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的矩阵_矩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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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037-04

何谓权力?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权力’这个词包含两重意义:其一是指拥有统治他人的力量,即具有统治他人的权势;其二是具有干事情的力量,即干事情的能力。后者不含统治的意义。如果一定要说后者也含统治的意义那只是指能力意义而已。”正因为统治与潜力的双重意义,带来了权力运作图式的诡异。

一、矩阵的行与列:权力的类型与脉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权力作为一种统治,具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主人对奴仆的统治,主人总是尽量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即使考虑奴隶的利益,也是怕奴隶的死去带来自我利益的丧失;第二种是家长对于妻子和子女的统治,主要是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兼顾自己的利益;第三种是城邦宪政统治,这种统治是依据平等原则,轮流担任公共管理的职司。后者应该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制度,人们设想在自己担任这种义务的时候,既然同等地照顾他人利益,那么他人执政也一定会照顾我的利益。但是,亚里士多德已发现,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些公职人员已被病魔所缠,“看到这些人对权力的狂热,不能不想起这些情况实际是病态”[1]。

现代性使权力成为商品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它不仅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而且它的功能已经超出货币的范围。权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资本具有多种形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更广泛地具有话语资本、社会资本、身体资本、荣誉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可以说一切社会资源化为一种权力资本在社会链中运行和发挥作用,其中最基本的运作形式就是进行交换和增值。

知识成为一种权力,在福柯看来是现代性引起的制度化的结果。“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试验这类抑制性的设施”[2]。反过来,权力化为知识,在现代性社会里更是触目即是。福柯指出了现代性把权力和真理等同起来,权力赋予知识的合法性。事实上,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说道:“考试——‘官职’和‘个人’之间的联系,市民社会的知识和国家的知识之间的客观联系,——无非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是官方对世俗知识变体为神圣知识的确认。”

身体成为资本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成就,一方面身体的劳动力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增值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身体也是现代性消费的最后场所和最有诱惑的权力。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鲍德里亚看来,作为渴望拥有的并可能拥有的最美丽消费品,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不再是马克思工业逻辑中的劳动力,而是享乐主义效益在作祟。

运用矩阵理论,我们可以把权力布局看做是一个矩阵。其中权力的类型可以看做是权力矩阵的行,行的数量表示了权力种类的数量。而矩阵的列则可以表示权力主体的排列,列数也就是一个群结构中权力主体的个数。

权力矩阵中的列,具有权力行动的统一性和利益一致性。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使得一切权力运作都以集体行动为策略,来保护和增长自我脉系的权力。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他人利益的选择和取舍都以本脉系的最大化为原则。不同阶级、种族、国家、系统、行业、部门、商业集团、政治集团、地区、职业、性别等一切分类都是一个权力矩阵的列,都时刻在维护着本列的权力最大化。这包括促使本列自身性质所应有的权力的扩张,还包括扩大权力的种类,并促进自我权力和其他种类权力的等价交换和增值运作。而个人权力是随着本脉系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的,反之亦然。可以说,个人权力的增值是现代性个人的最终目的,也是个人一切行动筹划的最高纲领,但权力脉系的集体行动则是其为了实现最高纲领的一种迂回策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是权力矩阵学中“列”的常见形式。

我们也注意到,在权力矩阵的同一列脉系中,内部也存在着对立。事实上,一个脉系或一个列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另一个群结构划分中的一种新的排列。个体的人在一定的群结构中,也是某种权力矩阵的一个列。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就是权力矩阵的最简单、最直接、最微观和最典型的形式。

福柯把权力谱系学的重点放在单独个人的权力作为上。他指出了除了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力的普遍性和细微血管性,细微权力具有独立生成和生长的特点。他认为:“马克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把它看成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主要的、特权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力工具。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走得要更远,穿越更加细微的管道,而且更雄心勃勃,因为每个单独的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也能成为传播更广泛的权力的负载工具。”[2]在福柯看来,权力有着更多的种类和个人权力主体,即在以个人为列的权力矩阵中,矩阵列的数量可以等于人口总数。但福柯并不支持中心权力对细微权力的致命影响。关键的是,福柯并没有考察权力矩阵中“列”的集体行动的基本运作方式,而人人有权的思想不过是权力矩阵的特殊形式。

矩阵的行列结构为我们揭示了具有广泛普遍性和复杂性的权力布控图式。但需要注意的是,权力矩阵化并不等同于权力网络化和棋盘化。

二、矩阵的和与积:权力的共享与繁殖

权力的欲望犹如黑洞,这种巨大的引力场形成了权力意志。权力意志的背后是身体的欲望、精神的欲望,欲望成为一种原始的动力和不竭的源泉。现代性使得权力已经裂变为一种个人意志、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

依据权力矩阵的行表示权力的各种类型、列表示权力的不同主体的原则,权力矩阵会有无限多的形式,尤其同一主体会在不同主体群结构中同时呈现多种矩阵排列。同一主体可以以共享不同主体群的形式同时占有不同的权力构成,这样,就一独立的个人主体来说,就会在不同类的群结构所形成的以个人主体为一列的权力矩阵中,形成不同的权力分配。他所属的类越多,权力分配就越多。

