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梦周：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文坛论文,初期论文,杨梦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光复初期是海峡两岸结束了因日本侵占台湾而造成的割离状态后形成的一次大规模的 文化汇流时期。其中引人注目、为人所熟知的，是许寿裳、李何林、李霁野、袁珂、台 静农、黎烈文等中国新文学的著名作家来到台湾，为台湾的文化重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当时还有另一批从福建以及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来到台湾的文学作家或作者，他们也许不如许寿裳等的著名，但同样用自己的创作为光复初期台湾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说前一批人基本上在高校或学术文化机构任职，主要致力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那后一批人则活跃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甚至成为这些报刊的主要文学作者。他们往往通晓当地方言，与台湾同胞有密切的接触和联系，对台湾人民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理解，对于台湾当前现实的直接观察和思考成为他们创作的重心。像雷石榆、吴忠翰、欧坦生、姚勇来(姚隼)、沈嫄璋、陈大禹、陈庭诗(耳氏)、朱鸣冈、毕彦、王思翔、枫野、楼宪、周梦江、金尧如(沈明)等等，都有不俗的表现。来自福建晋江的杨梦周，以其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9月的大约一年时间内的至少70余篇作品，成为该时期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
梦周曾是近年来台湾学者曾健民、日本学者横地刚孜孜寻找的活跃于光复初期台湾文 坛、而后却似乎消声匿迹的新文学作者之一。笔者近来的一次专访，揭开了“梦周”之 谜(注：采访时间为2004年2月14日，详见笔者所撰《寻找梦周》一文，将刊于《人间思 想与创作丛刊》。)。据其本人所言，梦周原名杨思铎，又有小名永和，笔名云泥、鹏 图、虹光、何人等。福建省晋江市罗山镇后洋村人，出生于福州并在福州念小学和初中 。抗战爆发后，举家返回家乡。1946年初夏，年仅23岁的杨梦周受先已到台湾的族亲的 邀约，乘船穿越台湾海峡，到达台湾的布袋港上岸；经当时担任经济部特派员的另一亲 戚的介绍，进入凤梨公司工作。由于杨梦周从小喜欢读书，又深觉自己需要“加油”， 因此工作之余，几乎每天都到台北“新公园”的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当时图书馆新进 了许多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杨梦周在那里读完了精装《鲁迅全集》十数册，还有《 马凡陀山歌》、郭沫若的著作等等，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 ，梦周还到露天音乐台听蔡继琨的交响乐团的演出。可以说，梦周的文艺素养，很大部 分是在台湾接收和培养起来的，其创作也是到了台湾后才开始的。1947年夏，梦周为同 事打抱不平，被公司清退，与一批原在台北和平中学教书的暨南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 闽西南共产党组织成员)一起来到台南新营台糖中学任教。此后梦周的作品转向香港《 华商报》以及毕彦当编辑的广州《谷雨》杂志上发表。