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民族性论文,国文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在20世纪走过了坎坷的历程。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中国文化从19世纪中叶起就开始走向衰败，以至于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喧嚣声中，“中国文化究竟有没有未来”都成了必须划上大问号的问题。然而曾几何时，伴随着中国大陆“国学热”的出现，特别是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关注，有人却又作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乐观论断。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究竟会有怎样的前景？本文拟从分析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张力入手，对这一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一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有其原始的亦是内在的统一性。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性特质，而且这种特质总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处于自然的发展演进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兴起、现代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前，对于尚处于“自为”阶段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而言，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无疑是有着原始的、内在的统一性的。但是，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以后，对于后起的现代化民族的文化而言，这种统一性就不复存在了。被视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生为现代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姑且不论韦伯的有关论断所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他的确指出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以资本主义兴起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文明，的确是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由此，西方文明开始成为非西方文明效法的样板。由于非西方文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仍然处于前现代，因而要想自立于现代世界，它们就必须首先完成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由此，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所当具的时代性就被归结为西方化的“现代性”。这样，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本有的原始统一就仅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而处于后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就只能是走向分裂。换言之，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民族性就体现为具有世界性示范意义的“现代性”，非西方文化要想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伴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出现的是全球性的“西化”浪潮。
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被迫走上了近现代化道路。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并长时间处于周边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当西方列强打开清朝紧闭的国门之后，中国文化才不得不第一次面临一个既与自己异质而又在整体发展阶段上处于强势的文化系统的挑战。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不仅不再像以往几千年那样，是独领时代之风骚者，而且就其总体而言已经落后于时代。古老的中华文化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存在形态和内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重塑自己。
因此，无论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还是从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都是以向西方学习为起点的。这显然包含了一个以文化之时代性冲击中国文化之民族性的历史过程。因而，中国文化在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处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一张力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针锋相对的论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文化激进主义者站在“时代性”之一维来衡量中国文化传统，认定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已经落后于时代。他们专注于中国文化传统之现实表现的层面，将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异于西方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均看作是缺失。因而，比照作为人类文化现代化之样板的西方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这样，“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就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胡适：《请大家来照镜子》，《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卷，东亚图书馆1930年版）。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中国文化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切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进而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这就是早期中国文化激进主义者给中国文化指明的“现代化”之路——“全盘西化”。
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为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在他们看来，保守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如果丢掉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那么，即使在中国建成了所谓的“现代文化”，那也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对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之成熟形态的现代新儒家保持了高度的理论自觉。新儒家对于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具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清楚地看到，在现时代，“只有吸收、转化利用、陶焙西洋文化才能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但是他们同时更为鲜明地强调，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真正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为此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6页）。
与此相关联，文化保守主义者专注于中国文化的理念层面，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虽然也大多承认中国文化传统有其缺失，但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的问题是“事”之问题，即表现形态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即文化之根本精神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是“圆满俱足”的。由此出发，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仅对中国文化的民族优长作了充分的阐扬，而且还反文化激进主义之道而行之，事实上是以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来衡断西方文化，将它的某些特质指认为是西方文化精神的缺失。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只有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以内在而超越的进路而达致的心、性、天贯通为一的“道德的宗教”，才是最圆成的宗教精神。西方基督教则是上帝与人隔离的，通过借助教会制作教条，残杀异己，“假借上帝以行至不仁之事”的宗教。同样，只有儒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追求“生生和谐”的人文主义才“足以成为文化生命前进之最高原则”，西方人文主义则是只能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对立矛盾的“寡头人文主义”。在这种人文主义的主导下，科学精神畸变为理智决定一切的“科学一层论”，民主堕落为“躯壳之个人主义”，自由变现为“情欲之自由主义”，整个西方时代精神表现为“无体、无力、无理”，因而到了“趋于自毁”的地步。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中国文化观”，文化保守主义者指明了一条与文化激进主义者大异其趣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在他们看来，以保守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为前提，通过华化西方文化以对中国文化之表现形态层面的价值系统予以调适（主要是挺立知性主体，接纳科学—民主所依据的认知理性精神），就不仅足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且由于中国文化在经此调适之后从根本精神到表现形态均是圆满俱足的，因而亦足以救西方文化之自毁。正如有新儒家大师之称的牟宗三所自期的：“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岂徒制造自己而已哉？亦所以救西方之自毁也。故吾人之融摄，其作用与价值，必将为世界性，而为人类提示一新方向。”（《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4页）
