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沿问题
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效应。目前，认真总结这种影响的经验教训，已经提到学科建设的日程上来，成为前沿问题。在聊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的母题之下，即有一个子题为“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已有研究生选择相关题目写学位论文（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届硕士毕业生宋铛的学位论文即为《夏志清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内地学术界的影响》。）。报刊上也能见到这方面讨论的反映。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刊出的《海外学者冲击波》，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生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影响的讨论。程光炜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海外学者热”的兴起，有其自身原因：第一，“理论热”在美国学界久盛不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大行其道，对这批学人重新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域优势，自然容易得风气之先，获得话语的优先权。第二，由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压力，以及由于那里时空关系与中国大陆所形成的反差，在海外学者那里培育出一种“后革命”的特殊语境，从而形成了“再解读”的研究视角。刘震认为，和国内学者相比，海外学者在问题意识、理论工具、研究方式以至于写作风格上都常常让人耳目一新。讨论者看到海外学者的共同性，诸如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同时，也注意到海外学者代际之间、不同路数之间的差异性：有的侧重于理论化，较多地挪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甚至过度阐释）对象，也比较注重对分析框架和理论概念的建构；有的侧重于历史化，倾力于历史材料的爬梳和理解，带有更多的传统史学的烙印。不同路数各有所长，能够给我们以启迪，但亦有其短，应该予以注意。程光炜指出，一些学者还难脱“冷战思维”的影响，研究的对象，基本是晚清到40年代，再就是八九十年代，一下子跳过了50至70年代；一些学者很少使用文学史材料，他们判断问题和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的是当前时尚的理论；他们推导问题时，不是凭借材料的根据，而是通过理论的预设和大胆的假定，这样一来，有时得出的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较为浮泛。“再解读”主要是研究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一种理论姿态，而不是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它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主张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不能只是以“新”“奇”出胜，还应当有相当艰苦的查勘、分辨、比较、审慎推敲的功夫，应该把“再解读”建立在认真踏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许，只有这样，“再解读”才能够真正地与历史“对话”，在历史的“现场”上开展有效的“考古学”的工作，进而把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引向深入，产生令人信服和实质性的研究成果来。
几年前，曾经有海外学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中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计。这一看法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许同这一背景有关，王富仁在论文〉《“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1]中，从辨析话语和话语霸权、西方文化与西方话语等基本概念入手，概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认为应当在肯定中国文化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总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反对西方话语霸权，而不应把中国现当代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革新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行为一律视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屈服和顺从。当西方一些话语形式满足了我们自己的某种需要时，对于我们不具有霸权的性质。它们不是压抑着我们的欲望要求、窒息着我们思维的自由性，而是开拓着我们的思维空间、满足着我们心灵的自由要求。他认为，在有些学者的文章中，西方话语似乎成了有类于洪水猛兽的东西，似乎成了话语霸权的代名词。似乎我们一接触西方话语，就有被西方话语吞噬的危险，似乎所有接触并接受过西方话语影响的人，都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屈服和顺从，都成了西方文化侵略的帮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根本无法正确地描述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晚清到现在，我们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从封闭到开放的道路，是通过感受、理解西方和西方文化，感受、理解世界和世界文化，扩大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丰富了我们对自然世界、对人类社会、对人类文化以及对自我的感受、认识和理解，并进一步推动我们中国文化取得了现代性的发展的。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这里，西方话语成了他们争取自身自由的同盟军。他们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意识，意识到的是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力量。王富仁同时指出，确实存在着西方话语霸权，在引进西方理论话语的时候，无形中把我们置身于西方话语霸权的笼罩下。但是，这些只是一种流动着的文化现象，任何西方话语都不是像“文革”及其以前那样，被政治、经济、伦理、权力强制推行的话语。对这些现象，我们是可以批评的。
黄修己《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把源自西方的“全球化语境”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思考，认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形成一种全人类认同的价值观——全人类性；今天，从全人类性的视角研究现当代文学，可以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性内涵，既有利于发挥现当代文学在“人”的启蒙教育中的作用，也有利于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在全人类性的视角看来，战争、暗杀行动与阶级斗争中的流血暴力题材等，都有重新阐释的必要。
二 主要进展
（一）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愈加清醒
