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转向及其政治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2－0020－07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越发呈现出扑朔迷离特征，多元的和异质的话语增生似乎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再也无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它们的共同交集。这给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诸多难题，在其中，如何判定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离开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于它们意义的判断亦会陷入无尽的争论之中。① 本文提出一种观点，并试图为回答那个问题提供重要的参照。如果按照卢卡奇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社会整体的历史科学，那么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它的各种流派，无论公开赞成还是批评马克思主义，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最终都在历史叙事上采取了与以主流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视角，并最终由此走出马克思的理论前提。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触及这个深度，就不能阐明它们的实际意义，更不能准确地判定其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价值。
一、历史叙事问题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转向的内涵
保守主义的历史叙事历来主张，激进思潮把革命作为社会进步手段，主要不是源自现实的不公正，而是理想化的正义[1]。尽管相反的主张在经验层次上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即特定社会的革命要求和革命事件的动力主要源自社会自身的缺陷，② 但在主张革命合理性之时，激进思潮更普遍地表现出对历史叙事的依赖。③ 特别是，当社会历史条件趋于保守时，激进主张更加依赖历史叙事。这正是蕴涵在20世纪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变迁之中的问题，该问题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激进思潮扩散中成为焦点。复杂的是，经由卢卡奇在历史认识论上的“主体转向”、列斐弗尔和哈维等人的“空间转向”、结构主义及其并发思潮推动的“结构转向”和“话语转向”，历史叙事不再服从它的外在政治目标——诊断社会矛盾和探寻新的可能性，而变成了自身的目的。由于这一点，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明显地学院化，而且愈发地变成与学院之外对象无关的活动。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转向，例如、“文化转向”、“空间转向”、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的转向等等。④ 那些转向都是一种理论的外在表现，因此是一种方便的描述方式。更重要的是，上述诸种转向，实际上都会带来更深的历史认识转向要求，并且基于后者进行自我论证。例如，在阶级之外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和战略，只是在所谓阶级斗争退却背景下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但是激进理论却把它最终变成一个知识学问题。
从整体上看，在马克思的商品生产逻辑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在文化之中寻求革命的契机，都是现实政治变迁的某种“自然”后果，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少从资本主义现实变迁的角度阐明其合理性，大多极为曲折地转道新的历史认识论。例如，以一种主体性叙事来批判现实的物化（卢卡奇的思路），以矛盾的“过度决定”来反对经济决定论，以话语的优先地位反对实体的本质主义地位（即现实的不可改变特征）。正是这些历史认识上的重要变化改变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结构，也因此，它们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最深刻的理论和思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发端时，直接表现为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反思，它提出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即历史认识论问题。在反人本主义过程中，阿尔都塞重新定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亦是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可以说，每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变迁都是历史认识论的改变。不过，这一问题在受它们影响的各种左派思潮中并不明显。并且，缺乏对这个深层问题的关注，流行各种左派激进思潮提出的“理论”问题时，我们便往往陷入各种新话语构筑的学术迷宫而丧失了总体的方向感。例如，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便是如此。
当然，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并不是单一线索。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已经充分认识了“结构”与“历史”之争是这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轴[2]1，并且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主张自己是对马克思基本观点的发挥而不是对其进行替代，⑤ 那么在这之后，不仅争论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而且多数激进思潮都采取了“后马克思”的姿态，即认为由马克思所开辟的解放事业仍然需要坚持，但为这种事业进行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却失效了，因此必须创造新的历史叙事替代马克思为左派的事业打开新的大门。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叙事方面的变化反而被掩盖了。
