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元哲学问题探索的现代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90(2004)02-0001-05
一
哲学是什么?对于这个哲学家们无法回避而又深感到头痛的元哲学问题，马克思在刚开始涉足哲学领域之时，就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考察马克思的哲学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活动中，对哲学自身的追问与反思是他理论活动的轴心。从1839年博士论文的写作开始到1847年《哲学的贫困》的完成，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元哲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先后有大量的哲学著述问世。在他这一时期的论著及有关的读书笔记和书信中，马克思经常使用诸如“哲学是……”、“哲学不是……”、“旧哲学”、“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等这样一些带有总体性思考的结论性语言。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早期对元哲学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是他理论历程的逻辑起点。正是从这个起点开始，马克思才一步一步地踏入真正的哲学殿堂。
1836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不到一年，就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从1839年起，马克思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希望通过对古希腊晚期哲学的考察来为青年黑格尔派要求个性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无神论观点和民主主义思想找到理论上的根据。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通过对哲学实然形态的历史考察，马克思第一次有了对哲学的总体性思考。这一时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表现出一种强列的反宗教的理性主义倾向。在他的第一部哲学论著《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哲学和现实世界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在这种大胆的解剖中，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哲学不只是一种无力的理论表白，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哲学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一种实践力量。他指出，哲学“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P75)哲学不是思想家们无奈的叹息，而是可以用来斗争的思想利器。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哲学应该站在思想斗争的最前沿，哲学必须而且能够承担起把人们从宗教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把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哲学的格言。他说：“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公众(包括哲学的敌人在内)只有用自己观念的触角才能够触及哲学的观念领域……宗教不是反对哲学的某一特定体系，而是反对包括各特定体系的一般哲学。”[1](P220-221)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和宗教的斗争是思想领域中最尖锐的对抗，赢得这场对抗的胜利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条件。显然，马克思在这时就已经开始把哲学的趋向与人类未来的命运结合起来思索，力求找到两者之间的某种必然的关联性。
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后，马克思没有再系统地从事哲学的研究。参加《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亲身经历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政治斗争使他的哲学思想转移到对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和批判上。这种转移使马克思对哲学和现实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使马克思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哲学的应然形态上。1842年发表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是马克思关于哲学观问题最集中的阐述。在这篇社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哲学和现实关系的论点，指出：“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1](P219-220)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对自己的时代、对自己人民的依赖性，指出了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和人们的普通意识有原则的差别，指明了哲学的发展方向。
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元哲学问题探讨的重点，已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转向哲学与现实的人的关系上，开始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理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马克思强烈地表明：人就是哲学关注的一切。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客观存在的非理性，使世界和人本身变得合乎理性。“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问：什么是有效的?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哲学的形而上学真理不知道政治地理的界限；至于‘界限’从那里开始，哲学的政治真理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不会把特殊的世界观和民族观的虚幻视野和人的精神的真实视野混淆起来”。[1](P215)马克思这样描述哲学的时代使命：“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P2)尽管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哲学观从总体上说还没有完全超越黑格尔对哲学的理解，但他已经朝着自己追求的目标跨出了一大步。
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保持着对真理的执着而继续投入到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清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在这些纲领性的哲学论著中，马克思对元哲学问题作了最深刻最精辟地阐述。
首先，马克思认真地考察了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这种反思性考察使马克思得出了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P58)其次，马克思深刻地论证并阐明了哲学的解放问题，强调哲学应该结合群众，实现由思想的力量到实践的力量的转变。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作为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必须从天国回到人间、从书斋走进群众，去唤醒群众感到普遍解放的需要。他热情洋溢地写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P16，14)“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P15-16)最后，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服务方向问题，指出哲学的根本价值在于超越人的现实存在去昭示和设计人类的美好未来。他强调：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对于那些离开现实的人的实际需要“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的理论，马克思是深恶痛绝的。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不能力求趋向现实，因而便无法正确揭示人的本质，也就不能处理好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空洞无力的理论游戏。哲学不能局限于对人类现存方式的机械解读，而应超越人的现实存在去探索人类应然的存在方式，即昭示和设计人类的美好未来。他指出，哲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对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的超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对哲学概念的使用并不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过多地使用“哲学”这个概念，而是常常用“真理”、“智慧”、“理论”、“世界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来代替之。这说明，马克思早期主要关注的是哲学的应然态。
二
可见，以“哲学是什么”为核心的元哲学问题是马克思早期理论活动的轴心。马克思在探讨元哲学问题时，没有像一般的理论家那样给哲学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或描述性概括，而是力求超越对哲学自身的追问与反思，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来揭示哲学的本质。马克思有关元哲学问题深刻而精辟的阐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我们认识哲学和哲学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第一，哲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怎样界定?