“断裂”意识逐渐被历史意识所取代，人们在作家、作品、文体与思潮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讨现代文学与从先秦到近代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联系，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方竞《鲁迅小说的“魏晋情结”：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2]、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3]、胡元翎《鲁迅与龚自珍》[4]、束景南和姚诚的《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5]、董乃斌《废名作品的文学渊源——以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中心》[6]、王兆胜《林语堂与公安三袁》[7]、倪婷婷《“非孝”与“五四”作家道德情感的困境》[8]、刘保昌《道家思想与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精神》[9]、《道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异化精神》[10]、龚敏律《论沈从文〈月下小景〉集对佛经故事的重写》[11]等。
尽管近年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但实际上这一概念已化为学术研究的知识背景。杨联芬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12]，论述的内容从晚清新小说、林纾翻译小说到苏曼殊、徐枕亚到二三四十年代小说再到“十七年”乃至八九十年代小说，这里的“现代”指称的正是整个20世纪。以“20世纪”作为时间框架的论文也有很多：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13]、谢晓霞《1910-1920年〈小说月报〉作者群的文化心态》[14]等论文，虽然不是贯通20世纪的研究，但对五四之前两个杂志的深入考察，仍然看得出潜在的世纪意识。
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延伸的趋势更为明显，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得到关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辟有“‘十七年’文学研究”专栏，刊出萨支山《“故事”与“抒情”：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两种可能性》、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董之林《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与再造——关于5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该刊2004年第2期专门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室组织的“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笔谈。这一时段在20世纪文学史上相当重要，关涉到五四新文学的走向、变异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个中有承续，也有断裂，有扬弃，也有创新，是非功过，值得深入研究。赵园、钱理群、洪子诚、吴晓东、赵京华、吕晴、赵稀方、杨联芬、段美乔等人的笔谈，观点见仁见智，或可质疑，但浓厚的历史感、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问题的方法当会给人以启迪。《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也推出“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围绕着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与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两本研究转折期的著作展开话题。洪子诚认为，这两部著作可以给我们一些问题的启迪，譬如对于“转折”等文学史问题，不可能只经由“整体描述”的方法来解决。“整体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抗战到“文革”文学的分期方式等）很重要，它们的提出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不能取代对具体过程、事实的深入考察和对历史的全部复杂性的发现。深入历史“现场”是我们现在最该做的工作。其结果，既有可能支持了“整体描述”的合理性，也有可能暴露这种描述所遮蔽的东西。再如有关“转折”，有关“当代文学”性质的理解问题，“转折”是否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失误的阶段？“当代文学”的建构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
正是在历史主义烛照之下，文革文学得到史料上的梳理与学理上的探讨。《涪陵师范学院学报》开辟“文革文学研究”专栏，发表了刘纳、易光、邹菡、文嘉、范玲娜等人的论文。愈益清醒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以往遮蔽和模糊的文学现象的历史还原之中。胡博《新月派前期的“文学梦”》[15]、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16]、刘增杰《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17]等，在发掘、爬梳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呈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
（二）台湾、香港文学被自觉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予以关注，研究的视野还扩大到整个世界的华文文学
2004年5月21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及相关文章，对“余光中热”有所质疑，在两岸文坛激起强烈反响，台湾人间出版社2004年秋出版的《爪痕与文学》刊发“余光中风波在大陆”特集，收录赵稀方、吕正惠、陈漱渝、陈子善、杨若萍、钱虹、刘心武、薛永辰、黄维樑、余光中、陈映真等人的文章。两岸学者、作家参与论争，至少可以说明台湾文学确已纳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设“台湾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栏目。《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也特辟“跨区域跨文化的华文文学研究”专栏。2004年9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绍兴文理学院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一辑。同月，在山东威海召开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13届年会。在此前后，中国作家协会举办“杨逵与台湾文学研讨会”，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研讨中国大陆新诗、诗学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学问题。不少现代文学学者涉足台湾、香港、澳门及域外华文文学研究。赵稀方《评台湾后殖民文学史观》[18]与《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19]等论文，在准确把握后殖民主义原典产生的语境及其原意的前提下，认真辨析其在两岸三地的不同流变，批评有的台湾学者偏颇地借用后殖民主义为台独鼓吹的观点与方法，表现出敏锐的理论感悟与坚定的学术立场。本年度的代表性论文还有黄万华《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20]、王德威《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21]、王岳川《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22]等。专著有方忠《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23]与彭耀春《台湾当代戏剧论》[24]，前者既有历史发展总论，也有小说、诗歌、散文、通俗文学的论述，后者则是戏剧的梳理与论述，合起来大致反映出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十年前列入哈佛燕京丛书、颇有好评的黎湘萍的陈映真专论《台湾的忧郁》，亦有台湾人间出版社版本问世。
