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亚太地区安全保障体制形成的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安全保障论文,体制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地区由于其地域的广阔、历史状况的差别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地区安全保障体制。现今，冷战的阴影虽然已从地球上逐渐褪去，但是其影响却并未完全消失。冷战时期，本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但是在“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却出现了所谓的“逆裁军”现象，为世人所广泛瞩目。在这种情况下，本地区安全保障体制的确立便开始为亚太地区各国所重视起来。本文就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粗浅的探讨。
要讨论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首先应该对于该地区的范围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一般意义上的亚太地区包括传统上的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同时还可以涵盖大洋洲相当广大的一部分区域，即一般意义上的APEC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作为本文所探讨的方向来看，这一范围就显得过于广泛和笼统，同时也不利于将注意力集中于所研究的问题上。因而，本文将这一概念的所指限定于东亚以及东南亚，即平常意义上的西太平洋这一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存在着中国、日本、韩国、东盟或者还可以加上澳大利亚等一系列的国家。
一、影响安全保障机制形成的地区内部因素
“安全”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它有着不同的认识，西方学者在国际关系的著作中，把安全定义传统地界定为一个国家对来自境外国家威胁的“免疫程度”，即一国的安全系数取决于该国能制止或击败外来攻击的能力。从起初的仅仅对于领土和本国居民的一般意义上的安全保证，到今天的扩大意义上的安全概念，如广义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以及受到间接威胁的广泛的利益安全等等。“安全”的内涵发生了许多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它也相应地融入了国家的军事、外交战略之中，使得当今，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政治，呈现出同冷战时期明显不同的特点。近年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表现出一种静中有动、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态势，但是其地区安全机制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建立起来。
在世界的其它地区，安全机制应该说早已作为一项重要的区域合作形式而存在着，在这一点上较为突出的就是欧洲由政治上的欧盟和军事上的北约组成的地区性安全机制。在这一体制之下，欧洲基本上保持着地区的稳定。虽然它也会因为诸如波黑危机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难民和犯罪问题而引发种种困难，但是这些问题毕竟都是发生在机制的边缘或是外缘，在整个机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该机制内各国的合作和对于安全机制的维护。
反观亚太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该地区似乎从历史和现实上都没有一个可以为本地区所有国家完全认同的共同的行为基础和合作的模式，以至于在谈到本地区安全机制这一重要问题时，一时间似乎尚无从谈起。
在习惯上，人们通常还会谈到东亚、东南亚等地理概念，但是，在提到它们时，却往往将它们归入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亚太地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是由以上这两个次一级区域的安全形势组成和左右的。在欧洲，虽然也有地域不同的划分，但是，由于冷战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所形成的统一的经济、社会和军事一体化组织的存在，使得该地区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安全取向，即在冷战时期防止苏联对西欧的侵略扩张及冷战后面临各种新挑战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在亚太地区，一方面，地理上的相对隔离和近年来大幅度上升的内部经济联系使得人们可以认为：未来这一世界上最有发展前途和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完全可能进行超出现今程度的更深层次的合作；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出于经济因素以及地缘政治中某些因素的考虑，一体化的区域安全机制总是被各国政治家们有意识地忽略或是通过建立多种次区域的相互交叉的军事同盟的方式而加以规避。
一种国际性体制的形成，往往取决于组成它的各种力量；而各种力量反作用于该体制的动力则往往取决于其间利益的驱动。应该说，亚太地区内部便正处于一种尴尬且明显的内部驱动乏力的状态。上文中已经提到，本地区存在着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等具有着各种优势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国家联盟之间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共同的和交叉的利益交点和矛盾冲突。
亚太地区从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后，就一直呈现出一种波浪般的轮番上扬的态势，形成了日本人所谓的“雁形（发展）模式”。一浪接一浪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昔日经济上相当落后的亚太地区先后出现了“日本奇迹”、“四小龙奇迹”和东盟小虎们的奇迹；中国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起飞也赶上了亚太经济的大潮。在这样一种前后交替的过程中，亚太国家和地区之间出现了互为市场、互为资金供应者的良性互补发展状态。日本成为了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供应者，虽然普遍认为日本做得还很不够。四小龙在得到了大量日本的投资之后，又互为投资者，并同日本一样向着其余的新兴工业化的亚太国家包括中国进行投资和技术转移。本地区内部各国、地区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互联互动状况。目前，经济安全已经成为本地区各个国家考虑其安全形势时的重要参数，没有哪一国的政府会忽视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
虽然如此，在亚太地区，相互对立的反向利益也十分突出。首先，日本同几乎所有的本地区国家都有基于历史原因的隔阂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日本在财大气粗之后，其国内不会出现某些要求重现其昔日“荣光”的思想和言论，尽管日本人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他们几十年前伤亡了几百万人却仍未达到的目的。其次，周边国家对于亚洲经济的新“火车头”国家——中国也都本能地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它们希望并且也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会对它们产生经济上的益处；另一方面，它们又担心中国真的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毕竟中国有着日本所不具有的东亚以至于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的文明、文化之根。再有存在于日韩、中韩、中日以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领海、大陆架的争端，除去主权的争执之外，其深层次还是经济利益在作怪。
在亚太地区，没有一个超级的国家在左右其形势，也没有一个为众多国家所认同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来作居间的协调，国际间的无序状态表现得尤为明显；加之，除去已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安全方面，在本地区，传统的国家安全也经常面临着挑战。从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为名而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到70年代美国撤出越南以及之后越南在印支的扩张，直到今天不时被某些国家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亚太地区一直就没有真正地平静下来。虽然这些事态都没有形成有关国家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对抗，但是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政治上的冲突却始终是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一直伴随着本地区的各个国家。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经济利益的交汇与冲突和源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中国家安全的不稳定感，是影响本地区安全保障机制形成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隐含在后者之中并且直接作用于后者。就是这两层因素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既试图维系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希望形成一个较为广泛的地区安全保障的架构；同时，思维深处的相互不信任却又使它们去本能地反对这一愿望。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走可以称之为“软对抗”的道路。