由于台糖中学的共产党组织遭破 坏，属其外围的梦周也感受到某种危险和压力，遂于1948年夏学年结束后，离开台湾经 香港返回厦门。我们翻阅1946年至1947年的基隆《自强报》、台南《中华日报》、台北 《台湾新生报》，发现不少梦周的作品可为上述回忆作证。如《我与图书馆》叙述作者 无论刮风下雨，每到夜里总要去拜访它的情景。署名“云泥”的《天籁》，叙述作者聆 听交响乐团第七次演奏的经过(注：梦周：《我与图书馆》、云泥：《天籁》，刊于《 中华日报》1947年1月15日和1946年11月23日。)。而“证据”最多的，是梦周受益于鲁 迅的情况。除了《中夜呓语》中说明取“梦周”笔名是“用于追念我们的前驱周树人， 即鲁迅先生”(注：梦周：《中夜呓语》，《中华日报》1947年4月23日，“海风”第15 7期。)外，小说《耒阳县》(注：洛茵(梦周)：《耒阳县》，连载于《自强报》1946年1 1月14～16日的“宝岛”副刊上。首日题为《来阳县》，此后两天均为《莱阳县》，这 里根据《三国演义》改为《耒阳县》。梦周至今清晰记得写过该小说，而该作署名“洛 茵”，可知此为梦周另一笔名。)属于鲁迅式“故事新编”作品；其散杂文作品中提到 鲁迅或鲁迅作品中人物(如阿Q)、引用或化用鲁迅语句以及仿效鲁迅讽刺笔触的，比比 皆是；而诸如对于“天下是吃人的筵席”的认知和抨击(《谈“吃”》、《再谈“吃” 》等)，以及作品中经常出现清醒的改革者反被腐朽势力视为“疯子”、“神经病”的 描写(如小说《天运》、《七二七九号卡车》、杂文《绰号》等)，更证实了鲁迅文学对 于梦周创作的重要影响。
二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不妨将梦周作品分为二二八事件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段。事件之前 杨梦周的作品主要以“思铎”本名(注：署“思铎”的时政评论《风云密布的地中海》 、《牛步化的巴黎和会》、《分裂中的朝鲜》、《东西集团与世界大势》，分别发表于 《自强报》1946年9月15日、10月9日、11月14日、11月17日。)以及署名“铎”、“洛 茵”等发表于《自强报》，署“梦周”或“云泥”发表于《中华日报》。“二二八”之 后《中华日报》上署名不变，而《台湾新生报》上均署“梦周”。就体裁而言，其创作 以散文、杂文为主，又有数篇份量颇重的小说作品。
“二二八”之前梦周的作品首先对于当时社会严重的贫富对立、民生困顿的情景有特 别的关注和描写。如《春》、《夜歌》、《夜的街头》(注：梦周：《春(外一章)》、 云泥：《夜歌》刊于《中华日报》1947年2月27日和1946年12月12日、铎：《夜的街头 》刊于《自强报》1946年10月8日。)等揭露了一面是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食万金， 一面却是“物价的高压下挣扎着多少啼饥号寒的人”，“都市的霓虹灯下，活划出天堂 和地狱”的情形。《涨风》(《中华日报》1947年1月27日)写出了当年春节的冷落情景 ：商店半掩着门，顾客寥若星辰，“有钱人不会临渴掘井，老早就预备好了，涨于他们 毫无影响；无钱人连三餐也要大费擘划，根本无心过节；于是受到涨风的打击，不得不 竭泽而渔的，也只有薪水阶级和些半小康之家了”。短篇小说《余生》(《中华日报》1 947年1月12日)演绎着同一主题——小明的家又小又暗，就像樊笼，而同学的家铺着红 地毯，排着沙发；人家的父亲西装笔挺，自己的父亲就像病疴鬼。父亲最近又失了业， 家里掀不开锅，饿了一天一夜的小明仍旧空着肚子上学。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强烈地震， 家已化成一片废墟，哭得声嘶力竭的小明在废墟中找不着爸爸妈妈，只能在梦中与爸妈 相见。
