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与贫困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0) 05-0008-07
一、关于生态敏感地区的贫困问题
对生态敏感地带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有关生态敏感地带的研究则是从80年代开始的。最初研究的是与边缘地带(Marginal Zone)相关的一些问题。198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生态学国际会议上，部分生态学家建议从生态学角度入手研究边缘地带问题，并提出了ECOTONE的概念；9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以ECOZONE代替了ECOTONE，使研究对象界定得更加清晰、明了。所谓ECOZONE，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将生态系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能量、结构及功能体系划分开的界面，形象地说，就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的生态环境之间的过渡带或交错带。其二是指环境或景观的变化将引起土地生产力明显下降乃至丧失，进而导致经济严重衰退的地带。它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1)气候的年际变率较大，即在相同的时间内，它的气候的相对变动率大大超过其他地区；(2)生态环境的稳定性较差，即在同样的影响力下，它的环境变动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3)生态环境恢复原状的功能低，即受到各种负面影响而发生急剧变动后，它恢复原貌的自调节能力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从长期看，生态敏感地带的分布及其变迁主要受地质变动、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从短期看，这类地带的上述变化主要是人为活动引起的。
在研究中，我们根据国内有关专家学者作出的有关生态敏感地带特征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业区划，以不打破县域为前提，勾勒出中国生态敏感地带的分布图。在比较、分析有关资料与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生态敏感地带的社会经济特征作了定性描述，并对生态敏感地带与经济贫困地区的相关性做了初步研究，主要结论为经济贫困地区与生态敏感地带的相关性很强。依据如下：一是在划入生态敏感地带的县份中，约有76%的县是贫困县，占这些省区贫困县总数的73%；二是在划入生态敏感地带的土地面积中，约有43%的土地面积在贫困县内，占这些省区贫困县土地面积的47%；三是在划入生态敏感地带的耕地面积中，约有68%的耕地面积在贫困县内，占这些省区贫困县耕地总面积的74%；四是在划入生态敏感地带的人口中，约有7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县内，占这些省区贫困县总人口的81%。据分析，我国生态敏感地带与经济贫困地区之间相关性高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变动率大的界面性气候与季节约束强的种植业的矛盾。生态敏感地带经常出现显著性的气候扰动，不适宜发展节令性要求极强、以草本植物为主体的种植业，而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时期，生态敏感地带几乎是单一的粮食生产。农牧交错带中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以农为主的县内，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依据。这类地带气候状况的改善是很难奏效的，所以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途径是调整农业资源配置。
第二，高人口增长率的冲击。生态敏感地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的使用者成本大和外部成本大，前者影响地带内的持续发展，后者则影响其他地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高人口增长率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交织在一起，大大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第三，市场发育不足。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生态敏感地带的许多问题可以借助于资源和产品流动来解决。如，通过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获得劳务收入并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为产业结构调整积累所需资本和技术人才；通过产品流动，将生态敏感地带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同时调减份额过大的粮食生产。所以，生态敏感地带的资源配置以自给自足为主，无法将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是其贫困的表层原因，它的深层次原因是没有市场，没有竞争。
第四，政策的调控方向不当或调控力度不够。在诱导生态敏感地带形成适宜的农业生产体系方面，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采用倾斜政策，支持该地带的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形成对气候适宜性强的生产结构；加大公共物品投入，逐步消除教育、交通、通讯等供给不足对发展的负面影响。
虽然生态敏感地带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不利的一面，但也有比较优势。如果农户都根据该地带的比较优势进行资源配置，就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生产结构，而市场竞争机制则是诱导农户准确识别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所在。
二、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贫困问题
如果说生态敏感地区贫困的表象是资源配置没有体现其资源比较优势，深层次原因是政策导向失误和公共品供给不足，那末如何解释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贫困问题呢？鉴于我们没有能力弄清各种自然资源的储量和质量，不得不把探讨的范围限定在既能弄清它的储量、质量和分布，其又对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施加重大影响的自然资源上。相对而言，林区的森林资源具有上述特征，是最容易度量丰其匮程度的自然资源，鉴于此，我们把森林丰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一）森林丰富地区的特征
