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大宗教领袖的共识，宗教的命运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命运论文,五大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古以来，佛教的兴衰总是和国运的盛衰紧密联在一起的，社会不稳定、国家不繁荣，佛教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兴盛，这是一条铁的规律。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
1992年，赵州柏林禅寺普光明殿刚落成的时候，一株死了多年的唐代古柏重新吐出新芽，我私下在想：这是个盛世之兆。
我1933年出生于湖北新洲，因家庭贫困，一岁半即被送到一个尼庵抚养，年纪稍长，即由尼师教我念经，并送我上学校读书。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尼庵里度过的。15岁的时候，我才到武汉三佛寺依止当时著名的大鑫和尚学习佛法。18岁时在云门寺受具足戒，在虚云老和尚座下参学，过着清净的农禅生活。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我有幸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保送到佛学院深造，从本科一直念到研究生班。
1988年，中国佛协决定让我到河北主持佛教工作。考虑到河北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尤其是禅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的临济和赵州两大祖庭都在河北境内），考虑到河北佛教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的特殊意义，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自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我愿意把这一工作当作是向三宝、向国家、向众生表达无限感恩之情的机会。
来河北以后，在赵朴初会长和中国佛协的亲切关怀下，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和赵县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信众的热心护持和参与下，河北省佛教协会及赵州、临济两大祖庭的恢复工作从无到有，很快得到了全面展开。现在，赵州祖庭柏林禅寺基本一新，河北省佛教协会各方面的工作也基本上打开了局面，并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僧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旧中国战乱频繁，国土破碎的痛苦，遭受过“文革”十年浩劫所带来的磨难，我对祖庭的恢复、佛教的振兴来之不易深有体会，并因此而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对国家和对人民怀着无限的感恩之情。自古以来，佛教的兴衰总是和国运的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不稳定、国家不繁荣，佛教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兴盛，这是一条铁的规律。
佛教在中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 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 万人， 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有1600余座。正如赵朴初会长所说的，在当今世界上，三大语系佛教俱全，圆融无碍，团结一体的，只有中国才有。这就是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佛教既相互尊重，又相对独立，各具特色。1998年是中国佛教2000年，三大语系的僧尼和居士济济一堂，举行了一系列庆典和学术活动，呈现出空前团结、详和、热烈的气氛，而且展现了佛教界人材济济、充满生机。应该说没有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保证，就没有全国佛教事业的兴旺发达。
佛教特别强调报恩——报国家恩，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三宝恩。作为一名出家人，我须臾不敢忘记佛陀的这一慈训。十年来，我们开展各种形式的讲经说法活动，印制流通佛教内部读物，举办大型的佛教书画展，组织信众参与希望工程和扶贫济困工作，在1998年的救助灾区活动中，佛教界人士和信众为灾民捐助1000多万元的款项和大量衣物，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活禅夏令营活动，大力提倡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主旨的生活禅，倡导“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的修行理念，并且“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归根到底，都在于积极引导信教群众走爱国爱教、正信正行的道路，以此来体现佛教所强调的报恩精神。作为一个爱国爱教的僧人，积极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自觉地为时代服务，尽最大努力去净化人心、提升道德、祥和社会、利乐有情、庄严国土，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佛教内在本质的要求和佛教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
无论我个人的经历，还是整个道教界的经历都说明，道教的命运始终是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没有国家的繁荣强盛，就没有道教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
我是河南南召县人，在上高中时，因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掳掠，随学校流亡到陕西，后来在华山出家修道。无论我个人的经历，还是整个道教界的经历都说明，道教的命运始终是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没有国家的繁荣强盛就没有道教的生存和发展。
道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中唯一的中华本土宗教，至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国家贫穷落后，民不聊生，道教在社会上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绝大多数的道教徒没有生活出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尊重和保护宗教徒的宗教信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道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1959年，中国道教徒的全国性组织——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后，团结道教徒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广大道教徒不仅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社会地位也有很大提高。在中国道协的主持下，培养人才，整理与研究道教经典和历史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受到“文革”干扰、破坏的宗教政策也得到重新贯彻落实，中国的道教进入了近百年来最好的时期。目前，全国已开放的道教宫观有1600余处，住观乾、坤道士约25000余人，各级道协组织有133个。宫观实行自养，广大道教徒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宗教信仰受到法律的保护，还有一批道教徒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1979年，中国道教协会恢复工作后，创办了中国道教学院，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编写了数十种道教书籍，恢复了全真派传戒和正一派授箓的传统仪规，并与台湾、香港联合举办了“罗天大醮”，广泛开展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国外道教界的友好往来。