二、影响安全保障机制形成的大国因素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固然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外因的存在也同样不应被人们所忽视。应该说，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从一出现就不单单是本地区自身的问题，大国势力对于本地区的争夺和产生的深刻影响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英国是昔日的殖民大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在远东仍拥有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面积广大的殖民地域。虽然在战后，横扫世界的民族解放的风暴以及英帝国本身的实力下降，使得英国逐渐退出了远东的固有地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六十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脱离了英国的统治而宣布独立，这些都使英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迅速下降。
但英国总是不甘于退出它曾经拥有绝对地位的这一地区，历届英国政府都利用以往的历史渊源强调英国在该地区的责任和义务。目前，英国通过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的军事防务协定得以继续在该地区保持它的军事存在；同时，它也通过广泛的军火贸易以取得该地区各国的好感，并进一步加强与军售对象国的联系，以期更加有效地介入亚太的地区事务。但是，毕竟英国目前的实力同以往“日不落帝国”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而现今亚太地区各国也不会甘于对一个没落了的帝国再俯首贴耳。到1997年6月30日， 英国已经结束了它在香港的百年统治，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到本世纪末脱离英联邦而建立共和国的呼声，这些都意味着英国在亚太地区地位的进一步衰退。但是，基于传统的原因以及现实的经济利益，英国在本地区的势力仍将继续存在下去，而它的目的则会是向着利用与本地区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政治、军事联系来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方向上发展。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重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这是自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所从不讳言并努力追求的。从历史上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逐步和递进的过程，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以后的越南民族独立革命战争的出现，都使得亚太地区在美国与苏联争霸世界战略中地位陡然上升，其影响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如果说在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体现于美苏争霸的大环境之中，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国家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则是美国在70年代初提出“尼克松主义”之后重新立足于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克林顿政府1993年第一个任期开始时提出的外交四原则中，“经济安全”被排到了首位，保持美国的经济地位、维护与美国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地区的安全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核心的核心。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攻势，于1994年7 月份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参与和扩展》，1995年发表《国家军事战略》、《东亚战略报告》等文件，其中指出，美国的长远目标是“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防止在欧洲或是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或势力”。在亚太地区，美国一方面继续维持美日、美韩等双边条约，并将美日联盟关系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另一方面，美国也非常重视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目前美国正根据其“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从四个层次上推进多边安全保障体制的建立。第一个层次是美、日、韩，第二个层次是美国与东盟，第三个层次是美、日、中、俄，第四个层次是美国与南亚国家。美国企图通过些行动，逐步建立起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在由其参与并起主导作用的安全机制范围内处理有关的安全事务。同时，美国又通过它在亚太地区的10万驻军和在冲绳、关岛、韩国以及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直接插足亚太地区，并通过其驻军的行为，时时在该地区凸显美国实力和势力的存在。
外部势力的加入，使本来就已经显出复杂情况的亚太地区安全更加扑朔迷离；而在本地区内部，中国的崛起也在一些人眼里认为给本地区安全框架的前途蒙上了一层迷雾，认为中国从意识形态、经济、地缘政治几方面都对本地区传统的势力安排和政治、军事格局提出了挑战。但是，在看这个问题时，必须认识到，中国并非是可以以旧的国际政治的逻辑来量度的国家，其民族传统中的内敛性和国内广大的市场、充足的人力资源以及还算充足的矿产资源都会对其今后的政策走向起关键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必将对本地区安全架构的形成起着有益的制约作用和推动作用。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再郑重表示：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将作为一个维护地区安全的稳定因素而存在，中国不会对本地区的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没有谋求霸权的历史传统。但是毋庸置疑，“中国因素”明显地对于本地区国家和对于本地区颇感兴趣的外部国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1996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遏制中国？》的文章，在这之后，“中国威胁论”就成了外部势力介入本地区安全事务以及经济事务的一条“能摆上台面”的理由。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和疑虑，不时地利用南中国海争端、武器扩散和中国合理发展自身的军备力量等问题在本地区内部制造不和谐的空气，一方面有目的地将中国同本地区的其它国家拉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继续在亚太地区存在并且发挥有效的作用找到了“现实”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人为地为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机制的顺利形成设置了障碍。
在当今这样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安全”的概念早已超出了其本来意义上的内涵，即从其传统意义上军事的、领土的范围扩展到了经济、民生发展和民族国家生存的意义之上。而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已涵盖了传统和现代意义上的安全忧虑，在表现方式和发展方向上也都呈现出与世界其它地区安全形势的明显不同之处。对于这些在今后的发展趋势，还有待于我们去作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但是，由于本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对于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机制的认识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也基于其全球战略和维持地区均势的考虑，积极地介入了亚太地区，要在该地区形成全面的安全保障架构看来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