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境遇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6 —0012—03
科学主义是时下讨论的热门话题。它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曾一度充当了中国人的价值权威。当前，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等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谨就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境遇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讨论，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
一 科学主义内涵
科学主义的概念经过了一个涵义和立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地由对科学主义中性界定到不断强化再走向分析、反思、 批判的过程。 “科学主义”一词在1877年指征“作为科学家特征的方法、精神、态度”时，只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它作为一种观念，并无把科学极端化之意，后来则不断地有人明确地把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在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上的极端化信念，虽然略有批评之意，但仍然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中性的把握。当我们看到哈耶克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和普特南的“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的“科学主义”论断时，“科学主义”一词的贬义意味便赫然纸上，他们是在反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此，笔者认为，无论是把科学主义作为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理性至上，还是对科学价值权威的绝对认可；无论是学科内的，还是学科外的；无论是在褒义的意义上，还是贬义的意义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科学主义是坚信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科学方法的普适性、科学价值的无限扩张性的哲学观念。在我国，科学主义的信念基础和论证的逻辑体系在观念转型的文化冲突和救亡图存的迫切期望中获得了国人的直接默认而处在一直潜在的状态中，在国人对科学的复杂体系来不及整合的情况下直接地在价值扩张的层面上被接纳了。虽然中国科学主义在严格意义的理论形态上有别于西方科学主义，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在默认西方科学主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弘扬科学主义的价值指归的。所以，中西方科学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当前，国内对科学主义有中性论断也有批判之辞，但大多数还是在贬义的立场上使用和分析这一术语的。然而，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对科学主义抱有一种批判的和试图改造的态度，我们都不能抹煞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同步进行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生互动的关系，他们是互相依傍着在中国走过一个多世纪的。科学主义“作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1]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它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境遇。
二 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内在关联的历史追溯
早在维新思潮中，就可以零星地看到西方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最初表现。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溯自己的思想演变时就承认他是在《西国近世汇编》① 等书的影响下，才“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的。[2] 他于1884年“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近世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学说看成是“均产之说”；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翻译为“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3] 他也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平均财富、平均分配”的学说。二人的此种观点反映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而这样的理解恰恰是渊源于以“师夷长技”为目的的作为中国科学主义前奏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器物观的视野下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的过程中把西方的共产主义学说带到了中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埋下了伏笔。当然，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20世纪开端至辛亥革命之间，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社会主义”、“共产党”等词汇频频见诸报端和期刊杂志。民国初年，再度掀起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到了“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观念逐渐深入民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获得了空前的进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眼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深受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深深地领会到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继而极度张扬之，以至不免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由于与科学主义结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被作为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此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可剔除的学理背景和思想基础。
事实上，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正确，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是建立在具有科学实证特征、具有进化意义的唯物论的基础上的，并且以一种价值泛化的形式从唯物论逻辑地推出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同自然科学方法一样的精确可靠的方法，运用这样的方法考察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的研究上升到自然科学的高度，救亡图存的目标指日可待。
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指出：“依马氏的说法，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出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足以自然科学为惟一的科学。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4] 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它固然有别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但其所具有的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则与自然科学相同。并且，正由于唯物史观具有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才造成了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陈独秀也认为，“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们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的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学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沓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5] 同时，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社会人事的研究上，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属于这种社会科学范围之内，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哲学才是合理的、可取的，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形而上的哲学”。[6]
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后来相继加入到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的论争之中，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观点进行批评，从而形成了论战的第三方。正是在对科学的吁求这一点上，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是一致的。在“科玄论战”中，尽管陈独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但事实上却充当了科学派的同路人。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明确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暴露出了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义解释的倾向，强调科学的权威，护卫科学万能论。瞿秋白在“科玄论战”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学主义的立场。他在1923年11月24日写成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认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智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借新科学智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7] 这样的观点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如出一辙。对此点邓中夏明确宣称：“科学方法派大概都是学过科学的，他们的态度，第一步是怀疑，第二步是实证（拿证据来）；他们的主张，是自然科学的宇宙观，机械的人生观，进化论的历史观，社会化的道德观（皆见胡适之上海大学演讲辞）……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总括起来，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后两派是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8]
正是在“科玄论战”后期，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相结合，才以势不可挡的气势战胜了玄学派。而两者结合的信念基础就是科学主义。这样的结局也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人生观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随后，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中，在中国科学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出于民族解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中，科学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和进一步地阐发。在这里，科学的价值直接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了。
另外，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我国许多书籍和教材长期引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给马克思主义的那个经典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上。几乎所有的书籍和教材都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真理，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创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具有科学的内容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不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的一切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充分分析研究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活动和思维规律而形成，它囊括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揭示和阐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运动发展规律并科学预测未来发展变化的完整体系。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运动发展规律而产生，在与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经过反对派无孔不入的挑剔反驳而立于不败之地，其理论上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加之马克思主义始终为大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因而人们奉马克思主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这样的一种路径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万能的科学”的意义，这与五四时期的传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三 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盟的文化根源分析
事实上，彻底的科学主义与彻底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妥协的机会。正如胡适师从杜威而尊崇的“实证主义”思想与方法，这又以他概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最著名。这种思想，当时迎合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科学”的呼唤，强调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同时，这种思想的背后还隐藏着对“纯学术”的尊崇。胡适因此认为，发现一个古字的用法，与发现一个新星球，意义一样重大。因为“实证主义”讲求证据，所以胡适本能地抗拒一切“乌托邦”的终极虚幻，由此展开了他与李大钊等人之间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导致了他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历程中科学主义却与马克思主义结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和前提呢？
通过前面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联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各自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之所以都能在中国扎根并产生了互动是因为它们都适合了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政治合用性的要求，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治国平天下”的哲学。在价值意义的层面上迎合了当时中国人寻找新的文化权威和塑造新的价值规范的需求，迎合了中国的现实情绪，成为满足急切的救国期望的万能利器。
五四前后，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无力挽回民族衰败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创造，以求塑造中国未来的合理途径。所以，寻找新的文化权威和塑造新的价值规范就成为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这种在危机时期的认同需求隐藏在堂皇的救亡理想背后，难被发觉，然而在文化批判的取向上却成为更为深刻的心理理由。这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9]，“五四”时代正是这样一个在经历了新制度试验的不断失败，而传统制度并伴随以支撑这一制度的文化权威终于全面崩溃的时代。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普遍地感受着强烈的疏离感、挫折感而陷于彷徨、迷茫和迫切的寻求之中。他们期望为这个衰败的社会寻到赖以振兴的文化根基，他们也期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来确立新的文化权威并以此摆脱心理和实践的困境，“赛先生”（还有“德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下合乎逻辑地应运而生。后来在陈独秀那里将“科学”易作另外一个表达形式“唯物史观”。这样的转换又使得“赛先生”的权威更绝对、更惟一、也更“科学”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科学主义作为论证手段才得以确立其自身的终极价值的，而科学主义正是因为充当了这样的论证手段才成就了它的价值权威的地位。这样，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收稿日期】2006—07—2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当代创新的困境及其矫正”（04SJD710001）和江苏大学高级人才项目“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研究”（06JDG026）。
注释：
① 《西国近世汇编》是江南制造局编印的一份宣传资料，它从1873年至1882年，逐周汇述西方各国重要时事，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