作为一位密切关注现实的文学作者，梦周必然要思考和揭示产生贫困等社会问题的原 因。小说《天运》(注：梦周：《天运》，《中华日报》“新文艺”第16期，1947年3月 30日。篇末注明写于1947年2月27日。)描写某村庄发生时疫，作为一乡“士绅之长”的 阿木伯宣称：“这是天运……唯一的出路只有割香，让顺王爷驱除疫鬼，上奏天庭，救 全村人的性命。”至于“割香”的经费，采用的是让“穷人大吃亏”的按人丁分配方案 ，结果有人卖田地出钱，有的人中饱私囊。然而王爷巡过了，村里照样死人。小学的吴 老师、年轻的保长文标等则主张打预防针，并不惜借高利贷来付医药费，终于制止了疫 病的流行。但却还有人说：“原是顺王爷的功劳”。这是一篇反迷信的作品，作者却又 将它与政治的腐败(抽丁、派捐等)，地主、乡绅阶级对于广大农民的盘剥等联系在一起 ，延续的是中国新文学中“批判/启蒙型”乡土文学的路子。
《天运》中的所谓“割香”，作者注明乃闽南的地方民俗，因此小说所写未必是发生 在台湾的事；梦周的其他作品，则大多是对台湾当前现实的直接反映。所谓“故事新编 ”的《耒阳县》，实际上针对着当时台湾“接收大员”营私舞弊的政治弊端。小说取材 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其本事为：庞统为孙权拒绝后转投刘备，刘备见其貌陋也 只让他担任耒阳县宰。庞上任三月，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张飞奉派前往巡视，怒 责庞统“尽废县事”，庞统遂唤公吏，将百余日所积公务，半日内剖断完毕，曲直分明 ，无分毫差错。张飞大惊，向刘备具说庞统之才，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委以重任 。
梦周的《耒阳县》仅取上述故事框架，却在主题和细节方面做了极大的改动，使之成 为隐曲批判光复初期官僚腐败现象的作品。小说描写庞统有着秘书长兼参谋长的推荐， 却仅得七品县官职位，本想不干，“可是一想到战后的一派荒凉景色”，只好接下官印 。上任后，档案堆得很高，办公桌满是尘埃，整天在酒杯中打发日子，做梦梦到财神和 西施，“麻将声，酒杯声，弦管声，是衙门里的三绝，接收清册放到毛坑里去了，钞票 是囤不完的货，一叠叠堆在保险箱里，美人，田产，奴婢却有人送上门来，他痛快极了 ，在后院盖上一座西式房子，外面还围了一个花园”，终日盘旋其中。这种情景和百姓 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刚刚修好的公路，灰尘和泥土飞扬着，两边尽是断墙残壁荒烟蔓 草，拾荒的老百姓，俯身在废墟中找寻失去了的村舍遗迹，鹄形菜色的脸庞，显然是在 饥饿线上挣扎的一群。”“几个野孩子，脱得光条条的，在掘着草根”，“从车窗里望 出去，战时的景色很浓厚，几只乌鸦跟在车后乱噪，贫瘠的原野，连它们也免不了饥馑 的煎迫。”
正当庞统尽情享乐之时，晴天一声霹雳，荆州派张飞和孙乾前来视察。车子快到县衙 时，碰到欢迎的人潮，虽然张飞隐约听到：“到任未及三月，天天喝酒，打牌，玩女人 ，其他什么都不管，而且……”但这声音突然像一条琴线中断了。前来迎接的县商会长 称：“庞青天爱民如子，真是难得的好官呢!”
县衙里，和蔼可亲的庞县长穿着粗布中山装，静静地接受民众的控诉。张飞喊道：“ 庞统，人家说你饮酒废事，哥哥派我来找你算帐!”庞统说：“你以为我废了何事，请 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一手抓着笔，一手拿着呈文看，边听边写，一件件发落下去， 有如老吏断狱般精细。“青天大老爷”、“包公再世”等称颂之声不绝于耳。张飞表示 要“从实报告哥哥，提升你老做高官”。而在××救济院门口，老百姓愉快地领到好久 不见的救济面粉。
与此同时，孙乾和庞统的马秘书正在富丽堂皇的醉乡酒家密切交谈。孙乾举出他从当 地民众那里了解到的庞统十大罪状：“一、盗卖接收物资。二、克扣救济面粉。三、勾 结土劣囤积粮食……”而且证据确凿。在马秘书请求下，孙乾想出妙计：“他虽是身经 百战的将军，可是总过不了美人的关呀!”于是张将军的行辕里，天天有美妙的歌声传 出，钗光鬓影里，张飞忘记了此行任务，他只觉得庞统真好，需要重重的报答他。盛得 满满的密告箱被投入火中，孙乾拍拍袋子里的钞票，觉得此行的收获太丰富了。不久荆 州来了一道命令，勤政爱民、志行可嘉的庞统被任命为副处长。虽然不满的声浪到处弥 漫着，但这些怨语传不到当道大人的耳边，耒阳县长的政绩，永远被人赞扬着。
