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20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国际问题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今年5月20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院庆期间，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在国际问题研究的报告会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李琮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的报告。下面摘要发表李琮同志的报告。
【内容提要】本报告分为三部分。“成长历程”概括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年来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科研队伍的成长，这一学科的特点和特殊功能，以及20年来科研工作的重要转变；“丰硕成果”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理论研究及其重要成果和贡献进行了介绍；“今后趋向”认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并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努力方向提出了五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可喜可庆。在此，我受院领导委托，谨就我院国际片20年来的成长历程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成就和贡献作一概括介绍，对今后的努力方向谈一些个人意见。
一、成长历程
（一）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研究队伍的成长。国际问题研究，在我国历史尚浅。它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基于我国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的需要，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多次指示，要加强国际问题研究。1963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讨论了外国研究工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措施。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内经历了十年动乱，国际问题研究受到严重影响，几乎中断。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我院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国际问题研究，也如同全国一样，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在研究机构方面。1980年，我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合并，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年，拉丁美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东欧中亚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从中联部归属我院；1981年，我院又新成立了美国研究所、西欧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从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分出来的南亚研究所；198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亚太研究室又与南亚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亚太研究所。这8个研究所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体系。人员近800人，其中研究人员约500多人，这在全国是一个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实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各有关部门也都纷纷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大致说来，它们分属五大系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的社科院系统；以高等院校为主的教委系统；国务院各部委系统；党的部门和党校系统；军委系统。在这些研究机构中，我院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职研究人员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单位之一。
（二）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和特殊功能。我国对国际问题研究虽历史不长，但它表现出不同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特点和特殊功能。其特点有三：
1.现实性强。国际问题研究，以研究当代世界现实问题为主。研究工作必须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把握世界发展的脉搏，抓住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和重大趋向，进行跟踪研究和超前研究。当然，国际问题研究必须注重理论研究，但这种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实质，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性，而形成的理论。
2.研究领域广泛。国际问题研究是以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方面的问题，以及国际关系为其研究对象，包括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安全、国际战略、国际组织、国际法、全球性问题（环境、资源、人口等）以及国别地区性研究，这些都是独立的学科，其中有些学科，已划到其他大学科之中。但即使就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来说，其研究领域也是十分广泛的。
3.交叉性强。国际问题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往往不只是单一学科的问题，而是涉及多种学科和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甚至社会、科技、文化、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必须从多学科、多领域、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又具有其独特的功能。简而言之，它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动向，适应世界的发展，促进与他国的交流，学习他国和他民族的长处，加快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国际问题研究的独特功能在于：
1.为我国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制订，特别是对外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制订，提供必要的依据，或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
2.研究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有益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3.为培养和造就我国现代化所需的既具有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又具有较丰富的国际问题知识和宽阔视野的大批人才服务。
4.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服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化的，而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的。研究世界亿万人民斗争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研究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外国学术界有关国际问题的科研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重要源泉。
由于国际问题研究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具有上述特点和特殊功能，使它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其他任何学科不能替代的重要学科。