从历史认识论上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向，最深刻而影响最持久复杂的动向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的，在《野性的思维》中，他通过批判萨特而提出了后来话语理论的前提，即历史是历史认识建构的结果，因此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3]。在这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全部历史认识，无论是主体路线还是客体路线，都遭遇到了阻击。因为在实质上，列维－斯特劳斯否定了历史的“实在”性质，即本质主义特征。当然，更复杂的是，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划入主观唯心主义路线之中。因为他所称的“历史”恰恰又是一种客观结构，一种与语言有关的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开辟了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反主体哲学之新视阈，并带来了历史认识论的全面增殖。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叙事上的各种变化隐而不见，在直接的意义上，正是结构主义流行的效果之一。因为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结构主义虽然反对主体性路线，但恰恰为多元主体位置及其历史叙事的合理性提供了深层的证明。
结构主义的历史叙事性质，多数研究者都在20世纪70年代便看到了，其中包括詹姆逊。不过，对于詹姆逊来说，他虽然吸收了包括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在内的不少结构主义观点，但并没有由此否认历史实在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叙事的价值，而是努力将前者植入后者，使之产生更大的理论解释力。因此，尽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在他那里便平面化了，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那种含有等级意义的空间比喻被拉平为多种具有类似作用的要素的平面[4]1，但他却始终强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在另一个比较彻底地刷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哈贝马斯那里，经过一个较长的蛹化期，社会理论的认识论重建之本体论改造的结果最终清晰地呈现出来：具有认识论倾向的社会进化理论演化成以语言交往为本体的伦理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的动向尽管可以视为一种反结构主义的人本立场，但从语言学转向看，却与后者具有相同的旨趣，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客观的语言结构，因此，他与福柯之间存在着擦不掉的交集（即普遍化的主体理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与福柯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着竞争（即不同的伦理方向，哈贝马斯是中心式的普遍伦理学，而福柯则为边缘式的普遍伦理学）。
在总体上，由于结构主义的泛滥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性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假设便遭遇到决定性挑战，其核心在于：作为客观抽象的语言交往结构或话语替代了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在而承载着历史本体的功能。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公开宣布了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对自己理论产生影响的原因进行了概括。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功绩在于充分肯定了如下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不仅是本体变化而且是本体论的转变[5]170。如果他们所称的“本体”指社会历史的实在条件，“本体论”便是试图再现这一条件的理论假设。在全部结构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这一假设是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话语条件，亦是马克思主义“重新政治化”[6]的必要前提。
那么，新的历史叙事到底采取了何种新的本论论范式呢？从拉克劳等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看，他们公开而直接地提出了重新定位激进政治理论的本体问题，并且借助于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把社会（the social）理解为话语空间，从而试图打破传统由决定论代表的本质主义思维，其结果是把政治（the political）视为比社会更具优先性的本体论范畴。并且由于同样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政治亦不是由传统所称阶级斗争构成的历史空间，而仅仅是在对抗性支配下体系化（即占据权力或与权力保持一致的人群）与不能体系化（即边缘人群）之间永无止境的冲突，这实质上便是一般意义上“差异”、个性之间的多元冲突。正是因为这一点，同质性或单一的社会（即本质性的society）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便作为“不可能性”而存在，对抗性便成为社会（the social）的界限，它得以存在的根据。在这样的条件下，左派事业当然是永无止境的为保持开放性而进行的话语斗争（即霸权斗争）了。拉克劳和墨菲实际上只是把实际已经发生的变化公开宣称为“事实”，这便是“话语转向”的事实。