本文在古代故事中添加了许多现代的人、事、物，如吉普车、处长、救济院、钞票、 保险箱、秘书长、参谋长、接收清单等，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这一点和鲁迅最为相似 。其锋芒直指接收、视察大员乃至地方的最高当权者。本文创作于二二八事件之前，与 吕赫若的《冬夜》等相继出现。这说明对于官僚统治、腐败政治的抨击和革除，是当时 本省籍和外省籍作家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此外，梦周对于台湾同胞的任职就业、生活环境等实际问题也有格外的关注。《谒官 记》揭露了人事官员在录用新人时“不问能力而问关系”的情景。《我与图书馆》除了 述说作者与图书馆的缘分外，并叙写了自己在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密切接触中感受到的 台湾同胞因薪资太低等原因而遭受的艰难和困苦。尤其资格的限制使他们痛恨万分，每 个本省人一提起“证件”(指获得任职资格所需的毕业证书等)就发怵。为此他们满腹牢 骚，甚至“把憎恨移到‘外省人’身上”。小说《证件》就揭露了官僚借“证件”问题 假公济私，排挤台籍人员的行径——赵科长虽仅国民学校毕业，但已有20多年工龄，工 作兢兢业业，只求安稳地过日子，谁知上面来个命令，要收缴证件以验证任职资格。赵 科长束手无策，郭主任可怜他，介绍他找林专员帮忙。专员十分客气，表示“不成问题 ”，让赵科长很感动。他从此更卖力地工作。同事提醒他不要得意忘形，因为“他们已 经不需要你了，接收既完，留着你在还会碍目，而且郭主任的小舅子刚从上海来，还没 有事做，正在准备顶你的缺”。但赵科长很不以为然。终于，局长的条喻送达，上面写 着：“经核……科长赵明法，资历不够，着即免职”。他觉得眼前一黑，身体渐渐瘫了 下去。(注：梦周：《谒官记》、梦周：《证件》见《中华日报》1946年11月20日和194 7年2月9日。)
杨梦周曾说在凤梨公司与一位担任文书课长的台湾人因写古诗的共同兴趣，十分要好 ，几乎无话不谈。文书课长诉说日据时代台湾人不顾日本人禁令偷偷写汉诗的往事，也 将目前台湾人的生活状况、思想观点(包括对陈仪行政当局的不满)一一告诉了梦周。从 《我与图书馆》等文中可以知道，由于会说闽南话便于交流，同时也因自身只是普通的 下层职员，当时杨梦周与台湾省民众有颇为广泛的接触，因此能充分了解和感受当时台 湾民众的生存处境和思想情绪，并及时通过报刊传达出来。这些发表或撰写于二二八事 件之前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已预示了事件的发生及其主要的原因。
三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梦周的创作，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篇直接反映事件的作品，即 发表于1947年4月11日和20日《中华日报》上的散文《难忘的日子》和小说《创伤》。 前者写的是3月2日拂晓发生的真人真事。一群台湾人喊着日语口号，冲进了公司员工们 的住处，用日本刀刺死了一位从福州来此地工作(担任收发员)的20岁青年黄仲光；其余 的人侥幸从后门逃脱，强忍着悲痛和恐怖，在一个布满灰尘蜘蛛丝的阁楼中躲过这场劫 难。《创伤》则写一对来到美丽之岛度蜜月的年轻夫妇，正巧碰上二二八，目睹了搜寻 、围打、仇杀“阿山”的恐怖场面，其中的丈夫自己也受伤昏迷，好在有位台胞用人力 车将他载回家中疗伤，才苏醒过来，最后乘船匆匆离去。小说中这对夫妇刚踏上基隆时 对于“表现出生气勃勃的土地与人民”的台湾有着“新鲜”、“明快”的第一印象；而 当他们遭遇危险时，是一个以摆地摊和拉车为生的贫苦台湾家庭伸出了援手，台湾同胞 的正直、淳朴和真诚的关爱，使他们感动流泪，视之为永生难忘的情谊。这一情节令人 想起被杨逵称为台湾文学“好样本”的福州青年欧坦生的小说《沉醉》。