当然，就各个系统的各个研究机构来说，它们又各具特色，研究重点也不相同。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作为一个整体，既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又注重重大现实性问题研究；既进行世界全局问题的研究，也从事国别和地区的研究；既进行世界经济的研究，也进行世界政治、社会，乃至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既完成为数众多的学术性著述，也提供大量的内部报告，供决策参考。研究领域宽广，功能齐全，是我院国际片的重要特点。这使我院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五大系统中占有特殊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国际问题研究大发展的背景和条件。20年来，我院国际问题研究蓬勃发展，这是因为我国进入了新的时期，为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条件：
1.十年动乱结束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思想方面拨乱反正，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思想的解放，为理论研究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气氛和蓬勃成长的生机。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过去封闭的局面从此结束，对外交往日益扩大。这向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既重大又光荣的任务。
3.过去的20年，是世界迅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为国际问题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
4.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本身来说，20年来，加强了领导和增加了投入，改善了工作条件，各所之间和各所与院外兄弟单位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研究人员实行有序的新老交替，研究队伍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一切都对国际问题研究，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归根到底，20年来，我院国际问题研究蓬勃发展，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党的关怀。邓小平同志对国际问题的论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些重要理论观点，既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又是指导我们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指南。
20年来，国际问题研究受到党中央的特别关心和重视。邓小平同志一直特别关心对外国的研究工作，曾指出，在这方面许多该研究的问题未研究，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成立有关研究所，加强对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应当成为我们制订政策的依据。江泽民总书记也十分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多次提出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要我们进行研究，并多次召集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听取专家们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意见。
（四）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变化。在20年的时间里，我院国际问题研究发生了如下一些重大变化：
1.从分散的国别和地区研究到世界综合性问题的研究。20年来，我们在国别和地区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加强了全球性重大综合问题的研究，使这两方面得到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2.从世界经济和政治相互分离到互相结合。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领域——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过去是互相分离的，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注意了二者的结合。
3.从与国内问题相脱离到二者的互相结合。过去，无论是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或在其他问题的研究上，国外和国内是分开进行的，二者互不相干。20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注意针对国内实际问题，做到有的放矢。
4.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目前国际问题研究，除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主要方面外，还把越来越多的，过去很少涉及或根本不涉及的问题纳入了研究领域，如人口、环境、资源、文化、宗教、社会等方面。即使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研究也不断拓展。就世界经济来说，我们的研究已不仅限于宏观领域，而且逐步深入到微观领域，如银行制度、证券市场、企业管理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5.从个别问题的研究到逐步建立国际问题理论体系。随着国际问题研究范围的拓宽和深入，建立国际问题研究的完整体系，加强学科建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有了一定进展。
上述各方面的转变。既适应了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也适应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决策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实践证明，国际问题研究只有实行这些转变，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特殊功能和收到更大效益。
二、丰硕成果
20年来，我院国际片各所的科研人员，对当代世界许许多多和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思考和讨论，特别是对一系列重点、热点及难点问题都没有放过。这些问题主要是从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提出来的，也有一些是根据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需要提出来的。如从80年代末到现在这10年来说，这是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中国自1992年后，以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契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世界的大转变和中国的新发展，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更多的新课题，使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过去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在范围上有了新拓展，而且在水平上有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着重对世界大变化的来龙去脉和对世界未来的展望，以及大量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其中重点课题包括苏东剧变的根源、性质和教训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世界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和民族国家利益问题；我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地位、作用和应采取的对策；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问题；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国际金融的新发展及其在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同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抬头以及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重大问题，等等。这一时期，还开始研究过去很少涉及的新问题，如综合国力比较，国际竞争力比较，等等。
