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现实化与具体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化与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1999)08—0070—05
一
马克思在深刻研究与剖析人类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科学构想，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通过使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一构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作过极为清晰的论述：“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223—224。）这段话包括了以下这些意思：1、国家逐渐消亡， 由共同联合体组织和管理社会全体成员；2、生产资料公有， 实行计划经济；3、尽量发展生产力，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4、通过发展生产，科技发达，人对自然的控制极大加强；5、 消灭阶级差别与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压迫人的根源；6、各尽所能，共同享受物质和精神财富；7、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类似的意思或表述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都能看见。应该说，这一些，或主要是这一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重要特征。显然，这些重要特征的出现范围，既包括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只不过是各有侧重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社会历史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结晶，就其理论形态来说，无疑是一种原则。在未来社会的构建中，这个原则是不可更改、不能违背的，必是那时的当然现实，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对此坚信不疑。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这种理想信仰及由此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曾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蔚为人类史的奇观。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实现的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及运动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末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科技的优势和政治进攻面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收势敛态、渐至平静的势态，由此而令人不得不深长思之。其一，马克思主义理想原则的最终胜利实现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必将由理想演变为现实。故从历史总体观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原则与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之间，具有一致性或统一性，是没有差异的。其二，在理想原则逐步演变为具体现实的历史运动中，本来就产生于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原则，其所面对的运作前景，将是更为纷繁多变、广阔深邃，有着无比复杂的种族、历史、文化、经济、心理等背景的国度与人民的世界。具体情况的千变万化，将使理想向现实的演变过程变得异常困难和艰巨。差异由此产生，原则与现实之间又是不一致的了。其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显然洞察了这一切。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311页。）因此， 如果无视原则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性，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轻视现实生活的无比丰富性与复杂性，原则就必然远离现实，发生矛盾导致分裂，使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乃至失败。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实现，要通过革命和建设的诸多手段来完成。比如无产阶级反对和镇压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缺乏手段，或手段使用不力、不得法，必然影响甚至损害革命与建设事业。但是，如果脱离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用手段，真理就会多走一步成为谬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突出的有两类现象。一是手段绝对化现象。众所周知，手段是过程，不是目的。但若把手段神圣化，绝对地加以使用，则必然在走向极端中，忘记真正的目的，反把过程当成了目的，差错也就发生了。这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手段的绝对使用，这在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最突出。即错误地估计阶级形势，不顾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视“阶级斗争”为万能，脱离实际地、强行地、绝对地使用阶级斗争手段。结果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重大损失。一个是手段的永久使用。在经典理论中，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的基本特征，且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中贡献很大，但由于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无视现实生产力状况的发展需要，搬本本、套模式，把计划经济当灵丹妙药，错误地以为计划经济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唯一起作用的经济模式。因此，在认识和实践领域，把计划经济神圣化、固定化、永久化，最后事与愿违，反而使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日趋僵化的经济模式。二是理想的理念化趋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必须也应该逐渐演变为社会现实，否则它就会堕入空想，既无实践意义也无科学意义，成为纯粹观念性的东西。但是，长期以来在“左”的影响下，由于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的膨胀，经济工作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政治上搞假、大、空，最后甚至演变为把发展经济与搞资本主义划等号。结果是崇高理想与实际现状完全背离，加以手段绝对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化，社会生活不仅没有出现人民期望中的理想变化，反而离理想越来越远。在这样的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强烈魅力逐渐散失，人民对理想的热情与向往也随之褪落，甚至在一些人中出现信仰危机，由是出现了理想的理念化趋势，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二
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艰难命运，加之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停滞、变性乃至受挫，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切关注。显然，停滞、变性乃至受挫与手段的绝对化、理想的理念化两类社会政治现象有关。严格说，正是这两类现象的深层，产生了制约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更严重的是两类现象在政治层面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形象，也在思想层面上扭曲、混淆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正是在“扭曲”或者“混淆”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变形了、空洞了、失落了，人民在对追求丰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失望的同时，也对理想原则逐渐失去热情。时代给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予以重新审视和思考。