为了确定研究对象，我们根据森林覆盖率、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森林蓄积3个指标，以县为单位界定属于森林丰富地区的县，结果表明，按人均森林面积、蓄积划定的森林丰富县与以往按森林总量划分的林区县相比，有较大的不同。然后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贫困县，对划入森林丰富地区的林区县和列入计划的贫困县做相关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森林丰富地区所涉及的县与该区域内贫困县之间的相关性度量；二是各省区内的贫困县与具有森林丰富特征的贫困县之间的相关性度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森林丰富边区约有32.6%是贫困县，比全国的比例(27.8%)高4.4个百分点，说明森林丰富地区的贫困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各省区内，林区贫困县占贫困县的18.2%，或者说81.8%的贫困县不是林区县。在研究中发现，森林丰富地区具有如下特征：(1)森林资源丰富，但林业所占的产值份额很小。据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林业投入少，森林经营水平低，农户的资源配置仍以农业为主，各种要素主要投放在旨在自给的粮食生产中；第二，消耗的森林资源转化为商品的份额太低；第三，按照我国的统计口径，有些林产品（干果）产值被计入农业产值。(2)农户与外界联系的条件已有所改善，但农户对市场的利用还停留在为买而卖的简单商品交换阶段；社区内都通了电，但主要用于生活照明，生产性用电极少。(3)产品的自我供给倾向越高，生产的稳定性越强；畜产品的商品率提高较快，但饲养方式改进甚微。(4)教育条件差，教育费用昂贵。我们的调查发现，尽管农村教育条件很差，通过教育获得机会的概率很低，农民对教育仍是重视的。在农户的生活费支出中，农户的文化教育支出占11.6%，是生活支出的第二大项。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年龄呈负相关关系，是说明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的依据。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更多的教育，说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已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但是教育费用很高，农民缺乏让孩子受教育的支付能力。
从理论上讲，探讨经济贫困与森林丰富之间的关系，既可以从证实入手，也可以证伪入手，从统计学的角度看，采用证伪的办法显然更为简便。
1.森林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的国内比较。
从一个国家范围看，如果森林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内在联系，那末人均森林拥有量相近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应该相近。全国范围的有关资料显示：第一，森林资源状况相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的变异较大，其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关5-10倍左右；第二，森林资源状况不同的各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却没有多大的差别（见下附表）。我国森林资源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森林资源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
附表：全国森林资源状况相近地区人均社会产值、人均收入比较
人均有林地
人均蓄积
人均农村社会
人均收入
（亩）
（立方米） 总产值（元）
（元）
面积 变异
蓄积 变异 金额
变异
金额 变异
<0.1
<0.7 1342～5176 3.86 317～1011 3.19
0.1～0.5 5.00
0.14～3.54 25.29
876～26928 30.75 210～3633 17.3
0.5～1.0 2.00
0.26～8.41 32.35
685～14051 20.50 151～2165 14.34
1.0～1.5 1.50
0.78～9.96 12.77
554～14072 25.39 155～1936 12.49
1.5～2.0 1.33
0.95～9.53 10.03
981～7995
8.15 249～1389 5.58
2.0～3.0 1.50
1.16～12.51 10.78
909～14188 15.61 216～1935 7.07
4.0～5.0 1.25
2.06～25.86 12.55
807～16283 20.17 214～2006 9.37
2.森林丰富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内比较。
从森林丰富地区看，如果森林丰富与经济贫困之间具有内在联系，那么森林丰富地区内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相近。在划出的森林丰富县中，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最低的为847元，最高的达16283元，两者相差18倍；森林丰富县人均森林资源和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仅为0.4左右，这些结果说明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很低。
3.森林资源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国际比较。
为了考证上面的结果是否具有一般性，我们又利用132个国家的有关资料做了相似的分析。这些国家地跨五大洲，囊括了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种发展类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结果表明，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森林保护地面积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的关系，但相关系数分别为0.027和0.073，相关性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假定这种正相关性能够成立，那末这引起国家的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森林保护面积会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低收入国家的这两个指标呈负相关的关系，相关系数为-0.034和-0.060，相关性也低到几乎可能忽略不计；假定这种正相关性能够成立，那末这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要以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森林保护面积的减少为代价的可能性。把这两种情况整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森林保护地会出现一个由下降到上升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遏制下降，尽快达到转折点，然后促进上升。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