《沉醉》中那 位“二二八”当天抵达台北车站而被打伤的外省青年，同样得到了当女佣的台湾同胞的 救助。由此可知，当时台湾人打“阿山”的情况固然存在，但台湾同胞救助大陆同胞的 事情也不少见。这正应了《创伤》中人物的一句话：“少数人决不能妨碍到大多数，台 胞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谁是为了服务新台湾而来的，他们都会了解得很清楚” 。(注：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等编：《文学二二八》，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版，第64页。)
显然，二二八事件并没有改变杨梦周抨击政治弊端和官僚腐败统治的创作主题，这是 因为这些弊端和腐败现象继续存在着，对人民造成伤害。小说《末路》(《中华日报》1 947年6月1日)写的是一个与《证件》颇为相似的公务员被上司借故辞退的故事。发表于 1947年7月16日《台湾新生报》“文艺”第11期上的《七二七九号卡车》，堪称梦周的 重要作品之一。卡车是运载某机关职员上班的“老爷车”，半路抛锚。车上人物有老陈 、李小姐、吴科长、高颧骨的小伙子、麻脸(王先生)、矮子、司机等；未出场人物则还 有局长、陈主任、王主任、主任秘书等。刚离开学校的李小姐，靠着亲戚的帮忙混进局 里，与其说是当办事员，不如说是做“花瓶”。上车后，老陈缠着她聊天，吹嘘其老家 上海，许愿明年带她坐飞机到上海。吴科长今天意外地来乘卡车，原来小包车(轿车)昨 夜被张主任等开到北投(色情场所)去了，还未回来。麻脸发牢骚：大家忙得夜夜加班， 他们却找姑娘玩。高颧骨的年轻小伙子高声说：“都是因为这一批醉生梦死的东西，中 国政治才搞不好!”他抨击某些人“逢迎，拍马，揩油，卑劣到极点”的话使吴科长吃 不消，称：“公务员不揩油，老婆要叫谁养呢?年青人懂得个屁……”老陈则因对李小 姐的吹嘘被吴科长打断，很不高兴，他想：“吴科长是什么东西，还不是上海滩的三等 脚色，把王主任拍上了，才搞上这肥缺，天天打回扣……”又有人发牢骚：“我们坐这 种破车，他们连修理也不想修理，只晓得自己享受，前几天不是又买了一辆最新式的流 线型汽车么……”车子抛锚，一般人无所谓，唯有吴科长急得大骂大跳。原来，他约好 了时间与修房工接头，打算捞一笔，如果王主任比他先到，那不是白白放走一只肥羊? 整辆车上，只有高颧骨的年轻人最为正派，他默默地转念头：“我不能再待下去了，会 传染这些恶习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虽然到处都不景气，前途迷茫，但留在这里“ 精神受到压抑，灵魂满是创伤”，不过是行尸走肉。“走吧，今天就不干。”无意中吐 露出心声，却被视为“神经病又发作了”。
这篇小说既像鲁迅的《头发》那样写群像，写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又像张天 翼等写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然而，其主旨还在对官僚劣迹的揭露。年已八旬的梦周 至今还记得这篇小说，不过说题目是《一八七九号卡车》(注：实际题目与梦周所言有 出入，可能是当时编辑不谙其中含义而作了改动。)，是以凤梨公司里发生的腐化行为 为素材的作品。“一八七九”在福州话里谐音“亦要吃酒”，是在影射那些花天酒地的 人们。
二二八事件后梦周的创作，不仅有延续，也有发展。这就是从比较单纯的社会现象批 评，发展到更为深刻的文化批评；从原来的“只看病不开药方”，到后来更注意思索问 题的解决之道，益发显露革命的倾向。如《学校的“衙门化”和“商店化”》指出在官 僚(任用私人等)和市侩(讲生意经)的双重侵蚀下，教育面临空前的危机。《转移风气》 针对“节约”问题发表意见。他从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和“节约运动”最后都成 不了气候谈起，说明社会环境、风气的重要性，指出中国要节约的不是大多数的人民， 而是少数特殊阶级，即那些“只晓得享受，享受，第三还是享受”的大亨、显要、富翁 、绅士、淑女、公子哥儿、太太小姐之类；至于他们以外的人，大家都自动节约过了， 自然不妨再“节”下去，无可节约的，更不用说了。