此外，历史发展到20世纪后期，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告结束，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大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迅速凸现。国际社会已从毛泽东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转进到邓小平说的“和平与发展”时期。国内亦时移事转，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代替阶级斗争成为主要矛盾。中国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内意识形态对峙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强烈意图并存的严峻政治局面，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巨大优势下社会生产力亟待发展的严重经济形势。如果仍然坚持左的观点，搞“穷过渡”，“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注：《邓小平文选》三卷375页。）中国势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无情淘汰，面临的前景将是极其暗淡、悲惨的。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时代背景条件下，邓小平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全面、彻底、深入的思考。
第一，寻找逻辑起点的整体性思考。
“什么是社会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个问题就从认识领域到实践领域，再从实践领域到认识领域，一直存在着、争辩着、反复着。在深刻、复杂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问题被澄清了、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又会回到这个根本问题上来。但邓小平是在前人无法想像的复杂情况下，是在社会主义历经百年发展的前提下，是在中国社会主义走过独特的30年的历程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其沉重的思考份量与深远广阔的认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什么是”，从哲学的角度看，是对社会主义作一个整体性的回顾，必然走到问题的根源上，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上去。那么，什么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呢？这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上去。
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意味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逻辑起点是共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时开始的，这就是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时说的“两个发现”：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74页。）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构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所在，而由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束缚，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诞生在这两上“根本”之上，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制度，上层建筑经济制度若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将被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所否定。因此，没有对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正是生产力这个革命性因素的深刻变动与历史存在，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动力和目的之所在。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才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历史性的准确、完整的认识。
第二，寻找结合点的彻底性思考。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逻辑演绎，也是方法论的展开。“怎样建”，也就是手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眼观中国当代具体实际，寻找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根本的着力点。这个着力点，根据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也就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合点。那么，什么是这个结合点，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又有多大呢？
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思考。在文革结束复出工作后，针对“两个凡是”左倾思潮，他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正确意见，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观点并反复强调。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109页。）历史证明，实事求是既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认识世界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世界，经世致用的根本方法。可以确定，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结合点。这是邓小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彻底思考的科学成果。实事求是的理论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它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不仅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文化内容。因此，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无比深刻的，又是极其丰厚的，引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其巨大的实践价值也是令人惊叹的。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在现代中国的实践，决不是一个简单、平直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原则，需要在实践中充实不同样式、丰富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失去实践内容的原则只是没有血肉感与生命力的一纸空文。因此，社会实践反对把科学理想神圣化与教条化。神圣化把理想原则视为远离人间烟火，不能与社会实践结合下临尘世的的“仙女”。教条化则把理想原则文本化、模式化，使之脱离实际走向僵化。两者都是手段绝对化现象和理想理念化趋势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构建科学社会主义时，最初也只是把未来社会视为一个完整浑圆的历史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实践的深化，才逐步意识到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并进而由列宁确认，就是“第一阶段”，也还有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与“发达阶段”之分。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无法勾画未来理想社会的丰富内容与生动细节。但是，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19世纪世界历史实践诞生的婴儿，那它也就必然会在未来世界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健康地成长、成熟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现实化与具体化之路。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实践概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现实化：对应与发展的双重选择。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现实化，说到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继承即对应性，又有对这个理想的发展即创造性。这无疑发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对社会主义与中国这个大题目，邓小平站在历史与时代高度，进行了彻底的、卓有成效的思考。