(1)按人均森林面积和蓄积多寡划定的森林资源丰富地区，与不考虑人口和土地面积因素，直接根据森林面积、蓄积的多寡划定的森林丰富地区相比，结果有较大的不同。(2)在贫困县中，森林丰富县所占的份额高于森林匮乏县所占的份额，而在相对富裕的县中，森林丰富县所占的份额低于森林匮乏县所占的份额，说明森林资源与贫困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森林丰富县与贫困县分布的相关性很低，而且相关性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3)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森林资源与收入、产值的相关程度小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有关数据表明：森林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通常存在着3个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极为缓慢；森林资源自我供给份额大，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相对一部分森林被国家划为防护林、又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4)森林资源和人均收入相关性国际比较的结果与中国的分析结论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世界的相关系数远远小于中国的相关系数，这种差异很可能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
（二）森林丰富地区贫困的原因
林区贫困的影响因素很多，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农户缺乏将木材转化为商品所需的市场信息。在森林丰富地区，农户拥有的资源禀赋大致相同，商品性的林产品需求非常小。森林资源能否成为商品的关键，是找到市场需求。最近50年，木材基本上由国有木材经销公司垄断经营，农民对木材市场信息的了解极为有限。所以，为农民提供木材市场信息，是农民将木材转化为商品的关键所在。政府在这一方面应当承担很大的责任，并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
2.木材收入分配存在较多的制度障碍。木材商品率低的表现原因是薪材、自用材消耗太多，它的深层原因则是木材收购价格太低，不能成为诱导农民采取节约和寻找薪材、自用材替代物的信号。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农民固守传统，而是他们没有得到应该减少非商品材消耗量的经济信号。同培育果树相比，工业人工林的培育周期并不算长，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本要比果树少得多；采伐的灵活性要比果品强得多，从而价值实现的风险要比果品小得多。农民愿意培育经济林不愿意培育木材，是说明制度障碍严重影响农户资源配置的一个例证。
4.政府目标与农户目标有冲突。集体林区现行的林业政策有三个倾向：即主管部门利益优先于农民利益的倾向；重视林业收入分配优先于资源配置改进的倾向；关注生产结果优先于生产过程的倾向。它的核心是要求农民为政府官员出政绩服务而并非政府官员为农民增收服务。如果这些倾向得以扭转，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就不会把育林基金挪作办公经费，就不会采取管理和收费挂钩的做法，农民的负担就会相应减少。从表面看，政府收入会随着这种转变趋于减少，其实并非如此，政府税收会随着林地经营强度的提高，木材产量和商品率的显著增加而增加。
5.发展现代经济所需的内外部环境尚未形成。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森林丰富地区的贫困县，几乎都缺乏发展现代经济所需的内外部环境。(1)粮食市场发育滞后。在一个没有稳定的粮食供给的环境中，粮食安全无疑比收入最大化更为重要。这些地区的农民把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投向粮食生产，但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说明特定的资源配置是特定经济环境下的产物，只有通过发育粮食市场，改变这种经济环境，才能改进这种资源配置。(2)木材市场发育滞后。无庸讳言，现实中的木材统一收购，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木材公司，乃至大大小小的国有和“集体”木材加工企业剥夺农民利益的代名词，农民被迫履行养活一个缺乏效率的国有木材公司和有权力背景的木材加工企业的责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逐步化解各种超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必须培育木材市场。(3)人力资本市场发育滞后。森林丰富地区普遍存在着专业技术人材奇缺的现象。发展教育和发育人力资本市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两条措施，但自己培养人才的滞后期较长，培育对象的可选择范围较小，而人力资本流动有见效快、人才可选择范围大的优点。所以，发育人力资本市场，对于化解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
（三）森林丰富地区脱贫途径的思考
1.加紧进行普选制试点。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官员都知道扶贫资金投放在种植业的效益最好，养殖业次之，用于发展乡镇企业的效果最差；在相同的产业或项目中，农户使用扶贫资金的效果要优于集体；但大量扶贫资金仍投放在缺乏竞争力的项目上。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员的政绩很难用农户家庭的变化反映出来，而由项目引起的变化，如财政收入的变化，乡镇企业规模和数量的变化，县城或镇所在地建筑物、基础设施的变化和规模种植（或养殖）的变化等，均能较好地反映官员的政绩。所以，要真正瞄准贫困农民，必须以普选制替代现有的考核干部的手段。
