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均衡发展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3)03-0106-09
修回日期：2013-04-06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地区间经济联系状况和经济利益关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如何使经济区得到充分发展，实现区域经济整合的理想状态，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1]。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正有负。一方面，它通过投入产出链带动其他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其市场规模，并促使一些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向相邻省份转移，从而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它凭借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日益增强的竞争力，从其他省份吸引大量的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而使其他省份处于内生的空心化过程，进而抑制其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对内陆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还是更多地从中西部地区吸收了资金、技术和人才，使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更加空心化，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之间本已不小的经济差距？认识这种溢出，对于认识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制定我国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都有重要意义。
溢出是近年来被关注的经济学概念，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环境污染导致的负溢出；其二是知识及技术创新、二次创新导致知识溢出，一般是正的溢出；其三是区域间经济相互影响的增长溢出。对于增长溢出来说，环境溢出、知识溢出可能是他的影响因子，因此具有可正可负的性质[2]。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欧洲一体化时就认识到GDP溢出[3]，并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GDP溢出概念：由于本国或本地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者是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动而引起的外国或其他地区经济变量变动的程度。2002年Conley和Ligon[4]对GDP溢出给出了新的诠释和完整框架：一国或区域的GDP中不能被本国本区域生产要素解释的那一部分产出与其他国家GDP的相互影响，强调了一个区域的索罗残差是与其他区域GDP有关的。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GDP溢出的精确分析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Mundell(1963)[5]和Fleming(1962)[6]最早建立了Mundell-Fleming模型，这为研究多国GDP的溢出奠定了理论框架。Mckibbin(1991)[7]等建立了开放经济下的两国Mundell-Fleming模型，Ghosh(1994)[8]把理性预期扩充到动态的两国Mundell-Fleming模型中，Krugman(1995)[9]从经济地理角度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模型。Douven和Peeters提供了4个版本的Mundell-Fleming修正模型，论证了实际计算经济增长溢出的可行性。
在区域发展问题的推动下，我国学者也对经济增长溢出问题做了相应研究。王铮等(2005)通过修正后的Mundell-Fleming模型分析了我国区际间的GDP溢出关系。薄文广(2008)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我国区际GDP溢出效应。胡鞍钢、刘生龙(2009)实证分析了交通运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Zhang和Felmingham(2002)基于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区域间的增长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存在着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增长溢出效应。
本文在对Mundell-Fleming模型进行必要修正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区域中各省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其差异。
二、模型设立、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立
Douven & Peeters(1998)对Mundell-Fleming模型进行修正，构造了(2.1)-(2.10)式所示的动态GDP溢出模型，用于讨论多国GDP溢出。
在该模型中，考虑两个区域，本国和国外构成的经济系统，假设资本在两国间完全流动，其中式(2.1)是标准的本国货币均衡曲线(LM曲线)；式(2.3)把真实的总需求描述成为一个真实汇率、名义利率、外国GDP、政府支出和时间趋向的函数，其实质是IS曲线；而趋势项是表现真实GDP自发增长趋势的参数，区域相互作用在该等式中得到反映；式(2.5)实际是菲利浦斯曲线；式(2.7)表示作为国内生产的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的消费者价格水平；式(2.9)是真实汇率等式；式(2.10)是未抵补的利率平价，表示资本完全流动情况。
Mundell-Fleming模型体系是由经济理论推导而来的，为多国间GDP溢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其假设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更符合一个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的现实。王铮等(2003)发展了该模型体系，他们认为：首先，区域问题不与货币均衡联系，所以不考虑式(2.1)；其次，在分析区域溢出行为时，利用经验数据，不考虑有预期行为即式(2.5)；最后，需要关注的仅仅是式(2.3)和式(2.4)。趋势项主要考虑到区域人口的变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并用两个地区价格指数比替代名义汇率，王铮等将Mundell-Fleming模型进行了简化，为研究国内区域间的GDP溢出提供了基础。但王铮等人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区域间的比较。
为能更好地说明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GDP溢出效应，本文在引入制度因素、空间因素的基础上扩充了趋势项，对上述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首先，本文的考察对象为全国30个省份。改革开放后，政府制定过三次全国性的经济区域划分，本文参照《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的划分，即东部10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6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11省份：内蒙古、广西、四川①、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3省：辽宁、吉林、黑龙江。