在激进思潮中，“话语转向”并非从拉克劳和墨菲开始的，而是被泛称为结构主义思潮的基本后果，只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公开宣布了这一点。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认识论上偏移或转向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因为“话语转向”是历史认识论转向的最深刻、最激烈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它彻底地颠倒传统认识论本身，即取消了在其背后的本体论假设——实在的存在。从一般历史哲学的逻辑看，主客体、历史性与共时性、内容与形式一直是历史认识的三个基本维度。这三个维度上的结合构成既往历史观对立的基本母体，而实在与话语（符号）则是一个在结构主义历史叙事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开始从建构论的角度开始审视历史对象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并将后者视为历史认识的根本问题。正是这种转移，不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且对既往全部的哲学，都提出了挑战性课题。因为就问题的实质而言，其核心在于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这意味着，历史认知变成了一切皆有可能的事业。由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多重“摇摆的历史（观）”的多元冲突之中。这既造成其在理论上活跃的现象，又因为其对象丧失了确定性而飘忽不定。
二、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变化的四种基本结构
无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认识上呈现了何种多样性变化，只要肯定它们仍然试图再现历史，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结构主义那种科学化的思路识别出其基本母体，即再现历史在逻辑上必然遭遇的全部可能图式。当代理论的复杂性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主导，即几乎所有的可能图式都在共时性并存。⑥ 这是与传统不一样的理论和政治氛围造成的。
姑且不论转向的成因，从逻辑结构上，我们发现，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激进思想的各种转向实际上都是围绕下述历史认识论的四种基本结构进行的，而这四种结构构成历史认识论的母体。⑦
（1）从客体到主体
詹姆逊曾经强调过，“正如传统的辩证法所教导我们的，历史化操作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运行，而最终只能殊途同归：即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4]1在此，他描述出历史认识的“最终只能殊途同归”的两条路线，而表明自己在特定的文化领域坚持了主体路线。尽管詹姆逊采取了分析策略，而没有详尽地描述主客体辩证法的多种历史叙事组合，例如主客体同一性路线和主客体对立路线，但问题的实质已经彰显出来，即在历史叙事上，我们能够采取的立场不是主体就是客体。詹姆逊本人的选择在恰当的意义上坚守了卢卡奇开辟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哈贝马斯亦是在同一水平上发生的。而从客体向主体的变化。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基础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卢卡奇和柯尔施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之际便开始了。最初，卢卡奇和柯尔施强调主客体辩证法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试图以此纠正第二国际时代借由科学化而产生的历史客观规律崇拜现象，这种崇拜因为把法则绝对化而解除了主体的作用，从而产生了与唯心主义宿命论一样的效果。在全部主体路线中，存在主义主张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优先性，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纲领突出特定位置上（即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人的作用，都确立了主体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⑧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历史认识论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正如梅洛—庞蒂关于“自在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这句名所表明的那样，反抗社会历史的物化恢复人的尊严构成那个时代的焦点。正是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要么被质疑。要么成为人最终成为自身主人的那种启蒙必然性。也因此，20世纪60年代文化反叛失败后，人们首要置疑的便是后一种必然性。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这个名言，通过对梅洛—庞蒂上述名言的戏仿而开启了一种新的认识界境，它要求重新反思主体的位置：在历史认知中，人们实际上已经处于语言的界限之中，语言已经成为历史本身。结构主义吸引人的地方正是这种悖论性事实：人必须在语言的界限中来认识历史，这意味着历史与实在无关，它必然表现为主体的；同时，语言的“主体”性质却不表现为主体的，而表现为自身的结构（规则），因此人借由语言所达及的历史恰恰是无主体的。由于这一事实，在结构主义营造的所谓“后主体”哲学语境中，主体问题仍然是中心。由此产生有趣的景观是，阿尔都塞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福柯的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拉康的反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以及德里达反建构主义的建构主义等等。如此表面上矛盾的姿态恰恰满足了多数激进主义理论的矛盾诉求，在高度散裂的同质性资本逻辑支配下，以非同一性来对抗散裂。正是因为这一点，无主体的主体思路实际上成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激进主义的共享母体。在这一意义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主体路线之中。
（2）从历史性批判转向共时性批判
在历史分析中，共时性或历史性问题似乎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法，而不涉及本体论假设。因为在一般逻辑上，它们涉及的关于人类存在描述的时空二维性。不过，在全部的历史哲学之中，这种表面上纯属方法问题的分析视角实际与本体论假设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主要原因是，时间或空间往往同时是历史实在性、客观性或确定性的本体承载的转喻。例如，在卢卡奇的历史概念中，以主客体相互作用为内容的过程（即时间）便借由认识论而转化为本体承诺，由于时间性便构成作为总体历史的另一个小名。
