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巨变五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党史论文,副主任论文,巨变论文,研究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记者有幸在石家庄采访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教授，请他就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
一、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记者：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个“大写”的日子。新中国的成立，使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展望共和国在21世纪的前景，这个庄严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党史工作者的身上。您认为该怎样来看新中国50年的发展历程呢？
石仲泉：我们首先不能忘记，新中国的建立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结果。我们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历了2000年的封建社会。这2000年的封建生产方式，一方面使我们国家成为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泱泱大国；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国家到近代走向了贫弱。为了救亡图强、改变苦难中国的命运，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跟着世界走向进步的闸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因此，在迎接新中国50年大庆之际，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一个半世纪以来为新中国而奋斗牺牲了的人民英雄们。
记者：可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的50年，从根本上来看，是艰辛探索社会主义，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50年。
石仲泉：新中国从成立到现在的50年，正好是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如果说在上半个世纪，我们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那么在这下半个世纪，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2000年封建历史、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遇到的困难比预先想到的要大得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段时间的指导思想上并不十分清楚，甚至步入误区。这样，在新中国发展的50年内就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这段曲折经历，主要发生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即党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期。在这29年里，一方面，我国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又犯过两次大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3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3年大困难。 另一次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10年浩劫，我们吃了大苦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事实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指出：头8年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 情况不大好。“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记者：前29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于共和国的这一阶段该作怎样的评估概括呢？
石仲泉：我想，总的方面还是应当肯定。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这么四句话：成就相当巨大，探索历尽艰辛，道路十分曲折，教训刻骨铭心。
成就相当巨大——在写党史中卷时，我们讲了11条，包括政治独立、国家统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体各项事业、国防力量和外交关系的发展等。因此，“中卷”作了这样的结语：“回顾我们党走的历史道路，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9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引起的变化是深刻的，历史性的。”这段话的评价是积极的，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是符合实际的。
探索历尽艰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情异常特殊，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是在探索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经历过两次大的失败，最终才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提出后，党既没有实践经验，也缺乏思想理论准备，只能号召学习苏联。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后，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去探索和开辟一条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过去探索革命的经验，当然希望在探索建设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遭挫折。但事非经过不知难， 结果“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20年”。当然，其中也有纠正错误的时候，也做了不少好的事情，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总的说，是历经磨难。
道路十分曲折——主要讲这20年的反反复复。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存在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它贯穿于这29年的始终。当前一个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国家的发展就顺利；当后一个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国家的发展就遭挫折。建国头8 年好，就是因为在指导思想上总的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在这以后，两个趋向的交错发展、交替起伏比较突出。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前，是政治上的“左”向经济上的“左”迅猛发展时期。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 是初步纠“左”和纠“左”过程中的探索。在庐山会议后期发生纠“左”到反“左”的逆转后，“左”的错误发展更加严重，造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极度困难。从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左”的错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这是调整过程中较好的时期。在八届十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并行发展：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是“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在经济方面，继续贯彻调整方针，使国民经济调整任务顺利完成。但是，到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表明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比较正确的趋向，“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是“文革”前10年的历史。仅这10年，曲折反复就发生了5 次。再看“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左”的指导思想总的说居主导地位，但也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因而表现出支持“文革”和反“文革”的斗争，有对“文革”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有制造动乱和约束与反对动乱的斗争。1972年的周恩来领导批极“左”思潮，1975年的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标志着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经过长期积累和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上也有两个发展趋向的斗争。它的集中表现就是要不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不要让邓小平同志尽早出来工作，以及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等。回顾这20年的历史道路，不难看出，这段道路之曲折，在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中实在是少有的。
教训刻骨铭心——走过这样曲折的道路，教训是各个方面都有，最重要的，是不能阶级斗争普遍化；不能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急躁冒进。这是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当然，教训还有许多，但这几条就够我们刻骨铭心的了！
记者：新中国50年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21年。这是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定位这个阶段呢？