哲学的学科性质定位是今天学界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理论问题，在今天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其内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问题的本身。它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是什么”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昨天的哲学是什么”，“今天的哲学是什么”和“明天的哲学是什么”三个问题。当代哲学面临的诸多危机与挑战，几乎都与这个问题有很强的关联性。笔者以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活动以及他对元哲学问题的探索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
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追问实际上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从哲学与时代相互关系中来把握、揭示哲学的学科性质。马克思早期有句名言：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也就是说，哲学的品质体现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能力上。二是注意从回答具体的哲学问题入手对哲学进行反思性批判。马克思认为哲学和哲学问题不同，哲学是全体，而哲学问题只涉及这个全体的某一个方面。但人们一般是通过具体哲学问题进入哲学殿堂的，离开了哲学问题的回答和理解，就不可能理解哲学本身。三是注重对哲学史的梳理和对哲学派别分析比较。马克思早期探讨元哲学问题，始终注意坚持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辩证统一的思考方法。所谓历史梳理的方法，就是通过考察哲学史的演变过程来寻求一种对哲学观问题的实然的解释。所谓理论分析的方法，就是从哲学元理论的角度对哲学自身的理论思考，通过这种思考与追问来寻求对哲学观问题的一种应然解答。马克思没有像一般的哲学家那样，将这两种方法割裂并对立起来，单纯地从某一个方面考察，而是综合地运用这两种方法去思考、探索。马克思早期对哲学的理解不仅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痕迹，而且也深受古希腊哲学、启蒙思想甚至是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像马克思那样从实践的角度、从具体的哲学问题入手去认识和揭示哲学的本质，那么，莫衷一是的有关“是什么”的论争以及千差万别的概念界定，除了增加一些所谓的学术范畴、削弱哲学理论的说服力之外，很难有什么结果。
第二，哲学的社会功能应该如何定位?
关于哲学的社会作用定位问题，在当代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哲学这样充满了争议。我们的教科书对哲学的功用几近溢美之词，而在教科书之外，对哲学批判性诋毁性的激烈措辞举目皆是。透过这种毁誉参半的争议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实际上对哲学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认为哲学高于现实，可以指导一切社会实践；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哲学是一种纯学术，任何试图使哲学接近社会的做法都可能损害哲学的高雅品格，使哲学庸俗化。这种论争，使哲学的社会作用定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由于对哲学社会作用的模糊理解，导致了一般社会成员对哲学的漠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能不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边缘化的一个根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曾遇到过。马克思很关注哲学在现实社会中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马克思强烈反对把哲学当作一种脱离政治的纯学术，反对哲学家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玩文字和概念游戏。他指出“哲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自己领域内所没有做的事情”。[1](P226)这就是说，哲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的特点——哲学有自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比其他学科要更加关注现实、贴近现实和参与现实。哲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要求哲学活动的主体即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深入社会实践，参与到改造现实世界的革命和斗争的时代潮流中去。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曾写下这么一段话：“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你们求助于感情，哲学则求助于理智；你们是在咒骂，哲学是在教导；你们向人们许诺天堂和人间，哲学只许诺真理；你们要求人们信仰你们的信仰，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他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你们在恐吓，哲学在安慰。的确，哲学非常精明老练，他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而为了真理和知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公众，是善于同那些愚昧无知、卑躬屈节、毫无操守和卖身求荣的文丐来较量判断力和德行的。”[1](P226)这里，马克思不仅仅赋予哲学以人格力量，实际上也提出了哲学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位置的问题。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哲学不能脱离社会实践，不能远离喧嚣的尘世，不管是当主角还是当配角，哲学都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在社会的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应该遵循马克思的这种思路，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找准哲学的位子。
第三，哲学工作者如何推进哲学理论创新?
马克思早期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有一个特点，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哲学观，而是就某一位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来探讨元哲学问题。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与论敌论战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这个问题的主体性特点使然。从主体的角度讲，“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哲学家关于哲学的基本观念。哲学家是哲学活动的主体，哲学家关于哲学的基本观点直接影响到其哲学的思维方式、体系建构、基本内容和服务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能谈论某位哲学家的哲学观、某一位哲学家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笼统地提“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不仅阐明了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条件，也对当代的哲学工作者提出了要求。
首先，哲学理论创新要面向“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首先是“时代的”哲学家，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能否面向时代，把握时代的主题是理论创新的关键。马克思把那些脱离时代的理论家称为“哲学家”，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哲学家”这个概念往往是在一种贬义的语境下使用的。相反，对于那些面向时代的理论家，马克思则常常使用“真正的理论家”、“时代的哲学家”、“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概念。
其次，哲学理论创新要面向“人民”。马克思指出：“哲学家并不象蘑茹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1](P220)马克思这样给自己的哲学定位：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不面向“人民”、不为“人民”说话办事的哲学，理论就没有说服力，也就无法创新。
再次，哲学理论创新要面向“实践”。马克思强调应该从实践的角度去认识哲学和哲学问题，而不是让思维在空幻的世界里任意驰骋，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P58)如果说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那么哲学家则是联结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哲学家通过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对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观察思考，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升华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尽管哲学家的这一理论活动过程深受其个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知识阅历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但这些个性因素一般也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个哲学家走得与现实愈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愈密切、参与社会实践愈深入，其哲学思想愈能反映现实、指导实践。马克思对那种脱离实践去构建所谓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1](P75)从对马克思一生哲学活动历程的考察来看，马克思最初从事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不是为了创立一个体系，也不是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哲学”这样的元理论问题。马克思实际上是从回答时代提出的具体的哲学问题入手，经过艰辛的理论探索最终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的。
收稿日期：2003-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