20年来，我院国际问题研究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据粗略估计，我院国际学科片各所总共出版专著约400部，发表论文约2万篇，提供内部报告近万份，发表难以数计的短评、报道类文章，完成大量译著、通俗性读物、工具书等等。
这些成果，有的是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问题而完成的，有的是中央有关部门交办的任务；有的是“六五”、“七五”、“八五”、“九五”的国家重点项目，有的是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的是院重点项目。以上各类项目，总计超过500项。此外，还有的是各所的重点课题，以及科研人员自己选定的课题。这些成果，很大一部分是获得好评的优秀成果，其中获奖作品不在少数。据粗略估计，荣获部级以上奖（包括我院奖），以及其他各种奖励的约200项。
由于我院国际问题研究20年来取得的成果类别多、数量大，这里只能着重就理论性专著、专论和应用性研究报告两大类，列举少数实例，进行一些介绍，因而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而且介绍学术成就，当然应说一说学术观点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但因篇幅所限，只好从略。
（一）理论著述。1.这类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综合性论述的专著和专论，如由钱俊瑞主编，于1983年完成并于1987年荣获首届吴玉章基金特等奖的专著《世界经济概论》上下册，对当代世界经济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框架；浦山主持编写的专著《200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王怀宁主编，于1994年出版的《世纪之交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一书，是“八五”国家重点项目；老学者何方对世界全局性问题发表了许多著述，他的《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长篇专论，获我院优秀成果奖；滕藤、谷源洋主编的《世界经济黄皮书》是一部逐年编写的，对世界经济进行年度分析与预测的著作，已正式出版三本；王逸舟所著《当代国际政治评论》一书（1995年出版），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学丰厚的积累基础上，对近些年来国际政治中突显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评析。除此之外，有关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系统性著述和专论，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研究当代世界全局性问题，有必要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同时也应对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进行理论研究。在这些方面，不乏具有开拓性的优秀研究成果。
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进行综合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其历史发展。如由老学者樊亢和宋则行主编，我院学者多人参加撰写的国家“六五”、“七五”重点项目《世界经济史》（三卷），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世界经济史的专著。
2.国别和地区问题研究。另一类专著和专论，是关于国别和地区问题的研究。这类成果数量更大，其中不少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如美国研究所老研究员陈宝森的著作《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老研究员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前者着重研究美国从罗斯福到里根半个世纪来美国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特征，探讨了美国政府对社会再生产宏观调节理论和政策的演变。1992年该书获吴玉章基金一等奖，后又获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后者实事求是、全面地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着重考察美国的政治体制、法律、机构、政党、政府决策程序等问题，并考察作为上层建筑的美国政治对于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该书论断科学公允，多有创新，出版后受到党政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获院优秀成果奖。
关于西欧一体化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很多著述。沈骥如所著《欧洲共同体与世界》（1994年出版）对欧共体的性质、机制、历史发展等进行了详尽分析，还把视野扩及整个世界。
关于西欧主要国家，也都分别有专著问世。如裘元伦著《稳定发展的联邦德国经济》；戎殿新、罗红波所著《意大利工业化之路》；于维霈著《当代英国经济》等都是内容翔实，论述全面的佳作。
有关日本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仅获我院优秀成果奖的专著和专论就有多项，如《日本的发展前景》、《日本政治概论》、《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日本新技术革命》、《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问题、批判、对策——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等，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苏联东欧国家，不论是其剧变前或剧变后，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国家和地区。20年来，完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刘克明、金辉主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徐葵、张文武主编的《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都是国 家“六五”重点项目，是系统和全面地研究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著作。刘克明、吴仁新主编的《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系统分析。苏东剧变后，学者们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如江流、陈之骅主编，国际片多人参加的《苏联剧变研究》和《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赵常庆主编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对苏联复杂的民族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亚太地区是我们特别重视，着力研究的地区，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亚太地区的崛起》、《亚太经济发展趋势与区域合作》、《亚洲“四小龙”》等。其中《亚太经济发展趋势与区域合作》，是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对产业结构、贸易、资金、科技、区域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陆建人的《90年代的亚太经济》（1994年出版），是作者近几年来对亚太地区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
关于非洲，西亚非洲研究所学者们先后完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八十年代中东形势》、《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非洲经济政策与持续发展》等，这些都是社科基金项目。其中《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被认为是研究中东格局演变的有重要价值的著作。此外，学者们还集中力量对非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现实性、理论性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三本专著，其中《亚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1988年出版）获我院优秀成果奖；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的《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也已于1994年出版。这些著作对非洲社会主义的含义，产生根源，基本理论思想等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获得学术界较高评价，认为观点新、体系新、启迪深。