梦周指出：社会风气并非不可转移 ，困难在领导人物的不肯以身作则；但人民的唾沫又何尝不足以淹死一些虫豸，如果这 些唾沫集中成一道巨流的话；要转移社会的风气，还是要靠大多数人的团结和觉醒。( 注：梦周：《学校的“衙门化”和“商店化”》、《转移风气》发表于《中华日报》19 47年9月16日和6月5日。)像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要害以及解决之道，可说具有相 当的深刻性。
梦周的文化批评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对所谓“上海风”的揭示和抨击。其实在二二 八事件之前，梦周即对十里洋场上海的颓靡风气吹到台湾颇为关注和警惕，如1946年12 月28日《中华日报》上的《节约与浪费》，抨击“中国饥馑，上海跳舞”之冷风，使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变为既成事实。1947年1月8日同一报纸上的《跑狗》，则 对台北“新公园”不断花样翻新，后来“索性学起上海跑狗了”加以讽刺。“二二八” 之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增无减，梦周对其揭露和批评也更为尖锐。1947年6月12日 ，梦周在《中华日报》发表了《舞禁的波折》一文，指出：绅士淑女们以禁舞影响民生 为由，要求取消舞禁，这未免过于夸张：台湾的民风一向以淳朴见称于世的，浮华奢靡 的风气是从上海流过来的，以致传染些海派作风；一般有闲兼有钱，需要寻找刺激的“ 上等人”，大腿歌舞片看厌了，究竟不如搂腰交颈来得快意，禁舞难免苦闷；现在机会 来了，表面上是在救济失业，其实骨子里是为少数人的享乐。梦周最后写道：“中国饥 馑，上海跳舞”早有人说过了，希望不要再加上台湾。
20天后，梦周又发表《此风不可长》，写道：尽管社会风气天天走向下坡路，少数文 人们却还不大满意，正变本加厉地助长这恶劣倾向。说教太枯燥，吟风弄月又玩腻了， 于是便跟黄色新闻携手，制造低级色情的“文化”，迎合小市民胃口，不惜断丧国族灵 魂。梦周并指出：这作风是起源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渐渐地把触须伸开来，终于跨过海 峡在本省出现了。这是何等不幸，又是何等的耻辱，不乘他们还在游移摸索的机会，加 以严正的批判，恐怕要带进了大批毒物贻祸给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梦周曾向笔者说，由于他的家乡民风淳朴，他对醉生梦死的享乐风气很反感，所以写 了《舞禁的波折》等文。如果联系到吕赫若的《冬夜》、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等小 说中揭露的贪污腐败的“坏人”也都是上海人，就可知梦周对于“上海风”的抨击并非 偶然，而是有其深刻性和准确性。此后不久，1947年9月下旬的《中华日报》连续发表 《扫荡上海风》、《如何扫荡上海风》等社论，写道：许多本省同胞说，光复后大陆吹 来一股“中国风”，使得岛上的人生气候都变了!然而这股风并不是“中国风”，而是 “上海风”——上海的阵阵妖风。大陆上主要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文化是五千年儒教文 化，有一种博大刚健纯朴的风，支持八年抗战，也支持今后民族命运。三百年前台胞东 渡，就把这股风带来了!日本统治台湾50年，用尽苦心，只有大都市才看见一点日本风 ，广大的社会哪里不是吹着大陆的遗风?看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宗教娱乐，为人处世， 哪里和大陆社会有点两样?大部分人重良心，重道德，重因果，重勤俭，重朴实，重礼 貌，和大陆内地的同胞哪里有点两样?