（三）寻绎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翻译文学的价值愈益看重
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25]、方长安《形成、调整与质变——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26]等，著作有王福和主编《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27]、吴定宇《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28]、靳明全《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29]等。
尤为可喜的是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愈益看重，不仅视之为中国人认识异域世界的窗口与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桥梁，而且认为翻译文学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翻译文学的研究明显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注：2004年1月在汕头大学召开，会议综述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与“鲁迅研究二十年”（注：2004年8月在青岛大学召开，会议综述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等学术讨论会上，翻译文学都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了一批现代翻译文学的研究成果，如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30]、郑海凌《“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二》[31]、秦弓《鲁迅与有岛武郎——以“爱”为中心》[32]、《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33]、刘进才《阿左林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34]、杨迎平《施蛰存的翻译工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35]、张德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36]等。
（四）通俗文学研究在争鸣中向前推进
近年来，对于通俗小说与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纳入现代文学研究框架，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已有现代文学学者在通俗小说与旧体诗词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有不止一种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框架之中（注：前者如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2000年。后者如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有张恨水专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有通俗小说三章；张炯主编《中华文学发展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有“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诗论”一节。）。汤哲声的专著《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37]把小说大致区分为流行小说与高雅小说，界定流行小说的标准是一方面对社会时尚特别关心，表现老百姓十分关注的人和事，反映一个时期内的社会情趣和一般老百姓的思想情趣，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时尚。汤著梳理出20世纪流行小说的发展脉络：民初的海派文化新闻文体（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二三十年代的繁荣与变革（社会言情小说、国难小说，人性的张扬，模式变革），四十年代的新旧交融（新市民小说、新浪漫主义），八九十年代的价值回归、文本创新（纪实小说、官场小说、新新人类小说、历史小说、网络小说）；并选择57部代表作予以文本分析，最后指出，两种类型虽然仍会继续下去，但其交融与互动使得它们的美学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虽然关于流行小说的界定或可讨论，把阎真的《沧浪之水》列入其中，而把发行量极大的《红岩》等“红色经典”排除在外等，都容易引起质疑，但纵览百年文学史，梳理出一条线索，并指出与高雅小说的关系，确有创新之处。值得注意的还有作为此书序文的范伯群《建立生态平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这不是像有些书的序那样是应酬之作或捧场之作，而是有深厚的研究基础，有自己的逻辑脉络，有自成一家的观点。范序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通俗文学的大繁荣谈起，论及经济基础、作者队伍、读者队伍、文化市场等，以丰富的史料论证，通俗文学作家的白话主张与翻译、创作、办刊，是切实为“五四”做“隐性准备”的。范伯群称自己的现代文学史观为“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双翼展翅翱翔的‘两个翅膀论’”。他认为，“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通俗作家也做过或多或少的贡献。这是一条宽广的大道，而不只是少数人才能涉险而过的独木小桥，更不是新文学家的‘专利品’。”那些通俗作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现代文学中的“继承改良派”，在渐进式的现代化道路上改良自己。他们在与《新青年》所代表的“借鉴革新派”的竞争中，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五四前后，而且直到今天，在题材的广阔性、文学的趣味性等方面，曲折发展的市民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都极具互补性。我们应该承认文学生态平衡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也有对通俗小说的批评之声。袁良骏《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38]，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武侠党会编》的评价提出批评，认为：“三亿言的武侠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大灾难。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饶有意味的是袁良骏亦有《鲁迅的七封信和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39]，肯定宫氏“在武侠世界开辟了一片较新的天地，吹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看得出来，袁良骏并非对通俗文学一概否定。