对拉美地区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主要著作有苏振兴、徐文渊主编的《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陈芝芸专著《拉丁美洲对外经济关系》和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的《拉丁美洲史稿》。这些著作都就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史稿》更超脱了国内外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关于拉美社会性质的传统观点，做出了新的论断，获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学者江时学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内第一本从发展模式角度论述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专著，是拉美研究的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成果。
3.专题研究和部门研究。国际片在专题研究和部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其中有些具有开拓性，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罗肇鸿、王金存、史清琪编《国外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挑选了代表世界不同类型的8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对三大产业和各个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进行分析，提出技术进步是如何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的，并对各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做了说明，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沈华蒿著《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现代自然科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一书，把自然系统自组织原理引入经济学，以图对经济学传统分析方法进行革新。有关学者认为这一创造性论述对世界经济理论建设有重要意义。本书获我院优秀成果奖。
周弘所著《西方社会福利解析》（1996年），是有关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专著，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概念、起源、特点、问题和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是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的成果。
林振淦等著《小型经济概论》对一些国家小企业的地位、作用和政府的政策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并对中国小型企业问题进行了讨论。
陈宝森等著《美国经济周期研究》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历史及政府的反周期波动的政策进行了考察，对美国经济周期的预测方法做了说明。
谷源洋、魏燕慎、王耀媛著《世界经济自由区大观》一书，对世界多种类型自由区的历史、功能、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进行了阐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了评估。罗红波和戎殿新主编的《西欧公有企业》，对西欧公有企业的历史沿革、国家参股、经营管理及调整改革等问题做了较全面的分析。
郭世贤主编的《世界证券市场》、青年学者李向阳的《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孙杰的《货币机制中的金融过程》也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优秀著作。
青年学者张宇燕著《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是有特色、有见地的著作，获院青年优秀成果奖。
专题研究的成果，大量以论文形式发表，其中颇多论述深、见解新的优秀文章。茅于轼的《美国人口的分布、流动和地区经济发展》，吴国庆的《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和变化》等，均获院优秀成果奖。
世经政所和其他所的一些学者对外国农业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刘振邦的论文《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于1979年7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获院优秀成果奖。徐更生著《美国农业政策》，对美国农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制度和执行过程及其效果，进行了论述。本书获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4.国际关系和国际比较研究成果。前面所列举的综合性论著、国别地区著述和专题研究成果中，大多包括国际关系和国际比较的内容。这里说的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国际比较问题的著述。
在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科研人员都特别重视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关系。如美国所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都是史论结合，质量甚高的力作，以上两本著作均荣获我院优秀成果奖。以美国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人员为主所著《战后美国外交史》，立论扎实，得到广泛好评。
陈乐民著《战后西欧国际关系》，是“六五”国家重点项目。该书对战后西欧在世界上，特别是美苏争霸中的地位及其演变，论述深刻，见解独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获院优秀成果奖。
西亚非洲所早在1987年编写出版的《苏联中东关系史》，1993年出版的《美国中东关系史》，为我国学者广泛引用。
张蕴岭所著《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全面论述了世界东西南北各方之间经济相互关系的机制、结构和特点，分析了其间的矛盾和协调。
在国际比较研究方面有的是就某一专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如杨祖功等人合作撰写的“七五”国家重点项目《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王诵芬主编的《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有的是选定一些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如亚太所科研人员编写的《中印经济比较研究》，对中印两个大国的经济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专著。
（二）研究报告。我院国际学科片的另一大类重要科研成果，是以研究报告的形式表现的，其特点是紧跟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抓住其重大动向、事件、问题，冷静观察，深入分析，正确估量其对世界和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意见和建议，供中央和有关部门参考。
20年来国际片一向十分重视这项任务，把它作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各所的这些内部刊物，每年少则出15—20期，多则出七八十期。应该说明，我们提供的内部报告，并不只限于这些内刊上刊载的内容，除此之外，应中央和各部门的要求，及时完成并直接提交中央和各有关部门的研究报告，也是大量的，且数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
这些内部报告，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国际形势、世界格局、国际关系，以及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新发展，各国国内政局变动、对外关系动向、突出的地区问题、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舆论等等，都是我们注视、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些报告，多是很及时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观察和全面的估量，向中央和各部门献计献策。有许多内部报告，对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例如，自1992年以来，我院国际学科片以主管副院长牵头，每年年终都向中央提供当年国际形势的回顾和下年的国际形势展望及政策建议的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