权力的和是一种并不增加权力总量的最基本的权力运算,它的体现是两个权力矩阵的直接相重叠形成权力共享体系。它最直接的形式就是同一主体在不同主体群中的权力矩阵的相加。同一主体所有权力矩阵相加后的矩阵,体现了这个主体的权力总和。不过,由于不同矩阵的列并不一定相同,这样相加时可以设部分其他无权力占有的主体为零排列。除了同一主体的自我相加外,与其他利益共同体的主体所在的矩阵相加也可以直接获得权力总和的增大或共享,比如夫妻、家庭等权力关系。

在现代性原则下,会更广泛地展现出积的运算,即自我权力矩阵通过和另一个权力矩阵进行碰撞与铰接,产生出一个新的权力矩阵,其行列布局和数量都会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权力的生成具有相互独立性,即它是在不同脉系或同一脉系的不同脉点互相独立地产生的,但这种独立性并不排除其他脉点尤其是上游脉点对它的激活作用。矩阵积的原理是通过第一个矩阵的行和第二个矩阵的列分别相乘后求和形成一个新的矩阵元素,这个元素作为新的权力布局中的原权力主体的权力具有量上的大幅度增加,当然这也并不排除与负权力的结合产生权力的负效应。

矩阵的积具有聚变和裂变的双重效应。在不同权力类型的结合中,除了各种能量的积聚外,同时,也激发了新的权力生殖点,使得权力获得乘方型的裂变。就是夫妻、家庭等利益体权力共享也不仅体现在权力矩阵的和上,它仍然反映出积的运算特征,即一方权力与另一方权力矩阵进行交互作用,产生新的权力布局与增值,以提高权力的总资产与效能。

权力的扩大再生产,总是通过权力的相加或相乘的策略来获得成长性的。布尔迪厄说:“群体中的每一成员的价值都取决于所有其他成员为群体带来的资本,同时也取决于他在实践中调动如此积累起来的资本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每一个成员的价值都取决于所有群体成员之间的实际连带关系。因此,每当群体中的某一位成员谋得高就,其他所有成员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也同样得以增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们的股票涨了’。”[3]

权力矩阵的和与积策略揭示了权力增值的总路线,即总是围绕本主体进行快速繁殖、嫁接、链接、扩张、共享形成防护链和增长极,共同应对外来的权力袭击,同时寻机对其他权力系统发动攻击,占据新的权力脉系并渗透到其他权力体系之中。

权力来自欲望,并没有歧义。法国后现代作家费利克斯·伽塔里说:“归根到底,欲望属于基础建筑(我们根本不相信意识形态这类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完全看不到问题之所在,没有意识形态)。”[4]但伽塔里没有注意到,权力的欲望会从个人身体的基础性建筑转化为全社会的“公共性”,也即权力,一种个人意志会弥散为全社会的意志,成为一种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结果是,全社会对权力的推崇和强化,反过来对个人意志的形塑和固化更增添了合法性意义和正义质料。或者说,集体行动的有意识和无意识为个人意志的增长输送了持久的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5]同样,权力作为一种最特殊的资本,也只有通过全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象征。从个人意志向集体意志的扩展是资本逻辑和欲望逻辑的双重效应和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并没有存在过权力集体行动的无意识,只不过,意识形态的迷惑更助长了对权力意志的意识。这种迷惑的目的在于保护、扩大、持久自我或自我利益集团的权力持存,抵抗外来的权力意志力量的扩散、生长和蔓延,以及对自我权力结构的破坏、争夺和瓜分。因此。一切阶级斗争和非阶级斗争最终都是权力意志的斗争。

而权力矩阵的和与积的运算揭示了这种集体行动的路线图和权力激活、散播与繁殖的基本方法。

三、矩阵的秩与逆:权力的规序与消解

权力的滥用和失序已成为现代性中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如何使权力有序规范运作不仅是一切执政集团的主要任务,也是各种反对力量对权力批判的主要着力点。一方面矩阵秩的概念为我们规范权力提供了一个数学模式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权力矩阵的现实性功能是提示我们,权力在发挥一定积极意义后,就会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这就使得我们思考如何让权力可逆,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使权力走向最初的积极一面或失去效能。而矩阵的逆和广义逆矩阵理论为我们展现了全新的视角和思维范式,为权力的消解和归位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在数学上,矩阵的秩和逆刻画了矩阵自身固有的重要性质。

