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商人与绍兴旅沪同乡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绍兴论文,同乡会论文,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乡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籍人士在客居地自发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以会馆、公所为活动空间的同乡组织始于明初为旅外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服务的试馆。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体的会馆、公所开始大量涌现，并持续发展，从而形成多个地域性商人群体即所谓商帮。20世纪初，这些同乡组织无论是形式，还是组织制度、活动内容和功能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变迁，这也是商帮近代化的反映。本文想对学术界研究不多的绍兴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变迁作一考察，以揭示同乡组织近代演变的一般趋势。
一
绍兴地区位于杭州湾侧，包括旧绍兴府属的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新昌、嵊县8县。 其北部属浙江最富庶的宁绍平原，这是水网稠密，交通便捷，经济文化自古发达；南部多为山区，人稠地疏。水乡泽国、耕地相对不足的自然环境，使绍兴人自古多外出经商，象“吾越素称泽国，人浮于地”（注：《初建郭北永锡堂原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光绪三十一年初稿，藏上海市图书馆。另注：永锡堂初建于道光八年（1828年）。）；“吾越素称泽国，多谋食于他帮，由是童而习业，壮而远游”（注：《捐资浙绍义冢启》（道光八年），《浙绍永锡堂征信录》。）。这样的记载在关于旅外绍兴人文献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入清以后，“休养生息，户口繁衍”，人地矛盾更为突出，外出经商形成风气。而在此期间，上海正由小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众商云集”的都会，绍兴人于是竞相奔走，经商于此（注：《初建郭北永锡堂原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光绪三十一年初稿，藏上海市图书馆。另注：永锡堂初建于道光八年（1828年）。）。他们在上海主要经营本地特产及擅长的行业，象绍酒业、柴炭业、钱庄业、锡箔业和染坊等，并且多是这些行业的开拓者，如上海的钱庄业就起源于绍兴木炭商人的炭栈兼营货币存放业务（注：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1931年版，第33页；郭孝先：《上海的钱庄》，《上海通志馆馆刊》第1年，第803页；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69页。）。鸦片战争前，绍兴商帮是上海最具实力的帮口之一。
在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族长期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乡土地域观念极其浓厚，人们一般不肯背井离乡，对异乡人也存在强烈的排斥意识。所以当商品经济发展迫使大量人口不得不谋生异地时，他们就自然凭借同乡观念结成团体，相互保护，在移民社会中起整合作用。绍兴商人既在上海具有相当势力，组织同乡团体自属必然了。
二
据现有史料，绍兴旅沪同乡组织始于1737年创立的浙绍公所（注：关于浙绍公所的成立年代，说法不一，《上海碑刻资料选辑》附录“清代上海主要会馆公所表”说1737年左右。本文以此为据。）。此前，有谢姓的余姚人偕其乡友，“食力于沪”，久之“冠领其群”，于是他倡议集资建同乡会所，在同辈挑夫中“担征其一[文]”，筹得一千余文。旅沪浙绍钱业、炭业、豆业等商绅纷起响应，所谓“郡之慕义者，闻风而起，附而益之”，就在城之北门（宴海门）二十五保购地建造殿庭，供奉正已玄坛神，取名浙绍公所（注：《永锡堂缘起记略》及《永锡堂正殿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它是上海最早创设的同乡会馆之一，它的建立，也标志着旅沪绍兴商帮的形成。