石仲泉：这20多年的发展总的说是比较顺利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变到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对外开放之后，全党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搞改革，搞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历史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在新时期，我们党继承过去积累的一切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纠正长期犯的“左”的错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理论上，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创立了被称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1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远远超过前29年的成就。
新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个划分以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十四大报告那时是说：“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指出：“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以后，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讲话都沿用了这个说法。那么，对这两个阶段怎么定位呢？龚育之同志有一个看法。他说：前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这个阶段的主要历史内容，用邓小平1985年的一个概括来表达，就是两件事：“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后一个阶段，即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历史内容，用十五大的一个概括来表达，也是八个字：“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对这两段历史作这样的定位如何？这个看法可以参考。
对新时期20年来的成就，江泽民同志在去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总结。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20年。20年来，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他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外开放格局、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军队和国防建设、外交工作和国际影响、党的建设等10个方面，作了具体论述。他指出：20年的伟大成就，为今后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去夺取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江泽民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新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二阶段的基本评价。
记者：新中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将5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据我所知，目前对这段历史的分期在党史界有不同看法，对此，请谈谈您的观点。
石仲泉：的确如此。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分期的界线应当划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其主要根据，是因为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上说过：“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为学术问题，将什么事件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起点，还可以继续展开讨论。但是，我们写“中卷”总得搞清楚这个问题，统一思想认识。编写组经过反复讨论，还是赞成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标志。这在《历史决议》里也有根据。《决议》说：“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这里，既有对《历史决议》那段论述如何全面、完整、准确的领会，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以历史的发展实际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根本标准、最高标准。
为什么要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作标志，将建国以来50年历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呢？综合起来，我认为可以从这么五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以什么事件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最根本的是看它对历史发展的实际影响。构成新时期历史的主要内容和决定新时期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或者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党的路线的根本转变，并在不久形成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本思想。正是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题。而它的历史起点只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不是不希望1976年10月成为新时期的历史起点，而是这之后奉行的路线使它没有能成为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梁漱溟在1987年的回忆录中谈了他的看法。他写道：“人们称粉碎‘四人帮’是第二次解放，或第二个春天。但一时间乍暖还寒，欢呼之后则又愁眉思索起来。真正的春天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1978年至今， 9年过去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9年。在我个人， 虽已进入垂暮之年，但毕竟也赶上了这个好时候。”这是一个历史老人的心声，也表达了大多数人的实际感受。
第二，作为构成新时期历史主题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很早就指出了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历史的起点。从1979年3月到1987年4月，他先后在不同场合5次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坚持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标志的一贯性、执著性和鲜明性。
第三，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也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历史划分的界线，并一直将它看作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起点。从1989年9月到1998年底，他先后7次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1998年底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讲话中，他说得更加明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从江泽民这一系列论述，不难看出，新的中央领导也是坚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分期的界线的。
上述三点充分说明，无论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还是从20年来两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论述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历史分期的界线。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既有历史的实际根据，也有文献的充分依据。
第四，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分期的界线来写“中卷”，也有组织领导上的依据。这就是在1996年6月6日，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1996—2000年工作规划的报告》。这个报告谈到了我们写党史本子如何划分历史分期，胡锦涛同志主持会议，丁关根、尉健行、姜春云、任建新，还有曾庆红等同志出席。书记们都发表了意见，赞成党史研究室的五年规划。锦涛同志讲到党史本子时说：党史从两卷本改成三卷本，薄老、胡绳同志都赞同。今天书记处也表示了意见，原则同意，算备案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两卷的历史分界，这比较站得住脚。这样分，党史界没有什么分歧吧！我同意建国后的党史以三中全会为界分成两卷来写，这站得住。现在都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的新时期嘛！他勉励党史研究室写好党史三卷本，研究成果最终要体现到这个比较权威的本子中来。这样，党史中卷的分期断代就得到了法定的组织程序的认可。
第五，对《历史决议》讲粉碎“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话应当怎么样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呢？在我看来，科学的态度是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历史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离开了历史的具体实际，孤零零地抠字眼是不可能把握真谛的。再则，要看《历史决议》论述这个问题的前后文。在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之后，决议紧接着指出：1976年10月以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假错案没有能够得到改正，经济工作中继续推行一些“左”的政策，致使党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实际上已说明，粉碎“四人帮”这一伟大事件没有能成为新时期的真正起点，或者说，这个事件本身是伟大的“点”，但没能成为新时期历史的起点。因此，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的历史起点，并不违背《历史决议》。也可以说，这才是对《历史决议》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的界线，毫无疑问地是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这不是人为的突出，而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我们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建国后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并以它作为新时期的起点，正是客观地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新中国50年的历史巨变