设A=(a[,ij])m×n的不为零的子式的最大阶数称为矩阵A的秩,记作rankA,或rA。

特别规定零矩阵的秩为零。显然rA≤min(m,n)。

若A中至少有一个r阶子式不等于零,且在r<min(m,n)时,A中所有的r+1阶子式全为零,则A的秩为r。

由定义直接可得n阶可逆矩阵的秩为n,通常又将可逆矩阵称为满秩矩阵,不满秩矩阵就是奇异矩阵。

方阵是矩阵中的特例,同样权力矩阵也一般不会是方阵。而矩阵的秩理论为权力的秩序化运动提供了科学性意义。权力矩阵的秩也应反映权力运作的有效性和秩序性,而秩的本质可以是一个有效权力矩阵中各种权力类型相独立的量和一个权力布阵中主体间相独立的量。富有深刻含义的是,权力类型的独立性的量一定等于不同主体的独立性的量。一方面,这对于尊重他人权力主体、维护他人利益,以及遏制各种权力独断、相互的附带性扩张与兑换,具有重要的辨识意义。另一方面,在一个群中,减少其中权力独裁和集中最有效方法除了增加权力主体的总量,还可以通过增加权力类型来实现,因为它们是相等的。应该说,满秩的权力矩阵[非方阵满秩可以定义为min(m,n)]应该是最民主的群结构。因为实际上民主的含义不是人人失去权力而是人人享有权力、微分权力。当然,享有并不意味着不可消解,相反,微分式享有是消解的最佳方式。

对于矩阵A,如果存在一个矩阵B,使得AB=BA=I,其中I为与A、B同维数的单位阵,就称A为可逆矩阵(或者称A可逆),并称B是A的逆矩阵,简称逆阵。矩阵A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0。奇异矩阵或非方阵的矩阵不存在逆矩阵。但对于奇异矩阵和非方阵可以定义其广义逆矩阵。1920年,E.H.Moore首先提出了广义逆矩阵的概念,但过后的30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55年R.Penrose以更明确的形式给出了Moore广义逆矩阵定义后,广义逆矩阵的研究与应用才广泛展开,它尤其在最优化和现代控制理论等领域有着重要应用。

Penrose证明了对每个m×n阶矩阵A,都存在唯一的n×m阶矩阵X,满足:①AXA=A;②XAX=X;③(AX)*=AX;④(XA)*=XA。通常称X为A的Moore-Penrose广义逆矩阵,简称M-P逆。

如果仅满足AXA=A,或XAX=X,那么X就更多了,解并不唯一,即有多个广义逆。

对权力的全面专政,已经是一个没有激烈武力的对抗,是一种民主框架和法律意义下的追击,因为现代性把一切价值归于权力,只有运用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同时,没有权力的世界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能带来有序。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道:“在没有权力可以使大家全部慑服的地方,人们相处时就不会有快乐;相反地他们还会有很大的忧伤。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霍布斯是说,在没有共同权力所制约的地方,彼此就会处于战争之下,这就必然会发生加害于低估自己的人的事件。

由于权力矩阵的复杂性、非方阵性,广义逆矩阵的概念对于我们分析权力、消解权力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代性权力的难以消解性来自资本和身体欲望的双重动力,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资本逻辑下的财富力量的积聚、人自身力量和价值的卑微,为权力的滋长、独占、久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权力不是自我力量的正线性象征,相反,“权力欲并非根源于力量而是来自懦弱。一个人去追求权力,则说明此人无法摆脱个人自我的孤独,无法依赖自己生存下去。由于丧失了自己真正的力量,就铤而走险地追求第二种力量”。

权力的逆就是一种回到具有远古人类那种真正为他人服务的公共权力的状态,它是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的丰富性。原始人类的精神丰富性是现代性权力逆变的一个基本方向。同时,要使现代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颠覆人的渺小性,不是通过权力的自我膨胀去异化、排斥他人,而是要先回到自我的渺小、力量的不足、个性的缺失以及某种材质或能力的缺陷,即失去权力,给予他人权力、力量和全面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自我的力量和强大,战胜自我的渺小。矩阵的广义逆理论告诉了我们,每个行业、每个集团、每个部门以及每个人都存在一个回归的路径和可能,它是一个AXA=A的机制,即自身与逆相积再与自身相乘回到自身的过程,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经过逆变的权力主体是真正具有自我本质的主体,不是外在的符号和由于个人孤独而产生的虚张。对此,福柯有类似的看法:“从与自我的关系来看:社会身份与政治身份不是一种存在方式的本来标志,而是外在的、人为的和非基本的符号。”[6]

对于权力逆变的现实性,尼采认为:“我怀疑哲学家当中那些沉思冥想者、安于自身者、自得其乐者——他们身上缺失那种把缺陷当做力量来承认的正派作风的构成性力量和精致品质。”[7]尼采所指的缺陷既是指未获得权力的他者的力量潜力,也是指拥有权力者力量的缺失可以通过逆变即失去权力获得另一种力量。

四、结语

尼采说:“哲学,我迄今为止所理解和经历的哲学,乃是一种自愿的寻找,包括对此在(Dasein)那被诅咒的邪恶的一面的寻找。”[7]权力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邪恶的“此在”,它发端于前现代性,作恶于现代性的膨胀之中。权力矩阵的布控双重地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进退两难的境况。

也许,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启示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更大的可能是,“‘真理’比谬误和无知更富灾难性,因为它禁阻了人们赖以从事启蒙和认识的那些力量”[7]。也许是,思想作为一种困苦,不应该去寻找终极真理,而只能对已知的真理展开谬误的寻找。同样,权力矩阵的秩和逆方法并不能为我们找到一个权力最后的理想处所,权力矩阵与权力矩阵的行、列、和、积概念只不过是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展开对权力围剿的策略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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