随着绍籍旅沪仕商的不断增加，客死沪上者的安葬问题日益突出。道光八年（1828年），公所又增购附近（二十五保老闸）地基17余亩，募集“巨款雄资”，建造永锡堂，“首建正殿五楹，头门五楹，房六所，以为敬神退息之所。次造丙舍二十间，以为厝棺之地”，并以隙地为义冢（注：《初建郭北永锡堂原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光绪三十一年初稿，藏上海市图书馆。另注：永锡堂初建于道光八年（1828年）。）。随后又几经扩建，占地达40余亩，增设了土地祠，并扩建丙舍至60余间（注：《永锡堂正殿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
但1860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时，闸北首当其冲，浙绍公所遭兵灾蹂躏。公所董事、绍帮领袖经芳洲询谋于众，决定将公所迁至县城西门（仪凤门）外的斜桥，于是将公所原房地产以三万三千余两变卖，在西门外购地10余亩重建公所，并在浦东白莲泾置义冢地20余亩。1862重造永锡堂，并建丙舍100余间， 使公所悉惫“旧日规模”（注：《永锡堂正殿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此后公所采取“捐则量力而征，工则相时而动”的原则，在苏淞太兵备道同籍人邵友濂（余姚）的支持下持续筹款扩建，举盘柩、设赊财、补厂宇、筑马路，以及筑门楼围墙等（注：《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使浙绍公所成为地位阔绰、气势宏伟的同乡会所，在沪上堪与四明公所媲美。
限于资料，我们对浙绍公所的组织机构难以做详尽的考察。仅有的史料表明：浙绍公所是由董事主持的，从募款到殿宇丙舍等的修缮、扩建及公所财产的经营都由董事职掌。从公所初建时即“公举董事经管是祠”（注：《永锡堂正殿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看，董事名义上还是公举的。浙绍公所的早期董事已无从查考，不过《浙绍永锡堂征信录》记载了从道光八年（1828年）公所永锡堂落成后的多届董事名单，象徐浩、陈涛、陈瑞豫、戚曜、徐麟书、魏奇可等都是道光前期的重要董事；鸦片战争后至光宣年间，经芳洲、经元善、王尧阶、胡小松、胡稑芗、屠云峰、陈笙郊、陈春澜、陈一斋、王若采、徐乾麟、谢联钰、刘杏林、魏福昌、罗越卿、田成德等都曾是浙绍公所一言九鼎的董事，他们大都是钱庄巨东或著名钱业经理商，上海南市钱业公所或北市钱业会馆董事，都是钱业界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从中可以看出，公所的实权主要掌握在绍帮钱商之手。一些著名钱业绅商家族，如上虞经氏家族和陈氏家族、余姚胡氏家族等更是长期世袭董事职位，控制公所的实权。这也是旅沪绍兴帮钱商强大实力的反映（注：绍兴钱庄在上海钱业界的地位可见笔者将刊《史林》的拙作《论浙江帮钱业集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般占上海钱庄的50%。）。
同乡会馆、公所的作用在于维系、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内部合作，增强团体实力，从而在处于变迁中的移民社会中起整合作用。这一功能是通过同乡会馆、公所从事的事业来实现的。浙绍公所的主要事业是寄柩归葬、祭祀神灵和留养资遣（难民）等。
殡葬，是浙绍公所最主要的事业，公所历次募集的巨额资金几乎全都用于举办与殡葬有关的事业。为了适应同乡“仕商沪上”与日俱增的需要，公所不断扩建在上海的丙舍和义冢地，并于1848年在余姚西门外购地增设义冢，1872年又在绍兴偏门外及绍兴和尚山购地17亩余，作为义冢地：为适应部分富有同乡“厚葬”之需，公所还特别建筑两处高大宽畅的房屋作为寄材之所（注：《寄材所引》，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为使贫穷同乡死后也能得一棺之木，以免“遭牛羊之践，饱狐狸之腹”，公所又募捐设立赊财会（注：《赊财会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为使穷困同乡之柩在丙舍存放期满后能归葬故乡，公所在同籍旅外父母官邵友濂的捐资赞助下，又集资设立了盘柩会，每年春秋两季，由该会组织将棺木运返故里（注：《盘柩会序》及《盘运会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浙绍公所该举开旅沪同乡团体组织运柩回籍之先河。
