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来体制改革争鸣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启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致力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顺利实现这一目的，并走出一条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之路，是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重大问题。迄今为止，28年来的辉煌成就证明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是我们强国富民、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近14年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我们积极探索并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之路。
既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史无前例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和实践，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目标、政策、措施、理论等方方面面的争鸣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且必不可少，所谓的“真理愈辩愈明”，尤其是在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都在增加的当今。概括说来，争鸣的意义就在于能使我们及时发现问题、深入解决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前进。2004年至2006年这场被人们普遍称作“第三次改革争论”的争鸣，不但印证了这一点，而且使我们得到了相关启示，即在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进程中，要注重解决好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第二是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第三是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
一、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
效率和公平方面的问题是与普通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系、是他们最感同身受的问题，也常常是最先引起关注、最易引发争议和广泛探讨的问题。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如果能顺势将由此产生的争鸣视为一种警示，重视分析和寻求解决相关问题，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地发现改革中的盲点、把握改革中的重点、突破改革中的难点。除此之外，2004年至2006年的体制改革争鸣进一步启示我们，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要注重协调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要理解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不但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转化；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待经济社会的不同领域，协调二者关系时既要有所侧重，又要依据形势变化及时权衡调整，以保持好效率和公平间的动态平衡，推进改革、促进发展。
（一）争鸣中有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近年来的体制改革争鸣发端于对国有资产改革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国企被贱价出卖、转让给私人，从而损害了作为国有资产真正主人的全体国民的利益。此后争论涉及到了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人们困惑和不满的是，伴随着体制改革，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供给在不断增长，表面上可供选择的范围和机会也在不断扩大，但实际上由于无力支付等原因，人们却面临着“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状况。在随后的争论中，有学者进一步对相关法律问题提出了意见，指出《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譬如其中仅表明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而没有提出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至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中，也没有明确是对合法财产的保护等。
回顾这些争论中的焦点问题，可以看出，人们集中质疑的是在国企、医疗、教育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中，一些人通过某种途径牟取私利，损害大众权益、乃至国家利益的现象；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能否处理好有关的公开、公平、公正等问题。如果以这些人们质疑和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从更广的角度和更高的层面来看就会发现，在改革中有这样一些现象逐渐显著化，一面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整体持续快速增长，一面却是社会事业发展迟缓、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一面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提升，一面却是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的普遍下滑；而发展不均衡，也使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地区差异广泛存在、问题突出。这些问题昭示出，虽然我国改革发展的业绩突出、成果丰硕，但取得的业绩和成果却没有被全体国民公平合理地共同享有，也表明是该重新思考和全面衡量改革发展中有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了。
（二）改革需要协调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对于争鸣中涉及到的效率和公平方面的具体问题，国家各有关部门及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如国资委以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进股份制改革方向不符为由，停止实施了国企改革中的管理层收购；卫生部、教育部针对广大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以及各自领域中存在的其他诸种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解决的意向；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调节和整顿房地产市场中的开发建设和购销行为；全国人大则推迟颁布《物权法》，在经过多次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加以修改和完善后，在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予以通过。在解决以上各方面问题时，有关部门能充分结合各方意见，在坚持深化改革的原则下，对本领域的改革方向进行了调整、改革速度适当放慢、改革的方式方法加以改善。而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来化解矛盾，并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全面考量各类问题，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方略。
未来我们能否遵循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有关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改革发展目标，其中协调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至关重要，对此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要认识到效率和公平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没有效率的基础上谈公平，是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的，这好比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而只讲效率而忽略了公平，不仅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且效率也是不会持久的。
其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待效率与公平要有所侧重。党中央指出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表明提高效率、追求发展依然是我们当前的工作重点，因为只有高效发展，把蛋糕做大，增加社会总财富，才能为实现多方共赢、全民共享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是消灭贫困和缩小差距的硬道理；现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是改革正处在“爬陡坡”阶段，因此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争取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发展的新突破。
其三，对于经济社会中的不同领域，在处理效率和公平问题上，要区别对待。有些领域要以效率为先，有些领域却需以公平为主，如卫生、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事关民生、体现改革“普惠性”的领域，且这些领域还牵涉到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内，就要特别注重解决好有关的公平问题，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等。而且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起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努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