记者：新中国走过了50年的风雨历程，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巨变，您认为，我们今天该从哪些方面来把握它的辉煌成就呢？
石仲泉：综观新中国成立50年，我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当惊世界殊”的伟大成就，与旧中国相比较，发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这里仅概括地举10项，以窥全貌。
（一）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实现国家独立，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的首要目标。半个世纪以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继承先烈们的革命精神，顶住了各种形式的外来压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制裁，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新中国像巨人一样，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全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50年来，首先在大陆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统一。不仅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一国两制”原则，我们国家在1997年7 月收回了管辖香港的主权，并将在今年12月收回对澳门主权的行使，从而完全结束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来在这些地方丧失主权的屈辱历史。海峡两岸如何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大业在21世纪初必将呈现新的前景。这样的统一局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甚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三）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人民当家做主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正在得到实施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建国头几年，就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进行了直到基层的各项民主改革，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反动专制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关于土地改革，这里要多说两句。随着同台湾交往的增多，非难土改的言论也多起来了，这是不公正的，也是对中国大陆的土改太缺乏了解。在“中卷”里，我们专门设了一章，讲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改革，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土改的全过程，包括土改工作队进村怎么发动群众，宣讲政策，划分阶级，算剥削账，分配土地，斗争恶霸，组织生产等；并介绍了当时组织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参观视察土改的情况。1951年1月， 毛主席向各省管统战的负责同志说过：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让民主人士到各地去看看，欢迎他们指出缺点和错误。各地党委和政府大力组织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和大学教授等，分期分批到农村参观或参加土地改革，效果很好，既有利于改进土改工作，也使这些先生普遍受到教育。这在许多回忆录中都有提及。台湾跟大陆的情况不一样，台湾那一套类似赎买的办法，在全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大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在民主与法制方面，在党犯“左”的错误时期，确实做得不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活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稳步进行。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向着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
（四）由一个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了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新中国50年来，在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我们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并挫败了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图谋，坚持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尽管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还很不平衡，有的差距还很不小，但是，我国的56个民族都自由、平等、和睦地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是目前世界上不存在紧张的民族关系的多民族国家之一。在目前民族冲突成为困扰世界和平的一大难点的情况下，就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也表明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五）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了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新中国50年来，国民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速度跃居世界首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主要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能达到如此地步，是不能不令世人惊叹的。
（六）由一个充满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了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新中国成立50年，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今年，4月14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1998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这个材料披露了一些数字。关于教育发展情况，这个材料说：1998年，全国已有2242个县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人口覆盖率达到73%；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5%。到1997年， 全国基本实现学龄儿童都能入学。初中6.6万所，94%的小学生可以升入初中。高中阶段教育学校3.1万所，50%的初中毕业生可以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高等学校2000多所，年招生能力200多万人，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45%。1997年， 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608万人，其中研究生18万人。大学入学率提高到9.07%，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材料说，据统计，中国25 岁及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中等教育的比重为42.5%，已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过去不甚了了。这次看了很有感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关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那是极其显著的。重大科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原子能技术、生物科学、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方面，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在世界上引起关注。尽管在整体水平上比人家还落后一大截，但在某些方面确实走在了前列。在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方面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如体育竞技方面，我国运动员获得的各种亚洲冠军、世界冠军无计其数。在去年泰国曼谷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再获金牌总数第一，继续称雄亚洲。“东亚病夫”的帽子早已甩进了历史博物馆。
（七）由一个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了全国人民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正在走向小康的国家。新中国50年来，特别是这2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尤其是从八十年代末以来，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许多家庭由过去向往“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样的老三大件，变成了目前拥有“彩电、冰箱、电脑”成为时尚的新三大件。一些家庭还在为追求“用手机、开轿车、住别墅、出国游”这样“千年走一回”的潇洒生活目标而努力。根据一些指标的综合研究，人权材料指出：“统计表明，从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综合测算，截止1997年，中国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86.52%。这说明，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说已经温饱有余，正在接近小康。”我的感觉，这个结论可能比较符合实际。这是一个很不小的变化。