这些今天看来颇不合时宜的事业是有深层的文化原因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特征、以血缘宗族为基本单位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血缘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人们视外出谋生、客死他乡而不能归葬为大不幸。永锡堂序就说：“生有四方之志，死无片土之安，没则已矣”；“死无所归，殡无所依，尤大可悲也”（注：《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总序及《初建郭北永锡堂原序》，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因而传统的血缘、地域观念又表现为以“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为特征的归葬意识。进入近代以后，虽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趋于解体，但人们思想中的归葬意识仍是根深蒂固。拥有同一个故乡、每个成员死后都要归葬故里成为同乡会馆、公所最重要最一致的文化认同。
浙绍公所的又一重要活动是祭祀，而祀神又常与联欢即所谓“联乡谊”结合在在一起。浙绍公所崇祀关帝（注：即关羽，明万历四十二年（1641）被敕封为关圣帝，此后明清两朝又经多次敕封，关羽被崇为武圣、关圣大帝等，清光绪五年（1879）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长达22字，统治者的竭力营造，使关羽成了民众顶礼膜拜的圣神，是明清会馆、公所的主要崇祀对象。）和土地神，永锡堂一建成，就在正殿供奉关帝圣像，同时旁设土地祠。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日，旅沪绍兴同乡都要到永锡堂祭祀，同时演剧、设宴，叙乡情、联乡谊，称为“武帝会”。后因不少同乡以一年一度，“相遇时疏”为憾，于是又规定九月十三日为“武帝新会”日，敬神、集宴“一如五月之仪”（注：《武帝新会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浙绍公所还专门募集款项设立“棠梨化会”，于每年清明节梨化盛开时，组织同乡到浦东白莲泾义冢举行扫墓活动（注：《棠梨化会碑记》，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
浙绍公所还举办留养资送难民事业。如太平军进军绍兴时，绍籍同乡避兵赴沪者“踵相接”，公所发动旅沪同乡捐资救助，并制定章程，专设办事公所，留养、资送或在上海代为寻找职业（注：《留养资送浙绍难民启》（同治元年），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
浙绍公所举办的这些事业，在华洋杂处、处于急速变化的上海移民社会中起到了凝聚同乡的作用，促进了旅沪绍兴商帮的发展，也有利于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不适应性也日益明显。一是随着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兴学堂、派留学的盛行，一批绍兴籍新型商人和知识分子崛起上海，他们要求改造原有同乡团体，使之成为基础更广泛的、能与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同乡组织，宋汉章、黄楚九、杜亚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公所既与近代文明演进相左，而且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其向心作用也日益弱化，仅仅这些事业已难以凝聚全体同乡，也不能满足同乡更广泛的需要。如随着上海近代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剧，新行业的不断兴起，需要工商业者和劳工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而浙绍公所却不能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于是，新的同乡团体绍兴旅沪同乡会便应运而生了。
三
1910年6月，绍兴旅沪同乡周子庆、杜亚泉、祝尧勋、王应栋、 徐鹤亭等发起成立绍兴旅沪同乡会事务所于上海天津路，推举陈乐庭为事务所长，由杜亚泉草就章程。8月17日， 在永锡堂召开绍兴旅沪同乡会成立大会，选举议员30人（8月24日议事会举杜亚泉为议长）， 选举陈乐庭为总董，设董事会办事处于英租界泗泾路（注：《绍兴旅沪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辛亥冬至壬子春），上海市图书馆藏。）。1918年迁会址于民国路，1922年又迁址新开河路，1924年在爱尔近路（安庆路）购地建造新址，1929年迁入新落成的会所（注：《绍兴旅沪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同乡会成立后，浙绍公所虽仍然存在，但已沦为绍兴旅沪同乡的次要组织，其活动仅施棺代葬而已。