在针对引发争鸣的问题，思考如何协调好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时候，会进一步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这是一个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接相关的问题，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作用，其中市场要起到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政府则要保障市场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并弥补其固有缺陷，促进社会公平。2004年至2006年的体制改革争鸣进一步启示我们，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要注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和市场的角色缺一不可，互为条件。而基于我国国情，在改革发展中，政府又处于主导地位，它决定哪些地方该放手由市场去发挥作用并推进相应的市场化进程，哪些地方是需要政府的介入与调控，哪些地方则主要应由政府来负责。对于该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还需要继续完善各项市场机制，为竞争创造公平环境；而对于该由政府负责的方面，则要通过综合性手段，来维护社会的和谐正义，推进改革、促进发展。
（一）争鸣中有关政府和市场的问题
对于争鸣中涉及到的一些领域中的问题，人们进一步质疑的是有关政府部门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所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如某些管理者是怎样在目标国企被收购前出任该企业的董事长，并为日后的炮制企业巨额亏损、压低企业收购价格、最终达到侵占国有资产而铺平道路的；在这些事件中，地方政府和国资委做了些什么；这其中是否有不法官商的联手行动，腐败行为有多严重，对此政府的监管又在哪里出了问题等等。再如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现象，人们普遍置疑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教学、收入分配等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指出政府没能及时建立健全相应的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廉价住房等社会保障机制；同时指出在这些领域里，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的不力，致使市场秩序混乱，诸如地域垄断、收费提高、哄抬价格等不法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归纳分析，可以引发我们深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由于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其中难免出现矫枉过正或过犹不及的现象。一方面从市场的角度看，改革不彻底、不配套，使我国的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市场基础相对薄弱，加之市场中存在着垄断、封锁、分割的现象，合理的价格机制难以形成，阻碍着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看，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依然受到政府过多的“越位”干预，导致企业行为扭曲、市场运行不畅，同时政府对市场应有的监督保障机制却很不健全；除此之外，由于在某些领域过度推行市场化“改革”，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位”问题越发突出，表现为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事业有序发展，使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些重大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等。
（二）改革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
一直以来，对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引发的各种争鸣，党中央国务院在坚持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对相关问题及时进行认真反思，并在广纳良言、深入探讨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如对于本次争鸣中人们普遍关注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在叫停相关改革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针对主要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例如提出要在公共财政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加大对基础医疗的投资，尤其是农村医疗的投资；提出对国内高等教育收费标准要严格控制和检查，中小学教育应该免费等政策措施。而且，通过本次争鸣和反思，中央已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了各项改革之首，一方面要重点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垄断专权的问题，扫清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障碍，以实现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另一方面则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转化为公共服务主体，致力于创造有利于各方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使公共资源、公共产品能公平合理地向公众分配，努力营建出平等参与、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公共领域。
在未来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使二者的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既促进效率提高又实现社会公平，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和市场的角色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是如此，我们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如此。这是需要在深化改革中把握的基本方向，即一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生产力发展，使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二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这两方面好比两个齿轮，需要紧密咬合才能运转良好。市场不正是在国家的指导、调控、监督、完善下，才能正常发挥其应有作用吗？而政府不也正愈来愈多地采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而实现其职能的吗？因此在现阶段的改革发展中，当说到市场体系该如何完善、政府职能又该如何转变时，不能单纯从某一方加以强调，而要认识到双方的改革均是以对方为条件，因此要注重协调好二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双管齐下、两手齐抓，以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能良性循环的、稳定的运行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
其二，在改革发展中，政府是处于主要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机制的形成是以政府的放权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前提条件的，区别于西方国家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强调在政府调控下的，深化改革也是在政府的倡议和领导下的；而且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还可凭借其国有资产代表人的身份在市场运行中发挥优势作用；另外，我国当前的改革发展还需要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以看待，这表明在调节国内市场时还需照顾到国际市场、在解决国内矛盾时还要考虑到国际关系，而只有政府才能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共赢。正是政府的这种主导地位也表明了改革的难点所在，因为政府既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改革的对象，政府能否协调好自身的这一双重身份，将是改革能否继续深化的关键环节。
其三，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协调好自身与市场间的角色关系。政府既然处于改革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就应始终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远目标，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及时依据形势变化，辨证地思考并解答有关市场化改革的边界以及政府职能的界定等问题。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在为经济带来活力与效率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政府迫切需要加强对平等机会的建立、对财富分配的改革和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在“十一五”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不同领域、在一定的范围内，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将是一个不断调试和细化的过程，其中政府既要发挥自身作用，也要重视群众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以使全民上下齐心协力、共创和谐社会。