谷源洋主持的《1996—2010年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走势及特点》是中央交办的任务，该报告为中央战略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裘元伦主持的院重点项目《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外部世界的影响》，着重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受到有关方面重视。桑炳彦等人完成的《采用购买力平价法的中外经济实力对比研究》报告，通过大量的数据进行计算和比较，测算我国的GDP和人均GDP，得出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结论。该项研究报告获院优秀成果奖。
冯昭奎完成的研究报告《“资源小国”的压力和活力》以大量生动的材料阐明日本作为“资源小国”，从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寻找出路。报告给人以启迪，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重视，获院优秀成果奖。
原苏东所编辑出版的《苏联东欧情况》，1990年2月连续出版两期特刊，及时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变化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形势分析，对中央制订对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立即作出反应，海湾局势突然紧张。西亚非洲所及时提供《美伊战争难以避免》一文，其后又连续发表4篇报告，对战争的必然性，可能的规模，以及战争对中东局势和国际格局的影响，都做了深入的分析。这些判断为以后事态的发展所证实，其中一篇获院优秀成果奖。
亚太所对亚太地区的形势，特别是围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撰写了多篇报告。其中由陆建人主持完成的《亚太经合组织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机制和我国的对策》和该所编写的《正确估计我国在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面临的形势》，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较高评价，获院优秀研究报告奖。
1994年下半年传来李登辉可能访美消息后，美国所对此密切注视，连续写出若干篇报告。郑永平在一篇报告中指出，李登辉以私人身分访美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行，对此我应有心理准备，并早作安排。由王辑思牵头经过集体多次讨论，写出了《关于当前对美政策的几点建议》报告三篇。该报告关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中美关系消极影响的分析，关于在美国政界、舆论界、思想库中“中国威胁论”上升的预测，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该报告还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对中央有重要参考价值。1996年春，张也白在《台湾形势及我对台对美政策的思考》的报告；同年2月，牛军写的《关于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的报告都针对当时的形势，对中美关系中台湾因素的作用和我国应有的态度，提出颇有见地的意见。
（三）其他。除了专著、专论和研究报告之外，20年来我们还完成了其他多种类别的重要成果，如译著、通俗性读物、工具书等等。这些成果，都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和效益。
上面，对20年来我们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的粗略归纳，足以说明，这些成绩和贡献是可观和巨大的。社科院国际片无愧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队伍中的一支主力军。
这些成果，有些通过国际学术交流的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也因而在国际上享有相当声誉。
这些成绩的取得，应首先归功于党中央的关怀，归功于院的领导和我院各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归功于我院国际学科片全体人员不懈地追求和努力。在我们的科研队伍中，有上百位老学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科研事业中。在他们中有不少人以自己独到的成就，成为我国著名学者，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精英和宝贵财富。更可喜的是，有为数更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他们知识结构新，对新事物反应快，头脑敏锐，有创新精神，年富力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科研人员，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已经做出不小的成绩，脱颖而出，正在成为我们队伍中新的主力和骨干。
在回顾走过的20年的历程，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们深切怀念我院国际问题研究的先辈，特别是已故的著名学者宦乡和钱俊瑞。是他们在我院创建之初，在国际问题研究这片待开垦的土地上，艰苦创业，开拓前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充分肯定我们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差距。在迅猛发展和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面前，在阔步前进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前，在党、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面前，我们丝毫不能自满。应该承认，虽然我们的成果数量很大，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真正称得起“精品”的成果仍嫌不多。还应该看到，我们只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队伍中的一部分，我们虽然有一定的优势，其他许多研究单位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优势；我们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他兄弟研究机构也都做出了自己的成绩，而且在某些方面，并不比我们差，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如果再看一看外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迅速发展和不断创新，新理论、新观点、新学说不断推出，力图在世界上扩大自己影响的情况，则我们更应有紧迫感，而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三、今后趋向
当前，世界和我国都正从大转变中走向新的世纪。从现在起到2010年，是世界历史上，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将向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提出许多重大的新课题，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正在继续迅猛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将推动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快速向信息社会转变；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社会和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高技术的发展，也将引起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世界格局将继续加速向多极化转变，超级大国干预世界事物的能力将继续削弱，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不会销声匿迹；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不断加强，但世界各地、各国的发展仍将是很不平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在加强，国际矛盾和斗争也趋于激化，国家主权的作用不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将加快发展起来，但国际秩序的破旧立新仍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艰巨历程；东亚地区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它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但还不能说世界将进入亚洲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如环境、资源、粮食、人口、贫穷、疾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日益迫切，但国际社会围绕这些问题的努力会取得多大成效尚有待观察。
