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优秀传统智慧
陆卫明,孙喜红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 要]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叙事”和“中国方案”,为世界和睦共处与合作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理念和智慧。它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义利合一的利益观,深刻体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智慧的简单传承和现代复归,而是在精准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基础之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维。
[关键词]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传统文化;中国方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也蕴藏着处理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和解决当代世界难题的有益启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指出:“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涵量广博、底蕴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的处事之道和施政理念,通过从中汲取精华和营养找寻同当今时代精神、发展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契合点、共鸣点。”[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全球治理的需要,不仅能够凸显中华优秀文化极大的文化张力,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国家软实力,而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形象。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作为宏大的“中国叙事”和“中国方案”,它的产生具有多重理论向度,既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性关照下对理想社会探索的推进,也有对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未来反思,还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的承扬。当前,要想让世界真正了解并接纳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需要深入到绵延不绝5 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从中探寻其理论资源与智慧启迪,将这一创新思维打造成中国原创话语体系,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滋养
每个国家、民族都带有属于自身的精神基因,这种精神基因内蕴于该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孕育出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得以存在、发展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 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精神滋养,顺延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思想、理念。比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厚德载物”的向善精神,“自强不屈”的向上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故鼎新精神等等。当前,我们要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正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而结出的果实,它提倡在政治上坚持平等互信,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生态上坚持构筑绿色发展。“五位一体”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展示了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的中国方案。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道德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元素和最珍贵的结晶,而在其结构体系中,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是最精华的内容。孙中山先生曾对中国传统道德做出精炼概括:“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是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3]53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络”,维系着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立国的重要基础。与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理念截然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追利本性催生出腐朽的道德,主要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等。因此,在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道德调节功能减弱,道德危机日益严重。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以德化人、以德服人,可以用其道德的力量约束资本主义社会贪婪的本性,为消解资本主义唯利是图道德观提供良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汲取古老的传统道德智慧,继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崇高道德境界,“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道德情怀,为当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持。中国外交政策中所秉持的正确义利观以及“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都强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所认可的共同价值要素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这有助于纠正当前国际上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
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就是为了攻克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难题。当前,世界上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已经成为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严峻挑战。而西方资本民主政治形态已逐渐走向腐烂,其科技霸权下的“单向度”、平面化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工具理性和异化力量,正在侵蚀着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能依赖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或者文明。而具有悠久历史、久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能为解决人类难题提供这样的价值支撑。习近平强调,“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4]。比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与人为善”“协和万邦”“不战而屈人之兵”“义利合一”等,这些传统智慧立体而系统地呈现出有别于西方传统模式的思维和理念,都可以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有益启示。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友好交往经验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创新和升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积极运用。首先,寻求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谋求国家间和平共处;其次,倡导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在和平中取得发展,通过积极践行公平正义、互惠互利的理念,努力推动构建以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倾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力实现国家关系的公正有序发展。简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现实国际关系策略层面的延伸,是解决全球问题的现实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支撑。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目前国内学者对其精神内涵的研究见仁见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包括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方面[5]419;张岂之认为“会通”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6]79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概括分歧比较大,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做出总体性的概括,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这一概括虽言简意赅但意义重大,具有一种独特的智慧。其中运用在国际关系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习近平首次对“和”文化做出了全面的阐释:“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7]另一方面是义利观,即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习近平正是从这些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将其积极运用于中国外交的实践当中,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重大理念和建构实践,它的提出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协和万邦”始终强调在与别国交往中坚持和平、和谐、和睦。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协和万邦”不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随意拈来的一个词汇、一种理念,或者某一学派的观点,它是在古代中国就付诸实践的、已经被证明了的中国特有的思想和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恰好与崇尚“斗争哲学”的西方文化价值不同,如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十分强调斗争,他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16]26中华文明中自古就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同外邦的和平交往始终秉持和平理念。历史上著名的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唐代玄奘西游、鉴真东渡及明朝郑和下西洋等事件都是中国古代和平交往的证明与象征。中国一直秉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把它作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高理想标准,并在它的指导下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