在结构主义的反思中，当结构而非过程占据历史叙事的中心，共时性（结构、关系、空间）便替代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历史性（过程、变化、时间）而成为本体论承诺。正是在这一背景中，福柯提出一个问题的，即西方古典知识型是具有时间偏好的，在其中，匀质的时间被假定为对抗物化性质的空间的要素。在他看来，空间正是现代性权力策略，由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空间分析策略，试图打开新的知识型。福柯在深层次上为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向提供了理论论证，这使得后来历史叙事的空间偏好往往喜欢把自身的合法性依据追溯至他，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具有时间偏好的传统知识型。
不论当代激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时间偏好的指责是否合理，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从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开始，空间越来越成为一个核心主题。空间问题的出现，不只是分析范围的扩大（从西欧资本主义扩大到全球），而且涉及历史发展在经验上的不平衡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后来的基于落后国家和地区经验而产生的不平等交换理论（阿明基于非洲经验的概述）、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多斯桑托斯等基于拉美经验的概述）、不平衡发展理论（弗兰克等人对拉美经验的概述）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实际上都从实践角度提出空间视角所必然涉及的许多元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步与源自发达资本主义城市化经验与现代社会运动的城市社会学、地理学新潮融合，最终成为洋洋大观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化理论潮流，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背景下成历史叙事的另一显学。由于这一思路具有特殊性，它既融合主客体的对立，又包含下述第三种转向所涉及的内容与形式对立。
（3）从内容（本质）到形式（现象）
在历史分析中，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亦是经典问题。该问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已经得到概念化，它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主义强调的是不存在没有本质的现象，亦不存在没有现象的本质，因此科学本身便成为揭示现象之中（而非之后）的本质的学问；其二是分析的普遍性与对象的个体性之间的对立，在黑格尔看来，科学必然是在形式上普遍的，即超越特定对象的限制，但它在内容上又是具体的，即必然依赖特定的对象而存在，由此具体科学成为黑格尔主义的典型科学视野。在科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严格的黑格尔主义立场，《资本论》与逻辑学之间的关联这个经典主题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个问题又被结构主义打破了。其打破的路径有点蹊跷。因为据说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之商品拜物教理论深入的结果。当然，问题并非由理论本身首先提出的。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消费社会成为激进左派关注的话题后，人们便开始处理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所处理的那种颠倒，即抽象成为统治。由此，情境主义国际对景观的分析，例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戏仿，结构主义对符号的解剖，例如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对拜物教理论的语言学置换，都开始了从不同角度按照形式重新定位历史叙事的过程。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广泛流行，最终产生了以形式分析替代内容揭示的事实，并由此使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科学成为质疑的对象，反本质主义的符号理论和话语理论成为当代激进左派的普遍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激进主义理论表述中，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或明或暗的强调，在突出自身分析合理性之逻辑前提的同时压抑了仍然可以在德波和巴特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历史前提，即随着资本生产逻辑的扩散，资本主义进入万物商品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商品交换规律而非具体的商品成为批判所必须直接面对的对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便是在这一层次上发生的，因此，它的商品分析可以合理地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形式分析。由于这一缺失，虽然当代激进主义没有一家不把资本逻辑作为批判的焦点，但同时，又因其不再关注其历史起源、具体表象形成的条件以及后果，而只聚焦于形式上的结构，它们的分析恰恰是低于《资本论》水平的重复，并且在重复过程中，资本逻辑实际上又成为一个没有真实内容的空洞形式。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如下悖论：特别是以文化研究代表的激进主义思路，把一切都还原到资本逻辑，然而批判本身恰恰又是与资本逻辑同构的。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一点的自觉意识，在鲍德里亚那里产生了颠倒版本，不仅拒斥资本逻辑的真实性，而且在理论姿态拒斥了逻辑，由此把理论本身面向作为在当代已经颠倒为本体论威胁的原初“死亡”的话语恐怖主义。
（4）从实体对话语