（五）经典重读多有收获
黄曼君相继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40]、《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41]。前文在对经典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及延传的历史进程，认为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它具有原创性、开放性、多元性、典范性、民族性、历史穿透性及巨大的阐释空间，因而能构产生持久的影响。意识形态，精神价值以及知识、审美诸系统的变化与整合促成了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革命化与审美化、民族化与现代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三对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延传的不同路向；而新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与反思，则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秦弓的《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42]，在重新确认经典、建构文学史、面临种种挑战尤其需要确认现代文学的价值等方面，论述了重读经典的必要性，并指出，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尤其是审美分析方面，经典重读具有广袤的可能性空间。
程光炜《“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43]，以“鲁郭茅巴老曹”被确立为经典的个案，说明文学史编撰对经典“型构”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是活生生的个体，应该“设身处地”地加以研究，才能有利于问题的展开与进入。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的世纪之谜》[44]，王科《“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45]、张洁宇《鲁迅作品中“路”——意象分析之一》[46]、何平《〈故乡〉细读》[47]、洪玲《论萧红笔下的太阳意象》[48]等论文，在经典细读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六）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问题得到高度重视
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重视史料的好传统，从现代文学先驱者胡适、鲁迅、郑振铎、朱自清，到学科的重要创立者王瑶、唐弢、李何林等，都很重视史料工作。马良春、樊骏等发表过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长篇论文，倡导并推动这项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套大型丛书，一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8种（计划30种），二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60余种（计划百余种），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等，此外，还有朱金顺《新文学史料引论》等理论著作与一些作家全集、文集及名著校勘本。
但由于史料工作本身难度较大，而且由于近年来社会经济转轨、外来文化冲击、评价体系瑕疵等因素，现代文学界在强调理论创新的同时，对史料工作有所忽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把史料与学风、方法问题一并列为议题。《文学评论》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等联合举办题为“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研讨会。清华大学中文系等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把文献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来，与会者都是在文献学方面下过一番苦功并取得可喜收获的学者，所以都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其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以专辑形式推出。解志熙从辑佚《于赓虞诗文辑存》谈及一些基本方法，如“从稽查佚文的线索到追寻典藏的所在”，“整理的基本步骤：辨证、编排和校注”，提出“精校、不改、慎注”等原则及一些具体途径；王风从《废名集》的整理谈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张桂兴谈老舍资料研究与史料学；钱理群从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的经验及自身写《周作人传》的体会，主张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刘增杰在《师陀全集》编校与解放区文学史料辑佚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从传统方法到现代校勘的转型”；陈平原认为，并非所有有名气的作家、学者都值得出全集，也并非所有的“未刊稿”都应该收入全集，是否收入，应该更多考虑作者的意愿；王世家主张编校经典作家文集应采用汇校的方法，即找出原引文、手稿、初版本进行汇校，相互比较，择善而从，而不能一味遵从初版本或原刊文；王得后认为，搞理论的要消除对搞资料的歧视，把理论与资料完善地结合起来；高恒文认为全集要体现“回到原初”的原则；李书磊认为，删改，也可以作为一种史料，另外，笔记本也可以作为一种接受史的史料；孙郁认为，学院研究与民间趣味不应分开，应该充分发掘民间收藏，使其进入到史料整理的视野；李今认为，如果按照一个成熟学科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现代文学及研究资料的目录索引体系还是不完善的，缺少一些最为基本的方面，如收入276种期刊目录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与实有的文学期刊数量相差悬殊，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汇编至今尚未问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成果仍在积累，因而需要建立健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目录索引体系及机制；朱金顺认为，佚文辑录，要宁缺毋滥，笔记本上的文字，收入文集、全集，要精心挑选，取慎重的态度，辑佚要精于考据，要肯下苦功夫。讨论达成如下共识：1.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是亟待抢救的文学和文化遗产，搜集、整理并将它们刊布出来，不仅是为现代文学学科保存资料，而且更着眼于这些文献本身巨大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的传承。2.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刊布，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往往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和发动，所以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3.有必要借鉴古典文献学的传统惯例、汲取以往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的成功经验，根据现代文学文献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些基本的工作标准，并酌定可供同行共同遵守的文献工作规范以至于可通用的文献工作语言，期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补充和完善起来。