社论接着指出，中国自从海禁开通以来，沿海造成三大商埠：广州，上海，天津，也 造成三种新风。南边的人重热情，有勇敢独立自由的精神，形成一股政治革命之风。北 边的人重义气，有和平博大朴厚的精神，形成一股文化革命之风，自五四而后，这两股 风的会合才产生中国的统一。上海在长江口上，这一带环境优厚，生活奢侈，民性文弱 ，自来就吹着一股软风。它的经济上的功能，只吸收大陆农村的精髓，排泄帝国主义的 奢侈商品，是世界罪恶的渊薮，人们大都以敲诈欺骗投机为生活的手段，奢侈浪费为人 生的目的，没有感情、正义、道德、人性，只有金钱、势利、财宝。本省光复以后，这 股风就先吹来!大家以为是祖国风，由惊异而怀疑，由怀疑而反感，意志薄弱的人，因 之丧失民族自信。然而这是上海风不是祖国风!这股风的风势不阻止，本省的前途相当 危险。
可以说，梦周因其经历、性格以及敏锐的眼光，较早发现“上海风”的危害并加以警 惕和防范。当然，所谓“上海风”的提法并不全面，因此曾有人投书报社，认为社论所 提的不良现象并非上海所独有。(注：见《<如何扫荡上海风>的一些感想和建议》，《 中华日报》1947年10月17日。)确实，这提法有模糊了官僚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 这一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嫌。然而，它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提示了当时台湾出 现的问题，与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从吸取历史教训的 角度着眼，统一再次到来时，如何妥善处理区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问题。
四
杨梦周的创作是和其文艺观相互吻合和密切呼应的。这就是密接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 文艺观。早在1946年11月29日《自强报》上就有署名洛茵的《谈诗》，对于那些“向壁 捏造”、“诗中没有现实的影子”的诗人加以批评。数日后的12月1日，他又发表了《 宝岛闲话·小序》，表白了他想写鲁迅式匕首般战斗性杂文的意愿：“我们不想做点缀 山林的名士，‘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座右铭就用不着，我们要针对现实说几句 话，不要躲在象牙塔里梦呓”。随着创作的深入，梦周对其文艺观的表白也越来越清晰 。《漫谈灵感》一文认为：写作的源泉在于社会经验的丰富，人生意义的深刻认识，思 想和观念的正确等等，何必找什么茫茫渺渺的灵感，“一句话，向人民学习去吧”。《 <八千里路云和月>观后》则赞扬该电影在反映现实、暴露黑暗、表彰一些无名英雄上的 “逼真、动人、和深刻”，并“活现了这两个世界(按：指“一方面是在庄严的工作， 另一方面却是荒淫和无耻”)的真面目”。(注：梦周：《漫谈灵感》、梦周：《<八千 里路云和月>观后》，《中华日报》1947年6月15日、7月4日。)
颇值得注意的是梦周为五四“文艺节”而作的《展开台湾的新文艺运动》(注：梦周： 《展开台湾的新文艺运动》，《中华日报》“新文艺”第21期，1947年5月11日。)一文 。文中指出：“台湾是绝对需要新文艺的，为了沟通情感，为了文化交流，为了破除隔 膜，更为了要走上一条新的路，展开新文艺运动实在不容再观望再迟疑下去。”在回顾 了五四时期读者仅限于上中层知识分子，不能普及到下层社会去的情况后，梦周写道： 在台湾不提倡新文艺则已，要提倡必须先求大众化，好在“内地的什么主义什么文学， 什么京派海派还不曾在这里炫耀出五光十色的奇形怪状，环境是单纯的，然而我们要争 取时间，不然就会搞成复杂，这只要看各书店现在排得琳琅满目的是哪一类书，就值得 警惕了。”梦周认为：鸳鸯蝴蝶派会使人颓唐麻醉，新文艺腔会使人厌烦嫌恶，欧化的 时髦句子会使人费解，消化不下，“最好的方法，还是向人民学习，将活人的唇舌作为 新文艺的源泉，直白地说来就是提倡大众文学，使文章更能接近于大多数的平民。”
在1947年9月1日出版的《台湾文化》第2卷第6期上，梦周发表《文艺大众化》一文， 指出：在今日，新文艺的领域还是很狭窄的，它已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品了，这是 文艺工作者的悲哀，也是这一时代的悲哀。在详细分析了文艺作品不能和大众发生密切 关系的四道障碍，即方块汉字、过于欧化、夹杂许多文言字眼、滥用新式术语和玩弄新 文艺腔等之后，梦周指出：题材应该向广大的社会里去发掘，不该一味把眼光放在牛角 尖里，把文艺作品的表现人生的价值也减低了。新文艺的领域应该扩大开去，侵入农村 、工厂、社会的底层和不识字的群众中去。为此就只有文艺大众化一条道路可以走了。
文中还指出：今日有一些人用文艺当游戏，拿消遣做目的，不但海派如此，真正老牌 的京派也常常如此，好比谈性灵讲幽默的，论茶评酒赏花玩物的，用文艺来发自己牢骚 的，自吹自擂或自哭自笑的，搞“尾巴文学”天天替屠夫宣扬是“王道”的……像这类 作家，遍地都是，他们根本不能和大众呼吸同样的空气，要他们也来“大众化”等于对 牛弹琴，对于他们，只有加以无情的打击，使他们的作品消灭在时代的激流里。关于“ 方言文学”，梦周主张“除了特别写给某地方人看的作品以外，绝不可全用方言”，最 好用全国比较普遍的语言来写大众化的作品，如老舍，“能通俗还是尽量使它通俗，不 过不要流于低级的趣味化”。
梦周一再引用鲁迅的话说明“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懂的作品 ，使大家能懂爱看”的道理。他看过马凡陀山歌等，感叹“朝这方面前进的作家太少了 ”，认为“大众化的作品是比现在的一般作品更难写的，口语的发掘尤其不容易，然而 因为难就不想干，那未免太没有勇气了”；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文学是该为大多 数人服务的，多多为大众设想吧!”