从实体到话语的历史叙事变化，在直接的意义上，只是上述形式与内容问题的一种公开表现。其确切的含义在于：当反本质主义的形式分析成为主导，而语言学又成为这种主导的实现途径，话语便成为操作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多数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以利奥塔为起点的反本质主义后现代立场，无论是在文学、历史和政治领域中，还是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或其他少数派话语中，话语都是中心问题。
在当代激进主义思潮中，虽然很少像吉布森－格雷汉姆联盟那样采取极端的否定资本主义现象的话语主义策略[7]，但是几乎所有的受惠于（后）结构主义的激进思潮都免不了这种倾向。因此，这种转向，在今天的激进主义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这种转向在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变迁给左派造成的困境的一个征兆：在差异、多元已经成为事实的背景下，左派如何既尊重这一事实（因为这本身便是左派不变的目标），又占据一个使之统一起来的同时又不会陷入单一主体中心的普遍性位置，从而避免传统阶级路线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现象使物化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占据一个没有物化的客观位置，从而既保留主体想象又回避传统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误，等等。话语为摇摆这种困境提供了逻辑上的工具。然而，这毕竟是取消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悖论性事实：激进主义话语异常增殖，而斗争的目标，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正和平等，还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与多元，越来越无法实现，甚至在理论上越来越模糊。
上述四种基本转向，并非等值的。就主客体、共时性与历史性来说，无论在认识论层次上还是本体论层次上，都不必然构成对马克思历史叙事的替代和挑战；但形式与内容问题、实体与话语问题却不可避免地具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冲动，因为它们已经假设马克思主义是从属于19世纪的古典知识型，而它们自己的目标便是替代那种知识型。在总体上，它们都提出一个问题，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结论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已经出现很大的裂痕，因此不仅需要重新反思这些结论，而且需要反思形成这些结论得以产生的历史认识论。这个要求并非不合理。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说，问题始终是具体。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原则，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实际过程及其后果的具体分析。这一方面显然是当代激进主义的基本缺点，它们过于依赖理论自身，甚至在直接的意义上陷入了布迪厄批评的那种“自指性”，即把理论变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圈子，它们与身外的客观世界不再具有真实的联系，就如自吹自擂的媒体那样。因此，当鲍德里亚说，“海湾战争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诸如此类的激进思潮的性质。
三、历史认识论的摇摆与当代左派理论困境
在《正义的中断》中文版序言中，南茜·弗雷泽勾勒了政治文化中左翼的四个“划时代变化”，每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对批判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它们是：第一，“作为社会斗争的特殊轴心的阶级斗争的去中心化”，由此产生的是“对压迫结构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第二，“作为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由此产生的是“放弃经济主义的观点”从而“创造新的、多维度的正义理解”；第三，“‘威斯特伐里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由此产生的是对多层次的正义理解；第四，替代选择的缺乏，结果是“放弃对过时模式的怀旧之情和对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庸俗庆贺”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的社会的全面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构的愿景”[8]。这种描述方式不一定完整勾勒了当代激进政治的图景，但确实阐明了激进理论运动的四个核心维度。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当代政治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新的历史认识论支持下激进政治理论重新定义政治地平。并且，正是由于在上述四个维度上政治现实要求和各种新的历史认识论之间的短路，人们往往以新的政治事实作为在理论上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天然合理性，而实际上压抑了重新探讨历史认识论的理论意义。而这一点，造成后马克思主义姿态的流行。
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在直接的意义上，原因即在于此。它公开宣称当代政治的三个不可能性：主体（无产阶级）的不可能性；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不可能性；以及社会的不可能性。因此，需要在话语上打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核心观点，即主体和阶级概念、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观点以及作为非对抗的共产主义概念，分别代之以多元主义的主体（如女性和少数）、偶然性逻辑和对抗性假设。特殊的是，在多元主义、偶然性逻辑前提之上，他们认为：“霸权实践的地形是在社会之根本的暧昧性（the fundamental ambiguity of the social）之上建构的，无论是孤立地还是通过其在关系系统中的定位，都不可能以一种确定方式来判定斗争的意义”[5]170。从而，他们以此拒斥了对各种传统形式斗争之实质意义的评价，也拒斥了以具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利益）为目标的斗争，把社会历史的变迁交给非本质主义的“对抗性”。至此，激进主义变成了一种纯姿态。