第二，桂琦寒(2006)等在比较了有关区域间市场整合的各种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1年各地商品价格指数数据评价了中国相邻省份的商品市场整合程度及变化趋势，得出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重要结论；王双正(2010)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工业品出厂价格与CPI之间关系的差异，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CPI对GDP的影响与区域并不相关，且在同一区域内也未表现出一致性。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价格机制不断完善，区域间的价格差异进一步缩小，区域间资本自由流动假说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区域间资本自由流动假设成立。
第三，在上述模型中，考虑到了不同区域间GDP的相互影响，但是并未考虑到地理距离对区域间GDP溢出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空间因素引入到模型中。
第四，对趋势项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强。本文认为，影响东西部均衡发展的外生变量不仅有人口增长率，更应考虑到制度因素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发展不均衡有其重要的地缘等客观因素，同时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本文在趋势项中特别强调制度因素的影响。
第五，本文主要研究各省份与其他省份整体的溢出效应，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以下变量均为矩阵向量。
基于以上方面的考虑，本文建立如下模型，如式(2.11)，(2.12)所示，来分析各省样本数据范围内的溢出效应，以及与这种溢出效应相关的区域经济运行空间的分割问题。
(二)变量说明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区域人口的变化，制度环境的变化，等等。因此，在该模型中趋势项包括人口增长率，对外开放程度，空间衰减性及制度变迁等因素。
2.为了能更好说明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在模型中均采用变化率来做分析。为能更好说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消除不同省份由于经济规模不同导致的政府支出的差异性，本文g值选取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3.考虑制度变迁变量时，主要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角度进行衡量。国内学者通常用四个方面的变量来表示制度变迁变量：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贺菊煌，1998；叶飞文，2004；王文博，2002)。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由于本文中对外开放程度、财政收入因素已在模型中单独列出，因此制度变量S的取值以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对不同区域实施的激励政策作为衡量标准。
4.Eaton and Tamura(1994)研究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两个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随着两省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即存在着空间衰减性。在本文，引入空间因素D来表征省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某一省份的D变量被定义为与该省相邻程度与其经济增长率的乘积：
其中，
表征空间相邻程度，即空间权重矩阵，设定相邻省份为1/1，不相邻省份依据之间省份跨度设置，如两省间间隔一省为1/2，间隔两省为1/3，以此类推，从而获得空间权重矩阵。
三、数据来源及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有基础数据除制度变量S和空间变量D是通过定性量化测算外，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及经济统计年鉴。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之前我国经济增长受到政治和行政干预的影响很大，不符合相关经济理论运用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数据从1978年开始。
(二)计量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Eviews 6.0软件对各省的GDP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式(2.11)和式(2.12)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1、表2所示②。
在表1中可决系数
只有上海市的较小为0.5，其他省市的认为拟合度可以接受，模型可以用于分析。t统计量均能达到分析要求。而在表2中可决系数普遍较小，但除了拟合度以外的其他统计量均能达到分析要求。由于该矩阵方程是理论分析的结果，不是回归关系，因此不能依赖估计的显著性来判别关系存在与否。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GDP溢出
图1显示，从全国角度看各省GDP溢出状况，西部地区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地区。而其他地区向各省份的溢出情况恰恰相反，东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西部。在同一区域内，各省份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东部省份GDP溢出状况均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对其的溢出水平。其中，广东、山东、江苏、河北和天津溢出最为显著，均达到0.3以上。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对天津、上海、江苏和山东的GDP影响较为显著，分别为0.05，0.018，0.023和0.025。中部省份GDP溢出状况均高于其他地区对其的溢出水平。其中，江西，湖南和湖北最为显著，均达到0.3左右。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对山西、安徽、河南的GDP影响较为显著，分别为0.023，0.067，0.042。而江西和湖北该项系数为负值，说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并没有给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GDP的影响差异较大，对广西、四川和云南是负的影响，而对内蒙古和西藏的溢出效应分别达到0.055和0.086。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对其他地区GDP的影响却较大，如四川、宁夏、陕西和贵州该项系数分别为0.397，0.369，0.286和0.284。其中最小的是西藏，仅为0.049。
图1 各省GDP溢出
(二)政府支出因素