三、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
我们对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的争论一直都有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些争鸣往往是从最初的对现实问题的纷争逐渐发展到后来的对理论问题的探讨。改革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当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成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后，就有从理论上进行概括总结的必要；否则，如果缺少相应的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归纳总结，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这是一个从实践中得到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理论又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和完善的持续发展历程。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我们既要重视对实践的摸索，又要重视对理论的探究；并要在这一过程中，争取做到在坚持基本方向、把握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勇于尝试，在理论上兼容并蓄、为我所用，争取逐步走向思想的统一，并不断在新的高度上实现着实践与理论间的良性循环。
（一）争鸣中有关实践和理论的问题
通过对改革问题的思考和对改革历程的回顾，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评价和探讨。有关争论基本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而展开的，争论的焦点是，在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以及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谁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如有学者提出，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教育界已逐渐被认可，并且不论是在教学人数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了。而又有学者对一段时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显著上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而深表担忧。他们指出，要谨防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迷信、崇仰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并向我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而后一种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第三次改革争论”从最初的有关问题之争逐渐演化为有关理论、意识形态之争。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质疑的是我们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主流，但在当前实际的学术研究、教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处在一种越来越不被重视的尴尬境地；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应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借鉴，但在相应领域里却似乎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位置。这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那就是一则该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才能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当前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二则该如何在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恰当地对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加以吸收、改造和利用？这些经济学理论上的争鸣和思考提示我们，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适时对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毕竟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将是漫长的，这需要实践与理论两条腿走路，才能保证走得稳、走得远。
（二）改革需要把握好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
党领导的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经历了诸多曲折，在每一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时，党都能在总结自身和借鉴国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改革发展的目标不断明确、改革内容不断创新，改革相关政策理论日益丰富，并以此来指导下一步的改革发展。特别是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六大在充分肯定改革方向的同时，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十六届六中全会则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在未来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把握好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必须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最基本的国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一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它强调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并在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和福利保障。因此当前要实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等不动摇。
其二，对改革发展的认识和对相关理论的探究是一个随实践不断深入和升华，同时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系统化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绝非易事，由于我国没有市场经济的传统，人们对此缺少实际感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即使是改革领导者和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也不十分清晰。虽然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可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改革实践进行实证研究，但没有一套理论和方法告诉我们改革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这是一个自我摸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改革指导思想、改革目标、改革路径等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和全面，中国改革面临的知识性约束正在逐步减少。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一工程中不仅包含各种流派的经济学说、理论，也囊括了诸如法律、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我们对于改革发展的相关理论也将倾向于以实践为基础、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下进行跨流派、跨学科的深入研究。
其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和改革发展实践将会成就并受益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经济理论的探索和完善。中国的改革发展没有现成的、与之对应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改革发展的实践也就不能循着一条明确的路径而前行。这种实验性的特征会使一些改革的结果难以事先预料，而改革的某些问题也是逐渐显露出来的。正是在这一不断面对困难和问题、不断突破思想意识上的束缚、从而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不断校正方向继续前进的过程中，我们的改革得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完善，同时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也得以陆续出台，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等等。相信在未来，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成就的时候，一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结合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实践出发的、科学、系统、完善的中国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学说体系必将应运而生，它不但是我们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更应是我们继续前进的航标和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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