从这一点看，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特征便在于，它不是直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提出的社会改造难题的，而是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其不意的新颖解读作为焦点，通过这一点，它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即在话语上解放自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来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一步一步加深的激进形势的危机背景下——一方面是包括二次世界大战和当代霸权主义战争、种族主义冲突等当代危机在内的危机普遍化，另一方面是左派对于危机反应的无能，理论最终把反思的矛头指向自身。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便明确表明了这一方向，（后）结构主义的流行做了一个高效的加倍，而到20世纪90年代，它已经变成一种维持理论本身的基本策略。
20世纪70年代初，当历史与结构的争论开始成为显著的问题的时候，施米特便敏锐地强调“如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务在于坚决地否定对历史的结构主义否定”[2]123。在他看来，后者代表着一种对历史的漠不关心。尽管本文作者并不同意其具体的结论，但欣赏隐含在其论辩之中的一个基本立场：在今天，如果不能在历史叙事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继承马克思的事业，推动社会历史朝向更为公正和自由的方向前进。而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并不只是为了在理论上证明自身科学性，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诊断当代世界。在今天激进左派的认识论摇摆中，丧失的正是诊断当代的能力。或许，正是因为这一能力的丧失，理论才转向自身而对真正的现实漠不关心。我们提出从历史叙事角度观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正是为了在理论上提出对各种新话语之吸引力的警觉。在一个理论创新成为响亮口号的时代，理论是十分容易迷恋自身的新颖性而解除其应该承担的改造现实之重负的。
收稿日期：2010－12－25
注释：
① 例如，有人说哈贝马斯和德里达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人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双方都可以举出一大堆理由，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② 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伊格尔顿再度强调了这一点，并以此作为批评当代西方学院激进主义的前提。参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173页。
③ 更准确地说，这不是激进思潮独有的偏好。因为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权力也是依据历史叙事获得合法性的，并由此掩盖自己的暴力起源。
④ 参见胡大平《马克思主义能否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胡大平《从马克思到拉康：齐泽克与文化政治学之精神分析转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胡大平《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马克思与现实》，2009年第5期。
⑤ 这一点，从卢卡奇到阿多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⑥ 当然，在消极意义上，多元主义或差异的口号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无意义上的口号。因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类似“禁止无人行事之事”禁令悖论的颠倒版本：在今天的西方，主张差异与多元，就如在今天的中国禁止使用诸如“洋火”这类词语，因为它们已经是一个事实，这些主张（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是对事实上的一种无意义的加倍（Double）。这个悖论清晰地表明了多元主义激进思路的困境，它们不再是一种新社会的想象，而只是对事实的加倍，且这种加倍恰恰是对它本身所欲批判的对象的加强。所谓“共谋”问题的实质便在于此。
⑦ 必须说明的是，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简洁和清晰需要而采取了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式概括。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的理论表现来说，多数代表性的人物可能同时涉及本文所论四个方面的多个。
⑧ 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试图以主体性维度来拯救第二国际因为“科学化”而产生的决定论难题，即把社会历史发展视为由经济决定从而解除主体意志的过程，这导致了理论上的目的论和革命论证困难。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思想则提出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差异的历史研究纲领，在某种意义上，它采取了类似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路，把文明与理性作为同构对象加以混同，从而形成了主体路线的叙事，但同时又将其发展视为客观（颠倒、重复）的过程。以期为主体性解放提供精英主义的救赎道路。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启蒙辩证法的颠倒版本，它的历史结构与前者一致，只是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大众之上。到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问题似乎突然回转了，因为阿多诺拒斥了全部主体性哲学，将其与唯心主义以及同一性哲学等同起来，提出了“对象的优先性”问题。因此，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沉浮，我们便清晰地看到主体与客体两种路线的摇摆。詹姆逊的那个陈述由此便具有总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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