从现在到2010年，是我国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将致力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我国的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协调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将逐步得到调整和升级；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将逐步扭转，全国人民将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我国的对外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将进一步提高。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排除各种阻力，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为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国际问题研究必须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更大的提高。这种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需要大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取得共识。这里谈一谈我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今后国际问题研究的趋势有如下几点：
1.抓住新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扩大研究领域，培育国际问题研究新的“生长点”。国际问题研究必须跟上和预见到迅猛变化的世界形势，抓住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并且密切注视国外理论界的新动向，提出我们自己有独创性的学说和理论。只有这样，国际问题研究才会不断具有新的活力，获得蓬勃发展。
2.继续坚持国际问题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为此，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目的性和针对性，进一步把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以至做到把二者结成为一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也应如此。
3.加强调查研究。应该承认我们对外国和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仍是若明若暗，不甚了了。如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动，各阶级、阶层居民生活状况，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生产力地区配置状况，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关系，大公司集团的内外关系和机制等等。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切，必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我们应该像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那样，像列宁对俄罗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的调查那样，像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状况的调查那样，进行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很可能使我们对外国和世界的认识耳目一新。
4.在加强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重视系统的理论研究，加强学科建设，逐步创建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诸学科，如世界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战略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跨国经营管理学、联合国学、美国学、日本学、印度学、俄罗斯学、中东学、全球可持续发展学以及世界发展未来学等等。
5.无论是对重大理论问题或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都提倡和鼓励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提出有根据的创见；提倡和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论。只有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学术才能繁荣，理论才能不断创新。即使是对策研究，最好也能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供决策选择。
如果说过去20年，国际问题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今后10年或15年，必将大大超过过去20年。其重要标志之一，应是我们的成果不仅数量更多，而且质量更高。特别是，要响应院领导的号召，多出精品。多出精品，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也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追求。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学科片，更应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我们深知，要拿出传世之作的精品并不容易，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而关键在于科研人员自身。我们应该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俗话说：打铁还须本身硬。
关于如何要求我们自己，我提出几点看法：
1.首先，我们应该树立雄心壮志。我们处在世界风云激荡的新时代，作为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应该做出，也能够做出更加出色、更加振奋人心的业绩。我们不仅应该超过前人，而且应该超过外国人。对于外国，包括西方学者的东西，我们要熟悉。其中符合科学的成分，我们要加以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营养，但不能生吞活剥，不能仅仅以引用他们的个别词句为荣，不能总是跟在他们后面走。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开创中国人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的新天地。
2.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大量占有资料，力求在理论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不能一概否认功利主义，但我们反对急功近利，反对哗众取宠，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
3.提倡敬业精神。既然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殿堂，就要静下心来专心致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这一事业。固然，科研工作并不轻松，它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正如前辈所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喧嚣的社会生活中，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条件尚有不尽人意的情况下，我们应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心不旁骛，锲而不舍，辛勤耕耘。
我们的成绩已成为过去。展望未来，深感任重道远。让我们加倍努力，去创造新的、更加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