2.以企业带动农户脱贫。如何以较低的成本将扶贫资金发放到农户手中，并使农户个体效益与社区总体效益，以及农户增收和社区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调查中发现，通过企业发放扶贫资金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对企业来说，搞好原料生产，是保障其生产正常进行的前提，为了保证原料的适习性、同质性和批量性要求，企业愿意在品种选择、培育工艺和田间管理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生产要素由企业统一购买，然后发放给农民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农户和整个社会都受益。为了诱导经济实力强的企业进入贫困地区，应允许企业将一部分税前利润用于扶贫。企业把本应交纳的税金用作扶贫资金，并把这部分资金与其所需的原料生产联系在一起，必然会有积极性。对农民来说，不仅进入现代农业的门槛低了，学习成本、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也低了，自然也有参与这类活动的积极性。对政府来说，少征收的税金实际上产生了扶贫和支持企业发展两种效用，既减少了扶贫资金的管理成本，又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创造，显然要比集中起来用于扶贫的效果更好。
3.发育充分竞争的木材市场。营林生产的规模经济很不显著，采用分户经营是非常适宜的；木材生产的规模经济，可通过社区内的农户合作或雇用劳动力的方式来获得；木材交易的规模经济极为显著，客观上需要木材公司（或农民合作组织）的介入。从理论上讲，如果木材收购的竞争是充分的，农户将木材卖给木材公司（或农民合作组织），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木材公司（或农民合作组织）从事木材经营，实际上是将所节省的一部分交易成本转化为自己的利润。也就是说，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农民和企业必须相互依赖，而且都能够成为赢家。国有木材公司长期从事木材经营，在商情信息掌握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完全有可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乃至保持其主渠道地位。所不同的是，过去依靠政府赋予的特权占据主渠道地位，此时依靠自己的竞争力占据主渠道地位。无庸讳言，参与木材经营的企业增多会加重林政管理的任务，但这不应成为木材垄断经营的理由。制止乱砍滥伐，除了加强林政管理外，更为重要的是明确界定森林产权，使农民对长远收入有越来越好的预期。从逻辑上讲，木材垄断经营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其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集中林业剩余，以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推行，而并没有制止乱砍滥伐的含义。所以，发育木材收购市场与乱砍滥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4.减少粮食生产对森林丰富地区的压力。首先要发育粮食市场，消除农民恐于谷物难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心理；其次，建设基本农田，从提高单位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第三，提高粮食生产应从科技含量入手，减少粮食生产对土地的压力，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改善生态环境创造必要的条件。
5.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发展环境。政府在诱导农民发展林业方面应承担五个方面的责任：一是发育市场、保护产权，为农民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控制采伐量，确保林木资源消长平衡；三是收集并定期公布木材供需的商情信息，为农民组织木材生产和销售提供帮助；四是实行保护价，解决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五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发展环境。鉴于前四项责任已经在其它文章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着重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任何使贫困地区与外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都将依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加强，对贫困地区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如改善贫困地区的贸易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整个经济融为一体，获得更多更完备的市场信息等。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需要的投入大，是农民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将有限的扶贫资金投放在公共物品建设上，为所有农户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更符合公平原则。
6.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途径是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教育的外部性决定了它的发展不适宜完全采用发展私有品的方式。但是，政府的责任是补位而并非替代，它要向教育投资，以降低受教育人支付的成本，同时要诱导农民向教育投资的支付意愿。政府实际上是劳动力平均素质提高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政府向教育投资，也是有回报的。
7.改进政策，改进服务。商品生产会给农民带来收入，同时也带来市场风险。一旦受挫，农民有可能选择放弃，甚至对商品生产丧失信心。政府制定价格稳定政策、适宜的补贴政策和提供信息服务的政策，对农民实现增产又增收，是尤为必要的。
三、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贫困问题
（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贫困的原因
人类伊始，具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特征的区域一定比现在大得多。由于受地质变迁气候变动和人为干扰的影响，具有这一特征的区域越来越小，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了。而保留下来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肯定是受外界干扰极少、资源结构最为稳定的地区。为什么在这样的地区仍然存在贫困呢？这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类地区的贫困有两种外在表现形式：