（八）由一个没有组织、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了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风尚走向健康，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群众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城乡社会基层组织在不断健全。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加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大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党和政府采取了比较多的举措，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通过各种渠道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在广泛开展提高城市居民素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的同时，深入开展提高农民素质、创建文明村镇活动；大力提倡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和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不断树立先进典型，使那些好的思想品德成为人们共同的行为规范。这样，全民族的精神面貌，应当说还是有了巨大进步。
（九）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了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新中国的50年，建立起了由强大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我们国家的军队素质总的说是比较高的，解放军将士是有战斗力的。几十年来，这支军队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又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保卫祖国边疆安全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斗争中又建立了新的功业。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两届军委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同时，努力提高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正在成为能够抵御任何外来入侵之敌的钢铁长城。
（十）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国家。50年来，我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往，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后，同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
上述10条已能够说明新中国的50年是光辉的50年。这些成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再过50年，到下世纪中叶，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新中国面向21世纪的艰巨使命
记者：在世纪之交，要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您认为新中国面临的艰巨使命是什么？
石仲泉：面对新世纪，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家安全来看，都带有一定的严峻性。归根到底，还是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大力装备我们的国防，应付在国际事变和国家安全方面可能出现的不测。
进入新世纪，还有一个艰巨的使命，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怎样突破攻坚？特别是怎样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长期充满活力，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这成了一个跨世纪的难题。这里面有体制问题、管理问题，还有素质问题等。
就体制而言，私有化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不能含糊。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迷信私有化。要不断摸索在真正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只要产权公有，像小平同志说的，具体实现形式都允许试验。
就管理而言，我认为存在这样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许多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当或不严。二是不少企业领导干部，或根本不懂现代企业管理，或思想境界不高。朱总理强调，搞好企业的关键是抓管理。我同意这个看法。
就素质而言，首先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其次是广大职工的素质。就下岗职工个人而言，困难与机遇并存。如果去接受再教育，学一门文化知识，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不仅能再就业，而且更利于发挥聪明才智。
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确立。但是，如小平同志说的，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才能定型。因此，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长期具有活力，不能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下个世纪的艰巨使命。
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一个大难题，就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建设民主政治，有效治理腐败。怎么解决这个跨世纪的难题呢？我想，还是小平同志讲的，“两手抓”和“抓两手”。就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两手都要硬，彻底改变一个时期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再就是“抓两手”——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制度建设。这主要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而言的。腐败，主要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也就是吏治腐败，影响极为恶劣。吏治可以兴国，也可以亡国。中国共产党有三面镜子，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一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天下十几年，坐天下几十天。这就是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二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其威望如日中天。“蒋总统万岁”的口号，连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也喊过。但曾几何时，不到4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亡命台湾。三是苏联、东欧解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艰苦奋斗几十年，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被希特勒打垮，却在和平环境下毁于一旦。搞了近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的东欧各国也随之“亡党亡国”。这三面历史的镜子由兴而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腐败。特别是社会主义亡于腐败，尽管这不是全部原因，但也够触目惊心，令人难以想象。正是有鉴于此，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中央最近号召开展“三讲”活动，应该说是加强思想教育的一种好形式。这应当坚持下去。再一手就是抓制度建设。在我看来，这一手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因为教育不是万能的。尽管一度思想教育没抓紧，是一个失误。但总的说来还是抓得紧的，特别是近十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对此可谓呕心沥血。然而，并没有有效地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制度建设力度不大。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相当深入了，而政治体制改革却缺乏相应的力度，许多制度不健全，也有不少政策不完善，再加上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因此，腐败问题没能很好解决。
在这里，政治权力缺乏制衡是关键。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权力的集中，也需要权力的制衡。两者缺一不可。权力集中能办大事，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但是，集中了权力若缺乏制衡，也会坏大事，优势就可能转化成劣势。讲权力制衡，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如果我们的有效办法不多，也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周恩来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对台‘戏’。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这段话讲得多么好啊！我们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加强监督，制衡权力，就应当像周恩来这样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机制，跳出历史上那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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