他在两方面提出了极有价值的精辟论点。一方面，他确认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理论与实践都必须以此为现实依据，不得忽视或脱离。另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方位与政治方向。这就是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个根本认识的前提下，邓小平提出的党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现实化更具实践性和号召力了，是现实化的集中体现。这个基本路线经党的十三大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个基本路线一般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反映了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根本途径。但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角度来观察党的基本路线，就会发现与理想原则相对应的并不直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是“富强、民主、文明”的三个目标性、终极性、理想性的综合概念或指标。联系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项规定或标准，这三个概念包括了以下社会理想的内涵：（1）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阶级差别逐渐消失；（2）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3）不完全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向完全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过渡；（4 ）人民经济上富裕，政治上享有高度民主与自由；（5 ）人的精神和个性在文明社会中向全面发展转进。
显然，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在本质上是完全对应的，当然这种对应不是简单、生硬的，而是一种精髓的继承与传达，不完全是也不可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全部复述。这种理想精髓的吸收与转达，一方面浸透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精神营养，流动着这个理想的耀眼光彩；一方面又在继承、对应的层面上，创造性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观。
第二，具体化：个别与深刻的特殊样式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在中国的现实性，同时也就是具体化的开始，只不过前者侧重理性思考，后者着眼具体实践而已。因此，具体化较之现实化，更有个性色彩与血肉感，也更为细节化。在邓小平的大量具有历史开创性的论述中，富有个性的“具体化”表述比比皆是，如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见解，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等。但他在80年代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却是“具体化”表述最典型的体现：
“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注：《邓小平文选》三卷226页。）
在这个构想的基础上，十三大将其概括为温饱——小康——富裕的三步走战略步骤。显然，“三步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进行了彻底的“具体化”转换。这转换是极富个性的，用最一般也最形象的“美元”形式作了生动具体的表述。应该说，“美元”的具体表述是对原则最尽情、最淋漓尽致的发挥，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有了极为实在的、可触可摸的强烈感觉，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消除了“理想理念化”的现象。从形式上看，温饱、小康、富裕三步曲是纯物质纯经济的。但从实质看，三步曲包含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何种程度的综合指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记。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把三个综合指标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与深化，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标准的提出，无疑为三个指标注入了强大的理论活力。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三位一体，是递进的，根本是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其内涵与温饱——小康——富裕一样，逻辑顺序是接承的、一致的，对马克思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具体化，作了更集中、鲜明的表述。
因此，“三步走”战略步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中国化的创造性运用，它是具体的，又是独特的，既是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必然发展的三个坐标，又是递进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三个标准”的提出，则是对“三步走”的认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标准，深刻表述与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具体化进程。它是结论式的，但又是极为明瞭、准确的，具有巨大的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
人类思想史告诉我们：无论何种思想学说，在其作用中，都会与社会实际产生差异或者矛盾。在矛盾与磨合过程中，思想学说如不为现实社会所接受，就必然被社会实践无情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同样如此，它是科学，最终必定要实现，但它又是构想式的原则，必须也无法回避与实践结合。原则是一般的的共通的，实践却是千变万化的、多姿多彩的，两者之间发生差异以至矛盾也是必然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不能妥善处理矛盾，科学的理想也是难以实现的。近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曲折，大起大落，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原则与具体现实的矛盾，是一个必然发生的普遍性矛盾。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这个矛盾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造成了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困难与挫折。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性贡献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在中国的现实化与具体化，成功地妥善处理了这一矛盾，实现了科学理想的一般原则与具体现实的特定条件之间的统一，为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最终、全部实现奠定了深厚基础。同时，邓小平理论的内涵中，还强烈地显示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指导下，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并将其持续现实化与具体化的趋势。这无疑将强化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效应，从根本上确保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顺利前进。
此外，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现实化与具体化的同时，也把肇始于本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历经艰难与胜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从高潮跌入低谷后，饱受西方的诽谤与诅咒，且似乎正在被整个世界所冷淡或遗忘。正是此时，邓小平却在当代中国，进行了一场令人信服也相当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理想并未化为泡沫。从现在起往后看一百年至二百年，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明白无误地指示着人类发展的根本方向，也鲜明地昭示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振作与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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