4.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布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公共工程，不仅需要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不懈努力，还有赖于健在的作家及其家属和各级图书馆、档案馆系统的支持，需要学术基金组织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扶持，以及私人收藏家的慷慨奉献和出版界的大力参与。因此与会者呼吁各界人士加强协作，尤其期望各级图书馆、档案馆系统打破封闭和垄断，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协助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5.呼吁首先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建立起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即各高校现当代文学学科与各科研机构如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博物馆等之间建立文献信息的互通—共建—共享关系，群策群力，分工协作，合力建设，资源共享，以推动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存档、发布工作，并争取使这种协作关系制度化、数字化。6.为提高文献工作的基本素养，培养文献功底扎实、学养健全的人才，拟办专刊《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读辑刊》（注：据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
2004年，出版了一批史料学、文献学成果，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上、下）[49]、刘福春撰述的《新诗纪事》[50]等。在文献学研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推出的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尤为突出。该书选取了《家》、《子夜》、《骆驼样子》、《创业史》等8部名著，对校其不同版本，探讨版本变迁的历史原因与修改的长短。
（七）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区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等与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代表性的专著有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51]，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52]。论文有盛英《冰心和宗教文化》[53]、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54]、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55]、《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56]、刘勇《〈空山灵雨〉：融合多重宗教文化的人生寓言——兼与〈野草〉、〈画梦录〉比较》[57]、袁国兴《宗教意识的链接与文学的选择——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解读》[58]、朱庆华《许地山小说宗教色彩的显与隐》[59]、方长安、王本朝、王桂妹总题为“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笔谈[60]等。
作家研究、社团流派研究、文体研究与接受美学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喜的成果，如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61]、阎奇男《“爱”与“美”——王统照研究》[62]、黄淳浩《创造社通观》[63]、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64]、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65]、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66]、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67]、黄科安《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68]、吴立昌主编《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69]、刘锋杰《想像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70]等。
三 存在的问题
学科发展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学风浮躁，重复研究较多，学术规范化程度需要提高。为此，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把端正学风列为重要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富仁认为，端正学风是保证学术健康发展的关键，与会者对此取得了共识。
与会者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学术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学风上的一些问题，诸如：盲目求快、求多，原创性的成果少，能经得起时间磨洗的精品少。为评职称而赶写的“职称论文”，言之无物，缺少新意，却凭借关系或者“版面费”堂而皇之地登载于报刊。有人心态浮躁，坐不下来，到处“赶场子”，为了取得会议“入场券”而赶写“会议论文”，写作仓促，会上不真诚交流，而是忙于搞“公关”，会后又不认真修改论文，留下的只是一些学术毛坯，甚或学术垃圾。有人热中于演绎概念，而不去下苦功进行史料的发掘梳理与文本的审美分析，造成学术的空洞化。有些著述宁可征引几十年前的成果，最近的研究成果反而不予理会，越是自己实际上参照较多的越是不加注释。学风弊端在大学生、研究生中也有表现，自己不愿查找第一手资料，不肯动脑思考，只是满足于网上下载，东拼西凑，甚至全文抄袭。魏建指出，除了大量的重复之外，在注释与参考文献的标注方面也不容乐观，一些论文的标注明显不够充分，还有一些论文没有任何注释与参考文献，这反映出学术意识与学术规范的严重匮乏。
与会者分析了学风弊端的原因，并探索纠正的良方。黄修己认为，学术研究盲目求快与追求“速成”的时代氛围有关。现行评估体系要求争项目、出成果都以快为上。可是，学术研究乃至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速成。集体科研，速度快，可解一时之需，但往往很快就会被淘汰。追求速成会产生大量成果，但很多是夹生饭，难出精品。钱理群认为，卑琐的动机与现代文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学风问题根本上是精神境界与学术境界的问题。现在一些人底气不足，大气不足。学术要有所创新，必须打好广阔深厚的知识基础，提升学术境界，而不能一味趋新。要坚持学术自主性与学术个性。徐德明提出，应该从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等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予以现代性的转化，净化学风（注：据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与会者表示，净化学风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打好底子，提升境界，把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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