图2表明，地方政府支出对GDP的影响，总体来说，其他省份的地方政府支出对一省的GDP影响较小，且各省差距不大。但是，本省的地方政府支出对本省GDP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政府支出在东、中部表现出差异性并不大，这说明政府支出对东中部各省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东北三省中存在一定的差异，除辽宁外，均出现负影响，这说明东北三省政府支出对经济的直接促进作用非常有限。西部11省中地方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较大，总体而言，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有赖于政府的财政倾斜。
图2 政府支出对GDP的影响
(三)价格因素
习惯上认为价格优势可能有助于区域发展，但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因素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王双正(2010)的研究结果相似，都可以说明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对GDP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四)人口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快速增长有一定关系，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但从人口结构看，这个红利期不会很长。而21世纪的新经济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形态，我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将带来人口压力。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人口压力仍然受制于技术进步程度、人力资本积累、资源环境空间等非均衡约束，人口压力仍会极大地冲击中国的社会总体福利及人均经济增长[10]。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均衡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口发展问题。
从图3中可以看到，地区人口增长对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除山东和海南外，普遍面临着人口压力、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形成消极影响。而在西部11省份中，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有正有负，东北三省中吉林人口的压力表现得较明显。
图3 人口因素对GDP的影响
(五)对外开放程度因素
从图4中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程度对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较大，这与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强，而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较低，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弱。企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以来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重要经验。但目前，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不显著。
(六)制度因素
资本的缺乏常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不同的地域实行差异化的制度，对促进区域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日趋拉大促使国家必须出台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因此，自1999年以来，为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近年又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建设，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图5显示，在西部地区，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明显和重要。
图4 对外开放程度对GDP的影响
图5 制度因素对GDP的影响
(七)空间因素
对于具有地理空间属性的数据，一般认为离得近的变量之间比空间上离得远的变量之间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Anselin & Getis，1992)。正如著名的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所说：“任何事物之间均相关，而离的较近事物总比离的较远的事物相关性要高。”经济的发展是具有空间属性的，受到所处的经济区域环境影响，并受周边地区发展影响。从图6中可以看出，中部6省份的空间因素影响表现就较平稳，东部的海南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空间因素对其GDP产生了负影响。
图6 空间因素对GDP的影响
五、结论
区域间的经济溢出是分析区域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采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结合地理学思想，引用Mundell-Fleming建立的区域溢出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区域各省GDP溢出，分析表明：
中国各省区的GDP溢出除海南外均是正的，其中江西、四川和宁夏GDP的溢出最大，其次是山东、黑龙江、河北和湖南等省区。总体上来说，西部地区的GDP溢出效应大于中东部地区。因此，在制定区域均衡发展政策时，需考虑到对GDP溢出较大的省区给予一定的补偿机制。
在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上，全国人口增长对各省份GDP均表现出负相关的影响。这说明，随着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带来GDP的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劳动力充足、低廉已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优势，必须做相应的产业转型。
对外开放程度和制度因素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作用越来越重要。要缩小地区差距，形成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对欠发达地区持续的政策支持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中西部而言，必须大力促进技术和资本的流动，而不仅仅是财政支持，这是解决中西部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加强不同区域相邻省份的经济往来和产业转移，共同构建经济发展区是未来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
注释：
①西部还应包括重庆，但是由于本文采用数据的时间期为1978-2009年间，重庆从1999年升为直辖市，因此为便于数据的统一性，将重庆的数据加总到四川省中进行测算分析，故本文在西部省份中暂不包括重庆。
②表中数据均来自Eviews回归结果，其中括号内为t统计量。各省代码均用各省拼音首写字母，但以下省份分别表示为：河北：HEB；海南：HAN；山西：SX；河南：HEN；湖北：HUB；湖南：HUN；陕西：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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