二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中，正是以文化之民族性为基本立足点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以文化之时代性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文化激进主义构成了直接的理论对立面。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在20世纪初叶毕竟在总体上依然是处于前现代的历史阶段之中的，要实现现代化的理论目标，首先就必须对既有的在整体上落后于时代的价值系统进行解构，而文化激进主义的基本理论意图正是要用西方现代文化来对中国文化传统展开全面的批判和清算。因此，文化激进主义对比起文化保守主义来，不仅更为行时而且也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为标志，西方文化所代表的“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不断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并最终深入到理念层面。与此同时，自20年代末期胡适等人明确标举了“全盘西化”的旗帜以来，直至80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可以说依然是一派显学。而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而言，不仅国粹派、孔教派等早已销声匿迹，而且现代新儒家直至80年代也依然处于花果飘零、海隅天涯的寂寞孤怀之中。
应当说，就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而言，文化激进主义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以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时代性冲击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促使中国文化在被动之中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历程。②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确立了民主、科学等基本的价值目标。尽管无论是就价值目标本身还是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而言，西化派都是站在一种外在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的。但是，西化派所标举的民主、科学的大旗，的确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西化派对于中国文化之腐朽传统的揭露、批判，为中国文化现代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了内涵空间。
但是，文化激进主义也有其内在的历史局限。概括而言，即在于它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就西化派自身的主观愿望而言，它的确是希望既“破”又“立”的：在彻底丢弃中国文化之民族传统的同时，全盘照搬西方现代文化。然而，人类文化演进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主张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传统”并不是与现在和未来毫无关系的封闭体，而是一个扎根于过去并向现在和未来开放着的“生生之流”。它通过深入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之中使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其传承延续的历史载体。在其中，语言充任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个人诞生于特定的语言环境并逐渐变成该种语言的“言说者”的过程，正是他在不知不觉中被该种语言所承载的传统所浸润的过程。无论集团生命（民族）与个体生命自觉与否，都只能是带着特定传统的印迹走向未来的。
这样，文化激进主义的有关理论立场在事实上就只能是一种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固然有其为未来真正的建设廓清内涵空间的积极作用，但它不仅不足于完成中国文化之现代重建的历史任务，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现代的深入发展，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文化激进主义就显得落后于时代，其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就不能不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产生阻碍作用。
与文化激进主义相比，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维护有余而对其价值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却着力不足。由于他们对民族文化传统饱含挚爱之情，因而往往能够对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有深切的把握，并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针对当代人类文化的内在局限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作出适切的阐扬。这对于抵御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振起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调适，也使中国文化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他们对中国文化之普遍意义的肯定以及由此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其中也包含了要以中国文化之民族特质去为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现代性补偏救弊的理论意图。这就实际上是突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但是，由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过于注重文化之民族性并最终把自己封闭或限制在“华夏文化中心”论之中，因而一直未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尽管就对中国文化之价值意义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之未来走向的提示而言，早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可谓针锋相对、形同水火，但就其基本理论出发点而言都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的有关努力，也正是以偏颇的方式分别凸显了时代性与民族性之二维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而，他们之间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共同背景之下，客观上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互补性。这又为他们在对立中走向互动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正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与冲突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时代性和民族性之间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并进而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正是随着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他们也逐渐获得了更为成熟的理论形态。这其中的一个基本表征，就是无论是自由主义西化派还是现代新儒家的当代后学，都表现出了不再在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偏执一端的理论倾向。现代新儒家的当代后学在继续弘扬中国文化之民族特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更为自觉的自我批判精神，强调要通过对儒学传统施以“彻底批判”，“以一种批评的眼光去简择什么是传统文化中活着与死去的成分”（刘述先：《生命情调的抉择》“自序”，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自由主义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林毓生也明确地指出：“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为此，他自觉地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职志，力图实现“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文化使命（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自序”，三联书店1988年版）。这些认识无疑表现出了比前辈学者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