第一，资源、经济、社会结构超稳定，甚至长期不发生变动，以致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相对贫困。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假设：一方面，人类在选择可维持其生存的资源利用方式时不愿舍易求难，而人类的知识越有限，所选择的资源利用方式适应人均资源禀赋变化的能力就越低；由于人口增长、消费构成改进和消费水平提高均会引起人均资源禀赋下降，所以特定的资源利用方式与资源禀赋的关系总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由适宜到不适宜的变化。另一方面，当资源利用方式适应不了资源禀赋的要求时，人类会进行旨在改进资源利用方式的创新，从而使它们继续保持协调。人均资源禀赋下降得越快，由其诱发的创新的频率就越高，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也越快。对于那些人均资源禀赋极为丰富，资源利用方式不作任何改进都能持续下去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缺乏创新的动力，反而难以超越低级的、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发展阶段。这也是某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的土著社区的真实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间或遭遇资源危机的社会，很可能因为必须应对挑战而充满活力；没有资源危机的社会无疑是稳定的，但过于稳定的社会又有可能因为失去许多创新的机会而显得死气沉沉。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下，并不取决于它的人均资源禀赋多寡，而决定于它应对资源禀赋变化的创新能力的强弱。
第二，遭到外来人口及生产方式的冲击，传统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却没有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贫困。具体地说，又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外来耕作方式的冲击。从云南的情形看，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大多停留在轮耕制阶段。这种耕作制度对生物多样性有很大的依赖性，尽管它依赖的是它的最低级的功能，即肥料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轮耕制无法在生物多样性完全消失即荒芜的土地上进行，是这些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外来农民采用的是定耕制，这种耕作制度完全不依赖于生物多样性。于是在开辟耕地时，生物多样性资源被当作毫无经济价值的障碍物清除掉了。其二是独立于社区之外的现代种植园的冲击。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建立了一大批现代种植园，即国营农场。这些自我循环的现代种植园对社区经济基本上没有产生拉动力，却对社区的资源与环境施加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外来生产方式的引入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要使这类地区的资源配置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决不是引进一些外来生产方式就能奏效的，必须根据当地资源禀赋的特征进行创新，必须使新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融为一体，而且追求的目标必须升级。任何一个地区，不管其生物多样性资源如何丰富，如果总以温饱为目标，而不想方设法地改进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利用方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温饱”水平的提高，总有一天会持续不下去。所以，这类地区脱贫的关键，是把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据分析，这类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迟迟没有发挥出来，并非因为人们不重视生物多样性资源，而是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我们知道，采用朴素的试错方式寻找生物多样性的效用，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也就是说，人们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经验，是在长达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可以肯定，如果探索生物多样性效用和培育途径的方法不变，在短短的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里，这类研究是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生物多样性的利用状况在最近几千年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要把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生物多样性研究方法必须升级。
既然上面论述的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贫困的外在表现形式，那末肯定还有它的内在原因。据分析，生物多样性地区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科学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关于工农差别，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段话，它的大意是，现代科学发韧于物理学，尤其是机械学，而生物科学发展滞后，是造成工农差别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别一直要到生物科学的发展赶上其他学科的发展之后才会真正消失。
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所以，决不能对自身的比较优势熟视无睹，而去简单地模仿在其它地区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片面追求非农产业的发展。这种不顾自身特点的做法是难以成功的，即使搞成功了，也一定事倍功半。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把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作为研究基地，给更多的科学家提供机会，依靠他们弄清各种生物资源的效用，完成这些生物资源培育和将它们加工成产品的技术创新，既促进生物科学的发展，又促进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近些年来，无论国外或是国内，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呈上升趋势，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后发优势很快就能够表现出来。
（二）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展望