梦周的文艺观以“文艺大众化”为亮点，这和他对于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大众的同情 与热爱，对于官僚腐败统治的不满和愤恨，希望文艺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更 好地发挥其战斗作用有很大关系。甚至他抨击“上海风”，也和他对于淳朴的劳动人民 的深厚感情密切相关。梦周曾表白他提倡“大众化”，原因之一是抗战时福州沦陷回到 家乡，发现乡亲们多不识字，因此深感文艺必须浅显通俗。在《春节杂感录之一》(《 中华日报》1947年1月25日)中，梦周满怀深情地述说着对于故乡农民的看法：
故乡是一个没落的侨村，一切都是破旧，简陋，促狭，带着半封建意识的农民，扎根 在泥土上，是那么粗野，纯朴，忠贞，有神圣的劳动，也有无耻的剥削，但都市固有的 浮滑和虚伪，却不曾污玷了他们的心田，日出而作，日没而入，保有半古的意味。到了 春节，便是他们休息的日子……
在《阿Q与罗亭》(《自强报》1946年10月19日)中，梦周更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
阿Q虽一味的精神胜利，然而他还不失为自食其力的劳苦大众，没有损人利己的念头， 乐天知命，苟延度日，想打人无非由于一时的血气冲动，仅是弱者的出风头主义，被别 人打了并不识羞，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就算了，谈恋爱更是天经地义的事，谁说下层阶级 不配讲爱情，在今日的中国社会里，阿Q型的人物普遍出现在广大的平民层，他们爽直 ，天真，忠诚，纯朴，说做就做，不推诿，不图赖，虽然在残酷的现实里抬不起头来， 可是和那些寄生虫，走狗，没灵魂、没骨干的哥儿小姐比较起来，大有天壤之别……阿 Q没有罗亭的聪明，在封建的高压下，过着牛马似的生活，任凭剥削，任凭压榨，驯服 得像绵羊，坚毅地背着时代巨轮的绳索迈进。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从他们手中完成，他们 是无名英雄，是一群呆子，试想，社会上如没有呆子，将变成什么样呢，又假使人人都 是聪明的罗亭，社会还能进化吗?
梦周没有否认农民身上的缺陷，但更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尊敬，而且从他们的朴实、 真诚，创造了五千年文明这一角度加以肯定。从这里也可知道梦周为何会支持“舞禁” ，反对“上海风”，为何会如此坚持“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因为他认为，生活在底层 的淳朴的人民大众才是中国的脊梁骨，民族希望之所在。
日本学者横地刚认为，江默流、沈明、梦周等以《新生报》“文艺”副刊为中心发起 的“展开台湾的新文艺运动”之论争，导引出“大众化”这一议题，虽未见结论，却成 为《新生报》“桥”副刊议论台湾新文学之前奏。(注：曾健民等编：《文学二二八》 ，第70页。)单是这一点，也足见梦周的重要性。当然，梦周的意义更在于提示了光复 初期的台湾文坛上，有一批来自闽、粤、浙等地的文学青年，他们活跃于报刊上，以对 现实的紧密关注和直接反映，与许寿裳等著名新文学作家重在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构成 互补。他们的贡献也许并不亚于许寿裳等，却不为人们所熟知。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史 绝对有必要为他们补上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