这种文化心态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趋向。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要成就的同时，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了它作为特定文化系统自身所难免的内在问题。这其中的一个突出的症结在于：由于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过分膨胀，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尖锐对立，伴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出现的是人性的异化与人生价值意义的沦丧。与此同时，则是属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的工业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人们发现，在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以后，“儒学”不仅没有成为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相反却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塑造工业东亚之不尽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文化因素。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昭示人们：尽管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策源地，但是在世界文化演进的总体历史视野中，它只能是特定形态的现代化而并非穷尽了人类文化之现代性。因此，虽然其价值系统在基本精神方面值得后起的、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其他民族文化系统学习，但却并不足以让其他民族文化系统去亦步亦趋地师法。创造地转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真正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与这样的时代潮流相适应，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跨越了现代性（时代性）民族性简单对立的历史时期，而走向了现代性与民族性互诠互释、互融互汇的新阶段。
三
笔者认为，这一新阶段的一个基本趋势在于：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仍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因而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继续成为塑造现代中国文化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其某些民族特质更为充分地体现出了与现代人类之生存形态的相关性，从而具有了融入现代性、为既有的现代性补偏救弊的现实可能性。这既是由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至今尚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价值系统，同时也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独异特质为它为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性作出自己的贡献提供了可能。举其大端，中国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互融互汇的当代走向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1.中国文化中丰富的关于价值理性的思想资源，可以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形成互补。尽管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曾经是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想，但是，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很快就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因为过于注重工具理性而使手段掩盖了目的，以至于迷失了人生的意义，从而也使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成就失去了终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则更为注重人生价值的安顿问题，如何在与天地、社会、他人的对待关系之中完成自我生命的义务与责任，寻求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心问题之一。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注重价值理性方面堪称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资源，形成了一套立足于吾人之自我、在人性自足而不需要上帝眷顾的前提下充分凸显人生之终极价值与意义的理论系统。也正是与过于注重价值理性相关联，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工具理性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甚至缺乏基本的发展。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国文化吸纳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发达之优长，也有助于中国文化所富涵的注重生命价值之安顿的思想资源为西方文化采取。更为健全的现代形态提供借鉴。
2.中国文化重合的思维传统可以与以重分为主导的现代思维方式形成互补。以重合与重分来标识中西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以来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重合的思维传统在成就了中国文化传统之博大精深的同时，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未出现科学与民主，就与这种片面重合以至知合面不知分的思维取向有着相当程度的内在关联。以注重分析见长的现代思维方式与工具理性的并用，为人类现代文化成就的取得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与西方文化的民族特质相关联，这一思维取向也存在着知分而不知合的缺陷。这一缺陷在西方文化的最新发展——后现代文化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在那里，一切总体性、普遍性、基础性的文化观念都属于被打碎之列，人类的生存状态也由此而走向平面化、碎片化，以至于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而难以自拔。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互动，既有利于中国文化更为充分地吸收能分的文化精神，以使过度整合的中国文化在适度的分化中形成现代性的文化架构，也有利于把中国文化注重整合的智慧与深度理想的文化精神贡献于当代人类的文化建设。
3.中国文化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传统与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规范可以形成互补。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成为全球性现代化价值主导的伦理规范，是产生于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利型伦理价值观。与此不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则发展出了一套以注重相互之间的对待关系为基本特征的义务型伦理。正是这种注重相互之间的对待关系特别是强调双方为对方互尽义务的伦理链条将整个社会联为一体，从而导致了注重整体而非个体的价值系统的出现。这一点在今天工业东亚受到西方人士极大关注的“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基本价值取向中，继续得到了体现。自马克斯·韦伯以来，这种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规范一直被看作是与现代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但是，在今天与中国文化中个体权利意识依然缺乏充分发展相映成趣的是，西方价值观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因此，正像中国文化可以在为个人权利定位的问题上向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规范寻求借鉴一样，中国文化所注重的伦理规范的整体性取向也应当可以给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的弊端以启发。
4.中国文化对普遍和谐的追求可以与在征服中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构成互补。中国文化的超越理想是在人之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天地宇宙之间达成普遍的和谐。在这种价值取向的主导下，中国文化显然不可能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高度的紧张关系，这正是马克斯·韦伯断定中国文化中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西方文化在征服中不断争胜、超克的传统的确体现了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表征了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强劲的活力。但是在今天，正是这种强劲的活力使西方文化面临着神人对立、文明冲突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窘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不少西方有识之士把眼光投向了中国文化，希望能在其追求普遍和谐的价值系统中找到脱出窘境的启迪。如何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互动中既使中国文化更具活力，又在人类的现代价值系统中吸收中国文化注重和谐的智慧，减缓人与神、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紧张与对立，这显然可以看作是一个对于当代人类而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文化之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相反相成、相摩相荡的现实运动，正是要指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想目标——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中国文化不仅必须完成自身价值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且也有责任为人类文化成就更为丰满的现代性做出自己独异的贡献。可以认为，面对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21世纪，既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亦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必将是其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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