本文以南宁轨道交通地铁4#线超长地下车站防水施工为实际研究案例。南宁地铁4#线洪运站，车站全长495m，结构为底下2层，采用灌注桩围护结构，防水等级一级。地铁4#线洪运车站整体处于地下水常水位以下，车站南侧40m有一条河道，负1层车站位于填土、含黏性圆砾层中，含水量高，基坑开挖时出现过多次不同部位的渗漏，需要在密闭、狭小的环境下开展防水施工。
“天人合一”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其内涵极为丰富。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关键在于对“天”这个概念的理解。按照冯友兰的观点,“天人合一”之“天”主要包括“五义”,“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9]35。这里跟本文有关系的主要涉及到儒家和道家的“天”的概念。儒家之“天”是“仁义之天”,主要集中在“亲亲仁民爱物”以及“民胞物与”思想上,以仁爱之心爱他人,并由仁爱他人推及到爱大自然,强调人与万物为一体。道家的“天”主要指的是“自然之天”,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乃是一种不加强制而顺任自然的状态,其实也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而“自然之天”主要指的是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强调人要与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相统一,一方面要顺应自然,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虽然儒家和道家在“天人合一”思想方面的论述各异,但都强调人与自然的一致和协调。中国古代先哲以追求“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形成了一整套贯统自然、社会、人生的古典系统论宇宙图式,探讨“天人合一”思想的古老智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睿智朴实的生态保护思想,对于当前由经济发展和无休止的破坏自然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提倡的绿色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尤其注重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并重,他指出:“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0]544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遵循这一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清洁美丽的生态体系。同时,为了促进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各个国家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大家同心同德,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0]525。习近平所阐述的崇尚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体现了对“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凸显出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
(二)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用和平方式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睦邻友好、协和万邦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协和万邦”典出《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1]2这段话意指只有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然后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最后达至天下人民和睦相处。帝尧所宣扬的处理邦国、宗族关系的“协和万邦”精神为后世所推崇,得以广泛的传承和弘扬,成为涵化、融合各民族、各邦国的重要法宝。《周礼·春官宗伯》上说:“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12]206意思是以使各国亲睦,民众和谐,宾客安定,远人悦服,形成和谐安定的局面。儒家主张“怀柔远人”“亲仁善邻”,反对战争。如《论语·季氏》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3]310,主张以仁德感化四夷,反对盲目诉诸武力。孟子继承这一思想,认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14]140,因此主张“以德服人、以礼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道家老子指出战争所带来的恶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15]192,意思是用兵作战过的地方就像遭受过大的天灾一样,后患无穷,要想恢复兵灾前的景象极不容易。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不仅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中。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吾人即可为中国思想,真为本质上之天人合一之思想。”[8]319“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典系统论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世代追求“大同之世”,以“天下”作为其思想坐标,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向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天下大同”作为一种朴素的理想追求,尽管在各个时期的阐述方式不同,但都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人类解放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虽然所处时代、地域不同,但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共有的,它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上异曲同工,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对全人类共同命运、共同利益进行前瞻性规划,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追求的全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又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夏夜，蚊子飞舞在我头上。蚊子时而落在脸上，时而落于耳边。我从睡梦中醒来，用手拍打驱赶它。哪知秋后蚊子可不是举手投足间一招两式便可消灭的。蚊子飞来飞去，任我怎样努力，把自己的脸都快打肿了，都不能将其正法。一时间，蚊子侵占了我的世界，整个天地之间似乎都是其嗡嗡声。随即睡意全无，心情愤怒。
(三)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和而不同”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民族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准则。早在西周末年,《国语·郑语》记录了史伯对“和”“同”之辩做出的精辟论述,齐国晏婴在此基础上,以烹调之和为例对“和同之辩”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说。孔子则继承史伯、晏婴“和同之辩”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250。这里孔子不仅对“和”与“同”加以区别,还以此来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能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既能兼容各种不同见解,又不失自己独立想法而盲从附和;小人恰恰相反,只是一味盲目附和乃至拉帮结派。“和而不同”思想不是冲突、对抗,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相悖”[19]36的完美体现,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兼容包容性和开放气派,也是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之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到现代,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如张岂之对“和而不同”所做的新阐释,他认为“同一性有两种:一种是否认差异(即矛盾)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同’;另一种主张有差异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和’”[6]80。显然,“和而不同”思想的内涵就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平衡与和谐,既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又能容纳不同的文明。这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精神内涵,不仅让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为正确处理各种文化差异提供了有效方略。例如,凭借该理念,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国际问题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解决地区问题的“一国两制”原则,这正是“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最成功的运用和发展,为解决各种世界难题提供了可循的答案。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提倡的交流互鉴、求同存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异曲同工。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前,世界处于多样性、差异性、共生性的统一中,不同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需要相互交流、彼此借鉴,才能形成一个绚丽多彩、欣欣向荣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不同文明、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正如习近平曾经借用茶和酒的比喻,强调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借鉴对于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的重要性。世界上每类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推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对于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和善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古代先哲对此有精辟论述。儒家和善思想源远流长,其内涵与“仁爱”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仁爱”的外在表现和拓展。孔子最初的“仁爱”思想主要反映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之爱,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3后来延伸至整个社会,达至“泛爱众,而亲仁”[13]7。孟子“仁爱”思想表现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14]91,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乡邻和睦共处的温馨图景,成为古代社会关于睦邻友好的经典论述。他还把这一思想扩展为以道结交邻国,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老子主张“上善若水”[15]102,并提出国家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15]293的相处准则,强调了人类能否友好相处取决于大国的态度,如果大国像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包容,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和平相处。