按照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谓发展，就是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可再生资源依赖性，它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即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可再生资源培育业）作为第一次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下降，是所谓的“夕阳产业”；农村作为农业的裁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消亡；农民作为从事农业的主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少。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而仅仅是科学发展不平衡时代的产物。更直截了当地说，它是最近一二百年里物理学，尤其机械学的发展遥遥领先于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结果。
最近几十年，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快，物理学，尤其机械学的发展遥遥领先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一些察觉到人类将进入生物科学、生命科学时代之端倪的有识之士，作出了21世纪将是生物科学、生命科学世纪的预测。一旦人类进入生物科学、生命科学时代，最重大的转折可能是资源替代方向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可再生资源（如煤炭、石油替代薪炭，合成纤维替代自然纤维）的方向，转为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如太阳能、木质能替代煤炭、石油，自然纤维替代合成纤维）的方向，随着生物质能资源培育技术体系的不断升级，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最终将形成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一个对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越来越大的发展模式，替代一个对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越来越小的发展模式，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人类科学体系发生重大跃迁的结果，是更高的发展层次上产生的否定之否定。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最高，年生物量可达31.7克/m[2]·年，而农田仅为1克/m[2]·年。森林生态系统不仅生物生产力高，而且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森林对气候变化的抗逆性要比草本农作物大得多，所具有的环境保护功能要比耕地系统大得多，适宜培育森林的土地资源也比适宜培育农作物的土地资源多得多。通过国土综合治理，把所有适宜发展林业的土地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森林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将会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发挥巨大的作用。
可以想象，一旦生物多样性资源研究获得突破，不仅会对大农业的新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使生态产业和生态农业满盘皆活，而且把整个经济增长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的理想也将变为现实。此时，生物多样性资源将不仅是农林牧渔业的资源基础，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基础。加上与其配套的生物化学、基因工程和智能加工系统，形成无废弃物的工艺和技术体系，对上述可更新资源进行加工，就将逐步替代原有的以不可更新资源为基础的工业。此时，由大气—水—生物—土地组成的生态圈，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屏障，农业的资源基础，而且成为能源工业、生物化工业的资源基础，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财富源泉，从而打破传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界限，整个经济增长将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环境、生态与经济发展互补的局面，环境、生态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将是互补的，而不再是竞争的关系。
（三）总结性评论
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下，并不取决于它的人均资源禀赋多寡，而决定于它应对资源禀赋变化的创新能力的强弱。每一代人都不必埋怨前人未留下可供自己享用的可持续技术，而要承担起完成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技术创新的责任。
生物多样性研究停留在经验科学阶段，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优势发挥不出来的主要原因：要发挥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比较优势，生物多样性研究必须提升到实验科学阶段。
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不宜简单地模仿在其它地区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正确的选择是把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作为研究基地，给更多的科学家提供机会，从而把促进生物科学发展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统一起来。
以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模式很可能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而仅仅是科学发展不平衡时代的产物。一旦生物多样性资源研究获得突破，不仅生态产业和生态农业满盘皆活，而且整个经济增长也将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此时，生物多样性资源将不仅是农林牧渔业的资源基础，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基础。环境、生态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将是互补的，而不再是竞争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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