关文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图书馆实行馆长负责制。
图书馆80年代以来通行的领导体制有四种：党委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馆长分工负责制；党政一元化领导；馆长负责制。具体到每一个图书馆究竟执行那一种领导体制，往往由上一级领导机关确定。无论是执行那种体制，如今的馆长都不好当。
最近，文化部起草的《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第十三条规定：“各级公共图书馆实行馆长负责制。馆长是图书馆的法定代表人，对图书馆的业务、行政工作负有全面责任。”
有了尚方宝剑，但愿馆长们的日子能好过一些。
人到哪里去？
“人”是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图书馆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职工在讨论改革方案时常常十分激动地说：假如我是馆长，首先精减1/3到2/3的人员。
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人到哪里去？
馆长们为此伤透了脑筋。
第一步，优化组合，择优上岗；
第二步，双向选择，优化组合。
几次均因未被组合的人员无法安排，而使人事变革几度流产。
如何打破这种超稳定的有进无出的人才结构，出路仍在改革。
市场经济的大潮，给人才合理流动创造了一种机遇。在“一馆两业”的大胆规划中，馆长们试行“人员分流”的政策，让人才流动到适合自身特长的岗位，组织业务、经营两支队伍，基本上解决了“人到哪里去”的问题。
当然，分流并不是人事改革的最终目的。关键是如何建设好两支稳定的、具有敬业精神的队伍。这也许会成为馆长们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政策导向
改革的本质是一场思想革命，因而每一个进程都伴随着争执和喧闹。
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制定了不少的政策，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关于有偿服务、馆长责任制等有关政策外，还有：国发〔1991〕31号“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1992年中共中央的9号文件。另外，1992年9月，国家科委召开了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科委副主任周平作了“加快改革步伐，大力推进科技信息事业的发展，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作出新贡献”的报告，并通过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科技信息体制改革的意见》。接着在1992年12月，文化部在广西柳州召开了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作了重要报告并下发了《关于图书馆工作深化改革的几点意见》（征求意见稿）。
政策的陆续出台，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点：
文化事业单位可以开展有偿服务和举办经营性活动，以弥补文化经费的不足；
购书费单列，专款专用，并要逐年予以增加，切实解决各级公共图书馆经费紧张的问题；
图书馆是重要的信息产业部门，应充分发挥文献信息的作用；
国家从文化部门多种经营中收取的税收，原则上要返还给文化部门。
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不断推进着图书馆改革的进程。
正如图书馆司司长杜克所说：“这些文件为我们图书馆事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应该用好、用足这些文件，使我国图书馆事业摆脱困境，争取更大发展。”
市场经济浪潮
众说纷纭，喜忧参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使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许是因为从“计划”转向“市场”来得太快，文化准备太不充分，面对失去读者的图书馆，有人惊呼：图书馆事业“滑坡”。
新闻界也对图书馆进行了热心的报导：
报导之一：“北京图书馆：瘦死的骆驼”（《光明日报》1993年6月28日）。北京图书馆购书经费短缺。书刊采购量逐年减少。
报导之二：“图书馆喜忧录”（《中国文化报》1994年2月11日）。图书馆尴尬无奈、囊中羞涩，为闯出一条适合自我发展的新路子，图书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报导之三：“读”的反差：南北两地，景象迥异”（《经济日报》1994年1月29日）对比深圳与北京图书馆读者流量的差异：前者“座无虚席”，后者“虚席以待”。
报导之四：“星期天 火爆的图书馆”（《开放日报》1994年6月8日）福建省图书馆人流络绎不绝，读书热已悄然兴起。
……
毋庸讳言，我国图书馆事业遇到了许多发展中的困难。同时，市场经济新体制也给图书馆带来机遇和希望。
两“南”优势
与全国大多数图书馆门可罗雀的现象相反，岭南和苏南的图书馆事业正以蓬勃之势活跃在神州大地。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市图书馆的财政拨款几年来都以50%的速度递增。深圳市图书馆1994年财政拨款近800多万，并正筹建12000m[2,]的少儿图书馆和16000m[2,]的南山图书馆，基建总投资数千万元。
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3市的广大农村，自90年以来乡镇图书馆勃然兴起，至1993年9月底，3市415个乡镇全都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其中，苏州的吴江市、张家港市和无锡市的无锡县，在全国率先普及万册乡镇图书馆。这些乡镇图书馆以乡镇经济为依托，以靠自己创收为主，社会资助为辅的办法，建立了基本稳定的投资和运行机制，并创造了高于全国公共图书馆10余倍至20倍的高流通率，倡导了良好的读书风尚。
广州的社会科学家在评述岭南文化勃兴现象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代岭南文化是南中国率先走向市场经济的派生物。它重商务实，开放兼容，求新求变，较少保守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这种“优势”就一定会形成燎原之势。
文化产业
苏南基层图书馆建设呈现的新格局，得力于他们“跳出文化办实业，办好实业促文化”的实践。
常熟市图书馆在南京图书馆的支持下，联合常熟35家轻纺企业，成立了江苏第一个馆厂合办的信息服务机构──常熟市科技资料开发俱乐部。他们根据企业的需要开展信息服务，协助企业开发新产品371个，累计创利税1105万元。俱乐部经营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市图书馆的发展。
文化产业是指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方式生产精神产品，提供文化服务。从有偿服务、以文补文拓展到创办文化产业，是图书馆改革深化的表现，它不仅拓展了图书馆生存空间，也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也就是说，图书馆不仅可以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开展信息服务，还可以把视角与触角投向和伸到所能企及的领域，如娱乐业、音像业、展览业、广告业、设计业（环境艺术设计、企业形象设计、个人形象设计）、文化旅游业等等，以形成综合服务能力和规模生产能力。
也许仍然会有人关心“产业”是姓“图”还是姓“钱”的问题。俗话说：“屋下架屋，愈见其小”。如果我们始终只在图书馆的小圈子里讨论图书馆，就会再一次失去事业发展的又一次机遇。
坚持四个“必须”
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指出，图书馆深化改革，应坚持四个“必须”：
（一）必须明确图书馆事业改革的目的和指导思想；
（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三）必须调整有关图书馆发展的相应经济政策；
（四）必须加强图书馆立法工作，走向法治轨道。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它不能作为商品生产单位完全推向市场，不能由市场来决定其存亡去留，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同时，图书馆的发展也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原则和特点，探索新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逐步形成通过文化产业重新建构图书馆发展的新格局。
并非结语
1994年即将过去。
图书馆改革的路还很长。
笔者最近曾赴香港考察，参观了香港的几所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其计算机管理、检索、网络化的普及广度，文献资料的开放、共享程度，以及充裕的购书经费和丰富的唯读光碟资料库，令我辈望尘莫及。馆长们也从来不需要为经费、人员奖金、以文补文等问题伤脑筋。对比大陆图书馆与香港图书馆的区别、与其说是一种地域差，不如说是一种观念差。中国图书馆界关于改革的讨论和摸索已走完了十年的路程，观念的转变始终是第一位的问题。图书馆界亟需一种新的观念来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同时，必须从理论走向实践，而不是坐而论道。
来稿时间：199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