孔子、孟子、老子等古代先哲对和善做出了深刻独到的阐述,表达了人与人要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特质,为国人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心灵慰籍。同时人心向善也是中华民族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体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主要是坚持富而不骄、强而好礼,强不胁弱、强不称霸、强而行德,重视国家之间的相互扶持、守望互助。国家之间只有“互助”才能更好地生存,人类才能更好地发展。人心向善的道德观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起着一种道德规范作用,是中国自古以来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采取政企合一的形式。1985-1992年，初步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取消统购制度，开始实施“双轨制”，自此，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逐步分开。（2）1992-2001年，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1992年改革统销制度，1994年粮食部门实行“两条线运行”改革，之后国家又实行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国有粮企现实问题的政策。（3）2001年至今，全面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加快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文件，旨在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提倡的守望互助、共建共享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心向善的道德观息息相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突出周边国家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视周边为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习近平提出坚持“亲、诚、惠、荣”的周边国家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并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高到情感的高度,指出要“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要真心实意同邻国相处,共同携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真诚希望同周边国家谋求共同发展。中国愿意让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让周边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并将中国自身的繁荣富强与同周边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大家“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脚点。我们国家始终坚持大家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坚持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兼济天下”“泛爱众”等原则的固守,体现了人们对人心向善的价值追求和道德遵守。
(五)义利合一的利益观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3]75,强调的是义高于利。一方面,孔子虽然强调重义但并不轻利,认为可以有正当的利益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3]130。另一方面,虽然强调“利”是可以追求的,但反对不义之财,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3]132。孟子的义利观主要表现在他见梁惠王时说的一段话,其中说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4]2。有人据此认为孟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孟子虽然重“义”,但也不否定“利”,这里的“利”主要强调天下民众的公利,公利就是一种义。孟子反对的不是天下的公利,而是一人一国之私利。荀子认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20]414,并提出“务实王道”即“义利并重”的主张,明确了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儒家所言“义高于利”“义利合一”,并没有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反对“见利忘义”,强调“利”的获得要取之有道,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在义利关系上主要强调尚利贵义、义利并举,提出“义,利也”[21]40,阐明“义”与“利”的统一性,明确了“义”与“利”没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从古代先哲对义利思想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阐述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了“以义为先”“义利合一”的重要思想和智慧。
3）操纵指令解析。通过Qt的串口类QtSerialPort实现与Arduino板的串口通信。通过解析串口通信数据，获得来自操纵面板的操作指令。
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新特征和发展新需求,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和陈旧的表现形式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当代表达形式。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但它是以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为基础,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而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遵守的正确义利观,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思想文化中人际交往之间的道义与功利之表征,而是创造性地应用于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更加宏观的层面,是一种“弘义融利”的新型义利观。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倡导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合一的利益观一脉相承,交相辉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秉持“以义为先”“义利并兼”的优良外交品格,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习近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正确义利观”的内涵做出了精辟阐述:“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22]此后,习近平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将“正确义利观”纳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中,提出新形势下开展外交工作时,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坚持“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实践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行以及对周边落后国家的积极援助和中非合作,在强调经济合作的同时,更加看重分享技术成果、发展经验,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不忘接济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种做法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是一个有担当、有正义、有责任的大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使得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民族性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和借鉴,不能隔断其历史文化的传统。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传承和现代复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正确把握世界新格局和时代新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提出的新发展路径。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的生存发展连接为一个整体,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强调:“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23]687但是这种大工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剥削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判,强调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目标中含有的“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论说以及丰富的国际主义元素,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包含的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情关切,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现代表述,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提倡的平等相待、和衷共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不谋而合。“协和万邦”引申到今天,就是以协调的方式促进各方发挥优势,让各个国家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访问印度时说:“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17]并借用各国谚语来表达和合共生的理念,如“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20]。习近平借用这些谚语表明,只有通过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18]。我们国家提倡的平等相处、和衷共济契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各国的高度赞扬和积极回应。无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思想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上的重要体现和新实践。
后来，是在一年之后。一年之后，关于钻戒的事，已被罗兰人淡忘了。即使玉敏，也把它锁进了记忆深处，很少去回想了。然而事物是有因果关系的，时光可以把因果关系拉到无限长，但只要有因，果迟早要来。你今天咬了狼一口，狼惦记上了，迟早也要咬你一口。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新诠释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些核心价值理念蕴含着独特的中华文明智慧,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全世界所具有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正如陈来所阐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要求不以谋私利为处事原则,是‘正义’的基础。”[24]135这五个方面精确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背后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深刻内涵得到了新的诠释。