绍兴旅沪同乡会是不同于浙绍公所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同乡组织。
与20世纪初中国的民主化潮流相应，绍兴旅沪同乡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具有三权分立性质的体制。同乡会设议事会、董事会、 会员大会3个办事机关。它规定：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于每年8 月召开一次，有直接投票决定会中重大事件、选举议员、审查事务等职权。议事会有议决同乡会事务及审查经费之职权，由会员大会选举议员30人组成，由议员互选产生的议长、副议长主持，任期均为2年， 但每年要改选其中半数议员；议事会每季开常会一次，如有半数以上议员提议或董事会的要求可开临时会。董事会为执行机关，由议事会公举总董1人，董事3人组成，负责执行同乡会事务并向会员大会报告会务，经管同乡会财产等；董事任期也为2年，但每年要改选董事2人；董事会每周开会一次，遇有要事，由董事1人提议即随时开会；董事会设总事务所办理会所， 其主持人总务长由各董事轮值（注：《绍兴旅沪同乡会章程》、《议事会章程》、《董事会章程》，均见《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辛亥冬至壬子春），藏上海市图书馆。绍兴旅沪同乡会从成立到1940年每年刊发会务报告，但名称、编号有所变化，1912年前称“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以干支纪年编号。辛亥革命后撤绍兴府，为使通告名称与同乡会所涵盖地域相符，改名“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通告”。1916年始改“通告”为“报告”，同时用民国纪年编号。约从1920年前后改称“绍兴旅沪同乡会第某某届报告”。1940年刊发第29届报告后停刊，1946年续刊，编号续前。）。
此后，绍兴旅沪同乡会的内部机构不断完善。如刚成立时同乡会办事机关仅有4名董事和若干名文牍、会计员。1912年董事就增加至9人，并从会员中选出参事4人，协助董事会办理会务。1916 年董事会议决分科办事，计分总务、调查、会计、交际4科，1926年增至总务、经济、 征发、教育、文牍、调查6 科（注：分别见《绍兴七县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同乡会的组织形式也有所变化。如1924年改议长为会长，议员为议董。1926年除议董外，添设理事37人。1931年改委员制，除会员大会外，设委员长、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常务监察、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改为理监事会制，除会员大会外，设理事会、监事会。但组织机构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同乡会成立时确立的三权分立的体制。
绍兴旅沪同乡会的组织基础也扩大了。章程规定：“本会为绍兴府及所属各县住民之旅居上海者组织而成”（注：《绍兴旅沪同乡会章程》。），即它包括所有旅居上海的绍兴府属人士。与浙绍公所相比，其中主要是增加了随着兴学校、派留学、办报刊而兴起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同乡会最初主要就是由杜亚泉等知识界人士发起成立的。但工商界仍然是同乡会的主体，其实权也主要掌握在绍帮工商业巨头之手，这从笔者收集到的同乡会若干届主要负责人情况也可见一斑（见表），这说明绍兴旅沪同乡会仍具工商业团体性质。
绍兴旅沪同乡会负责人主要简况
年份 负责 正职副职
人姓名其他身份姓名其他身份
1910 总董陈乐庭合泰煤炭号主,
无
1914 总董陈乐庭南市钱业董事,
总商会会员.
1918 总董田时霖震升恒木号主,
无
总商会会董.
1922 会长田时霖同上,1921年又 宋汉章 总商会会长,上海
任中央信托公
中国银行经理.
司董事长. 魏清涛 清记木号主,曾任
总商会会员,中央
信托公司董事.
1929 会长田祈原
钱业公会委员, 王晓籁
大来丝厂经理,江
永丰钱庄经理, 浙皖丝厂委员会
总商会会董,中
委员,中央信托公
央信托公司董司董事,上海财政
事长. 委员会委员.
胡熙生 总商会会董,钱业
公会委员,怡大钱
庄经理.
1934 委员长 王晓籁
全国商会理事长 王延松 上海绸业银行董
兼上海市商会理 事长兼总经理,新
事长,和记丝厂
绸缎局主,工部局
经理,丝厂工会
华董,纳税华人会
执行委员. 执行委员.
裴云卿 钱业公会常委,同
春钱庄经理.