道教文化承袭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它尊奉自然规律，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积德行善，虚心谦让，苦己利人，度己度人，护国佑民等思想，对国家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道教的内外丹法对中国的中医药学发展有很大影响；道教的养生方术对今天的健身、延寿和调整心理状态有着积极意义。20年来，我们发扬道教文化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特别是广大道教徒在植树造林、修桥补路、施医施药、赈灾助学等方面作出了可喜成绩，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中国道教协会于1993年召开了一次“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了53个先进集体和159名先进个人， 更激励了道教界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社会服务意识。
抚今追昔，现在我国伊斯兰教的教务工作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伊斯兰教界的知名人士大多是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充分行使了穆斯林当家作主的权力。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宛耀宾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我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协调、相融合，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道德体系。我国共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现有2000多万穆斯林；全国各地共有3 万多座清真寺，建立有各级伊斯兰教组织423个。
中国伊协作为全国性的宗教团体，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推动全国伊斯兰教教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宗旨，积极协助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弘扬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和穆斯林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其次，认真开展教务活动，积极开展一些既有宗教特点，又有时代特色的教务活动，如《古兰经》朗诵比赛、“卧尔兹”演讲比赛等；除印刷、编译、出版一些经籍外，还编印了一些弘扬时代精神、宣讲教义教法的宗教书籍，如《卧尔兹演讲集》等；我会还主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宗教刊物《中国穆斯林》；发掘和整理了一些有益于传统继承与社会进步的文化遗产。同时，我们每年都要认真组织各地各族穆斯林有组织、有计划地前往沙特阿拉伯完成朝觐功课，通过这项宗教活动的开展，既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穆斯林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另外，我们还积极兴办伊斯兰教专业教育，培养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
为适应经济社会的要求，我们还对伊协组织及清真寺自身建设及自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方向及措施。此外，为维护伊斯兰教界及穆斯林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我会还协助政府处理了多起重大的“辱教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了伊协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我国伊斯兰教界的知名人士大多是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充分行使了穆斯林当家作主的权利。当然，在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中，由于各地党政领导在认识与领会上的各异，落实程度也难免存在差异，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总的说来，抚今追昔，我国伊斯兰教的教务工作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我们认为，要确保我国伊斯兰教教务工作以健康发展的态势跨入新世纪，一方面要依靠政府继续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方面，作为我们伊斯兰教组织本身也要从各方面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建国50年来，中国天主教会和广大神长教友都有一种深深地感受：中国天主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是我们必然的光荣的选择。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刘元仁
天主教以爱为宗旨，在与不同文化和习俗的交融过程中，都以宽容和接纳的态度去面对。然而，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国天主教为其服务，令教会扮演着不光彩角色的同时，也使福音传播事业屡遭禁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天主教已意识到教会的革新趋势必须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教会许多有识之士更看到了中国教会的合法地位在于：教会服务善行主张必须让中国人民认同，从而起到积极作用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在爱德的驱使下，中国教会举起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旗帜，走上了爱国爱教的福传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下，中国天主教自身的优势已得到发挥，中国教会在反省中吸取历史教训与经验，从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行动中，以“教会与社会相适应”为导向，号召全国信友以实际行动参与祖国建设，通过服务回答社会的需求，实践“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情怀。