中国传统义利观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历史的传承中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不仅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人处世产生日用而不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古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守义利并重,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大义为重而不计得失。如中国在与周边小国的经济往来中所采取的“厚往薄来”政策,以及在邻国受到侵略时的维持正义与出兵相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顾自身经济条件困难,坚持无条件地向亚非拉等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其国家独立和国内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在外交往来中坚持义利观的生动诠释,为我国赢得了广大受援国的普遍好评。这种“义以为上”的义利思想与西方国家历来奉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中的“利益至上”观念与行为有天壤之別。西方国家追求“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理念,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损害他国利益。甚至为了争权夺利结盟对抗,导致战争频发,是世界不安定的重要根源。中国的义利观打破西方固有的“利益至上”的错误观念,将“义”与“利”完美结合,正确处理各种义利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仍焕发出勃勃生机,对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对于现阶段的电网调度问题而言，通常国内会使用SCADA系统，其是由计算机技术自动化运行机制的演变而生成，通过对有关联的电力系统生产情况、调度工作分析，进而实现实时监控电力系统运行的目的，以此就可有效完成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设施管理、参数调整、信号报警等工作。现阶段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呈现自动化、智能化趋势，实现电网的有效调度、满足公民对于电能的使用需求已经逐步成为当前电气行业的首要解决问题。对于此，最优的解决方案为：增强对SCADA系统的合理使用，在实现增强电网自动化调度的基准上合理降低电力领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量，并减少工作期间的难度，同时还可以做到增强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发展。所谓创造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和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如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到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现代生态价值理念;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共享尊严、共享成果、共享安全的共享理念;从“合则强,孤则弱”到合作共赢;从“民惟邦本”“以民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人民观,等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由此,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都会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得以丰富和发展,以全新的面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的统一。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新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实质性超越和发展。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新彰显
思维方式是文化内在的深层本质,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起支配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质,凸现了与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正如成中英所说:“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形式的、机械的、冲突的,那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倾向于整体的、辩证的、和谐的。”[25]31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的一种创新性思维方式,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新彰显。
通过数值模拟手段，采用油藏、裂缝、井筒、地面一体化的数值模拟技术，使动态历史拟合精度更高，模型预测优化基础更加可靠。对比当水平段轨迹与地应力夹角分别为0°、45°、90°时的开发效果，以15年末累计产油量最大为评价标准，计算结果表明，水平段轨迹垂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时，开发效果最佳（图2），此时裂缝对水平井周围区域储量的控制能力最强，根据义37块老井实际压裂裂缝监测资料，本块最大主应力反响为NE56.5°，因此优化本块水平井水平段方向应垂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整体思维。整体思维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史中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无论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26]943,还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5]80等都强调了整体观点。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思维,将全人类作为一个“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内,人类相互依赖、休戚与共、共同发展,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另外,打造“命运共同体”已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多个领域,“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总路径也是其整体思维的一个表现,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何泽提着两条中华烟，推开李站长办公室的门，他正翘着二郎腿，斜跨着身子，叼着烟卷在电脑上斗地主。何泽说，老李不下去执法，躲在办公室斗地主有点不像话吧？！听何泽说话的口气，就知道这两人挺熟悉的。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辨证思维。虽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力求构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秩序和世界文明,以谋得全人类共同的自由发展。但是,由于人们生活在由不同文化、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所构成的世界中,要建立一种整齐划一的世界文明整体是不可能的。在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承认世界各国文明之间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存在,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它提倡建立的是一种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新型文明观,避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体现了多样性的统一。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底线思维。底线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27]288。中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坚持的底线思维主要表现在,虽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这种和平发展是有前提、有原则、有底线的,即“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7]272。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历史思维。“以古为鉴,可以见兴替”,历史反映了每个国家、民族形成、发展、盛衰兴亡的真实印记,是一个国家、民族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具有深远的历史思维和深厚的历史意识,在治国理政中注重以历史为镜鉴,他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2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习近平运用历史思维为全人类筹划未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各种历史智慧,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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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Wisdom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U Weiming, SUN Xiho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Chinese Narrative” and “China Program”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rld future,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and wisdom for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cooperation of mankind. It’s rooted i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 contains profou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wisdom, it holds philosophies that the belief of “the man should be harmony with nature” on the view of nature, the sense of “peace and harmony should prevail” on the view of world, that “the exponent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on the view of society, kindness towards fellow human beings on the view of morality, and the approach to “harmony in justice and interests” on the view of interest, which embody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precisely evaluating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era.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Xi Jinping’s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product of combination of “Marx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new expla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new way of thinking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a Program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9)04-0079-08
DOI: 10.15896/j.xjtuskxb.201904010
[收稿日期] 2018-06-26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6A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DJ007)
[作者简介] 陆卫明(1964- ),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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