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报告）》1912年、1914年、1918年、1922年、1929年、1934年；《上海总商会同仁录》1909年、1915年、1918年、1922年、1924年、1927年；《上海钱庄史料》，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丝厂业同业公会档等。
绍兴旅沪同乡会的经费来源与浙绍公所也有所不同。公所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而同乡会的经费除部分捐赠外，主要来自会员会费。同乡会成立之初，规定甲级会员年纳会费银5元，乙级会员年纳会费2元（注：《绍兴旅沪同乡会章程》，见《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辛亥冬至壬子春）。）。为增加经费以适应同乡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又将会员分为永久会员（纳会费100元，以后不再纳费）、赞助会员（年纳会费20 元）、特别会员（年纳会费5元）、普通会员（年纳会费2元），并经常举行征求会员大会，扩大组织规模，增加经费来源。如1919年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扩大组织3500余人，占全体会员的4／5（注：《本会第一次征求会员成绩表》，见《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季报》第3册，1919年10 月。）。1920年举行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会员征求，以省为单位分22个征求大队，预定征求会费2.2万元，结果征求会费5.4万元，超过计划1.5 倍（注：《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报告》（1919年冬至1920年春），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绍兴旅沪同乡会所从事的事业也具近代色彩。同乡会成立时确定其宗旨是“联络乡谊，图谋本籍及旅沪乡人之公益”，其从事事业主要有：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和解旅沪乡人之争议，救助旅沪乡人之损害，维护旅沪乡人之职业，改进旅沪乡人之风俗等（注：《绍兴旅沪同乡会章程》。）。
慈善事业虽然仍是绍兴旅沪同乡会的主要事业之一，但其内容与浙绍公所很不相同。绍兴旅沪同乡会不再从事寄柩归葬，其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救助”，包括救赈灾害、施医给药、救济落难同乡及有关全体同乡的公益事业。1911年同乡会成立后不久，就联合其他同乡团体发起成立救济乡孺总会，救济、收容被拐至上海的妇女、儿童。1918年同乡会组织临时治疫医局，派中西医生携带药品至上虞、余姚等时疫发生地，施诊给药。1922年绍兴飓风、海啸、暴雨成灾，同乡会募集赈款达55万元，并协助建筑上虞海塘。1931年汉口大水，同乡会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合组宁绍急救汉灾会，筹垫款项，公推人员，随带粮食药品，订定船只赴汉赈救被难同乡回籍。为改善绍属地区进杭赴沪的出路，同乡会于1923、1925、1933年几次捐募资金改良钱塘江、曹娥江义渡，增添船只，协助建筑钱江第一码头、月台、凉棚及旅客休息室等（注：《绍兴旅沪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
教育是绍兴旅沪同乡会适应上海近代化需要开办的主要事业。同乡会设立不久即于1912年商业补习学校，专招旅沪习商的同乡子弟补授普通学科及商业专门知识（包括专修英文课）（注：《商业补习学校简章》，见《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辛亥冬至至壬子春）。）。1917年同乡会募集基本金3万元，依民国政府颁布的初等、 高等小学章程创办同乡公学（后改称第一小学）（注：《绍兴七县同乡公学创办条件》，见《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通告》（甲寅至乙卯）；《绍兴旅沪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1920年又在南市创设第二小学，在闸北创立第三小学（注：《绍兴七邑同乡会报告》（1918年冬至1918年春）。）。1938年又创设绍兴七邑旅沪中学（注：《绍兴旅沪同乡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绍兴旅沪同乡会卷宗。）。
绍兴同乡会联络同乡的方法也具近代意义。浙绍公所主要是通过殡葬、祭祀来维系同乡，绍兴旅沪同乡会除举办上述教育、慈善事业等维系同乡外，还专设同乡“晚餐会”，它以联“络会员、敦厚乡谊”为宗旨，每年由董事会决定举办二到四次。同乡会还努力沟通、加强与浙江其他旅沪同乡团体的联系，同乡会成立不久，就议决每年与浙江其他旅沪同乡组织开联合会1次， 每逢“晚餐会”邀请浙江其他旅沪同乡团体代表与会，把乡谊联系扩大到全省（注：《会员晚餐会规约》，见《绍兴旅沪同乡会通告》（辛亥冬至至壬子春）。）。
总之，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旅外同乡组织也经历着同样的变迁，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组织制度、活动内容和团体功能都经历了这样的演变，绍兴旅沪同乡组织的变迁便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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