教会在与我国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以爱人的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家园，创造美好生活，与广大同胞和社会各界建立了和谐融洽的关系，中国教会事业得到了党和国家长期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障，教会的善功和形象已得到肯定，曾被人们划入异类的“洋教”已一去不返，中国福传事业根植于与社会相适应的磬石上，获得了初步发展，从50年代至今，我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了135位主教，使全国115个教区有了自己的牧人。近20年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在圣神的指引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以培养神职接班人作为教会建设的头等大事，全国各地先后兴办了大小院校36所，培养出青年神父1200多位，目前尚有在校学生1700多位，全国各地还建立了40多所修女院，发愿修女1100多位，目前在院的初学修女还有1000余位，全国修复开放的大小教堂近5000座，全国信友由50年前的300 万上升到目前近400万人。 全国各地天主教爱国组织和广大神长教友本着“天主是爱”的原则，以服务人群，服务社会来完善自己和体现自身价值，兴办了不少社会公益事业，如安老院、幼儿园、诊所、康复中心、旅店、综合服务大楼、果园、养殖场以及在敬岗爱业、抚残济贫、捐资办学、抗洪救灾等方面作出贡献。据1998年不完全统计，有3600多位神长教友被授予省市县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等光荣称号，有许多堂区爱国会和教友聚居村被评为社会主义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有1000多位神长教友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建国50年来，中国教会和广大神长教友都有一种深深的感受，中国天主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是我们必然的光荣的选择，是我们坚持爱国爱教、独立自办教会原则的生动写照，我们一直以基督精神为典范，一直以他的爱作为服务人民大众和建设祖国的动力。
从近20年基督教发展的情况来看，我确实感到没有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保护，就没有我们基督教的今天。因此，我们基督徒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把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爱与众人分享。
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藻
每逢春雨绵绵，万木复苏，我嗅到初春泥土的芬芳时，总不禁忆起50年前的那些日子。就在这生气勃勃的季节，南京解放了！面对新的现实，我有点兴奋，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我怀着好奇又不安的复杂心情与一位美国同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侄子骑车跑遍整个南京市区，想看看人民解放军到底是什么“神兵”。我们走大街、串小巷，发现街头贴了许多军管会的布告，我边读边译。读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我的目光本能地停住了，细细琢磨起来。当时，我既高兴，也疑虑。因为，在这以前，我曾听到解放区内宗教受迫害的许多传说。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全国政协召开了，“共同纲领”颁布了，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保护。此时，我已“信”多于“疑”，因为我毕竟亲身经历了半年的实践，宗教活动一切照常。间或听到有些地方教会遇到难处，这一情况引起了当时基督教领导层的关切。他们几经调查研究，分析探讨，发现各地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历史遗留下来中国基督教的“洋教”面貌。在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我国基督教领袖的倡导下，一个“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活动，在全国各地兴起。从此，我国基督教迈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新阶段。
我国教会过去在人事和经济上严重依赖并受控于外国传教机构——差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外国差会中断了对我国教会的经济资助，使我国教会陷入极度困境，有的地方的宗教机构连购邮票的钱都没有。就在此一筹莫展之际，我国政府决定将所有外国差会的房产转移给我国教会所有，这在经济上给了我们巨大支持，使我国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进行。
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人民共同的大灾难，使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一样，遭到难以言喻的冲击。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才使正确的宗教政策重新得以贯彻。“文革”前夕，我国基督教只有1 所神学院，如今已有18所，还有一些圣经学校正在筹建中。“文革”前，我们从未想过要建立印刷圣经的工厂。如今已有了一座设备先进的印刷厂——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制高质量的圣经，供给全国信徒。我们不仅印刷汉语圣经，还出版了7种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 使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信徒也可拥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近两年来，我们又印制盲文圣经，使失明信徒得到灵粮。以开放教堂来说，“文革”后重新开放的已超过12000所，其中75%系新建，都是教徒们积极参与的结果。 在我国基督教艺术家们的关心和支持下，爱德基督教艺术中心成立了。它把我国传统艺术同基督教相结合，形式多样，有书画、剪纸、挂毯等等，已在国内外举办多次展览，可以说这是一项创举。
从近二十年基督教发展的情况来看，我确实感到没有政府宗教政策的贯彻和保护，就没有我们基督教的今天。当然，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要期望每项政策在全国各地都贯彻得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我们期望也要求基督徒的是，发现问题通过正当渠道予以反映、调查和纠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为我们基督徒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我们基督徒对所处的社会有没有责任呢？圣经教导我们，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把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爱与众人分享。为此，14年前，我国基督徒发起组织爱德基金会，为我国的社会发展事业作力所能及的贡献，诸如扶贫脱贫、培训基层医务人员、防盲治盲以及其他为残疾者举办的康复项目，把爱心撒遍全国各地。各地基督教会也顺应社会需求，建立了老人院、医疗诊所等社会服务项目，他们的服务水平和奉献精神有口皆碑。去年抗洪救灾，爱德基金会和各地基督徒都积极参与，有的给抗洪将士送吃送喝，有的把教堂腾出给灾民住宿，更多的是捐钱捐物，捐款超过2000万元，这是爱的见证，也得到社会认可，促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加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